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是最终标准
一直以来总有一个问题困扰着自己：中国特色的“法律监督”究竟以什么为存在的根基？
说实话，身为检察机关的一员，当然希望检察的地位与权威至高无上。当然，这种至高无上绝不是“绝对权力”的那一层意思。
我想说的是，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程中，中国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存在的根据到底在哪？
有关检察权是司法权还是行政权的争论由来已久。排除检察“情结”以外，大多数的专家学者似乎都对中国检察——也叫做“法律监督”机关多有指责或发难：中立的司法（审判）权之上再有一个监督权的存在与法治相悖；所谓的“法律监督”与控诉、（职务犯罪）侦查等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检察权不是司法权只能是行政权；……，等等，不一而足。
在众多指责与疑问的“鞭策”下，这些年的检察理论研究有了长进发展。基本上对所有的问题都给以了回应。只不过——最起码在我看来——这些回应都是在预设结论——中国检察存在之必要——的基础上推导出来的。以结论来找论据，似乎犯了逻辑错误，还不足为信。
今天上午开班典礼之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朱孝清就“检察制度的几个问题”进行了讲授。从“检察的内涵”，到“中国检察制度的特色”，再“中国为何设立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等进行了专门讲解，并对当前质疑中国检察制度的一些观点作出了必要解答。
“自家人说自家话”，难免会有“外人”挑剔。虽然许多的观点与论证——例如，“权力架构”、“中国国情”、“历史传统”、“正反经验教训”——可能已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而且这些理由也可能受到充分的反驳。不过，以“法”为标准——用法治的道理来论证“法律监督”的存在与必要，却是别有一番新意。
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也勿谈社会主义或是资本主义，主张法治的人都赞同“法律的统治”——法律至高无上。所以，“法”——正义的“善”法是一切政党、国家机关、组织、公民个人行为的准则。也就是说，“法”才是评判法治化程度的根本。
既然如此，无关“国际惯例”或者“中国特色”，只要把握了这一要义，“法律监督”机关的存与废其实只是一个“名称”性的问题罢了。
英美法系是“法官造法”，法官就是“法”的化身。因为“法治”之要义，维护“法” 的权威与尊严在一定意义上就必须以“法官”为尊——其实不是对人而是对“法”。所以，有无“法律监督”都无关紧要。因为“法”是根本标准。
成文法国家——还是说中国吧，法官必须执行已制定好的法律。法官不能“造法”，也不是法的化身，他（她）只是“法”的执行或实践者。既是执行或实践者，能力、知识、经验的不同，当然就会存在偏差与误解，更勿论那些故意枉法徇私者了。如此，有一道“把关”监督的关口，应当也未尝不可。“法律监督”机关的设立与发达——就算目前的中国特有吧，其实是对事不对“法”——法律的。因为“法”是根本的标准，而“法律监督”以保障“法”的统一实施为追求，所以监督法的执行者并不代表损害“法”的权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