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梁剑兵

看到一剪梅君在指斥三公消费、四公消费：“就体制弊端言，本应由议会严格辩论和监控的财政体制，在吾国至今基本上没有影子。即便去岁4万亿人民币的刺激经济计划，也是政府说了算，议会基本上没发挥作用，在这4万亿人民币的花销上，其基本上充当着“聋子的耳朵”一类的功能——尽管也走了所谓“你报我批”的手续。议会压根就没想到这档子事还需要议会过堂、辩论才能决定行或者不行。”我表示认同。我与一剪梅君一样，在愤愤的同时更想到了制度改革和民主理财问题。

大家骂“公款消费”都骂了几十年了，也没有人认真思考一下如何改造议会的财政决策机制，从议事制度上去解决问题，这实在是令人扼腕叹息啊。

从历史上看，整个中国社会的官僚政治史，也无外乎就是一个公款消费的政治史。读书人学而优则仕，博取功名，图的就是公款消费而已。至于无法科举进身者，只好骂一骂“公款消费”之直系亲属，鲜有从制度改革民主理财的角度去动手解决问题的。厉害一些的角色，就去“闹革命”，为自己争夺更多的“公款消费”的权利。

其实，民主的首要功能是解决财政问题。在吾国乡村社会，基层民主的头号问题就是解决如何花钱的问题。但是，到了国家层面上，反倒没有人关心如何在全国范围内做到民主理财的问题了——这也实在是一个政治怪现状。

国家与议会的唯一存在价值，就是为社会公众办事，提供公共服务，这也是它们的基本功能与作用。但是，在任何社会，要想办理任何公共事务，不论是修建道路桥梁、出兵打仗还是做其他事情，假如没有钱，那么一切都是空谈。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尤其是在民主问题上更是如此。人类早期与当代的议会，主要的开会主题就是争论和解决财政问题。因为不管国家和地方，任何人想干任何事情，都要花钱。从这个意义上说，财政安排乃是任何一个议会议程中的头等任务，其重要性远远超过选举。比如1215年的时候，英国贵族逼迫国王签署的自由大宪章，几乎通篇都是财政问题。当代的西方议会，要用绝大部分时间处理财政预算问题。因此，鉴于人类任何时代的民主制度，主要都是用来解决财政问题的，所以“决事民主”显然比“决人民主”具有更加重要的地位。

因此，所谓议会，就是议论和决定关于本国、本省、本市、本县如何收钱、如何花钱办事的场所。当然议员们还会讨论或者决定其他的一些事情，比如选举出什么样的人去具体负责收钱、花钱办事等等，但是，归根结底还是如何解决本国、本省、本市、本县收钱、如何花钱的问题。所以说，议会开会的首要目的就是要“决定事情”，这才是它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任务，顺理成章，决定财政收入和支出问题也应该是民主制度的核心议题与基本功能。

君子不谈钱，法律学者不关心在财政问题上进行制度改革研究的现状应该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