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机会，真想向全国的基层司法官员们作个问卷调查，问一问：诸位在日常的工作中最怕的、最担心的是什么？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相信会是五花八门的。怕领导干扰办案，怕当事人胡搅蛮缠，怕社会舆论不解，怕亲朋同事误会，......。当然，也有自身原因引起的这怕那怕。言而总之，经历不同，感受各异，“怕”也就千差万别。

形形色色的“怕”，很多时候，很多情况下，不是因为法律问题，也不是案情多么复杂。静下来想一想，再把这些年来听到的、看到的、经历的基层司法梳理一番，才发觉，令人头痛——“怕”的事项还真不少。不妨总结些许，以供反思。

一怕专项行动。说专项行动，稍有经历的司法人员都能够说出个一二三来，比如“打击‘两抢一盗’”、“打击拐卖儿童、妇女犯罪”、“打击黄赌毒违法犯罪”、“治理商业贿赂”，等等。可以说是数不胜数。不过，这不是我想谈论的重点。因为，据说，对特定时期内某一突出的违法犯罪行为实施专项治理还是许多国家通行做法呢。我想说的是——某一地区地方党委政府所采取的“专项行动”。如果说，全国性的专项行动还有个根据“地区差别”视情况不同“区别对待”的话，那么，地方性的专项行动就是简单明了直指“突出问题”了。既有突出问题，又是地方大局，“专政”——包括司法的力量必不可少。当然了，“突出问题”中的违法犯罪，司法肯定不能置身度外。问题是，这类地方性的专项行动常常——就算是有时吧，都伴随着指标任务的分解与落实。例如，司法机关要严惩几个典型违法犯罪分子——以儆效尤。其中的逻辑存在是：“突出问题”可能与违法犯罪有关变为了“突出问题”肯定与违法犯罪有关。如此，不“找”出几个违法犯罪分子，司法很难过关。其实，惩处违法犯罪是司法的职能之一，本不应存“怕”之心。只是，指标重压之下，什么证据、事实、程序、法律，往往会被大打折扣，你说当怕不当怕？

二怕信访产生。按理，信访——尤其是依法的信访没有什么好怕的。只不过，这里面的问题要比想象的复杂得多。有的案件，可能一开始进入司法程序，当事人就已经做好了上访的准备。个别的案件，还会见到这样的一幕：从案件受理开始，当事人就已经放出了话，达不到诉求就上访！也不管自己是被告还是原告，也勿论自身有理或无理还是得法不得法，更不谈证据支持或不支持还是法律同意或不同意。一句话，司法就要按我意愿办。话说起来可能很简单：怕什么，依法裁决得了。可事实上，这只能叫做“站着说话不嫌腰痛”。想想看，现如今以“案结事了”为追求的大调解，这里面能排除没有“信访威胁”的因素吗？“怕”的原因不外乎是这样的：当事人的上访——重点是赴省进京的上访，往往涉及地方的政绩评价——“一票否决”可不是闹着玩的。所以呐，遇到可能产生信访的案件，有的司法官就可能已经开始头痛了，汇报、请示、协调，都可能被用上，司法的尊严已开始进入消弭。这是“前话”。“后话”——也是最主要的是，可能公正的裁决后，当事人的信访往往要引来领导的要求、上级的批示——更可怕的是“法盲”要求与批示。惨了，赴省进京“接人”花点时间金钱事小，关键是法律可能就会进入“讨价还价”的阶段，权威经常被“打折”。

三怕领导包案。我敢说，这绝对的是典型性中国特色。我指的不是司法官员中的领导包案——司法官员中的领导应该也是司法官，带头办案、办大案要案与疑难复杂案很有必要。我要说的是司法机关之外的党政领导“包案”问题。一般说来，能得到党政领导“赏光”挂帅的案件，要么是“有影响”、“有震动”的案件，或者是“疑难复杂”、“久拖不决”的案件。因为“有影响”、“有震动”，一般在要求“确保政治效果、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统一”的同时，可能会更加注重“政治”与“社会”层面的影响。很多时候，法律就会在有意与无意之中被搁置，或者说可能会被忽视。这样的事例其实不少：一段时间后，“领导包案”的案件，要么引起了新的问题——“一案变两案”，要么推到重新来——再炒“回锅肉”；因为“疑难复杂”、“久拖不决”，通常就有了“限时办结”的要求。要说明的是，很多情况下的“疑难复杂”、“久拖不决”不是因为司法能力的问题，而是“水平”与证据的影响。“水平”方面，比如“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行为，看你能不能按领导指示把它“打”下去（就如“敲诈政府”、“诽谤领导”一样）；证据方面，证据的变化与易灭失特性决定了有的案件是无法“成功”地被司法判断的，这也是程序正义的必要代价。如此，“领导包案”与“限时办结”的高压之下，证据、法律，也许就不再那么重要。更离谱的是，一个可能只是民事、经济方面的案件，领导一包案，各方面的资源——包括刑事手段也会被调用，并创造出一些诸如“以打促谈（协商）”、“以刑促民”的新词语。

