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文艺复兴使人文思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揭开了掩饰王权统治、教皇统治的神秘面纱。欧洲人的思想解放，为政治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精神准备，工商业的进步则为推动人们追求公正公平提供了社会基础。十八世纪的欧洲，是人类理性回归的时期，也是欧洲大陆近现代国家意识逐渐成形的时期。人民效忠对象也由君王变为国家，打破了以往视国家为王室家族私产的观念。工业革命，不仅使社会财富快速增长，更引发了多元利益博弈，出现了各阶层参政议政的社会现象，加速了社会公权变革。这种变革，从公权的结构改造开始，逐渐扩大到公权来源，进而更新公权结构。这是一个人性张扬的过程，是正义实践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人类制度文明的快速成长期，也是人类政治第一次从公民间爆发出的冲击王权制度的浪潮。这股浪潮在欧洲汇集成了一个大潮流，有力地推动了人类文明进步。

第一节  光荣革命

1640年英国民间利益集团（阶级论称为“资产阶级”）革命爆发，（这里不用“资产阶级”这个概念，是因为阶级论将社会阶级静止化，凝固化。这种阶级论在以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制造了无数的人间悲剧。本文将努力避免这种阶级论的不良影响。）纷纷组织议会，并以各种社会活动参政议政。经过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复杂和曲折的斗争，直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成功，标志着这场革命的完成。从此一个崭新的政治体制——君主立宪制光荣诞生。这是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极其伟大的一次变革，也是使政治走向现代迈开了坚实有力的一步。虽然“光荣革命”还带有一定的宗教色彩，但我们透过宗教活动的外表，感受到的是人性的进步。通过“光荣革命”确立了议会高于王权的政治原则，使得君权由神授变为民授，不仅拉开了专制社会向民主社会转变的序幕，也是上演了一场人类社会公权改造的开场戏。同时也是造成现代西方社会与中国之间巨大差异的开始。

对于“光荣革命”的评价，人们的共识仅仅是“光荣革命”没有流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革命势力则认为，“光荣革命”所表现出的软弱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是这场革命的致命弱点，其实质是资产阶级，新贵族和英国封建势力的妥协。但又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新的政治秩序的诞生，是一场欧洲和世界范围的政治革命。然后又用阶级论加以标注：人类历史开始步入资本主义时代，也标志着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束。而我们今天站在人类社会大背景下观察，“光荣革命”是人性正义力量的一次最伟大的胜利。它的伟大之处就是在目标正义的前提下，其途径和手段与目标同样具有一致性。从至善出发，通过破除君主专制一元权力结构，推动了社会公平正义，为公民争取到了更多的利益，更为人类社会公权的改造开创了先河。光荣革命的胜利，是一次巨大的社会进步，是实实在在的政治成果，是社会制度创新突破的典范。英国政治制度的变迁以及由此而萌发的政治思想，对欧洲君主专制制度和君权神授、君主万能等思想，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开启了人权运动，极大地鼓舞了一些民主、进步的思想家。他们以英国的历史巨变为思想素材，为人类政治成长加工出了丰富的思想营养。光荣革命不仅带动了欧洲社会政治进步，也为北美独立运动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尤其是对美国缔造者们构建国家制度和以后政治运作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光荣革命为人类社会进步所做的贡献至今还没有引起世人足够的重视，这只能说人们对政治这一社会活动的认识还不到位。这一革命，不仅是英国的光荣，更是人性的骄傲。而偏离人性立场对其作何阐释，都将埋没其社会价值。

第二节  美国独立

美国建立，是人类政治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美国的独立运动，应该说是英国革命的继续。对美国而言，在决定建国的时候，也许还没有什么准备，但对于蕴藏在英语民族血统中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的思想精神而言，则是必然的结果。与其说美国的独立精神源于宗教信仰，倒不如说是源于人性的自由精神。人类用智慧把朴素的信仰推向宗教高度的过程，也正是人性自由精神实践的过程。因此说，美国的诞生，是基于自由精神之上的。人类的自由精神，具有摆脱匮乏的欲望，具有摆脱恐惧的欲望，具有摆脱困惑的欲望。追求幸福、快乐与公平，求知、扬善，爱与被爱，这些都是自由精神的体现。正是在这样的自由精神指引下，美国的先驱者们不惜流血牺牲，从英国殖民统治者的母体中挣脱出来，建立了人类史上最伟大的国家。如果有人认识不到这一点，仅从起义者与统治者之间利益争夺的角度看问题，也就很难理解美国的精神所在，更不能正确地分析美国国内外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

杰斐逊先生在美国独立宣言中写道：“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其赖以奠基的原则，其组织权力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可能获得他们的安全和幸福。为了慎重起见，成立多年的政府，是不应当由于轻微和短暂的原因而予以变更的。过去的一切经验也都说明，任何苦难，只要是尚能忍受，人类都宁愿容忍，而无意为了本身的权益便废除他们久已习惯了的政府。但是，当追逐同一目标的一连串滥用职权和强取豪夺发生，证明政府企图把人民置于专制统治之下时，那么人民就有权利，也有义务推翻这个政府，并为他们未来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这就是这些殖民地过去逆来顺受的情况，也是它们现在不得不改变以前政府制度的原因。” 这段话不仅从现实层面陈述了独立的理由，在指出英国殖民统治者对上述权利和目标“具有波坏作用”的同时，也从更深更广的层面上道出了他们正继续着英国曾发生的近半个世界的自由革命。所不同的是，英国革命是在社会内部改造国家权力结构，而美国独立却是在国际层面摆脱殖民统治，建立自己的政府。前者在社团、议会的活动中本身就具有避免暴力升级的可能性。而后者从冲突肇始就充斥着暴力，残酷的现实并没有给独立运动留下妥协的空间和机会，只能发展成为一场战争。战争冲突导致社会进入一种政治临界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正义与非正义双方均有获胜的可能。假如殖民统治者获胜，很难想象今天美国这样的国家政府会在什么地方出现。但历史并没有假设，美国先驱者们在那片土地上建立了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好的国家政府。从权力更新机制，权力制约机制，到通过法律维护人权所形成的人才成长环境，公民生存环境看，都是世界一流的。有人说“美国是由那些不爱国的人组成的，但他们都很爱美国”。这一事实再次提醒人们：无论是什么民族，什么人种，人性是一致的。没有一致的人性，就不会有普世价值存在。只有被扭曲了人性的人才否认普世价值的存在。

我们不要忘了这样一种事实，美国先驱们在政治理想指引下构建国家公权的时候，他们所处的历史和现实环境是很不理想的。按照今天中国的国情论，他们还不能建立那样的政府。十八世纪的世界，大部分国家的公权还处在王权时代。欧洲殖民者还在不停的扩张，世界秩序完全靠战争维持。所谓美国先驱者，基本上是由殖民统治者构成，他们即是统治者又是起义者。在美国本土，还存在着很不人性的奴隶制，种族主义还占据着大众意识领域。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下，要建立起一个合法公正的政府，没有足够的政治信念与智慧是完全办不到的。今天的美国社会十分注重人权，民主秩序已走向成熟，国家公权具有足够的合法性。之所以能够走到这一步，是因为两百多年来在几十代政府中始终秉承开国者的政治理念。读过美国第一部宪法的人都知道，那些开国者们并没有类似“社会主义理论”那样的大道理，更没有“共产主义”那样的远大理想。甚至没有人权、民主那种旗帜性的语言，仅有“树立正义，保障国内安宁，提供共同防务，促进公共福利，并使我们自己和后代得享自由的幸福”的承诺。为了兑现这些承诺，开国者们把自己最珍惜的正义和自由的思想作为遗产留给了后代。宪法的起草者们也早已清楚地意识到随着国家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宪法需要不断被修改。后来出现的那些宪法修正案，正是对其中有悖人性内容的修正，并进一步对人民的权利和对政府的限制加以规定。美国的社会制度并没有建立在理想的土壤之上，直到今天也没有达到理想的境地。但是，他们对政治理想的追求从未放弃。两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交叠共识，使美国政府进化成一个开放的，随时可以升级的公权系统。公权对社会的管理与公民对公权的管理实现了良性循环。在今天的世界里，已经成为国家公权的典范。

