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我没有提案。”；“我的提案还没弄好。”……，面对大小媒体的围堵与追问，来自地产界大佬级的众多政协委员们，要么顾左右而言他，要么就选择了守口如瓶——地产商的集体失语与来自其他行业的政协委员集体热议高房价的状况形成了鲜明对比（3月4日《中国证券报》）。

这样的反差太值得玩味了。

法律微博上看到一条“答记者问”——曹操出土后答记者问：你死在洛阳，为何选在安阳建墓穴？曹：首都房价太贵，二线城市便宜。问：陪你沉睡千年的女人到底是谁？答：嘘，她是貂蝉，字海藻。……。是不是很有点意思？只是老曹有所不晓，不仅首都房价太贵，其实不管二线城市还是三线城市，房价在近年来都一直飙升，老曹要是死在当下，不知道又会把墓穴选在何处？

难怪“高房价”要再次成为今年“两会”上的热门话题了。

只是，地产界委员们却在小心地“讳谈”。是“做贼心虚”还是不愿面对？是利益难舍还是另有隐情？

似乎都有道理。不过，来看看去年这些地产商们的慷慨激昂，也许我们会发现一些主要根由的苗头。2009年的两会期间，恒大地产主席许家印提出“三控”降房价：政府让利，控制地价；国家减免一些税费；企业让利一部分。荣丰控股董事长王征更是语出惊人：房价下降是大势所趋，房地产市场的成熟表现应该是从暴利走向薄利。

然而今年两会，王征绝口不谈房市。不论是提案，还是接受采访，他都绕开了房价这个敏感话题。

两厢对照，另有隐情可能才是根本。实际上，尽管并非财经界人士，冯世良委员的话却已经一语中的：“土地出让金全部收归国有，全国统一规划土地出让，让地方政府卖地无利可图。”冯世良委员表示，市级、县级甚至乡政府皆为地狂的景象让他十分担忧，化解地方政府卖地收益，才是抑制高地价高房价的根本之策。

中国指数研究院在上海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二00九年，全国有六十个城市的卖地收入增长超过了一倍，杭州、上海、北京居前三位；据统计，二00九年全国有六十个城市土地出让金收入同比增加超过百分之一百。上海获得人民币一千零四十三亿，成为第一个出让金超过千亿的城市。杭州随着年末最后两天的交易，卖地收益一举达到一千二百亿元，跃居全国城市首位。而北京成交的各类土地达二百四十七宗，成交金额达九百二十八亿元。（来源：中新网http://www.chinanews.com.cn/estate/estate-tdxw/news/2010/01-06/2057275.shtml）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土地出让金收入基本划归地方政府，实践过程中已经演变成为了地方的“第二财政”，“土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平均至少在50%以上，西部一些城市这一比例甚至达到80%以上”，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副总工程师邹晓云很肯定地告诉《瞭望周刊》的记者。

土地都在政府手上，既然要卖出去，为什么不卖个高价呢？。

当然，高价出让土地只是高房价的一个主要原因。政府掌控市场能力，房价调控政策，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等等，都应该是影响因素。

看来，地产大佬的集体失语也是值得同情和理解的了。

代表委员说话，期待由“为民”变“代民”

下周，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将分别在北京开幕。“为了把基层民众的声音更好地传递到全国两会上”，近一段时间以来，人民网、新华网、凤凰网、腾讯网、正义网和法制网等众多的新媒体相继就社会关心的热点问题，开展了调查。就目前调查的情况看，公民——特别是网民参与热情极高，纷纷通过跟帖、留言和投票等形式参与了调查；初步结果上，社会民生（医疗改革、楼市住房、社会保障、食品安全、教育公平、物价、教育、就业、养老……）和民主法治（反腐倡廉、司法公正、民主监督、社会公平……）最受关注。

高涨的参与热情，问题的普遍关注，这些都应该是个可喜可贺的现象——法治文明、民主进步在这里得到了一定体现。毕竟，公民的意愿与诉求在媒体的鼓动与策划下有了一个表达的渠道。

这些集中起来的民意是否最终能够站在“两会”利益博弈的平台上，可能更取决于两个主要的因素：一是高层的开放与开明；二是民意自身的“说话”人。

高层的开放与开明在近年来是有目共睹的：“网络问政”进入政府工作报告，工作报告面向公众征求意见，政府首长与普通民众直接面对面听取声音等等，都是可圈可点。不过，仅有这一点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在现有监督渠道不是十分畅通的情况下，政府的开放与开明很难保证不会被演变为一种“作秀”。

在我看来，让民意成为利益博弈主角的关键还在于民意自身的“说话”人，也就是“两会”上的代表委员们。尽管他们倍受来自各方的指责与批评，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那些不再是“举举手、开开会”的代表、委员也确实是越来越多，他们开始不断地为民讲、为民说，让公众的意见和建议在决策层中或多或少地产生了一种微妙的影响。

只是，这种影响有时仍然是微不足道的。比如，针对反腐倡廉问题，民意期待下的党和国家虽然在不断加大力度，对各种腐败现象保持高压态势，但公众一再呼吁的制度建设——例如“官员财产公示”——却是举步维艰，因此腐败问题已连续三年位居全国“两会”热点榜首，已经足见民意由虚拟走向现实的尴尬。

尴尬的本质也许更在于代表、委员们“说话”的作用与方式上。说“作用”，指的是说出的话在博弈中的力量和对决策的影响度；而“方式”，我以为应该体现在代表、委员“说话”时是“为民”还是“代民”这一“角度”或者说是“心理状态”上。