四怕联合调查。把各方面的力量联合起来，针对某个或某一方面的问题或事件进行调查，应该是个比较常见的现象。比如矿难一发生，党政、企业，纪检、煤（矿）管、安监、公安、检察……，一个庞大的调查组织就会立即形成，联合开展工作。其实，这应当是个很有效的处理问题模式，只要在其中各职能机构和人员各司其职、依法行权即可。这样的法治常识性要求，这些年高层似乎是做到了，比如重特大矿难，公安是调查或立案侦查涉嫌“责任事故”犯罪，检察机关是“提前介入”查证背后的涉嫌“渎职”犯罪，等等。主要是在基层，联合调查也主要是针对地方重大或突出问题的，只不过，这类问题很多时候只是某一领域的——经济的、行政的、产业的，等。严格地讲，他们大多数与“司法”无关——除非在后期符合条件应当进入“程序”。虽然无关，但联合调查时，公安、检察、法院等也经常会被要求参与其中，目的无外乎是这样：一为“威慑”。这就如同前些年比较流行的公安参与计划生育、参与征收税费是一样的道理，但联合调查要隐秘得多；二是“借用”。说穿了，就是在调查中需要借助“司法”的手段与措施，就像侦查的措施，司法的手段，非公检法之外的行政、组织、纪检等是不能使用的，拉进司法就可以“打个擦边球”，也方便调查；三叫“参谋”。前两种情况现目前已经少了许多，取而代之的是司法参与联合工作时的法律“服务”作用。表面看，这似乎没有什么不妥之处，深究下去却是大有问题。想想看，司法前期的介入，虽是针对事项提供法律意见，为解决问题——主要是为政府提供决策参考。问题是，假以时日，一旦矛盾最终进入司法程序，不知道会不会出现自己审判自己的尴尬？

五怕协调会商。中国是一个讲究“关系”的国度，把关系学的知识运用到具体的工作中，则就体现为协调会商。有的问题，协商一下，集思广益，取得共识，应该是有利于解决纠纷的。不过，这要看问题的种类与性质。一个行政诉讼的案件，行政机关来和司法协调，意味着他们可能有违法但又要你给予关照；一个刑事案件，公检法一起坐下来会商，暗示着定罪处罚可能有问题，但又需要“打”下去。这几年，法治的确有进步了，部门、机关间的协调会商，检察的法律监督也好，法院的依法审判也罢，大体上还能坚持各自的相对独立性。怕就怕党政领导出面，政法委牵头的协调会商，问题更多的就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就如同“赵作海案”一样，公安与检察的多次协调不奏效，政法委牵头一会商，得了，冤案成就了。协调会商中，大多数情况下，司法也会有自己的独立意见，但能不能得到重视和采纳，一要看协调会商时的“问题环境”，二要看牵头领导的法治意识和开明程度。一个为解决而解决的事项，再加一个“法盲”式的决策者，再想保持依法独立的司法也是勉为其难。这当然主要是因为人、财、物保障受制于人的原因。就此而言，有人已经谈得很多了。不说了。

上述种种表现方式，在司法的实际运作中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为了稳定，为了和谐；有时也为了顺从民意，为了服从大局，司法也在自觉不自觉地习惯了听从长官指令，看各方眼色行事。忽略也好，冷落也罢，法律似乎只是需要之中的一个配角。有时候，至少是在表象的层面上，我们似乎很难指责地方党政解决问题的措施与方法之必要。甚至，就如同专项行动、领导包案这样的一些传统，还是顺应民意的要求。也许，这样的传统与习惯可以达到“头痛医头”之功效，也能够暂时赢得民众的支持。但是，儿戏法律、践踏司法的背后，社会法治的沉重成本被我们忽略了。这样的忽略，带来的负面效应不是显性的，而是潜在的、长期的。因为，无论是哪一种方式，实质都是权力膜拜带来的结果，只能进一步加剧法律信仰的缺失。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这是司法所担心的，也是司法最“怕”的。

因犯逃税罪、非法买卖爆炸物罪、挪用公款罪、贪污罪，被一审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0年的山西蒲县煤炭局原党总支书记郝鹏俊，在宣判的当天，当庭称：“我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事出有因。蒲县县委书记问我要5000万，时间是9月18日中午，在……”。话说了半截，被主审法官郑蒲隆以“与本案无关”为由当即打断（http://news.jcrb.com/jxsw/201005/t20100502_351165.html）。

“9月18日中午”、“在……”、“5000万”，……，一个有可能具备时空条件和具体要素内容的“案件”在法官的叱喝声中戛然而止。也许县委书记“索要”5000万的真相到底如何再也没有机会知晓，但透过法庭的表演，我们却很有必要对“与本案（有）无关”进行一番追问。

通常说来，与“本案”有无关联的确认，既需要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范，更主要的还要靠包括法官、检察官，甚至行使侦查权的警官在内的司法官员的判断能力。就“规范”而言，目前的刑事诉讼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并未对此作出明确规定。也就是说，尚未制度化、法律化的“本案关联”问题，在赋予司法官员必要而又受限极小的自由裁量权的同时，又反过来促成了对司法官员智慧的强大考验。其中，依据良知、责任、知识、经验或习惯等构成的司法判断能力显得十分重要。例如，前述案例中，郝鹏俊对县委书记的检举揭发，在一定意义上其实也能够作出“多可”性的回答：一方面，无论县委书记是否索要，对郝鹏俊的涉嫌犯罪构成应当毫无影响——动机并非是犯罪的构成要件；但另外一个方面，假如郝鹏俊所称的“县委书记索千万”查证属实，那么郝将因检举、揭发他人犯罪行为而应当被认定为有立功或重大立功表现，并获得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机会；再者，如果郝鹏俊是捏造事实，无中生有，那么，郝的“检举、揭发”也许就真的可以归入“与本案无关”的范畴。