从奴隶制、种族主义基础上跨越到自由民主的社会阶段，每一步都是从公权规范着手，而不是倒过来。公权垂范所具有的道德力量胜过一切强制力。这是美国超稳定状态的关键因素之一。但是，这里必须有这样一个前提：公权是允许规范的。美国先驱者们的伟大功绩就是建立了这样一种制度机制：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这三部分权力相互之间保持独立。在理论上，三权是完全平等的，并且互相制衡。每种权力都具有限制另外两种权力滥用的职能。法国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的思想在美国先驱们的行动中得到了伟大的实践，这就是现代民主社会著名的三权分立原则。美国宪法以及国会通过的法律的效力高于其他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规定。并通过各种政治途径不断加强人权保障机制和民主制度，而不是任何政党的领导。美国总统选举的程序、政府官员任职资格、政府官员的权力和职责、指派官员的程序等等法律规定，这一切设计就是为了确保国家公权能够接受规范。

    麦凯恩在败选演讲中讲到：“我一直相信，美国为所有勤奋并愿意抓住机会的人提供了机会。奥巴马参议员也相信这一点。但我们都承认，尽管我们已经远离了以前的不公正，但他们的记忆仍能感受到所受到的伤害。这些不公正曾玷污了这个国家的名誉，剥夺了一些美国人应该作为美国公民应该享有的祝福。

一个世纪以前，西奥多-罗斯福总统邀请布克-T-华盛顿在白宫共同进餐，这曾引起了许多人的愤怒。但今天的美国已经远离了那个时代的残忍以及可怕的顽固。再也没有比一位非洲裔美国人当选美国总统更能证明这一点了。我们要让所有的美国人都没有理由不珍视他们的国民身份，珍视这个地球上最伟大国家的国民身份。”这种珍视既不是来源于血统，也不是来源于土地，更不是来源于文化，而是来源于他们共同参与建立的社会制度。  

（中）

第四章  政治源流

    前三章所述内容，是在客观的层面对政治现象的发生与发展进行了初步地探讨。本章将对政治这一社会现象在人的意识层面展开研究。

第一节  隐没的大道

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是人类迄今为止最为高远的一种意识流，这种意识存蓄着浩然正气和造化的神灵。是在中国这片古老而又广袤的土地上，经历了从五千年前到两千五百多年前那段时光所孕育出的哲学思想。“人法地”，说的是人的生与死都不出地的法度。按照现代人的理解应该是，人是地球上的生物，人的一切活动都应该遵从地球这一自然系统的运行规律。“地法天”，是说地球的运行遵循的是天体系统的规律，如太阳系。“天法道”，天体系统所遵循的规律就是道。“道法自然”，就是说“道”纯属无限的宇宙自然。这就是东方大道，它的思想光辉曾闪耀在古老东方的那段时空中，他的流域范围就限定在那里。道的发现是中国古人理性与智慧高度结合的产物，是思想充分自由的结果。神秘而又朴素，是一切宗教思想望尘莫及的境界。是可说得清道得明之理论，并预留了人类不可知尽的宇宙奥秘空间。这种形而上哲学始创的大道，是天人感应，造化所成。上敬天，下用贤，“天下为公”的社会风尚是道学产生的深厚社会基础。五千言的经著，是在那一历史时空中人间政道与天体运动的启示下，经过理性地继承和天才地发现，并睿智地加以阐述，形成了独门绝学，破天荒地以“道”这个概念作为自己哲学思想体系的核心。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受时代所局限，在老子的思想中的一些内容早已不适用今天的社会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得不承认，老子的道学仍然是一座思想宝藏，其中蕴藏着大量的迄今为止仍然有很高价值的思想瑰宝。如“上善若水”的至善说，“功成身退”的处世说，“兵者不祥之器”的战争说，以及“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的政治理念等等，对于今天社会学都既有及大地指导意义。

从尧舜禅让之始到东周诸侯争霸之时，这是一个东方大道被逐渐遗弃的过程。这个过程充分说明了老子所发现的的“道”并不能被人们普遍认识，尊道与叛道都是出自人性的差异而自然发生的。在人类社会史上，任何还没有被普遍认识的思想学说都不可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一定是很脆弱的。道，正是这样，如老子所云：“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当人欲的泛滥淹没了理性的思维，人们对自然的任何一种启示都将熟视无睹，对人间任何哲言都将置若罔闻。“道”的意识境界与几近原始的社会现实相差悬殊，属于人类文明突进现象，缺乏启蒙教育的衔接以及社会整体文明的配合，最终只能被金戈铁马荡起的黄尘所遮蔽。“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时代的到来势在必然。从此大道呈现的那段历史好似人迹罕至的高山平湖，大道意识犹如清静得象明镜一般的湖水，折射着天光云影、日月星辰，无为而自在地存在着。对后世的影响看似几近全无，可是，红尘滚滚成败兴衰的万象人寰却始终却跳不出“道”的法度。

面对隐去的大道，老子、孔子、等一批同一时代的思想家几乎发出了一致的悲叹。但面对现实，他们却做出了迥异的选择。老子坚守大道，孔子弃道兴儒。坚守大道并不断地发现天理，是老子思想不朽的根本原因。大道隐去与道学永存是人类社会进化过程中的一个奇观，这个奇观昭示着人类社会进化的规律性和人类意识活动的超越性。这就是天理的体现。孔子从现实出发，试图通过礼教来约束统治者，结果适得其反，不仅没有能够起到约束作用，反而被统治者所利用，更进一步加固了皇权统治制度，也让儒学蒙受了奇耻大辱。因为儒学没有能够驾驭权力，不能对公权施以改造，所以对政治进步也就不具有任何意义。公权力对儒学的改造以及对文人的驯化，为后世犬儒社会的出现埋下了祸根。或许这也是政治发展初期不得不付出的惨重代价。

第二节  天国的城邦  

    古希腊城邦的故事就像天国的神话，把东方人带到了一个遥远而又神秘的传奇世界。对于大一统的东方古国来说，城邦的多元性、多样性以及在意识形态方面形成的巨大落差，都是华夏文明进程中不曾出现过的现象。更具神话色彩的是，古希腊人的思想自由度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所罕见的。也是中国先秦诸子百家兴盛时期所不可比的。

首先是多元性，在以爱琴海为中心，包括希腊半岛、爱琴诸岛地带所构成“爱琴海世界”里，古希腊人建立了众多独立的城邦，最多时达到数百个。在同一文化背景下，各城邦之间相互平等，整个民族没有权力中心，仅以城邦为单位高度自治。城邦内部均有政府、军队以及相应的法律制度，具备了独立国家的基本结构。这一社会现象的成因，宏观上看是由地理环境以及民族文化因素所导致的，但要进入微观的人性内部观察就会发现，古希腊民族普遍具有极强的自我意识和理性精神，这才是最根本的原因。正是这一原因，古希腊人不仅建立了多元社会管理体系，更创造了在同一民族文化背景下、同一历史阶段中多样的社会形态。

在众多的城邦中，具有民主治国理念的城邦比较普遍。城邦公民以平等的身份参与国家的治理，选举公权管理者。这样的社会制度到公元前五世纪已经被大多数城邦所接受，形成了以雅典城邦为中心的主流政治制度。不能不说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分析，民主城邦、僭主城邦和君主城邦之间的经济基础一定存在着完全不同的形式与规模。而事实恰恰相反，各城邦均以农耕经济为主，互相之间都有贸易往来，生产技术与生活方式也没有根本性的差异。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不仅在古希腊，就是在今天的社会主义中国也不具有任何指导意义。因为那种理论脱离了人性立场，偏执于无产阶级一隅看待人类社会，自然得不到正确的结论。

古希腊城邦是研究人性善恶以及政治取向最完美的历史标本。从人性入手，是研究古今人类社会现象的不二法门，舍此，社会学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人的生物性与社会性的双重作用造成了人类意识的丰富性。自利，是一切生物的基本属性，人类绝不可能例外。但是，人类作为一种高级生物，不仅具有一般生物的基本属性，更具有欲望、理性、悟性等等其他生物所不具备的高级智慧属性。正是人与其他生物之间存在着这种差异，才使人类社会的发展超越了其他动物社会而建立了文明的秩序。在人类社会秩序环境中，人这种动物才有可能扮演人的社会角色。一旦离开了人类社会环境，人又会回到原始状态，与其它动物并没有太大区别。