“为民”说话，照我的理解，是“为你们说话”或者是“为他人说话”。由此，说话的人可能就会被排除在“被说话”人的利益之外，暴露的是一种为你做主、为你谋利（反过来，“你”就应当感恩戴德）的“清官”情节。实际上，看看各种媒体上宣扬的各级“为民”说话的代表委员的典型，大多数都免不了有个一官半职，我相信这种分析决不是空穴来风。当然，在那些众多的只会表表态、举举手的代表委员中，能够“为民”说话已经显得十分难能可贵了。

人是社会的主体和基本单元，怎样说话，要受性格、身份、环境、知识结构、教育生活背景等多重因素的制约。代表委员也是人，“为民”说话主要取决于自身的良心和社会责任感，很难说与利益相关（当然，公益除外）。很大程度上，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一个民工代表会极力为打工者说话（如全国首位农民工代表胡小燕），因为他（她）毕竟体验了弱势群体的艰辛；但我们却也有理由不满怀信心地期望另外一个“圈子”的大多数会极尽全力地为他人着想。毕竟，“经济人”的本质已经作出了很好的解答。

所以，要使“说话”的作用真正发挥效用，我们需要有“代民”说话的代表与委员。

“代民”说话可以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代表委员为各个社会群体“代言意识”的增强；二是各个利益群体有自己的“利益代言人”。第一个方面需要有责任意识的培养与教育，更取决于代表委员的意志、理念、素质和能力；第二个方面则涉及到选举、代表比例和名额分配、代表权利、监督等制度和法规问题。这应当是我们更需要关注的。

无论是国外的议员制还是中国的代表大会制，都是由选举产生的代表民意的机关来行使国家权力的制度，本质都是“代议”。既是“代议”，就需要有真正的“代表”而不是“被代表”。这应当是当前中国在民主、法治的层面上真正需要考虑的事情。

虎年伊始，“两会”在即。可以预见的是，腐败问题依然还会是一个热点。毕竟，在刚刚过去的2009年，有那么多的高官曾被查处，还有重庆打黑反腐的衬托，更有十七届四中全会所作的铺垫。

腐败不得人心，这应该是句真理性的话语。因此，不论是西方还是东方，也勿论是社会主义或是资本主义，各国无一不把反腐败作为头等政治大事的。中国其实也是如此。起码在领导的讲话和官方的正式文本中，我们很容易地找出高层坚决反腐的信心与决心。

高层的指示与要求，当然需要下级的层层贯彻与落实。也许是为了表明与上级的高度一致，也可能的确是为了打造一个廉洁政府的需要，地方许许多多的当家人在反腐问题上也表现得十分的不遗余力。

只是，我常常怀疑，我们是否“错误”地进入了一个“被腐败”的时代——腐败的内涵与外延在有意或无意地被曲解和泛化了？

就说近期吧：2月4日，商丘市纪委三届五次全会上，市委书记王保存强调，消极也是一种腐败，而且这种腐败现象是无形的、潜在的，比如精神颓废委靡、得过且过，吹拍拉扯、投机钻营，不作为、不负责，处事不公、不正、不坚持原则等；2月10日，武汉市反腐倡廉工作会议上，市长阮成发说：“所谓责任政府，就是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责任的越位、缺位和错位，实际上都是腐败。”他强调，相互推诿也是一种腐败。之前，昆明市委书记仇和谈到：“腐败我看有三种：第一种是贪污，第二种是决策失误造成经济损失，第三种是宁愿少干事，甚至不干事，保证不出事，四平八稳，按年龄大小、皱纹多少、胡子长短排队等提拔，失去机遇，影响一个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还有众多媒体上一再宣扬的各种“腐败”，例如：干部“不思进取”也是腐败；“惰政”也是腐败；嫉贤妒能也是腐败；脱离群众也是腐败；“三公”（公仆、公款、公开）拜年(特指领导给群众、上级给下级、公仆给主人们拜年)也是腐败；……,等等，不一而足。

腐败究竟是什么？《汉书·食货志上》:“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辞海》的解释，腐败是指腐烂。现代意义上，腐败总是与政府、权力和官员等联系在一起。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腐化是指国家官员为了谋取个人私利而违反公认准则的行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腐败定义为：“腐败是滥用公共权力以谋取私人的利益。”一个更为广义的定义是：“腐败乃是通过关系而有意识地不遵从，以图从该行为中为个人或相关的个体谋取利益。”国际透明组织对腐败含义的解释是：“公共部门中官员的行为，不论是从事政治事务的官员，还是行政管理的公务员，他们通过错误地使用公众委托给他们的权力，使他们自己或亲近于他们的人不正当地和非法地富裕起来。”我国的一些学者认为：腐败是“党和国家公务人员滥用权力谋取私利，从而违反当时社会公认的纪律、法律和道德规范，并形成一定社会危害的一种畸型的政治行为和政治现象。”

可见，无论中外学者、组织在给腐败下定义时，似乎都离不开这样的几个要素：公权、非法（违规）、私利。简单地讲，腐败就是公职人员利用公权力非法（违规）谋取私利的行为。因此，腐败既是个政治问题，又是个利益问题，本质是私利面前的公权蜕化与变质。

如果上述分析与推导成立的话，消极、相互推诿、决策失误、惰政（少干事、不干事、四平八稳……）、不思进取、……，似乎都很难纳入严格意义上腐败的范畴。

当然，我这样说的意思，决不代表我们就可以容忍这些消极甚至是丑陋现象的存在和生长。恰恰相反，由于它们都是对责任的抵触、对立与抵抗，与法治文明格格不入，在对合法权益的漠视和侵害的同时而不易被察觉，其负面影响可能比那些腐败案件更广泛、更深层、更直接，暴露的是执政能力的下降与消极；在一定程度上，它们还是腐败与违法犯罪的原始形态，更应该引起深层的警惕。

