督促机制不能逼良为娼
今年以来的河南省政法届似乎总是涌动着一股躁动的气息。先是有法院系统的“张院长新政”，后又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河南省司法厅关于充分发挥律师在诉讼调解工作中积极作用的意见》出台，这两者至少都在法律届引起了广泛争议。近日，全省检察系统又开始实行了“查贪腐数量垫底局长将被调岗”的末位淘汰制。
据了解，为督促河南省各省辖市多查办问题官员，河南省检察院推行后进单位问责制，对连续处于全省查办职务犯罪数量末位的省辖市检察院，责令该院反贪(反渎)局长限期改进，否则调整岗位（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09-10/23/content_12305866.htm）。
具体的内容无法了解，但仅从报道的点滴看，应当可以归纳成这样一句话：如果该省辖市检察机关反贪(反渎)部门查办腐败案件的数量位于末位，则该局长将面临着“下岗”的巨大压力和风险。
按照十七届四中全会对当前反腐败形势“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的分析，我十分赞同进一步加大查处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力度。唯有如此，刑法的特殊预防功能才会得到彰显，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才会不被弱化，民心才会有所向，执政的基础才会不被动摇。我不否认河南省检察院“查贪腐数量末位淘汰制”的督促作用。不过，以查办职务犯罪数量的多少来决定一个反贪(反渎)局长的去留问题，无异于走入了一个“以数量论英雄（成败）的误区。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商榷。
首先是逻辑前提预设的错误。“查处贪腐数量垫底局长将被调岗”的逻辑前提是：该地区有足够多数量的贪腐案件存在。一个地区如果贪腐现象严重，甚至泛滥成灾，而担负着查处职务犯罪重任的检察机关却无所作为，无异于是一种典型的失职渎职行为。在这种条件下，以数量论英雄的考核机制，虽不是长久之计，但也却不失为一个有效的方法。毕竟，在感性的层面上，它可以起到一种促进发挥职能作用的临时功效。但问题是，“贪腐现象严重”是否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却不得不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当然，从民众“当官的个个是贪官”的朴素观点出发，这种做法可以理解。关键是，民众的朴素感情与现实的存在之间则需要我们认真研判。
其次是忽视了地区和发展之间的差异性。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不仅各省市区的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异，而且在一个省内也千差万别，甚至在一个地市范围内，各县区之间也存在巨大的落差。例如有的发展水平已经属于发达地区，而有的却还是国家或省级贫困（区）县。虽然“穷则思变”可以成为贪腐的动机，但“肥上添膘”却更是贪腐的欲望和驱动力。否则，我们很难解释那些动辄就贪贿成百上千万的现象。这是其一；其二，多年来的实践告诉我们，贪腐现象的高发多发总是伴随着体制或机制上的漏洞而产生的。例如，双轨制价格并存的时代，贪腐现象多发于产、供、销环节；国企转制时期，贪腐行为大量暴发于改制过程中；市场经济深化之初日，正是商业贿赂盛行之始时；干部人事制度僵化时，也就是买官卖官“生长”期，等等。所以，不考虑这种地区之间和改革发展情形的差别性，一味强调数量的“整齐划一”，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事实求是”的背离。
第三是可能导致执法方向的偏差乃至错案假案甚至冤案的出现。严格地讲，河南检察机关的“唯数量论成败”的举措并不是什么新鲜事。199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当时反腐败斗争的形势和党的十四大、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精神，提出了以“严格执法，狠抓办案”的工作方针统揽各项检察活动。在查办职务犯罪方面，“集中力量查办大案要案”相应地成为各地检察机关的头等大事。不可否认，它的历史功绩应当充分肯定。不过，在“狠抓办案”的指导下，一些地方在执行中出现偏差，以“（立案）数量是举”成了“办案”的首选，并导致了质量的急剧下滑。按照1998年3月10日九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显示：1993年至1997年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和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等职务犯罪案件387352件，但起诉贪污贿赂、渎职等犯罪案件的被告人仅181873人，不到50%的起诉率暴露的是撤案和不起诉（免予起诉）的庞大数额，其中是否包含有众多的假案、错案，谁也无法估量。鉴于此，1998年开始了检察系统的教育整顿，并在1999年1月，全国检察长工作会议把“狠抓办案”改为了“依法办案”，2004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又进一步提出了“加大工作力度，提高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的总体要求。历史的经验教训面前，河南省检察院的“数量末位淘汰制”无异于是历史的倒退。
最后，“查贪腐数量末位淘汰制”还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并重”的工作要求产生冲突。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四中全会）对反腐败的部署是“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加大教育、监督、改革、制度创新力度，更有效地预防腐败，不断取得反腐败斗争新成效。”按照“标本兼治、注重预防”的要求，检察机关历来注重预防工作，并取得了相应成效。这种成效是否客观我不敢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一个预防工作抓得扎实的地区，职务犯罪高发多发的态势必将得到遏制。实际上，香港、新加坡等地的反腐预防成果已经为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佐证。如果按照河南省检察院的逻辑，这两个地方的反腐败机构负责人是否应当“下课”？
“病急乱投医”似乎是我们的一个通病，在更深层次上又与我们的执法理念、执法政绩观有着极大的联系。“查贪腐数量末位淘汰制”也许在当前符合当地“贪腐现象严重”的实际，但也只能是一种临时的“治标”之策，绝对不能成为长久之计。否则，理解上的偏差只会催生出“逼良为娼”的后果，并导致检察机关公信力的下降，最终损害法治的尊严。
常态的“查贪腐”机制应该是坚持有案必查，有腐必反，而且还要做到质量优先、人权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