当人面对社会财富、荣誉、地位等问题时，除了受欲望的驱使之外，更受到道德、人格、良心等因素的制约。但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受到这种制约，这就涉及到了人性善恶问题。能理性地接受这种制约的人性表现则为善；而放纵欲望，或者凭借智力逃避这种制约的人性表现则为恶。善性所形成的心理定势和行为习惯就是道德的，具有天然的正义性。道德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道德的升华。虽然在古希腊文明里没有突出有关道德方面的记载，但是他们那种正义观和对完美人格的追求，正是他们那个社会道德理想的高度体现。正因为他们有了那样的道德理想，才会形成那种高度文明的民主政治理念。而在僭主、君主那里，欲望就象离弦的箭，直奔最高利益，精明的盘算将取代正义与良知。

决定一个城邦制度的关键因素并不在于正义一方，而完全取决于非正义一方，就看阴谋家的欺骗与暴力手段是否能够控制局面。亚里士多德说“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正义是以公共利益为为最终目标，心存正义的人就是公共事业的志愿者。因此，正义不需要伪装，没必要扩大个人的势力。非正义则不然，完全是以个人利益为最高原则，所以在公共场合必须伪装自己，并借助公权力来扩大自己的势力。一旦阴谋家掌握了暴力工具，并建立起维护其统治地位的秩序规则，在其统治下的正义力量将无所作为，只有通过抗争来呼唤正义。而正义的人们如果汇聚在一起，并以理性精神建立起能够有效抑制人性恶的制度时，才能让阴谋家的个人野心寸步难行。

正义精神是人类的理性发现，这种发现不仅需要有足够的理性，还需要有足够的认识能力。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是随着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发展而同步的，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人的认识能力会受到文明进程的制约，这是带有普遍性的规律。但在这种普遍性中也有例外，那就是人类意识活动的超越性，这种超越性是人的高级属性在社会与自然的启示下直接爆发出来的。在古希腊城邦中产生的民主思想，就是在具有极强的自我意识和理性精神的群体里，在现实社会经验的启发下爆发出来的治国理念。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这种理念是非常先进的，是人类社会科学的一大创举。尽管存在着现代文明所不容的奴隶制，城邦民主制度仍然是人类社会秩序发展进程中的一种突进现象。与老子的道学相比，更具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如果把东方大道比作湖泊，古希腊城邦则更象是星罗棋布的清泉，涌动着人的理性思维。无奈的是，从思想意识到制度建立所实现的对现实超越，民主城邦无意中将自身置于一种缺乏文明基础，尤其是在其他民族文化背景下缺少广泛共识的孤立地位之上。那涓涓思想清泉所汇成的河流，在人文思想沙漠化的环境中断流只能是历史的必然。

人类的成熟是在理性与欲望的博弈过程中逐渐完成的。没有欲望，思想将会停滞，社会进步也会停止；缺少理性，行为将会无德，人类永远都要停留在动物社会的水平上。但在欲望与理性交替上升的过程中，欲望的增长似乎更容易些。在社会化的环境中，要满足从物质到精神的最大需求，权力就是唯一的捷径。因为满足最大欲望与争夺最高权力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联系，所以，权力斗争就成了在人类政治尚不成熟的历史时期里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活动。这也是古希腊城邦被更大的帝国所取代的终极原因。尽管事实如此，我们还必须看到，古希腊的民主理念如同奥林匹克圣火，虽然几经熄灭，但是它却给全人类留下了取之不尽的思想火种。

第三节  思想的长夜

自从人类社会政治现象产生以来，具有文字记录的思想大飞跃当属老子道学，但从思想的飞跃到实现制度突进的现象只有发生在古希腊。

“根据莱昂•旺岱尔米什（Léon Vandermeersch）的理论，希腊思想属于可揉捏陶土的陶器世界，而中国思想则属于适合于根据自然玉石纹理打磨的宝石世界。”（《翻译与阐释中国思想》作者： Gil  Delannoi 译者：南黛居译）

    古希腊人自由的思想与社会实践为以后社会制度改造提供了范本，相比老子的道学思想对于指导社会进步更具可操作性。前者是在没有私权中心的社会背景下群体思想自由的产物，而后者却是在私权中心背景下个体思想自由的产物。虽然老子、孔子等也有“天下为公”的公权意识，但始终没有跳出公权私有意识范围，所以就不可能产生公权改造的思想理论。尽管如此，古中国在世纪初期的文明程度相对于西方国家来讲还是比较高的，统治手段完备与农桑、冶炼、陶瓷技术领先是文明古国的基石。而随着罗马帝国的昌盛，西方文明中心也开始形成。罗马帝国集西方文明之大成，在文化、艺术、建筑及军事等方面已经领先于世界。这一时期的文明，较以前能够接续的文明历史相比，主要表现在法律正义思想的巩固和文化艺术的成就等方面。但由于从自然王权到人为统治的成熟，统治者占有权力的欲望也得到了空前的膨胀。这种膨胀的权力欲望极大地超越了社会性动物争夺王位的本能。为了巩固统治地位，统治者总是千方百计地限制被统治者的发展。利用公器除了对经济资源强制管理之外，更对被统治者的思想进行强行管制。无论中西方，同样的人性，同样的权力欲望。所不同的是，法律正义思想的确立与否成了中、西方政治发展的分水岭，这一分就是二十多个世纪。

    从希腊民族对于人类的法律、正义之关系的客观探讨，通过思想家的活动并以书面文字流传下来，从此成为绵延不绝的欧洲传统的一部分。一直到罗马时代的政治思想中，对正义、公正的关注已成为一个显著特点。在古代希腊，从梭伦、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都是以正义作为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古罗马继承和发展了希腊政治思想的这一传统，正义、善德、幸福成为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法律的正义在帝国社会中撑起了一个能够让政治适度发展的有限空间，思想的自由也只有在这样的空间里才能得以实现。这也是西方社会能够产生众多思想家的根本原因。法律正义不仅是政治的一大要素，同时也是政治发展的重要保证和归宿。在中国，无论是先秦各家思想还是历代明君的善政，都无力担承维护正义之重。法律也仅以统治者的最大利益为依据，对统治者而言是手中的皮鞭，对被统治者而言则是缚身的锁链。被统治者要想得到相对安逸的生活，就必须以牺牲思想自由为代价。接受统治者的管制，听从统治者的教化，成了百姓的最高权利与义务。从“管仲陷阱”到“独尊儒术”，统治术先于西方而走向成熟，而思想的夜幕也同样先于西方落下。

    根据西方思想史记载的中世纪罗马教皇制时代，起源于公元八、九世纪之间。一些精明强干的教皇建立的教皇权力系统，逐步摆脱希腊皇帝的统治并获得了独立地位。这期间的机遇与当时的社会背景，以及后来教皇与皇帝相互依存又相互纷争的历史姑且不论，让我们重点关注皇帝与教皇双方达成共识的中世纪理论。这理论所主张的将基督教作为世界的统一思想，给整个西方社会带来的思想灾难一直延续到十五世纪。这就是所谓黑暗的中世纪。之所以黑暗，因为当时的教会几乎成了一切社会规范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所有思想家，政治家，尤其是自然科学的学者，普遍受到宗教权威的打压，人们的思想没有任何自由发展的空间，只能虔诚地遵从教规。备受尊崇的奥古斯丁的哲学思想，认为一切知识都来自神的启示，只能依靠信仰，而不能依靠感官去认知。教会在与皇帝瓜分社会公权的同时，更甚于皇帝对公民的统治，主要是对人的思想统治。各种宗教排斥异教的共性就决定了宗教禁锢思想自由的本性。皇帝与教皇相依的社会基础只在于加强统治，统治的本质就是巩固权力，是抵制公权改造的主要社会力量。尽管宗教的产生是人类智慧的体现，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力量，为人类社会增添了文化元素，推动了社会结构的衍化，但在政治这一人类重大事务中毕竟只是其中的一项内容。不过宗教与社会公权有很大不同，各宗教的不同信仰不能通过行政手段予以干涉，否则就会限制信仰自由。而宗教参与国家行政又会和异教及世俗社会产生冲突。到后来的文艺复兴时期，宗教改革者和政治家们才将政教分离视为一种基本原则。