我想说的是，责任的要归责任，腐败的要归腐败。尽管责任的越位、缺位和错位也会导致腐败，但它可能更是一个行政和人事管理，包括用人、竞争、激励、考核、评价、约束、监督、规范、处罚等人才资源配置和管理机制方面的问题；虽然腐败也会由责任失范而引起，但它可能更是一个机制和制度构建，最主要的是权力、监督、民主与法治化的问题。说到底，两者有联系也有区别，着眼点也许都在营造一个公开透明的制度规则环境上，也在于预防方面，但它们的侧重点应该是不同的。

行文至此，想起书上说，在那“赶美超英”的时代，全民大炼钢铁，不仅是劳民伤财，浪费了大量资源，结果那钢啊铁呀的产量与质量仍然远远落后……。

中学就学过，要抓主要矛盾，要抓矛盾的主要方面。责任与问责，腐败与反腐，是不同的矛盾，各有自身的主要方面，不能混淆。值得注意的是：一切问题总是都“被腐败”，难免不会迷失方向。

1月9日下午，一位八旬老人突然摔倒在浙江杭州南宋御街街头。人们纷纷伸出援手，但谁也没有把老人扶起来。对“扶，还是不该扶?”的问题，腾讯网发起了投票，近13万名网友的参与中，仅有4.01%的网友觉得应该扶老人(1月16日《中国青年报》)。

导致这样的结果，许多人认为，是南京“彭宇案”（以及不久前河南郑州大学生扶起倒地老太被判赔7.9万元案——1月8日《郑州晚报》）的“遗毒”未消。

“彭宇案”的最后结果，有一个重要的说法是：在2008年03月15日，“两高”有关负责人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新闻中心就“司法公正”问题接受中外记者集体采访时，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公丕祥回答记者提问时透露，轰动一时的南京“彭宇案”双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达成了和解协议，并且申请撤回上诉。最后案件的结果是以和解撤诉而结案的。而且双方当事人对案件的处理结果都表示满意。

值得关注这样的细节或用语：“和解”、“撤诉”、“结案”、“满意”。把它们串联起来，可以用现在比较时髦的词语来概括，即叫做“案结事了”，更主要的是“矛盾化解”。

因为谁也没有把突然摔倒在地的八旬老人扶起来，也就有人说，一个“彭宇案”判决，令中国的道德水准倒退了30年。如此这样的认识应该是夸张了许多，但也确实值得警惕。不过，更应当引起我们思考的问题是，一个“矛盾被化解”后双方当事人都表示满意的案件的阴霾怎么会如此长久地缭绕在人们的心头？

无独有偶。再来看一个近期以“调解”结案的案件：2009年，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被盗轿车撞死人案件，一审判决引起巨大争议。日前，随着车主一方赔偿款到位，这起案件终于尘埃落定。但由于二审是调解结案，法院并未给明确说法（1月20日《检察日报》）。

同样的“调解（或和解）”结案，相同的“案结事了”，一样的无法认定有民事过错的当事人承担了民事责任（据2008年3月16日《成都商报》，“彭宇案”和解的结果是彭宇承担了10%的责任，赔偿1万余元）。不同的是，两件“矛盾化解”的案件，一个让公众不敢再为应为之事，一个却让人们迷失了方向。

这样的结局可能是司法所不愿意看到的。只是，问题的关键也恰恰就在于司法本身。尽管一审判决曾经都引起了广泛争议，但即使是从朴素感情出发的人们也仍然能够得出一个判断是非的标准，而二审“化解矛盾”后的调解结案，要么因为“保密”，要么是“未给明确说法”，不但让人们进一步加深了判断是非的错觉与疑惑，也对司法的公信力造成了巨大伤害。

至少法律人都有着这样一个共识：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所谓正义，是指“公正的、正当的道理”，它不仅是司法的追求，也是司法的本意，基本要求是要有个“明确说法”。其实，一个案件寻求调解或和解的渠道，既有法理与法律的支撑，也能大大节约司法资源。只是，我们不能背离了“公正、正当道理”的内涵。

前些天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指出，要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在当前社会矛盾凸显的时期，把“社会矛盾化解”作为司法的重点之一无可非议。我所忧虑的是，在众多的基层司法实践中，是否会出现把社会矛盾简单地等同于当事人矛盾的情况？实际上，看看会议闭幕后近一个月来诸多相关媒体的关联报道，这种担心应该不是多余的。

看来，我们所要明确的是：什么是社会矛盾？说实话，这个问题还有劳请教大家。不过，有一点可以基本确认的是，无论是这矛盾还是那矛盾，似乎都与“公正、正当”脱不了干系。从此角度出发，推进社会矛盾化解正是司法当为之事了。

这两天在本地列席“两会”，在对“两院”工作报告讨论时，基层代表们谈论得最多的是有关司法的两个问题：一是不服判决的闹访缠访；二是同类问题判决标准的适用。其实两个问题都是同类性质的（普遍）事件或矛盾所引起，相异的是他们来自于不同的乡镇。前一个问题是因为一个当事人不服法院判决，天天找要“说法”，为了化解“矛盾”更为了“稳定”，政府出面花钱买了平安，结果是引发了更多的“信访”——毕竟那是有先例。后一个问题也有当事人不服，不过，基层干部以法院判决为样板，进行了详尽的“释法说理”，当地却一片“祥和”。代表们一致期望，“和谐”不是“和稀泥”，标准要明确。