不过，十分重要的司法判断能力，在现实中却可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由而大打折扣，甚至走向反面。如果说，在是否“与本案有无关联”这个问题上，低弱的司法判断能力可以通过教育培训和经验积累来改变的话，那么，排除“现实”干扰后的两种司法本身的因素却是值得我们高度警惕。一是情、利驱使下的徇私舞弊、贪赃枉法。大量的司法腐败实例告诉我们，“与本案无关”的托词之下，很难保证司法官员不会出现陷入“非法利益格局”和故意包庇、放纵犯罪的“司法黑洞”；二是“经验”积累之下长期养成的对权力谄媚的习惯。这样的习惯有可能是无意识的，与独立司法的无奈——权力对司法的干扰有相当干系——这是法治或制度建设的问题。其实，更为可怕的是司法对权力和政治的主动谄媚和自觉迎合。当诸如“与本案无关”之类的借口不断成为司法谄媚政治和权力的道具时，司法公信力本身也就在权力的阴影下荡然无存。在郑蒲隆打断郝鹏俊当庭陈词这一庭审中，虽然我们还很难推导出主审法官徇私枉法的嫌疑——尽管媒体上说对解开当地“官煤勾结”谜团非常有益，但对权力的谄媚之态迹象却是十分明显。这样的“瞒天过海”之术不容小觑。

制度化或规范化的法律明示当然应当为司法官员的判断能力提供必要的指引，但问题的关键似乎并不在于此。因为，当这种法律明示如果成为一种摆设时，司法判断只会因为“能力”的提升而由“错”走向更“恶”。它影响的不仅是个案的公正或公平性问题，更关键的是可能导致整个司法权威与尊严的下降，甚至是丧失。

简言之，要防止“与本案无关”名义之下的司法腐败和执法偏差，规范、监督和依法独立是良方，也是根本。

死刑威慑：应该威慑谁？

4月28日上午，福建南平“3·23”校园惨案凶犯郑民生被执行死刑。大约6小时后的下午三点左右，广东省湛江市下辖雷州市雷城第一小学校园内，一名男子持刀砍伤18名学生和一名教师；4月29日上午九时30分左右，江苏泰兴市泰兴镇中心幼儿园再暴持刀行凶事件，一名男子持刀冲入校园砍伤32人，其中学生29名，有5名儿童伤势较重，其中危重伤员2名；4月30日上午，山东省潍坊市坊子区九龙街道尚庄村村民王永来强行闯入尚庄小学，用铁锤打伤5名学前班学生，然后点燃汽油自焚。

这是在枪决郑民生后的短短3天时间内，又接二连三发生的同类惨案。由此再次引发了人们对残酷死刑的又一拷问。只不过，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时此刻的拷问，重点更多地放在了死刑的特殊功能——威慑力上，也就是死刑是否能够起到我们所预期的效果——遏制犯罪？。

依照传统的思维习惯，谈死刑的威慑力问题，当然更主要是从死刑的工具化意义方面来展开的。就是说，判决死刑不仅仅是为了惩罚犯罪人本人，而且是为了杀一儆百，杀鸡儆猴。让“别的人”从中汲取教训。关于这一点，众多研究死刑的专家或者国外的一些数据报告已经表明：在已经废除了死刑的国家里，废除死刑前后比较，严重犯罪的比例并没有多少变化。也就是说，死刑的存与废，跟严重犯罪比率似乎并无多大关系。其实，也无需再有更多的陈述与论证，仅就这几天校园里发生的残暴血腥杀戮来说，已经为这样的结论提供了足够的佐证。

这样的结论似乎也是无可挑剔和反驳的。只不过，我还是要怀疑，死刑——这一足以用“残酷”二字来形容的刑罚，难得就真的毫无威慑作用了吗？

在我看来，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常听到一句话，说的是“思路成就出路，视角决定方向”。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析问题，也许我们会得出相反的结论。比如，我们能不能把“杀鸡儆猴”中的“猴”换成“鸭”或者是“鹅”之类的？再假如，我们把“让‘别的人’从中汲取教训”中的“别的人”换成“政府”或者是“国家”又会怎样？

就在郑民生被执行死刑的那一天（4月28），日本警告国民勿来中国贩毒——日本共同社新闻说，日本外务省28日发布国外旅行信息称，由于在中国参与毒品犯罪最高可判死刑，因此呼吁在华和赴华的日本国民“不要卷入违法行为，切记谨慎行事”。

据说，国外旅行信息通常在外国治安恶化和发生恐怖袭击等情况下发布，以特定国家的刑罚为由发布实属罕见。这当然会使人联想起，日本外务省的国民警告自然与日前4名日本人在中国因走私毒品罪被执行死刑有着莫大的干系。

把其中的几个要素——死刑、罕见的发布缘由、日本——串联起来，在另外一个层面上，我们其实发现了以前未曾关注过的死刑的威慑作用。当然，威慑的对象不再是普通的自然人，而是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政府！还有去年12月29日曾经引起英国政府、首相和民众强烈不满的，英国籍毒贩什肯·阿克毛在新疆乌鲁木齐市被注射执行死刑一案，我也更愿意把它看做是死刑对一个国家或政府的威慑。