    是什么遮蔽了人类自由思想的光辉，把整个人类社会带到了思想暗夜？并非公权，也不是宗教，而是统治。人类社会公权的产生，完全是脱胎于动物社会的基本形太。趋利避害的生物性加之高级动物的智慧属性，在天然秩序（强弱）与人为秩序（制度）的基础上产生了公权力。原始公权与获取公权的个体之间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这一阶段的社会政治含量是很低的，唯一含有正义成分的就是公认的制度。随着公权人物欲望的膨胀，制度所含的正义成分会越来越少，社会冲突也由此而生。冲突导致权力更迭，新的公权人物不断地接受教训，巩固权力的手段就会越来越高。用智慧手段巩固公权以保个人利益是统治的根本目的。统治与正义没有直接联系，只是与统治者的最大利益紧密相关。随着统治术的升级，对被统治者的思想禁锢会越来越厉害。

    历史文献只记载了欧洲黑暗的中世纪，那是因为黑暗与光明的反差引起人们的关注所致。而在东方的中国，自从公元纪年以来就不曾有过光明，黑暗已是常态，其社会制度变迁始终游离于世界政治文明进程之外。虽然民本思想的幽灵时常发出点荧光，却根本改变不了黑暗的现实。最典型的一例就是明清之际伟大的思想家、史学家和教育家黄宗羲，他提出了民主政治改革和教育制度改革的启蒙主义教育思想。然而，在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面前，在暴力轮回的怪圈之中，他的思想必然被边缘化，被隐匿于殿堂之下。

    邪恶历练正义，自由产生思想。身不由己、言不由衷的官场中人不可能创造出有价值的思想。精神世界的黑暗莫过于思想失去自由。张志新，林昭等人的遭遇，与中世纪异教徒所受到的迫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把“指导思想”当作教义的国度里，光明是何等的稀缺。

    当然，中国也出现过思想自由的曙光，一是辛亥革命时期，二是五四运动时期，只是曙光出现的时间极为短暂。曙光哪里去了？是被乌云遮蔽了还是夜幕降临的太快了？习惯于黑暗的国人似乎并不关心。从茶馆“莫谈国事”的横匾到网络“敏感词”的变迁，人们生活的依然“幸福”。

待续

第一章  政治形态

第一节  政治现象的发生与发展

    人和相当一部分动物一样，在其自身种群内部为获得食物资源和争夺性伙伴，以及在哺育后代的生存活动中，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之间会形成一种相对稳固的关系，这就是动物社会的基本形态。科学家早就发现蜜蜂有着极强的群体组织性，蚂蚁社会组织结构之严密、群体秩序之井然也是绝不亚于人类的。再如豺、狼这些猎食动物其协同作战的精神也并不比人类逊色。有的动物竟然还能做出为了集体的安全而牺牲自己的行为。但是，人类社会除了具有其他动物社会的基本特征之外，更具有超出其他动物社会的智慧活动。因为人毕竟不是一般的动物，造物主在赐予其他动物本能的同时却赐予了人类以高度的智慧。所有的物种都是造物主的作品，而唯独人类才是大自然的杰作。人类依仗着智慧在与其他动物相同的生存环境中开始了创造生涯。尽管如此，人类还是在社会发展初期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内的社会活动中没有出现政治行为现象。原始社会时期人和一般动物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在面对捕杀与被捕杀的困局中同时也会受到来自同类的威胁。个体与个体之间，部落与部落之间的冲突经常发生，无论是因为领地还是其他什么原因，这期间的所有问题都不能够成政治问题。冲突过程中无论各方采取什么样的手段，使用什么机巧，作何谋划，这仅仅是人类智慧的初步体现，均不在政治范畴之列。例如一只哺育幼鸟的鸭子，当遇到狐狸走近巢穴时，它会一面向自己的孩子发出警告，一面装作受伤的样子向远离巢穴的方向跑开。既要保证自己不会被狐狸捉住，又不要马上让狐狸失去信心，一步一步地引着狐狸到达它认为安全的地方才展翅高飞。对于鸭子的这种表现没有人会认为这是一种政治行为。在与生存的对手斗争中，动物的某些表现也是值得人类学习的。即便是大规模群体战争，人类也远不及蚁类和蜂类动物表现的英勇顽强。人类社会有许多活动在智慧与情感方面虽然都远远超过了一般动物，但只要是出于生存基本需要的目的，无论是动物还是人的行为均不属于政治行为，因为这些行为不具备政治行为的必要元素，这个问题将在政治要素一章中详细论述。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暴力是所有动物都习惯采用的行为，不管使用的是尖牙利爪还是什么先进武器，其攻击的行为完全是发自兽性。兽性不存在人性，人性却包含了兽性。人的行为一旦违背了人性原则就必然暴露出兽性的本质。这里并非全面否定人类使用暴力，只是明确暴力行为的层次归属，它是动物求生存、争利益的必要手段。不可否认的是，人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动物，尽管人类超越了动物的原始性，但仍然保留着动物的基本属性。

    原始社会中的部落随着领地范围的扩大和人口的增加，整个部落和首领的地位都在发生着变化，最终变化的结果就导致了王国与国王产生。王国即国王所管理的大家族，国王就是这个大家族的主人。王国以及国王所占据的领地和它上面生活着的人们就构成了国家的雏形。家国一体的王国内部治理是王家的大事，这种大事就是政治发生的原点。在当时还不可能出现政治这样的概念，但那种对自己王国内部社会治理的行为可称为前政治。这个时代的人类已经具备了能够传承的原始文化、道德伦理和王权法律，所谓文武之道已经开始显现。王权之初，政治与民基本无关，因为统治者的欲望和被统治者的欲望并没有发展到使双方利益相互冲突的地步。就中国历史来看，即便到了先秦时期，王权也并不可能覆盖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击壤歌》所描述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就是真实的记录。如果说王权早期的王法对平民的控制还存在一些盲区，那么到了封建王朝发展成熟时期就达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地步，政治就再也不是与民无关紧要的事了，人这种社会动物的生活也就从此充满了政治色彩。自从国家这个世界基本单位相对稳定之后，各国之间的发展差异就开始显现出来。造成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并非国家的统治者有心而为，恰恰相反，完全是统治者不得以而为之。这是因为被统治者和统治者一样都是高度社会化的动物，自然赋予了他们同样的创造力，二者是个互相影响的关系。人类社会权力的产生不仅仅是强者创造出来的，它更是出于弱者的需要。争利益，求安稳是人们共有的秉性，人们只有聚集在一起，并在强者的统领下才能在一定的程度上实现自己的利益与安稳。所以，最初人们对领头人的服从是自觉的。趋利避害的生存现象不仅是人类独有，也是所有生物共有的品性。任何动物在维护自己的利益与安稳的过程中必然会威胁到其他动物甚至同类的利益与安稳，人类社会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也正是源于此。统治者为使自己的地位持续地安稳就要不断强化暴力工具，同时还要制造维护统治的舆论。通过暴力优势不仅能够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而且还能够占有更多的财富与资源。舆论的目的是为了使这种占有合理合法化。随着统治者地位不断巩固，占有资源的能力也不断地得到加强，欲望便随之不断膨胀，被统治者的生存空间就必然受到挤压。这种在被挤压的社会阶层所爆发出来的反抗力量就是对社会权力进行改造的原始动力。

    社会秩序需要权力的存在，权力的膨胀又制造出破坏社会秩序稳定的因素，所以人类历史上便出现了权力的频频更新与改造的社会运动。通观人类社会的进步历程不难看出，对公权利的改造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两行脚印，他们互为起点，交替前进，谁离谁都不会太远。中国历史上两千多年以来仅仅是公权力不断更迭的历史，并没有实质的改造，也就是说一只脚始终在王道政权的原地踏步，另一只脚再怎么迈也只能使社会在原地打转。而西方社会却相对有效地改造了公权力，这正是造成现在东西方差异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力量推动了西方政权改造而阻碍了东方政权改造？我们不得不进入人的内部精神领域探寻——观念的差异。