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司法的结果往往会对社会导向产生或多或少，甚至是巨大的影响，必须高度重视。司法化解社会矛盾，应该是在“公正的、正当的道理”基础上的化解。当司法用“和稀泥”的方式，以“保密”为借口基础上的化解矛盾为追求时，个案也许“和谐”了，但最后输掉的可能不仅仅是“稳定”，还可能是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自国家诞生以来，行政管理与民众之间的冲突和对抗就一直伴随在政府的左右。转轨与变革时期的中国，因行政行为而引起的冲突和对抗更是频发。危机面前，如何应对或管理，考验的则是政府或行政主体的能力与水平。

中新网消息：12月3日晚10时许，成都市金牛区政府就“‘11·13’唐福珍自焚死亡事件”召开新闻发布会。初步调查结果在将自焚事件定性为“暴力阻挠依法拆违事件”的同时，还对事件中现场指挥的有关人员“判断不当、处置不力”进行了责任认定，区政府并对区城管执法局局长钟昌林作出了“停职接受调查”的处理建议。按照市委、市政府的要求，随着调查的深入开展，若发现在执法过程中还存在其它问题，将严肃处理，绝不姑息。

撇开事件的真相和性质不谈，“暴力阻挠依法拆违事件”实际上在相当的范围内已经足以构成城管执法的“行政危机”。进程至今的整个事件，不仅导致了“深感惋惜”的唐福珍死亡、8人被以涉嫌妨碍公务罪刑事拘留、另有4人被监视居住的法律后果，还引发了公众和舆论的诸多质疑与指责。

至少可以分析出，政府在这一行政危机管理中，以下几个方面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是危机意识的缺乏。应当可以这样说，“暴力阻挠依法拆违事件”由来已久。据新闻发布会通报，早在2007年8月，金牛区政府与“违法建设”业主胡昌明之间“拆”与“拒拆”的纠纷已经产生。而在2009年4月10日，金牛区城管执法局对胡昌明“违法建设”实施拆除时，唐福珍组织亲属多人“暴力阻挠执法”，此次执法行动终因唐福珍采取往自己身上倾倒汽油的极端方式相威胁，为避免意外情况出现而终止。很明显，11月13日的“唐福珍自焚”其实早在7个月前就已经发出了预警。这样的警示，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政府的“集体无意识”中已经早已被忽略、被遗忘。

其次是危机应变方案的缺位。科学而周密的危机应变计划，是消除或减少危机影响的重要基础，也能把执法的风险化解于程序之前。按照金牛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冯贵银介绍，11月13日到现场进行拆违的人员包括了城管执法人员、司法公证处人员、卫生、消防、武警官兵、120救护组、街道办事处人员和搬家公司等。庞大的“拆违”队伍注视下，一个鲜活的生命却一步步走在烈火中受“煎熬”，使人不得不怀疑：除了喊话、“看到要自伤急着上去救她”、“多次试图登上唐福珍所在的塔楼阻止而遭到其亲属‘暴力阻拦’”、“突然用打火机引燃身上汽油，执法人员立即用泡沫水枪喷洒灭火”等一些简单的措施外，众多的参与“拆违”人员既无所作为，更没有根据现场突发情况反映出良好而又灵活的应对办法。种种迹象表明，“拆违”队伍既没有一个明确的合理分工，也没有一个必要的突发情况处置预案。

第三是危机现场管理失败。官方通报中称，“唐福珍等人从楼顶投掷了上百瓶燃烧的汽油瓶，向楼下泼洒了大量汽油并纵火，10多名执法人员被打伤、烧伤。在此过程中，执法人员一直竭力劝说唐福珍等人停止暴力抗法行为。”“在相持了近三小时后，唐福珍忽然情绪失控，向自己身上倾倒汽油并用自备打火机点燃。消防队员立即用泡沫水枪喷洒灭火，执法人员及工作人员迅速搭梯攀登救人，唐福珍身上的火随即被扑灭。”官方通报与死者亲属陈述存在诸多差异，谁是谁非不敢妄加评论。不过奇怪的是，唐福珍等人“投掷燃烧的汽油瓶”，“泼洒大量汽油并纵火”，还有“10多名执法人员被打伤、烧伤”，在近三小时的时间内，执法人员怎么只会“一直竭力劝说停止暴力抗法行为”这一招？而“救援受阻”时，怎能又只有简单地放弃的选择？当然，新闻通报中已经有了“现场指挥的有关人员判断不当、处置不力”的判断，只是希望最终的调查结果能够为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而惊醒他人。

第四是危机后续处理反应失当。自焚事件发生于11月13日，到11月29日唐福珍的“抢救无效死亡”而舆情全面暴发，再到12月3日新闻发布会的通报，都可以检讨出政府在危机应对中的被动与消极。这是从时间或过程角度来说的。在具体处理上，政府的许多方式却也让人难于信服。例如：“发布会强调亲属方暴力阻挠执法人员救人，被持棒殴打。从现场播放的官方视频来看，当时执法者确实曾受到阻挠，并全力迅速搭梯登上塔楼，不过记者同时也看到，执法队员也用棍棒暴打唐、胡家属，而镜头这时马上挪开。对于是否存在暴力执法的问题，官员没有正面回答。”——镜头为什么要马上挪开？为什么不能正面回答？包括“调查通报、发布会现场没有道歉”的做法，“媒体没有将‘拆迁’与‘拆违’的概念厘清”的强调，将事件定性为“暴力抗法”的轻率，这些都不应该是危机处理的正当要求。还有，唐福珍亲属提到的（唐福珍）在双方对峙的过程中说“只要他们撤人就可以坐下来谈”；“当时唐福珍往身上倒了两次汽油，下面的人没有试图阻止，还回话要求其‘不要与政府作对，你现在下来还来得及。’”；“（唐福珍）自焚时执法人员不作为”——诸多与官方互相矛盾的陈述，政府既没有给予必要的回应，也未对己方的正确给出充分的证据和理由，等等。

