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当

博主按：如果你不想成为下一个冤死的聂树斌，就请你将下面这篇文章进行一次最广泛的公益转贴，让这个旷世冤案再一次进入公众的视野！这也是本博主对所有的网友和好友们的一次请求！

    说这个案件是旷世冤案，并不是说它冤的离奇，而是因为它是在众所周知的冤情昭然天下之后，仍没人去纠正它，甚至“永无再审与翻案的机会”。

    这可能是古今中外都少有的司法状态，似乎那些天天把“司法为民”挂在嘴边的政客们都已死去，似乎那些能够正确领悟“三个至上”谁至上的专家们都已沉睡，似乎中国司法界的政要们都集体进入冬眠期。否则，又是什么东西能让那些人如此胆大妄为，敢于如此漠视生命、藐视法律、践踏公义？

    当我们在官媒关于“三个代表”、“三个至上”和“科学发展观”的呻吟不绝于耳的情况下，再看到他们如此对待聂树斌这个冤案，大家是不是感到有些特别滑稽？

   《南方周末》记者赵凌采写的这篇文章，犹如黑沉沉的夜空中划过的一颗流星，让我们对这个案件的前景看到一线光明。我们有什么理由不集体发出一声呐喊，惊醒那个将要在沉睡中死去的司法公正？！否则，下一个聂树斌就有可能是你、是我或是他。

“聂树斌案”翻案渺茫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37240

四年过去了，秘而不宣的“聂树斌案”复查，至今迷雾重重

被质疑的调查
自2007年4月一审被判死刑的“真凶”王书金上诉之后，两年时间，聂树斌案再次从峰回路转走向绝对沉寂。种种迹象暗示，聂树斌案或将永无再审与翻案的机会。
2005年4月聂树斌案被曝“一案两凶”后，河北省政法委成立了工作组，负责对聂案重新调查。当时，面对全国媒体的紧密关注，河北方面宣称，将尽快公布调查结果。然而，四年过去，这个承诺至今没有兑现。
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多次前往河北高院寻求调查结果，四年间得到的答复如出一辙，“正在复查，很快出结果”。直至今年3月，河北高院负责审查聂案的一位法官告诉聂母，调查结果已经出来，报到院长那里去了。但到底是什么结果，这位法官说不能向聂母透露。
这个秘而不宣的调查到底是怎样进行的，甚至到底有没有进行，外界无从获知。然而，南方周末记者从河北广平方面获知，过去几年，一直羁押于广平县看守所的王书金没有接受过河北公检法机关的任何提审。这个信息让关注聂案复查的人士对所谓调查产生了巨大怀疑。
聂树斌的律师李树亭与王书金的律师朱爱民纷纷质疑，王书金作为聂树斌案中最重要的活证据，如果复查一定会提讯，怎么可能绕开？
从2005年3月王书金被捕交待全部罪行直至与律师会面，他并不知道十年前的玉米地案另有“凶手”，也根本不知道一个叫聂树斌的人在十年前作为罪犯已被枪决。在一审法庭庭审中，王书金意欲主动供认玉米地奸杀案，但被法官以“与指控无关”打断，被公诉方以“查无实据”驳回。
2007年4月，一审宣判后，王书金以未起诉他在石家庄西郊玉米地的奸杀案为理由之一，向河北省高院提出上诉。他在上诉状中说：“我在2005年1月18日向河南省荥阳市索河路派出所供述自己在河北省犯罪过程中，包括石家庄西郊玉米地里强奸杀人的经过……对于这些河北广平县公安机关的警察进行了确认……警察还带领我对作案现场进行了指认，现场是凭着我对当时的记忆找到的。”
王书金的上诉心理中，有一点是微弱地期望通过主动坦白这个案子，获得可能的宽大处理。他说：“我是一个罪孽深重的人，不在乎是否多一起案子或者少一起案子，而是不愿意看到因为我的原因而使他人替我承担严酷的刑罚……我希望上级法院对（我坦白）这个案子能够按照重大立功认定，更希望给我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
2007年7月31日，河北省高院二审不公开开庭审理了王书金案，据参加庭审的人透露，王书金在庭上继续对未被纳入公诉的石家庄玉米地案供认不讳。庭审后，法律人士推测，二审维持死刑判决的可能性非常大。但时隔两年之久，二审判决至今未出。10月20日，王书金的律师致电主审法官询问何时判决，这位刘姓法官称，因为案情特殊，在没有领导指示的情况下，他说了不算。
南方周末记者还了解到，在对外宣称的复查期间，聂案中的被害人家属和好友也没有接受过任何形式的调查，他们是当年随警方第一时间看到案发现场的人。律师李树亭说，他们是案发现场最重要的目击证人，复查也不应该绕过他们。

真相可能永远死去
2007年11月1日，南方周末记者披露了聂树斌家属因获得原审判决书而得以进行申诉，以及王书金上诉要求为聂树斌洗清污名，这两个重大的意外事件曾让舆论对聂树斌案真相大白抱有最乐观的期望。法律界人士纷纷建言，希望最高法直接提审此案。
2007年11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答复张焕枝，申诉材料已转至河北高院，聂案的申诉由河北高院负责。著名法学教授贺卫方为此愤慨其荒谬：“偏偏承担纠错职能的机构正是当年制造冤案的机构。仿佛当年方成先生一幅漫画里虚构的场景：蒙受屈辱的秦香莲向包拯告状，包拯在状子上大笔一挥——“请陈世美同志查处”！
最高法院像当年提审沈阳刘涌案一样处理“聂树斌案”的希望似乎完全落空了。两年前来自最高法院的消息说，聂案被列为“重案之重”，已调派专人进行全案再审审查。这个让社会高度期待的行动，最终没有释放出任何信息。
一直关注此案的法学家贺卫方在博客中将聂树斌案的评论文章置顶。他分析，河北高院很难办，如果承认错误，就要自认倒霉，这就好像自己揪住自己头发离开地球一样。不纠正呢，良心上过不去，当事人倒霉，而且舆论压力又这么大，最后可能要承担更大的责任。无休止地拖延，就是因为这两种心态交织在一起的结果。
贺卫方认为，处理聂树斌案可以有三种思路，一是由比河北省更高的机构来进行调查和审理，即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因为它们不大可能受到地方利益的钳制和约束；二是由最高法院指定另外一个省的司法机构来对案件进行全方位审理，这也可以保持中立。第三是根据宪法第71条，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视情况必要成立特别委员会对特定事项进行调查并做出决议。
“现在这个案件对整个体制是一个考验，让国民对这个国家有信心，不再是草菅人命的做法，不再恐惧蒙受冤屈而得不到很好的解决，我相信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希望有关部门能抓住这个机遇。”贺卫方急切呼吁。
以“聂树斌案”四年波折来看，没有人愿意抓住这个机遇，也没有人认为这是个机遇。“聂树斌案”的真相，极有可能将随着聂树斌，永远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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