也许这是因为事关不同国度之间关系的案件，才产生出了死刑的另类威慑。需要追问的是，死刑是否可以在本国内对国家或政府产生威慑？社会契约论告诉我们，国家是为了公民本身的利益、安全和自由而设立的。政府的存在本身有着前提性的条件，人民各转让一部分权利给政府，政府就有义务按照“契约”保护好人民的各种权利——特别是至高无尚的生命权。因此，从社会契约论的角度出发也许可以导出这样的一个结论：政府才应该是死刑威慑的对象。因为政府有保护公民——包括那些可能涉嫌犯罪的人的生命安全的责任和义务。政府没有尽责，致使公民走向犯罪而被适用死刑时，应该承担必要责任。至少，在那些事关公众重大生命利益的涉嫌死刑犯罪的案件——比如近期内发生的校园惨案中，为官一方的官员要承担起必要的政治责任。

其中可能就产生了一个矛盾。既然政府可以成为死刑威慑的对象，那么，政府有必要在刑法中使用死刑吗？这应该是刑法学的另外一个研究方向，因为“死刑的存废与一个国家的国情、文化以及历史发展阶段密切相关。”所以，“事实上，死刑在很大程度上是当今的一种表达性措施，其存在的理由主要是出于为情感所左右（emothionally—charged）的政治考量而非诸如威慑性犯罪控制这样更为工具性的考虑。”中国传统中，杀人偿命的报应观根深蒂固，所以刑罚中的死刑有其存在的文化基础。尽管对犯罪起不到震慑作用，但也有保留的必要。从此意义上讲，死刑并非是一种威慑措施，更可能是一种政府逃避现实与责任的方法。

因此，我的观点是，死刑的存与废并不会成为当前讨论的重点。在威慑力问题上，死刑不会对自然人犯罪起到明显的遏制效果，但应当给以政府以必要的震慑。这种震慑，主要体现在督促政府更好地尽到保护公民权利的责任方面。其一，多管齐下化解社会矛盾，预防极端事件发生；其二，多措并举进行安全防范，让民众生活在安全环境中；其三，推进法治倡导权利意识，促进公众对生命的敬畏。

在“没完没了的折腾”后，平顶山法院竟然“违反法律关于案件诉讼次数的规定”，对一起经过“两级法院三次审理最终作出判决”的案件再次立案，要进行第四次审理。立案的理由，按照媒体的“提炼”，是因为原最终判决的败诉方——一家开发商的“情绪激动”（《河南平顶山法院违规立案 竟因开发商“情绪激动”》，http://news.jcrb.com/jxsw/201004/t20100408_341188_1.html

说实话，把“情绪激动”作为再次立案的理由，打死我也很难相信。这无异于天方夜谭，除非想出这个理由的法官真的是个白痴。还好，报道文章随附的还有一份网上流传的“再审案件立案审批表”，可以为是否“天方夜谭”或者“白痴”的判断提供佐证。

原来，“情绪激动”只不过是媒体吸引眼球的一个手段罢了。“审批表”上立案庭给出的再审立案理由全文是这样说的：“当事人情绪激动，声称进京上访。”

“声称进京上访”，这应当才是问题的关键——“情绪激动”无非是这个关键的一种点缀或比拟而已。

害怕当事人进京上访，这几乎是各级法院特别是基层法院——也包括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的一个通病，也是现实司法和政治生态的真实写照。根本原因则是“维稳观”异化后所带来的必然反映。

确保（上访）“零进京、零赴省”的目标，是目前通行的上级考核下级在落实“保一方平安”、“维护社会稳定”等责任方面的主要内容，甚至还有出现“进京、赴省”上访“一票否决”的硬指标。在这样的硬性要求面前，本已被《信访条例》赋予的“信访权”也就会经常出现被无端剥夺的状况。在一定意义上，为大众所诟病的“拦访”、“截访”，也包括那些违法盯梢、跟踪、限制人身自由的“劫访”等非常规确保零“越（级）访”手段，似乎也是这种“维稳观”指导下的“应然选择”。

只是，“应然”并非就是“最佳”。“拦访”也好，“截访”也罢，不仅劳民伤财，费时费力，而且还有极大的风险。最优的选择是能够预防并避免信访问题的出现，也就是把可能的信访消灭在萌芽状态。因此，平顶山法院的再次立案，在我看来，虽是违规，实乃“不得已而为之”。

我这样说的意思，虽有“同情”之心，但决无姑息之意，更无纵容之说。恰恰相反，信访制度尽管有其弊端，也可能与法治精神冲突，但作为一个具有十分中国特色的长期实践，其历史的、现实的对下级官员的监督功效也不可否认。最重要的是，“信访权”既已被法律所保障，我们就应当给予必要的尊重。所以，那些层出不穷而又五花八门的“拦访”、“截访”等剥夺公民权利的做法都必须坚决反对——当然也包括那为“预防”信访问题出现的种种违法违规行为。

我们更应该进行深刻反思和检讨的是，出现这些违法违规行为的根源究竟是什么？

百姓期盼安居乐业，社会需要持续稳定，发展依靠平安环境，这不仅是公民的心声，更是政府的义务。因此，把“稳定”作为各级政府的第一责任（从上到下的通行官方语言是：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是第一责任）并落实到考核体系与指标中，应当是无可厚非。关键是，我们必须对异化了的“维稳观”保持高度必要的警惕！