美国危机管理学院（ICM）Smith说过，“警惕性是首要的。大部分危机是可以避免的。”政府的首要责任应当是尽力避免危机的产生。无论如何，“以人为本”——尊重人、善待人的权利——特别是价值最高的生命权，更应该是任何行政行为必须放在首位的目标。如此，很多的行政冲突或危机可能就会被及时化解、被及时消除。实际上，“‘11·13’唐福珍自焚死亡事件”中，如果政府——包括城管执法队伍，能够用“生命价值至高”的理念取代“完成拆违任务”的追求，悲剧就完全可以避免！

今年以来的河南省政法届似乎总是涌动着一股躁动的气息。先是有法院系统的“张院长新政”，后又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河南省司法厅关于充分发挥律师在诉讼调解工作中积极作用的意见》出台，这两者至少都在法律届引起了广泛争议。近日，全省检察系统又开始实行了“查贪腐数量垫底局长将被调岗”的末位淘汰制。

据了解，为督促河南省各省辖市多查办问题官员，河南省检察院推行后进单位问责制，对连续处于全省查办职务犯罪数量末位的省辖市检察院，责令该院反贪(反渎)局长限期改进，否则调整岗位（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09-10/23/content_12305866.htm）。

具体的内容无法了解，但仅从报道的点滴看，应当可以归纳成这样一句话：如果该省辖市检察机关反贪(反渎)部门查办腐败案件的数量位于末位，则该局长将面临着“下岗”的巨大压力和风险。

按照十七届四中全会对当前反腐败形势“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的分析，我十分赞同进一步加大查处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力度。唯有如此，刑法的特殊预防功能才会得到彰显，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才会不被弱化，民心才会有所向，执政的基础才会不被动摇。我不否认河南省检察院“查贪腐数量末位淘汰制”的督促作用。不过，以查办职务犯罪数量的多少来决定一个反贪(反渎)局长的去留问题，无异于走入了一个“以数量论英雄（成败）的误区。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商榷。

首先是逻辑前提预设的错误。“查处贪腐数量垫底局长将被调岗”的逻辑前提是：该地区有足够多数量的贪腐案件存在。一个地区如果贪腐现象严重，甚至泛滥成灾，而担负着查处职务犯罪重任的检察机关却无所作为，无异于是一种典型的失职渎职行为。在这种条件下，以数量论英雄的考核机制，虽不是长久之计，但也却不失为一个有效的方法。毕竟，在感性的层面上，它可以起到一种促进发挥职能作用的临时功效。但问题是，“贪腐现象严重”是否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却不得不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当然，从民众“当官的个个是贪官”的朴素观点出发，这种做法可以理解。关键是，民众的朴素感情与现实的存在之间则需要我们认真研判。

其次是忽视了地区和发展之间的差异性。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不仅各省市区的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异，而且在一个省内也千差万别，甚至在一个地市范围内，各县区之间也存在巨大的落差。例如有的发展水平已经属于发达地区，而有的却还是国家或省级贫困（区）县。虽然“穷则思变”可以成为贪腐的动机，但“肥上添膘”却更是贪腐的欲望和驱动力。否则，我们很难解释那些动辄就贪贿成百上千万的现象。这是其一；其二，多年来的实践告诉我们，贪腐现象的高发多发总是伴随着体制或机制上的漏洞而产生的。例如，双轨制价格并存的时代，贪腐现象多发于产、供、销环节；国企转制时期，贪腐行为大量暴发于改制过程中；市场经济深化之初日，正是商业贿赂盛行之始时；干部人事制度僵化时，也就是买官卖官“生长”期，等等。所以，不考虑这种地区之间和改革发展情形的差别性，一味强调数量的“整齐划一”，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事实求是”的背离。

第三是可能导致执法方向的偏差乃至错案假案甚至冤案的出现。严格地讲，河南检察机关的“唯数量论成败”的举措并不是什么新鲜事。199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当时反腐败斗争的形势和党的十四大、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精神，提出了以“严格执法，狠抓办案”的工作方针统揽各项检察活动。在查办职务犯罪方面，“集中力量查办大案要案”相应地成为各地检察机关的头等大事。不可否认，它的历史功绩应当充分肯定。不过，在“狠抓办案”的指导下，一些地方在执行中出现偏差，以“（立案）数量是举”成了“办案”的首选，并导致了质量的急剧下滑。按照1998年3月10日九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显示：1993年至1997年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和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等职务犯罪案件387352件，但起诉贪污贿赂、渎职等犯罪案件的被告人仅181873人，不到50%的起诉率暴露的是撤案和不起诉（免予起诉）的庞大数额，其中是否包含有众多的假案、错案，谁也无法估量。鉴于此，1998年开始了检察系统的教育整顿，并在1999年1月，全国检察长工作会议把“狠抓办案”改为了“依法办案”，2004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又进一步提出了“加大工作力度，提高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的总体要求。历史的经验教训面前，河南省检察院的“数量末位淘汰制”无异于是历史的倒退。