    观念乃是人类文明的精神标志，是人对事物的基本态度。人们常说“一念之差”，人的思想无论多么复杂也只是发于这“一念”。

    老子说“政者，正也”。意思是：政治，就是用正确的（思想、方法、手段）治理社会。那么这个正确的思想从哪里来？当然是来自于正念。何为正念？正念是发自于人性善的理性抉择，不是非理性的冲动，更不是发于自利的任性。发自人性善的抉择会产生富有智慧的思想，只有智慧的思想才能对人类赖以生存的世界产生正确的认识，首先是对人类本身的认识，没有对人的正确认识就不可能正确地治理社会。人性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是人这一高级物种的典型特征，它包含了一般生物的基本特征，且具有人类特有的特征。当然，对于某一事物的正确认识不仅需要正确的思想方法，还需要在一定的时间内完成认识加深和提高的过程，人类对自身的认识正是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在中国古代，儒、法两家一个主张人性善，一个坚持人性恶。这两种思想无论哪个占主导地位都不能实现“以正治国”。老子这位智慧老人的思想是对儒、法两家思想的超越，但是封建统治者仅从维护权力的目的出发，只对儒、法思想中可利用的内容选择性地加以弘扬。这不仅背弃了孔子“天下为公”的大道，更回避老子“以正治国”的执政理念。

    西方世俗社会也有性恶论者，但在强大的宗教思想影响下显得微不足道。还是宗教那种“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的人性观占据了主导地位。宗教的这种人性观虽然比偏执一面的善、恶论更接近人性本质，但这种夸张的比喻并不是人性的全部。魔鬼与天使只是人性的特例，而更丰富的人性表现却不在这两个极端。宗教的社会表现也正与这种分裂的人性观有着直接的关系。富有戏剧性的是，以宗教为思想基础的现代西方政治体制却有效地抑制了人性的恶，拥有丰富人文思想的东方中央政体反而不断地强化着人性的恶。问题出在哪里？人们很容易将目光投向文化。可曾想过，文化是可以选择和改造的，而信念才是精神固守。传统文化对中国统治者来讲只是有“用”而无“信”，无信，才使“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已。”（《礼记．礼运篇》）

    王权时代是从它产生至今这段历史过程中存在最为长久的一种社会形态，进入二十一世纪我们仍然可以看见它残存的痕迹。它曾伴着人类文化的发展而发展，也随着自然科学的进步而进步。不同地域、不同种族的人们不仅创造了各异的文化，同时也创造了有别的宗教信仰。人类文化发展之初，由于人们对自然现象认识范围十分有限，认识能力和方法都很原始，很难理解有关自然、生命的许多问题，对一些自然物象的本体产生崇拜、敬畏的态度是必然的，这就是人类信仰的朦胧时期。随着人类智能的演进，人们对那些崇拜、敬畏的东西开始赋予了灵性，并推定会有更高于这些物象的主宰——神的存在。对于主宰一切的神的崇拜、敬畏、皈依的执著心态就是人类的信仰。信仰的出现使人的灵魂有了归宿，精神力量有了源泉，也为宗教产生提供了社会基础。宗教的产生不仅为人们的信仰提供了明确的指向，同时将信仰的精神力量凝聚成了改造社会的强大动力。从自然崇拜到图腾崇拜再到宗教的产生，是随着人类自身进化和文化的发展逐步完成的。宗教对社会进步所起的作用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是积极的，卓有成效的。在人类文明和源自动物趋利本性的博弈中，王权也需要正义力量的支撑。最原始的正义力量一般来自宗教，宗教信仰产生了原始权力的合理性。不过，无论是宗教对社会公权的维护还是改造，宗教都不能代替政治，政治仅需要崇高的信仰，而非宗教本身。政教一体的社会虽然不缺乏信仰，但是宗教的局限性必然阻碍政治文明的发展。

    在丰富的社会活动中人性得以完善和发展，追求真理与伸张正义不仅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显著特征，更是自然赋予每个人社会基本权利所对应的首要义务。在宗教信仰和文化科学发展的推动下，人的思想价值观念得到了极大地丰富与发展，人文科学体系在逐渐形成。当追求真理与伸张正义的进步力量壮大、并汇集起来之后便开始向王权发出挑战，使更多人有了参政议政的能力。因此，王权制度就开始在世界范围内进入了复杂的演化阶段。各种帝国、王朝以及宗教国家在权力更迭中，权力来源和自身结构也在逐渐地开始了质的变化，政治开始走出了帝王家的大门而成为天下人的事。特别是在西方工业革命出现以后的公民社会里，政治逐渐成了每个人生活必要内容。人们开始组成了各种社会团体参政议政，尤其是议会的出现，对高度集中的君权形成了有力的挑战。从此，西方社会便出现了君主与社会集团相互制约的政治局面。双方在理性思维控制下，避免了由于暴力冲突不断升级给社会带来的更大灾难，最终以和平的方式达成了契约，君主立宪制从此诞生。作为一种新制度，它对于实现社会公平、释放人性、解放生产力都具有极大地推动作用。这种对权力改造的成功范例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里程碑，是制度创新的成功实践。这种实践完全是在人性的驱使下逐步地、自然而必然地发生发展成的，事先没有人为它设计蓝图，没有具体的改造方案，这就是政治发展的自然状态。马克思主义学派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给它戴上一顶“资产阶级政权”的帽子。为了找到“无产阶级政权”更具合法性的根据，对那种“资产阶级政权”百般挑剔，将出于理性的妥协斥责为软弱无力，把出于人性的宽容视为革命的不彻底性和庸碌无能大加批判。这种一味斗争、夺取、专政的残酷阶级性，对人类社会尚未成熟的政治文化产生了极大地破坏作用。