无论是上访或是信访，既是宪法有关言论自由的表现，也是民众监督权行使的形式，还是公民维护合法权益的渠道。依法理说之，不管是“进京赴省”还是“越级跃层”的上访，只要在法律框架范围内，不仅是值得赞许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公民法治意识成熟的标志之一。说到底一句话，“进京上访”并非等于不稳定，也许更不应该就是“乱”；再进一步，保稳防乱的根本途径是权力的规范行使和公民权益的充分保障。

实际上，在异化“维稳观”的指导下，因为防止“进京上访”而“情有可原”的违法违规，不仅仅是损害法律尊严和司法权威那么简单，更是对法治的挑战和背叛。在这一点上，平顶山法院的一时之趋“利”，所带来的“害”概莫大焉。

这是一个在老家听来的真实故事，在我看来十分值得玩味。

话说老家有相邻的一县一市，相距约有100公里。两地人员交往长期一派繁忙景象，公共汽运是主要的交通工具。公众所知，公交改革之后，对这种既是“长途”也算是“短途”的农村客运市场，民间——主要是个体运输业主是其中最主要的角色。

正如有的专家学者所说，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多是“利益人”。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趋利避害的本性使得这些民间的客运业主们曾经一度陷入恶性竞争的漩涡。政府难以管制，乘客怨声载道，业主牢骚满腹，可能就是那时的真实写照。

竞争归竞争，牢骚归牢骚，闲暇之时，互为对手的业主们也会相聚一起喝杯土茶，打个小麻，聊上一聊。令人生怨的竞争环境也是其中一个话题。说不清是哪一天，也道不明是哪位高人的提议，反正后来的结果是他们自行组织起来了。

说是组织起来公恐怕有点言过其实，用“松散的联合体”进行表述可能更恰如其分。经全体商议，这条客运线路的所有个体业主们都同意——我所知道的情况是：共同聘用人员在两个始发站进行统一的售票，各业主车辆按照先后顺序定时发车；中途也设专门的售票点上车为中途搭乘旅客售票，钱款集中保管或存储，一定时间（每周或每月）后业主们按“趟”分配所得。当然，除统一聘用人员工资外，其他所有的运输成本——包括燃油费、司驾人员费、车辆维修费、单车管理和行政收费等，一概由各业主自行承担。

这应当的确是个“松散的联合体”，联合的初衷也许是为了防止无序竞争带来的混乱，可能还主要是为避免伤了“和气”。不过，从乡亲们的津津乐道中，我却感受到了一种民间智慧所带来的“多赢”景象。这大概是首倡者所没有想到的。

对车主们来说，在两个始发站的发车顺序是按照车辆进站的先后时间来安排的，不再担心为抢占“有利位置”和“有利时机”而相互积怨甚至大打出手。由于有统一聘用的售票员（而且随时更换搭配相互监督），车主们要么不再亲自“跟车”售票（防止驾驶员私吞票款）而腾出时间做其他的事，或者不再另行聘用“跟车”售票员而节约成本。更可贵的是，按“趟”分配的方法，既体现了“多劳多得”的原则——每多跑一趟就可以多分得“1/总趟数”的收入，也蕴含了“公平”的精神——每一趟分得相同的收入——核定载客数等相同的车辆在相同线路上每运输一趟的耗油量等成本是基本一致的（当然，“好车”耗油量会低，但购车成本也相对高，两厢比较下来，按“趟”分配也显得“公平”）。再者，车主们各自承担其他运输成本的措施，也为各车主发挥自身的聪明才智留下了空间余地。

因为定时定点发车，乘客们可以充分合理安排自己的出行计划；因为“后车”不得无故超越“前车”，也由于是按“趟”分配而不是按乘客数多少分配所得，车主或司驾人员不再为抢客源而开快车、开“英雄”车、开“斗气”车，乘客安全得到相对保障。

另一方面，车主们的这种联合自治，还为政府管理大大节约了行政成本。维护公平竞争，管理客运安全，都在这种联合体下得以有序存在。

尽管这个“松散的联合体”可能还有许多有待改进和规范的地方，而这也恰恰反映出政府应当引导的责任。

我更想说明的是，民间的智慧是无穷的。政府，或者是社会的管理者，不必担心更不用害怕民间的联合与组织；相反，民间的这种联合与组织更需要鼓励和引导。因为，让民间充分组织与自治，不仅是现代法治的要求和发展趋势，更是节约管理成本、提高行政效益的一个主要途径。

“今年我没有提案。”；“我的提案还没弄好。”……，面对大小媒体的围堵与追问，来自地产界大佬级的众多政协委员们，要么顾左右而言他，要么就选择了守口如瓶——地产商的集体失语与来自其他行业的政协委员集体热议高房价的状况形成了鲜明对比（3月4日《中国证券报》）。

这样的反差太值得玩味了。

法律微博上看到一条“答记者问”——曹操出土后答记者问：你死在洛阳，为何选在安阳建墓穴？曹：首都房价太贵，二线城市便宜。问：陪你沉睡千年的女人到底是谁？答：嘘，她是貂蝉，字海藻。……。是不是很有点意思？只是老曹有所不晓，不仅首都房价太贵，其实不管二线城市还是三线城市，房价在近年来都一直飙升，老曹要是死在当下，不知道又会把墓穴选在何处？