最后，“查贪腐数量末位淘汰制”还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并重”的工作要求产生冲突。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四中全会）对反腐败的部署是“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加大教育、监督、改革、制度创新力度，更有效地预防腐败，不断取得反腐败斗争新成效。”按照“标本兼治、注重预防”的要求，检察机关历来注重预防工作，并取得了相应成效。这种成效是否客观我不敢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一个预防工作抓得扎实的地区，职务犯罪高发多发的态势必将得到遏制。实际上，香港、新加坡等地的反腐预防成果已经为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佐证。如果按照河南省检察院的逻辑，这两个地方的反腐败机构负责人是否应当“下课”？

“病急乱投医”似乎是我们的一个通病，在更深层次上又与我们的执法理念、执法政绩观有着极大的联系。“查贪腐数量末位淘汰制”也许在当前符合当地“贪腐现象严重”的实际，但也只能是一种临时的“治标”之策，绝对不能成为长久之计。否则，理解上的偏差只会催生出“逼良为娼”的后果，并导致检察机关公信力的下降，最终损害法治的尊严。

常态的“查贪腐”机制应该是坚持有案必查，有腐必反，而且还要做到质量优先、人权保障。

金钱、美女——爱之有道

连续多年的调查显示，腐败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百姓痛恨、危及稳定的热点问题之一。它极大地动摇了执政者合法执政的重要基础。

高度发展、法治化的国家也有腐败。因此，腐败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也不是什么可怕的问题。可怕的是有腐败而又视而不见。不采取有效措施预防、减少，甚至消除腐败，用句熟知的话说，必然会导致“亡党亡国”。

预防、减少和打击腐败的关键在于发现、分析腐败的成因，并进行有效应对。

分析腐败的成因则可以分层次、多方位、广视角进行。站在不同的立场，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结论。不过，特别有意思的是，完全对立的双方——反腐败的官方和贪婪的腐败者，在很多时候却会有着惊人一致的观点。例如，在分析、总结腐败的成因时，答案往往都是：第一，忽视了加强学习；第二，放松了思想改造；第三，忘记了党的宗旨，……等等，不一而足。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没有过得去“金钱关”、“美女关”。

学习、思想、宗旨，属于形而上的东西，一般是说不清、道不明，关键看一个人的悟性。金钱、美女则是具体的、实在的。对于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存在，不一样的人会有不同的选择，同样的人在不同条件下也会有异样的表现。也就是说，过不过得去那道坎，不仅要看是谁站在关口，还要看条件。

研修班上，讲课的教授戏称：正常人谁不爱金钱、美女呀！还说：我也过不了金钱关、美女关！只是不能。不能的原因，一是有老婆管着呢；二是从一个贫苦家庭的孩子“混”到今天的教授位置，不仅不容易，而且收入可观，犯不着因为“入关”而身败名裂。

教授的戏称其实是也对也不对，一半对一半。说对，是因为他总结的两条，再加上前面谈到的“学习”、“思想”、“宗旨”等内容，契合了当前谈论反腐败的主流观点，即反腐败要形成一套使人“不敢、不想（不愿）、不能”为的预防体系。老婆的严管，是“不敢、不能”为的重要基础，“收入可观”与“身败名裂”则是“不想、不愿”为的物质和思想保障。

说不对，是因为作为“不想、不愿”为的物质和思想保障，包括学习教育、身份荣誉和可观的收入，已经在现实中被狠狠地煽了一个耳光。先谈学习教育，哪一个贪官不是受党教育培养多年的干部？翻一翻他们的各种讲话报告中，没有多少人能够拒绝“被激励”的感觉。就说是文化知识底蕴吧，这些年倒下的贪官中，河南省确山县原县长李建华在狱中写了三部小说，被河南省作协吸收为会员；最神的是有“五毒书记”之称的张二江，在狱中一口气写出了《〈风〉类诗新解》等四本专著；而最近被一根烟板倒的周久耕也开始写小说了。芸芸众生中有多少人能有其水准？再讲身份荣誉，不说那些诸多的高官腐败分子，毕竟那属于政客的范畴，而政治用三言两语是很难说清楚的。只说学识渊博的育人者，不仅有教授嫖娼被抓而师道扫地的旧闻，更有这最近被查处的、在全国重点大学中十分罕见的武汉大学分别担任常务副校长和党委常务副书记的陈昭方、龙小乐等腐败者“后来居上”；最后说说物质收入。机关中的“公仆”可以不聊，毕竟国情的现实决定了他们在当下还不能实现“高薪”（比下已足有余）。那就以国企中的高管为例吧：他们应该是国企改革中的最大受益者。高管中，数十万的年薪已经很常见，几百万的也为数不少，还有上千万的也能见到一些，收入该是不低了吧？这么多的年收入，用在普通百姓的身上，可是“几辈子也用不完”啊！可是，看看近年来被查处的国企高管们，不仅贪腐数额令人震惊，而且一查就是“一窝”，一抓就是“一串”。比如，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总经理邹韶禄窝案，安徽古井集团原总经理甘绍玉窝案等，哪一个的年薪不是数倍、数十倍，甚至数百倍于人？

可见，从学习教育、身份荣誉和物质基础的角度来构建预防和反腐败的“不想”、“不愿”网络体系虽是应该的，但也不是就真的保管有用，万万不可夸大其作用。想一想老祖宗马克思的话语：“为了获得300%的利润，就敢于冒上绞架的风险”，这个道理自然十分明白。