    政治的正常发展，是在社会内部秩序这个层面上作为发生的原点，不仅向国家公权力改造的方面发展（现在已经向世界一体化方向发展），同时也开始向基础权力的人权方面发展开来。人权是具有自然合法性的，它既是国家权力的基础，又是衡量国家权力合法性的砝码。人权是指所有人平等的社会权利，这是一种不可代替、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它作为一个普遍的政治概念，最初是17、18世纪由欧洲国家中的进步势力为反对君权和等级特权而提出来的。为了对抗统治者鼓吹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君权和等级特权，进步思想家们高举“天赋人权”的旗帜掀起了启蒙运动。他们提出人人都是天生独立、自由、平等的。人的生命、财产、自由等是不可剥夺、不可转让的自然权利。剥夺或放弃这些权利，就是剥夺或放弃做人的资格，是违反人性的。随着进步势力的政治影响力不断扩大，这种“天赋人权”的思想相继在一些国家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固定下来。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首先把“天赋人权”写进国家政治纲领，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人权宣言”。该《宣言》宣称，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造物主”那里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通过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则第一次将“天赋人权”写进了国家的根本大法。它宣布：“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此后，许多国家以人权思想为指导改造社会政权，并将人权载入宪法，人权成为民主制度的重要内容和象征。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家”们为了强化阶级的斗争性，视“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为大敌，唯恐出于人性的政治文明思想消磨其斗争意志。这是人类社会历史上的极特殊现象，它是一种以阶级性取代动物的趋利性而又公开违背人性的社会现象。《共产党宣言》中著名的一段话：“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 。这是明显非理性的煽动语言，把人性的利己行为造成的不平等现象用了“压迫”和“被压迫”这样的字眼加以描述，从中抽去了人的本性，这样就有利于阶级论的推演，最终实现斗争哲学的理论基础构建。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从反面推动了人类政治学向着更成熟的方向发展。“社会主义”并没有按马克思想像那样优越于“资本主义”社会，它仅作为一面镜子为“资本主义”在人性化的改造过程中不断完善自己提供借鉴。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总算为人类社会文明进步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第二节  公权来源与政治发展水平 
    政治产生于王权社会时代，发展于社会权力改造过程。整个过程就是一个权利重心由王权向民权转移的过程，也是利益的基本点由君王向民众转移的过程，更是人类超越兽性完善人性的过程。
    人这种社会动物在王权产生以前已经开始了社会性劳动，这一时期的利益分配原则仅仅是遵循自然法则。因为这时期的所有财富都是直接向大自然索取，一边索取一边消费的财富占所有财富的一定比例，剩余部分才可能让社会群体内部其他人分享，这样的社会按照这样的分配方式是天然合理的。随着社会协作意识的增强和工具制造以及使用技术的提高，社群内部的剩余财富就大大增加了。当人们面对更多的财富时，出于人性的本能，财富的占有欲便促使社群内部成员之间发生纷争。当然这种纷争与部落间争夺领地那样你死我活的战争是不同的，一般不会发生激烈地对抗，根据长幼强弱都能做出争让抉择，这种抉择的依据也就是人类社会财富分配最原始的规则，即强者优先规则。王权出现以后，这种规则并未发生任何改变，所以就造成了社会财富向权力迅速集中的现象，这只是在原始规则的基础上更强化了权力效应的社会规则。这种规则刺激着少数强者的欲望在不断地膨胀，剥夺着弱者的利益使他们的生活日趋窘迫。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强者和弱者对社会分配的严重不公现象各自都有不同的表达。帝王们总是在宗教信仰或原始文化中寻找自身地位与权力的合理性，平民却是直接对残酷的现实表示不满，对这种制度的罪恶予以控诉。看似这两种表达是截然不同的，其实则完全出于同一人性。只不过是在人性的法官面前，前者是对自己权力合理性的辩护，后者却是以受害者的身份对不公平制度的诉讼。在人性这个大法官面前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是平等的。人性的善追求的就是正义与公平，而统治者受膨胀的欲望指使，使他们不会有这样的追求，更不会主动放弃自己的特权，因此，他们被欲望扭曲了人性。为了规避正义的谴责，统治者需要标榜自己所拥有权力具有正义性。对于统治者而言，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也不能一味地施以恶政，因为那样就必需加以持续地暴力强制，同时还必须应对无休止的抵抗，统治风险很大。而在正义招牌掩盖下的伪正义则可以软硬兼施，间歇性地使用暴力，这样既能降低统治成本，又能缓解统治危机，企望正义与利益兼得。但是，既然挂出正义的招牌就要做一些样子，即便是口头文章也得做。当出于伪正义建立起来的制度长期给人们造成苦难的同时，无可奈何地也为正义力量的存在留出了一定的空间。实际上任何统治者都不可能彻底泯灭人性，统治者维护自己的利益本身也是人性的体现，问题在于利益分配的制度是否公平。面对大多数人认为不公平的制度是改变还是维护，这是判断正义与否的基本标准。人类的文明进步正是在正义与邪恶的此长彼消中实现的，每一次社会进步都是制度的进步，制度的进步就是对公权力改造的成果。对公权改造成度的不同主要体现在权力的来源不同，原始权力的来源是原始暴力和原始宗教，这是被文明社会首先禁止的权力产生途径。随着历史的进步和政治成熟，当今世界处在最先进地位的权力来源莫过于民主选举。源于民主选举所产生的公权力，是人类社会史上较晚出现的，合乎自然法理和人性的，充分体现人权的社会公权利。
    自从政治现象出现在人类社会以来，它便开始了对人的权利与权力的关照，并在二者之间构筑起了法的围栏。原初公权力的产生也是滋生于个人权利基础之上的，但这种公权力从出生那天起就带着浓重的个人权利的胎毛。它在毫无限制的履行公共职能的同时很自然地也扩大了权力执行人的个人权利范围，这是由人性中最原始的趋利性所决定的。这种人性的体现严重地侵犯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对于大多数人来讲这是很不人性的，也是不道德的。政治就是要对公权力施加改造，限制它对个人权利的肆意践踏，使它逐步蜕去个人权利的胎毛，同时也过滤一切私人权利掺入公权机体内部。政治这样的设计完全是从人性的实际出发的，人性的善、恶是自然存在的，这样的存在就是不受人的意志左右的，人人如此，无可指责。只有当人性中的善恶作用于社会并发生对他人的权利有益或有害的行为时，人们才能对其行为加以善、恶的判断。尤其是人性中的恶，当他嵌入无限的权力之中便会发展成为与权力等同威力的恶。所以政治的任务就是将公权力与每个人，特别是对于执行公权力的个人权利与所管理的公权力严格地隔离开来。既要维护个人权利不受公权侵犯，又要使公权力保持纯洁，不得感染一切贪欲私念。因此政治制造了这样一种隔离材料——法律，然后又用这种材料为公权力定做了一个隔离装置——制度。这种制度通过法律对公权力和各政党的应有地位及行为予以确定和规范，使民意通过有法律保障的渠道对公权的力产生发挥作用。具有这种功能的制度即是今天社会最先进的制度，这种制度的构建起源于人性，最终落实到人权。当这种制度出现在人类社会以后，“统治”一词在政治学范畴已经变得暗淡无形了。
    “政治不是一种统治活动，而是决定政府方式和事务的活动，在没有选择和变动的地方，认为一切都是上天注定的地方，是不存在政治的。政治活动，即思考、讨论、批评以及修正权力的管理和组成，……”——《近代欧洲的道德与政治》迈克尔.爱克肖特（英）
    以人性为基础，以人权为核心，运用法律手段管理公权、治理社会这才是使社会有序发展的良性开始，也是政治的真实本质。可以这样说：政治本来就应该是这副德行。那种“借助于社会公共权力来规定和实现特定权利的一种社会关系”的政治定义是对政治的歪曲，是权术家将政治视为统治工具的证据。是以统治为目的还是以治理为目的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公权观。
    政治这种人类特有的改造社会的现象，始终处于对社会改造——规范——再改造这样不停地运动状态。统治者在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时需要通过法律予以强制，当人们要改变社会制度时最终改变的还是法律，可见，法律是政治的最终体现。当我们回顾社会发展史便不难发现，有什么样的公权力就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就需要什么样的法律来维护。政治对公权改造，制度构建，司法方案设计都负有天然使命。
    自然本体，我们视它为上帝，是它创造了自然法，而我们人类也为自己的生活创造了社会法。上帝的意志体现的是自然的本性，人的意志当然体现的是人性本质。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同的社会制度之间会有那么大差别？这就引发了一个人性观的问题。在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这样一种人性观：“人性首先是阶级性。”这种人性观就像一把屠刀把整个人性给肢解了。持这种人性观的人已经丧失了人性的整体性，阶级的人性观正是这样残缺的人性观。与其说是一种人性观，倒不如说是用阶级性覆盖了人性。当人性不见了，才会使一切卑鄙、丑恶、残暴当作正当行为成为可能。前面提到过任何统治者都不可能彻底泯灭人性，但是，以阶级性为出发点的斗争哲学对人性的摧残是令人震惊的，它有别于奴隶制对人性的摧残。因为奴隶制是人类文明初期的产物，而残酷的阶级斗争、阶级专政现象却产生在高度文明的二十世纪。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次政治大倒退，文化的大倒退，人性的大倒退。一切为这种倒退现象辩护的理论学说都是可耻的，虽然这也是出于人性趋利的本能，但这种人的人性表现侵犯了他人的利益，对于其他人来说是没有人性的。如此行为已经偏离了政治发展的正常轨道，背离了政治的发展方向，背叛了正义立场，违背了人性原则。只顾维护自己统治地位的思想观念就是把政治偷换成了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权力技术。以现代权术取代政治的现象给我们这个社会造成的创伤在未来的半个世纪之内恐怕也难以抚平。揭露这种残酷社会现象的文学作品及各种文体早已见诸网络媒体，在此就没必要增加篇幅了。
    人是一种社会动物，社会只是人的一种属性，人才是社会的主体。也就是说人不应该属于社会的，是社会属于人的。人与国家更是如此，属于人的国家应该是为人服务的，为人的权利提供可靠保障的。这样的观点在民主国家里会得到普遍认可，这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原则，离开了这一原则所有不平等的社会现象都有可能被看成是正常的。人类社会不能没有秩序，这是勿庸置疑的。秩序是在制度下形成的，为了让我们的社会生活有一个良好的秩序，人们的目光自然要投向制度。制度，就是社会公权来源、结构和运行模式，按照以人为本的思想理解，制度就是社会公权产生、维护以及人权保障的总体运行机制。制度的好坏主要体现在公权产生的途径和人权体现的程度。公权产生的途径决定其权力受谁的限制，正可谓“民不选官，官不为民”。人权体现的程度反映了制度的人性化程度。没有人权的社会制度就是缺乏人性的社会制度，以阶级性或党性取代人性的行为就是分裂人性的行为。在个人的权力、地位、财富诱惑下，欲望的膨胀就会占据理性的空间，当膨胀的欲望引领那些人走向反人性的道路上时其人并不自知，因为理性已被满足欲望的方略所取代。为了自己和本集团的利益、为了维护千疮百孔的腐朽制度创造各种理论学说就成了他们人生的最大作为。如果回归理性，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在个人享受不到公权的保护时也就没有维护公权形象的义务。只有在政府的保护下享受到了做人的尊严人们才能从内心给自己的政府以尊严。一个社会有没有人的尊严看什么？不是看有权有势之人的尊严，也不是看所谓成功人士的尊严，而是看普通劳动者有没有尊严。对普通劳动者来讲，并不需要别人采取什么手段来提高他们的技能，也不需要别人担心他们的素质技能要如何发展，而是需要让他们活得多一些尊严，让他们的社会地位得到切实提高。英国的罗素在《走向幸福》中说：“任何需要完成的事情，只有在某种热情的激励下才能做得好，而没有某种自尊的动机是很难产生热情的。”如何让人们获得热情的激励？又怎样产生自尊的动机？离开了人性化的制度和充分的人权享受，只靠忽悠是不可能实现的。建立人性化制度的关键一步是首先要对缺乏人性的公权施以改造，使公权按照公民的意愿产生，在公民的监督下运作。如果这一步做不到，说明这个社会的政治发展水平还很低。