难怪“高房价”要再次成为今年“两会”上的热门话题了。

只是，地产界委员们却在小心地“讳谈”。是“做贼心虚”还是不愿面对？是利益难舍还是另有隐情？

似乎都有道理。不过，来看看去年这些地产商们的慷慨激昂，也许我们会发现一些主要根由的苗头。2009年的两会期间，恒大地产主席许家印提出“三控”降房价：政府让利，控制地价；国家减免一些税费；企业让利一部分。荣丰控股董事长王征更是语出惊人：房价下降是大势所趋，房地产市场的成熟表现应该是从暴利走向薄利。

然而今年两会，王征绝口不谈房市。不论是提案，还是接受采访，他都绕开了房价这个敏感话题。

两厢对照，另有隐情可能才是根本。实际上，尽管并非财经界人士，冯世良委员的话却已经一语中的：“土地出让金全部收归国有，全国统一规划土地出让，让地方政府卖地无利可图。”冯世良委员表示，市级、县级甚至乡政府皆为地狂的景象让他十分担忧，化解地方政府卖地收益，才是抑制高地价高房价的根本之策。

中国指数研究院在上海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二00九年，全国有六十个城市的卖地收入增长超过了一倍，杭州、上海、北京居前三位；据统计，二00九年全国有六十个城市土地出让金收入同比增加超过百分之一百。上海获得人民币一千零四十三亿，成为第一个出让金超过千亿的城市。杭州随着年末最后两天的交易，卖地收益一举达到一千二百亿元，跃居全国城市首位。而北京成交的各类土地达二百四十七宗，成交金额达九百二十八亿元。（来源：中新网http://www.chinanews.com.cn/estate/estate-tdxw/news/2010/01-06/2057275.shtml）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土地出让金收入基本划归地方政府，实践过程中已经演变成为了地方的“第二财政”，“土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平均至少在50%以上，西部一些城市这一比例甚至达到80%以上”，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副总工程师邹晓云很肯定地告诉《瞭望周刊》的记者。

土地都在政府手上，既然要卖出去，为什么不卖个高价呢？。

当然，高价出让土地只是高房价的一个主要原因。政府掌控市场能力，房价调控政策，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等等，都应该是影响因素。

看来，地产大佬的集体失语也是值得同情和理解的了。

代表委员说话，期待由“为民”变“代民”

下周，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将分别在北京开幕。“为了把基层民众的声音更好地传递到全国两会上”，近一段时间以来，人民网、新华网、凤凰网、腾讯网、正义网和法制网等众多的新媒体相继就社会关心的热点问题，开展了调查。就目前调查的情况看，公民——特别是网民参与热情极高，纷纷通过跟帖、留言和投票等形式参与了调查；初步结果上，社会民生（医疗改革、楼市住房、社会保障、食品安全、教育公平、物价、教育、就业、养老……）和民主法治（反腐倡廉、司法公正、民主监督、社会公平……）最受关注。

高涨的参与热情，问题的普遍关注，这些都应该是个可喜可贺的现象——法治文明、民主进步在这里得到了一定体现。毕竟，公民的意愿与诉求在媒体的鼓动与策划下有了一个表达的渠道。

这些集中起来的民意是否最终能够站在“两会”利益博弈的平台上，可能更取决于两个主要的因素：一是高层的开放与开明；二是民意自身的“说话”人。

高层的开放与开明在近年来是有目共睹的：“网络问政”进入政府工作报告，工作报告面向公众征求意见，政府首长与普通民众直接面对面听取声音等等，都是可圈可点。不过，仅有这一点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在现有监督渠道不是十分畅通的情况下，政府的开放与开明很难保证不会被演变为一种“作秀”。

在我看来，让民意成为利益博弈主角的关键还在于民意自身的“说话”人，也就是“两会”上的代表委员们。尽管他们倍受来自各方的指责与批评，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那些不再是“举举手、开开会”的代表、委员也确实是越来越多，他们开始不断地为民讲、为民说，让公众的意见和建议在决策层中或多或少地产生了一种微妙的影响。

只是，这种影响有时仍然是微不足道的。比如，针对反腐倡廉问题，民意期待下的党和国家虽然在不断加大力度，对各种腐败现象保持高压态势，但公众一再呼吁的制度建设——例如“官员财产公示”——却是举步维艰，因此腐败问题已连续三年位居全国“两会”热点榜首，已经足见民意由虚拟走向现实的尴尬。

尴尬的本质也许更在于代表、委员们“说话”的作用与方式上。说“作用”，指的是说出的话在博弈中的力量和对决策的影响度；而“方式”，我以为应该体现在代表、委员“说话”时是“为民”还是“代民”这一“角度”或者说是“心理状态”上。

“为民”说话，照我的理解，是“为你们说话”或者是“为他人说话”。由此，说话的人可能就会被排除在“被说话”人的利益之外，暴露的是一种为你做主、为你谋利（反过来，“你”就应当感恩戴德）的“清官”情节。实际上，看看各种媒体上宣扬的各级“为民”说话的代表委员的典型，大多数都免不了有个一官半职，我相信这种分析决不是空穴来风。当然，在那些众多的只会表表态、举举手的代表委员中，能够“为民”说话已经显得十分难能可贵了。

人是社会的主体和基本单元，怎样说话，要受性格、身份、环境、知识结构、教育生活背景等多重因素的制约。代表委员也是人，“为民”说话主要取决于自身的良心和社会责任感，很难说与利益相关（当然，公益除外）。很大程度上，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一个民工代表会极力为打工者说话（如全国首位农民工代表胡小燕），因为他（她）毕竟体验了弱势群体的艰辛；但我们却也有理由不满怀信心地期望另外一个“圈子”的大多数会极尽全力地为他人着想。毕竟，“经济人”的本质已经作出了很好的解答。