看来，反腐败的关键就在于要用“不敢、不能”为作为重要基础了，这就是规则、制度或法治。尽管不能消除腐败，但“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在目前人类社会认知有限的前提下，法治还是当下一个很有效的办法。当然，如果有人愿意冒那“300%利润”的风险，那就让他“上绞架”好了，这既是制度的题中之义，也是社会的必要代价。至少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遵守了“游戏规则”，而没有引发“怨声载道”。

“95%以上的贪官都有情人”。这是郑州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王璋，在分析50多个贪官案例后得出的结论，准不准确我不知道，但绝大多数贪官，而且绝大多数是男性贪官都有情人，而且是“美女”情人，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美女”与“金钱”的联姻似乎成了腐败成因的替代物。这是“顾左右而言他”，万万不可被其蒙蔽了眼睛。

金钱可以作为生活上台阶的基础，美女也能令人赏心悦目、心情舒畅。所以，正常人、正常的男人都会爱。爱亦有道。循着“情人眼里出西施”的思路，爱“美女”老婆，责任是道，老婆的“严管”也是道；顺着“君子爱才，取之有道”的古训，爱金钱财物，行训是道，规矩更是道。

“美女”与“金钱”的联姻虽然只是腐败成因的一个替代借口，但“金钱、美女人人爱，爱亦有道”的理，却为我们深入反腐败指明了一个方向，那就是“道”，也叫规矩，也是邓小平说的“要靠制度”。

“信访捐客”不容忽视

一般意义上，“捐客”也称“居间人”、“牵线人”，在经济领域诸多行业中都有这样的从业人员。这些人可能是某一行业方面的优秀人才，凭着所学到、所掌握的知识，投入到捐客的行列，只要跑得勤，会说、会吹，甚至会骗，就能轻松得到可观的利益。

信访，依据国务院《信访条例》，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依法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活动。也就是说，请求或建议行政机关解决、处理问题，是信访的主要形式和根本所在。

既然是解决和处理问题——而且从实际看，有信访就必然涉及利益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争取利益最大化是绝大多数人的追求。这当然无可非议。要实现利益的最大化，有相应专业人士——比如律师等法律从业人员的辅助，的确不失为一个有效的途径或方法。

信访人当然希望有人给以实质性的帮助。只是，经济上的捉肘见襟和现实中的无奈使他们在很多时候不得不选择放弃。实际上，绝大部分信访人是不愿也不会寻找和委托帮助者与代理人的。否则，信访可能就会很少发生，至少不会如同现实中那样大量存在。由此，就为“信访捐客”的破土生成与主动“服务”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信访捐客”可能以“公民代理”的形式出现。特别是那些曾经因为自身信访问题得以解决而积累了丰富“实践经验”的人更容易成为“信访捐客”的最佳人选。因为，自身信访问题的圆满解决是最好的广告牌。还有一种形式是，“信访捐客”通常以信访当事人“皇亲国戚”自居。有了这层“关系”，捐客们通常更显得理直气壮，相较于“代理人”的信访方法可能就会更加“很闹很暴力”。

不排除这些“代理”、“亲戚”中有乐于助人的热心肠，但其中的许许多多确实是为利益而来。利益的驱使，使无序状态下的“信访捐客”们更容易采用惑、哄、诈、骗、吓、闹、逼、暴等方式穿梭于信访人与行政机关之间。方式的非正当甚至是非法，造就的往往是问题升级，影响安定。特别是那种挑唆、鼓动信访人与信访相对方、政府机关之间非合作、强对抗的方式，落下的总是矛盾激化后的“两败俱伤”局面。这是从宏观角度来说的。微观上，仅仅是“利益”一项，“信访捐客”的巧取豪夺对那些本来就处于危难之中的信访人来讲，无异于雪上加霜。还有那早有所闻的信访人被“信访捐客”骗得人财两空的故事，不由得你会怒从心头起。尽管骗子最终会被绳之以法，但对信访人来说，通常已经于事无补。

这是站在信访双方（或多方）当事人角度而言的。更为严重的是，“信访捐客”的无序与混乱已经对某些人员、某个群体，甚至一定的民族、一定的地域带来了糟糕的负面效应。一个长期从事民族宗教信访问题处理工作的某部门负责人介绍到：近两年来，本地区凡是涉及到某个民族的信访问题，总能看到几个熟悉的面孔。即使是这些问题及其当事人毫不相干，甚至是不同地区人员的信访问题，处理过程中，这几个人往往是最为活跃的分子。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就是谋划人和指挥员，也没有深入查证他们是否为此而获得了收益，但与己毫无关系问题发生后的及时介入与频繁活动，正常情况下，必然会产生这样的合理怀疑。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本地区与这个民族相关的一些事宜——包括民生事项，已经因为这种由捐客“操纵”的信访问题发酵而凸显出了危害。该负责人用“三只老鼠”对此作了形象化比喻：一是“一颗老鼠屎，搅坏一锅汤”。也许问题开始时的处理或解决并不繁琐，但捐客的及时介入，不仅催生出信访，还导致了矛盾升级、问题复杂化。原因不是行政处理不依理依法，而是捐客导演下的无理哄抬与漫天要价；二是“耗子尾巴栓称跎（钻洞），堵了自己的后路”。“非法非理”漫天要价伴随着的是缠访、闹访与群访，没有必要随意就给他们扣上“扰乱秩序”、“影响稳定”的帽子。不过，稳定高压政策下的“涉访”问题的另一方当事人、甚至当地政府通常也不得不采取“花钱买平安的”策略，以求不影响大局。只是最后的结果是很多方面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避而远之”的战术以防“惹火烧身”。例如：有的企业不再聘用此族人员，有的医院不敢收治类似伤、病员。尽管那些闹缠举止与这些需要打工、需要救治的族人毫不相干；三是“耗子钻风箱，两头受气”。那些处于最基层的干部在处理类似信访问题，要满足当事人的无理“愿望”吧，于法于理无据；不答应当事人的要求呢，闹缠不断，别说是“涉访”的双方不满意，就是上级领导也会极不高兴。那就是一句话：“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这还不算，关键是阻碍了民族政策落实、影响了民族大团结，问题就大了。