第三节  文化承载与政治主导
    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文化绝不会脱离社会实践凭空而生。起初人类文化的发生一是出于认知，二是出于表达。虽然动物也有一定的认知和表达能力，但它们不具备如人类这样的智慧，不会产生更高层次的认知与表达需要。人类文化的产生为经济、政治的发展提供了可能，经济与政治的发展又为文化的进步拓宽了道路。经济对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主要是提供物质准备，而政治对文化的发展则直接起到推动和导向作用。自从政治出现在人类社会生活之中它便与文化紧密地交汇在一起，文化不仅承载了政治的全部思想内容，而且还是政治的必要元素之一。政治则引领着文化的发展并依赖文化彰显其形态。
    人类文化的产生具有鲜明的地域性，传承具有悠久的历史性，交流具有选择性、排斥性、融合性，因此文化才具有多元性。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哪一方人都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传统文化。文化是民族的根，一切文明都有自己的文化渊源，只要某一种文明还存在，他就不会丢掉传统文化。但是，并非任何一种文化都对应一种政治形态。因为任何一种文化的起源都不可能跃过王权时代。无论哪个区域的原始文化，其发展过程中必然不同程度地受到王权政治的影响。王权文化在人类史上有着几千年的辉煌。尤其在中国，皇权政治这条历史的藤蔓将古今社会缠在了一起，虽然在凄凉的近代有过短暂的断裂，终究还是藕断丝连。承载它的文化在权杖的淫威下向奴婢一样胆战心惊地走过了几千年，病态的身躯背负着古老的文明，面对不断更新的现代文明早已无力承受了。虽然它也在拼命地吞噬自然科学的成果，却再也不能担负起国家兴旺发达的使命。文化的悲哀使中国许多志士痛心疾首，有的试图在文化领域找到一个能够推动社会进步的有力支点；有的试图通过文化复兴运动来彻底改变社会状况；一些激进人士干脆要彻底废弃中国的传统文化。人们似乎将中国社会的全部悲哀都归于文化的责任，认为文化是社会政治形态的决定因素，文化成了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本。无论在研究东西方社会差别问题还是讨论中国政治现状，很多人都习惯于从文化的角度入手，这样既容易找到社会问题的文化渊源，又能回避让一部分人过敏的政治。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一个是没能把文化与政治的关系搞清楚，只看到政治与文化的紧密关系一个方面，而忽视了政治独立于文化的社会功能。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把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理解为社会进步的根本原因。人类社会发生的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往往是来自相对封闭社会之外其他文明的闯入，文明差异不是暴力冲突的根本原因，而是人类社会政治成熟度还不具备调和区域、种族之间的利益应该具有的能力。
    马列主义与中国文化毫无渊源，而他们能亲密地结合并造成一系列的社会变革，在文化层面无论如何也不能找到问题的恰当答案。这可不是文化的契合点这么简单的问题，如果那样，民主自由的政治理念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也会找到许多契合点，而我们今天的社会却视民主自由为虎狼。从马克思到列宁再到毛泽东的思想传承与发展绝不是文化因素所导致的结果，完全是政治选择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最有说服力的是台湾与大陆，两种政治形态是在同一文化背景下发生的。从这些事实不难看出，决定社会制度的关键因素是政治，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事情都与政治有关，政治起着主导作用。用文化来掩盖和回避政治真相都无益于社会进步。想通过文化复兴运动来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人们虽然有良好的愿望，但还是难免落入统治者设下的圈套。文化在统治集团那里经常拿来作为遮羞布或挡箭牌，把一切维护统治者利益的社会现象都加上文化的包装，有利于统治者的文化内容都树为正统。什么民族传统了，爱国主义了，中国特色了，都要写在文化传统的招牌上，而把真正的政治目的掩盖起来。多年来，统治者一方面在不断地加强专权，另一方面却引导人们追求财富，提倡享乐，利用文化娱乐吸引大众的视线，以缓解由于政治问题给人们造成的精神压力。当然这样做是不够的，还要严厉禁止人们成立政治组织，堵塞一切参与政治活动的途径，牢牢控制舆论宣传工具，以剥夺大众的政治表达权。大谈文化是统治者喜闻乐见的事，谁也没有对文化负责的义务。什么官场文化，饮食文化，性文化，还有什么规则，定律，在传统文化中都是有根有缘的，都不是今天的统治者制造出来的。大量的帝王戏剧影视作品纷纷出世，试图通过腐败宦官和为江山社稷而勤政为民的帝王形象告诉人们：我们中国历来就是皇恩浩荡，鱼肉百姓的只是那些贪官。不怕谈文化，就怕谈政治，这是所有失去权力合法性的统治者最显著特征。
    政治是人类是特有的社会治理现象，是运用文明的方式治理社会的行为及有关这种行为的学问，而不只是社会该由谁来统治的问题。政治的基本任务就是对公权力的改造和人性的解放。当这种行为一经发生便超越了文化而显示其自身的独立功能。治理社会的过程与结果又对社会文化的发展拓开新的领域。社会文明进步有两个明显标志：一是对公权力的改造，二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对权利的改造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是人类社会文明的两行脚印，他们互为起点，交替前进。权力改造的过程就是人性解放的过程；自然科学发展的过程就是拓宽人类生存领域的过程。这两行脚印就是人类文明的烙印，政治与科学才是前进的两只脚。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十年中国社会发展的脚印很有特色，因为只有一只脚能活动，另一只脚始终不肯离开原地。
    中国是个文化大国，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本来这是很有利的文化资源，并非是走向现代化的负担。问题的根本是国家的公权力没有得到应有的改造，政治因素严重的阻碍着文化的发展，使它不能正常地更新发展，所以才把中国的文化弄成这个样子。政治对文化的制约和改造功能是巨大的，在中国的历史上，几乎所有帝王为了给自己的权力找到正义的依据，都在煞费苦心地对文化改造大做文章。例如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举，其原因就是只有儒术才最符合皇家的根本利益。再如明太祖朱元璋，他读到孟子的“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为寇仇”一句时怒道：“这老儿要是活到今天，非严办不可”。随即下令撤销孟子在孔庙中的配享资格，同时下令，有为此而谏者以大不敬论。后来又命儒臣重编《孟子》，删除了一些强调民重于君的有关内容。从此明朝科举考试就以删改后的《孟子节文》为标准。可见文化被阉割的现象在历史上是如此地寻常。
    不能解放人性的政治制度就不能让人的思想获得解放，没有思想的解放文化就不可能自由发展。想通过模仿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振兴中国文化只是一场梦，因为那样的运动是在突破王权与教会的政治束缚背景下发生的。而我们今天中国社会的发展瓶颈就是政治，而不是文化，更不是经济。这个瓶颈不能突破，文化就不可能复兴。