所以，要使“说话”的作用真正发挥效用，我们需要有“代民”说话的代表与委员。

“代民”说话可以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代表委员为各个社会群体“代言意识”的增强；二是各个利益群体有自己的“利益代言人”。第一个方面需要有责任意识的培养与教育，更取决于代表委员的意志、理念、素质和能力；第二个方面则涉及到选举、代表比例和名额分配、代表权利、监督等制度和法规问题。这应当是我们更需要关注的。

无论是国外的议员制还是中国的代表大会制，都是由选举产生的代表民意的机关来行使国家权力的制度，本质都是“代议”。既是“代议”，就需要有真正的“代表”而不是“被代表”。这应当是当前中国在民主、法治的层面上真正需要考虑的事情。

虎年伊始，“两会”在即。可以预见的是，腐败问题依然还会是一个热点。毕竟，在刚刚过去的2009年，有那么多的高官曾被查处，还有重庆打黑反腐的衬托，更有十七届四中全会所作的铺垫。

腐败不得人心，这应该是句真理性的话语。因此，不论是西方还是东方，也勿论是社会主义或是资本主义，各国无一不把反腐败作为头等政治大事的。中国其实也是如此。起码在领导的讲话和官方的正式文本中，我们很容易地找出高层坚决反腐的信心与决心。

高层的指示与要求，当然需要下级的层层贯彻与落实。也许是为了表明与上级的高度一致，也可能的确是为了打造一个廉洁政府的需要，地方许许多多的当家人在反腐问题上也表现得十分的不遗余力。

只是，我常常怀疑，我们是否“错误”地进入了一个“被腐败”的时代——腐败的内涵与外延在有意或无意地被曲解和泛化了？

就说近期吧：2月4日，商丘市纪委三届五次全会上，市委书记王保存强调，消极也是一种腐败，而且这种腐败现象是无形的、潜在的，比如精神颓废委靡、得过且过，吹拍拉扯、投机钻营，不作为、不负责，处事不公、不正、不坚持原则等；2月10日，武汉市反腐倡廉工作会议上，市长阮成发说：“所谓责任政府，就是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责任的越位、缺位和错位，实际上都是腐败。”他强调，相互推诿也是一种腐败。之前，昆明市委书记仇和谈到：“腐败我看有三种：第一种是贪污，第二种是决策失误造成经济损失，第三种是宁愿少干事，甚至不干事，保证不出事，四平八稳，按年龄大小、皱纹多少、胡子长短排队等提拔，失去机遇，影响一个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还有众多媒体上一再宣扬的各种“腐败”，例如：干部“不思进取”也是腐败；“惰政”也是腐败；嫉贤妒能也是腐败；脱离群众也是腐败；“三公”（公仆、公款、公开）拜年(特指领导给群众、上级给下级、公仆给主人们拜年)也是腐败；……,等等，不一而足。

腐败究竟是什么？《汉书·食货志上》:“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辞海》的解释，腐败是指腐烂。现代意义上，腐败总是与政府、权力和官员等联系在一起。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腐化是指国家官员为了谋取个人私利而违反公认准则的行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腐败定义为：“腐败是滥用公共权力以谋取私人的利益。”一个更为广义的定义是：“腐败乃是通过关系而有意识地不遵从，以图从该行为中为个人或相关的个体谋取利益。”国际透明组织对腐败含义的解释是：“公共部门中官员的行为，不论是从事政治事务的官员，还是行政管理的公务员，他们通过错误地使用公众委托给他们的权力，使他们自己或亲近于他们的人不正当地和非法地富裕起来。”我国的一些学者认为：腐败是“党和国家公务人员滥用权力谋取私利，从而违反当时社会公认的纪律、法律和道德规范，并形成一定社会危害的一种畸型的政治行为和政治现象。”

可见，无论中外学者、组织在给腐败下定义时，似乎都离不开这样的几个要素：公权、非法（违规）、私利。简单地讲，腐败就是公职人员利用公权力非法（违规）谋取私利的行为。因此，腐败既是个政治问题，又是个利益问题，本质是私利面前的公权蜕化与变质。

如果上述分析与推导成立的话，消极、相互推诿、决策失误、惰政（少干事、不干事、四平八稳……）、不思进取、……，似乎都很难纳入严格意义上腐败的范畴。

当然，我这样说的意思，决不代表我们就可以容忍这些消极甚至是丑陋现象的存在和生长。恰恰相反，由于它们都是对责任的抵触、对立与抵抗，与法治文明格格不入，在对合法权益的漠视和侵害的同时而不易被察觉，其负面影响可能比那些腐败案件更广泛、更深层、更直接，暴露的是执政能力的下降与消极；在一定程度上，它们还是腐败与违法犯罪的原始形态，更应该引起深层的警惕。

我想说的是，责任的要归责任，腐败的要归腐败。尽管责任的越位、缺位和错位也会导致腐败，但它可能更是一个行政和人事管理，包括用人、竞争、激励、考核、评价、约束、监督、规范、处罚等人才资源配置和管理机制方面的问题；虽然腐败也会由责任失范而引起，但它可能更是一个机制和制度构建，最主要的是权力、监督、民主与法治化的问题。说到底，两者有联系也有区别，着眼点也许都在营造一个公开透明的制度规则环境上，也在于预防方面，但它们的侧重点应该是不同的。