“信访捐客”目前并未普遍，但它的出现意味着有可能形成“气候”，及时发现、分析、研究，提出良策很有必要。当然，应对捐客只是一个、甚至是一个很小的问题方面，多管齐下、综合治理也许才是根本所在。

有时候，我们无权批评信访人的“无理取闹”与“狮子大开口”，毕竟很多“市场人”都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嗜好。我们所要反思的是：问题为什么不能得到及时有效解决？它又为什么会演变成一种信访？处理人或者握有公权者是否有失职甚至渎职的嫌疑？分析好这些问题及其原因，应该就能找到答案。这大概可以称之为治本之策的“预防”，也叫做“堵漏洞”。由此，“信访捐客”也就失去了催化的土壤与存在的空间。

我们也很难指责“信访捐客”的“机会主义”，须知“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虽然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但“有存在就应当正视”也不失为一个有用的道理。信访人的确有不懂、不知如何维权的问题，他们也有依理依法解决问题的愿望，更期盼着能有专业人才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帮助。针对一个事项，出台一部法规（《信访条例》），足以表明信访已经成为社会热点难点的重要构成，在可预期的将来信访量还会不断攀升。解决好这类问题，不妨就从尊重、善待、维护“信访权”做起。其中，创设“信访代理”机制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在一定意义上，它可以归入“治标”的范畴，也可称为“疏通道”。由此，可防止捐客无序介入而导致的问题升级与事态扩大。

《信访条例》及其相关的配套规定中，没有代理制度的相应内容。按照“法无明令禁止就可为”的公民行为准则，信访人聘任代理人为自身利益服务无可辩驳。我们需要认真去做的是将它规范化。就那些处于弱势并艰难地位的信访人来说，政府更有义务为他们提供必要而又有效的法律帮助和专业支持。必须防止的是，代理人决不能沦为政府的传声筒与代言人。

国庆庆典、程序与自豪感

早早地端坐于电视机前，等待着精彩的节目。上午10时，庆典正式开始。

不久，远在千里之外求学的女儿发来短信息，父女俩便进行了一个简短的“拇指交谈”：

“在看庆典么？”

“是的。精彩吗？”

“我们祖国好伟大！！！”

“伟大的祖国万岁！”

女儿自称“95后”，很多行为、语言让做父母的我们有时很难理解。如果有机会，当你和她聊起祖国或国家的时候，从她那13个岁月的口中，印象中很少能听到“祖国伟大”之类的话语。这一次，不仅仅有一句“我们祖国好伟大”，还附带了三个大大的“！！！”符号！

对一个还处于少年时代的初二小女生，我相信她那句“我们祖国好伟大！！！”是由衷的。那么，是什么让女儿发出了这样内心的感叹?

这个问题似乎很肤浅。经济强盛，社会发展，政治清明，文化繁荣，民主法治，等等，都可以作为问题的答案。这样的回答至少在很多时候、很多场合也的确无可辩驳。只是，从小学到初中近8年的求学经历中，上述答案的每一个方面都早已融入了教学内容之中。除非是在一定的情况下（例如会议、庆典、表演、作文等），否则，在那些娱乐、交往、家庭、聚会、私聊等各种私密场景中，有多少父母长辈能够听到儿女的这种肺腑之言？

其实，从宏观的范畴上考虑，那些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乃至民主法治，都可以归于“实体”的层面，当然也是激发祖国、民族自豪感的必要基础或物质条件。只是这些“实体”的内容还必须通过一定的方式表达出来，这就牵涉到“程序”的问题了。否则，自豪感的腾升就缺少了一个支点。

国庆庆典是个过程，属于一种仪式。尽管是仪式，但也的的确确是“程序”的一个方面。当这个仪式按照预先设定的规则逐一向我们展示祖国的强大时，我们会在心底发出“祖国万岁！”的呼喊。

本来早已过了那好于冲动或激动的年龄，但当那礼炮声中，武警方队走向广场的时候；国歌音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时候，……，那种民族自豪感已经自深处油然而生。这就是“程序”的影响。

昨天晚上的电视节目中，曾经介绍了60年前的那场阅兵与庆典，记得一个内容是说那时的规则是现学现卖的，尽管不是十分规范，但我们记住了一句话：“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今天，庆典的规则或程序已经齐备、规范，我们可能不会记忆下什么话语，但应当会为国家的昌盛而自豪。这就是“程序”的魅力。

庆典中的彩车不断向前推进，出现了那“依法治国”的主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模板，尽管道路可能还会非常艰难与曲折，但至少让我们看到了国家对法治的一种定位与希望。法治是“实体”与“程序”的有机结合，没有配套的规则程序——包括相应的法律与司法仪式作支撑，再好再完备的法律内容也难于唤起公民对法治的信仰与尊重。这就和通过一定的仪式激发民众自豪感一样，在道理上是相通的。

法治兴则国更昌，法治明则国更强。愿法治的中国早日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