行文至此，想起书上说，在那“赶美超英”的时代，全民大炼钢铁，不仅是劳民伤财，浪费了大量资源，结果那钢啊铁呀的产量与质量仍然远远落后……。

中学就学过，要抓主要矛盾，要抓矛盾的主要方面。责任与问责，腐败与反腐，是不同的矛盾，各有自身的主要方面，不能混淆。值得注意的是：一切问题总是都“被腐败”，难免不会迷失方向。

1月9日下午，一位八旬老人突然摔倒在浙江杭州南宋御街街头。人们纷纷伸出援手，但谁也没有把老人扶起来。对“扶，还是不该扶?”的问题，腾讯网发起了投票，近13万名网友的参与中，仅有4.01%的网友觉得应该扶老人(1月16日《中国青年报》)。

导致这样的结果，许多人认为，是南京“彭宇案”（以及不久前河南郑州大学生扶起倒地老太被判赔7.9万元案——1月8日《郑州晚报》）的“遗毒”未消。

“彭宇案”的最后结果，有一个重要的说法是：在2008年03月15日，“两高”有关负责人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新闻中心就“司法公正”问题接受中外记者集体采访时，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公丕祥回答记者提问时透露，轰动一时的南京“彭宇案”双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达成了和解协议，并且申请撤回上诉。最后案件的结果是以和解撤诉而结案的。而且双方当事人对案件的处理结果都表示满意。

值得关注这样的细节或用语：“和解”、“撤诉”、“结案”、“满意”。把它们串联起来，可以用现在比较时髦的词语来概括，即叫做“案结事了”，更主要的是“矛盾化解”。

因为谁也没有把突然摔倒在地的八旬老人扶起来，也就有人说，一个“彭宇案”判决，令中国的道德水准倒退了30年。如此这样的认识应该是夸张了许多，但也确实值得警惕。不过，更应当引起我们思考的问题是，一个“矛盾被化解”后双方当事人都表示满意的案件的阴霾怎么会如此长久地缭绕在人们的心头？

无独有偶。再来看一个近期以“调解”结案的案件：2009年，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被盗轿车撞死人案件，一审判决引起巨大争议。日前，随着车主一方赔偿款到位，这起案件终于尘埃落定。但由于二审是调解结案，法院并未给明确说法（1月20日《检察日报》）。

同样的“调解（或和解）”结案，相同的“案结事了”，一样的无法认定有民事过错的当事人承担了民事责任（据2008年3月16日《成都商报》，“彭宇案”和解的结果是彭宇承担了10%的责任，赔偿1万余元）。不同的是，两件“矛盾化解”的案件，一个让公众不敢再为应为之事，一个却让人们迷失了方向。

这样的结局可能是司法所不愿意看到的。只是，问题的关键也恰恰就在于司法本身。尽管一审判决曾经都引起了广泛争议，但即使是从朴素感情出发的人们也仍然能够得出一个判断是非的标准，而二审“化解矛盾”后的调解结案，要么因为“保密”，要么是“未给明确说法”，不但让人们进一步加深了判断是非的错觉与疑惑，也对司法的公信力造成了巨大伤害。

至少法律人都有着这样一个共识：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所谓正义，是指“公正的、正当的道理”，它不仅是司法的追求，也是司法的本意，基本要求是要有个“明确说法”。其实，一个案件寻求调解或和解的渠道，既有法理与法律的支撑，也能大大节约司法资源。只是，我们不能背离了“公正、正当道理”的内涵。

前些天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指出，要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在当前社会矛盾凸显的时期，把“社会矛盾化解”作为司法的重点之一无可非议。我所忧虑的是，在众多的基层司法实践中，是否会出现把社会矛盾简单地等同于当事人矛盾的情况？实际上，看看会议闭幕后近一个月来诸多相关媒体的关联报道，这种担心应该不是多余的。

看来，我们所要明确的是：什么是社会矛盾？说实话，这个问题还有劳请教大家。不过，有一点可以基本确认的是，无论是这矛盾还是那矛盾，似乎都与“公正、正当”脱不了干系。从此角度出发，推进社会矛盾化解正是司法当为之事了。

这两天在本地列席“两会”，在对“两院”工作报告讨论时，基层代表们谈论得最多的是有关司法的两个问题：一是不服判决的闹访缠访；二是同类问题判决标准的适用。其实两个问题都是同类性质的（普遍）事件或矛盾所引起，相异的是他们来自于不同的乡镇。前一个问题是因为一个当事人不服法院判决，天天找要“说法”，为了化解“矛盾”更为了“稳定”，政府出面花钱买了平安，结果是引发了更多的“信访”——毕竟那是有先例。后一个问题也有当事人不服，不过，基层干部以法院判决为样板，进行了详尽的“释法说理”，当地却一片“祥和”。代表们一致期望，“和谐”不是“和稀泥”，标准要明确。

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司法的结果往往会对社会导向产生或多或少，甚至是巨大的影响，必须高度重视。司法化解社会矛盾，应该是在“公正的、正当的道理”基础上的化解。当司法用“和稀泥”的方式，以“保密”为借口基础上的化解矛盾为追求时，个案也许“和谐”了，但最后输掉的可能不仅仅是“稳定”，还可能是社会的公平与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