    当今世界的文明进程正朝着一体化的方向发展。科学无国界，经济共繁荣，人性本一致，制度必趋同。不过，实现经济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并不意味着改变文化的多元性。任何人都不可能抹掉自身民族的文化烙印，任何国家、任何势力也不可在文化交往中以自我为中心。用扼杀其他文化的手段来实现的文化统一势必给人类社会制造新的灾难。人类文化的最终发展是众多文化源头的汇集，在汇集的过程中碰撞、交流与融合是一个自然历程。当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出现障碍时，文明的处理方式应当是给对方以尊重而不是扼杀。以中医文化为例，西方人并未武断的予以否定，总是在做着探索性的了解验证工作。而中国的一些学者刚学到一些西方文化以后就要对欠了解的本民族文化彻底否定，这种文化专制倾向不管是来自哪里，人们都应对他有所警惕。易经、中医是古中国文明的成果，是有别于西方科学文化的另一种文明。如果能用西方的科学标准验证中医的思想内涵当然就不存在沟通障碍了，因为它们之间是根本不同的两中文明体系，就像出生在两个完全不同风俗环境里的人，从心理到行为习惯都存在着很大差异。在人类文明史上文明的种类远不止现代西方和古代中国两种文明。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是没落的社会制度造成的，责任并不在文化本身。世界经济、政治一体化而文化多元化，既能体现人类的共性又能显示各民族的个性，与“和而不同”的人文思想和人类共同追求的民主精神都是一致的。
    在坚持文化多元性的原则立场上还必须警惕：有人正在用文化的多元性为权术家们脱离民主的轨道寻找借口，打着特色的旗号淡化政治问题的根本性。中国传统文化内容庞杂，无论是对应哪种外来思想几乎都能从中找到与之相对应的文化内容，不管是君主论、阶级论还是自由民主思想。因此，文化论就成了统治者为掩盖政治本质的遮羞布。只有首先解决政治问题，其他一切问题才会顺理成章的得到解决，如果在政治上不能对公权力进行有效地改造，即便在文化上再来一百次革命，把传统文化彻底清除，实行全盘西化，最终还会把西方文化也变成僵死的东西。
    文化记录着人类文明的历史痕迹，文明则是人类文化的精神本质。用价值区分，文化具有人类经验的外在表现价值，文明具有人类经历的内在精神价值。人类社会的进步归根结底是文明的进步。任何阻碍文明的发展因素都是危害人类进步的因素。从公权对社会的治理功能可以看到它对文化的干预作用，这种干预就像一部汽车的控制系统，保证了发动机提供的动力安全有效地发挥其作用，使整部汽车——人类社会，朝着它控制的方向发展。文明在自身发展中迈出的双脚——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在人类进步的旅途中留下了两行脚印，不同的社会形态所留下的脚印都毫无保留地显示出各自特征的全部信息。通过这些信息特征人们就会清楚地看到哪些社会的前进步伐是快速平稳的，哪些社会是起伏不定、跌跌撞撞甚至原地打转。
    人类文化是人的智慧并作用于社会实践的记录，经过传承积累和不断地发展实践，使得人类对自身和身外世界的探索获得了一定的自由空间。在这个不断扩展的空间里，充满了人的智慧、理性、欲望的能量。智慧的增进、理性的提升与欲望的膨胀在不停地扩充着这个空间，空间的扩展又带来新的增进、提升与膨胀的过程，这种周而复始的运动状态让人类总会看到一个全新的世界。这个新的世界所展现的内容并非都是大自然对人类付出的回报，更多的往往是对人类的惩罚，战争就是严厉的惩罚方式之一。自然的回报与惩罚是有凭有据的，这个凭据先人们称之为天理。天理昭示着正义与邪恶的判断。正义和邪恶就在智慧、理性、欲望的相左与配伍结果之中产生出来的。智慧左理性必生正义，正义之事天人相助；欲望左智慧与理性是生存常态，常态之理天人皆从；欲望伍理性可生节制，节制之德天人为敬；欲望伍智慧易出邪恶，邪恶之行天人共怒。在人类社会中，一般来说，那里有智慧，哪里就不缺乏理性。那里的智慧缺乏理性，欲望就很容易失控。人类对天理只能不断地发现和虔诚地遵循，不可有任何妄为。从这种意义上讲，政治也是顺应天理治理社会的活动。
    “捷克哲学家瓦茨拉夫?别洛赫拉德斯基曾令人信服的发展出这样的思想：建立在抽象理性和非个人的客观性假设上的现代科学理性主义精神，不仅有其自然科学方面的奠基人伽利略，而且有着其政治学方面的奠基人——马基雅维里，他首次把政治理论表述为有关权力的技术理论(尽管带些恶意讽刺的口吻)。虽然有着全部历史错综复杂性，我们仍然可以说，现代国家和现代政治权力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这里，一旦人类理性从人类个体、他的个人经验、个人责任感中分离出来，他也就背弃了“本来的世界”的框架，背弃了与之相联的具体的责任感，背弃了他的绝对地平线。正像现代科学爱将作为生活在经验世界中的个体——实际的人类个体抛置于脑后一样，现代国家和现代政治更是如此。”——哈维尔。在哈维尔这段话中我们可以读到，从人类个体、他的个人经验、个人责任感中分离出来的所谓理性，其实只不过是在欲望驱使下的智慧活动而已。这种智慧活动背弃了“本来的世界”的框架，背弃了与之相联的具体的责任感，背弃了他的绝对地平线。简而言之，背弃了天理，更背叛了人性。这种背叛是要遭到惩罚的，而这种惩罚又是绝对不可逃逸的。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文化中都不缺少报应这种观念，对报应的认识是人类文明的一大成果。吴思先生在《造化的报应》一文中说：“造化终究是令人敬畏的，是不容糊弄的。”的确是这样。在自然系统中，报应机制是天然的，不可抗拒的。它是建立在每一层系统之中的。如：宇宙系统，银河系统，太阳系统，地球系统，生物系统，动物系统．．．．．．。而在我们人类社会系统中“造化把这报应的工作交给了人类自己，交给他们设计和建立的制度。”——吴思。人类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一样，也是分若干层次的子系统，如：人类世界，国家，地方......直至每个家庭。在各个系统中，报应机制就是根据法律制度、道德伦理等内容建立起来的。每个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触犯了报应机制必须遭到该系统的报应。一旦某个系统中的报应机制没有建立起来或机制失灵，那么这个系统必然在上一级系统中遭到报应。如果上一级系统也没有有效的报应机制，那就必然在更高的一级系统中遭到报应，如果全世界的报应机制没有建立起来，整个人类都要遭到报应，战争就是这样的一种报应。可见人类社会的报应机制还远未完善。
    人类一切的恶与善都原自人性，而诱发恶与善的因素是复杂的社会问题。人性，分为生物性和社会性两个阶梯。生物性包括自利性、利他性、欲望、理性，悟性......这是先天的。而人的社会性则是人的先天本性通过人类社会实践所形成的。欲望只能强化自利，直至发展到侵犯他人利益的地步，加之理性的缺失而使其任性，这就是恶的源头。相反，理性能在自利性的基础上兼顾他人利益，并产生有节制的行为，这就是善的开始。善恶构成了人的社会性，他不能脱离社会环境独立存在。当人性的恶被没有限制的权利扩大以后就会成为万恶之首。人的意志对善恶的干预只是在社会的层面通过道德、法律制度等因素给以张扬或抑制,这正是造化交给人类必须要完成的报应工作。当一种邪恶在一个家庭里发生而又得不到应有的报应，这个家庭是不幸的；一种邪恶在一个国家里成长起来而又得不到应有的报应，这个国家是危险的。报应机制按照现代文明观念解释就是对恶有效的制约机制，任何没有制约的权力都将发展成为社会罪恶之魁首。从这个角度看，政治的根本任务还应该是在人类社会的各级系统中建立起对恶有效制约的机制。

第四节  道德基础与政治升华
    在研究政治现象时道德问题就是一个潜在的话题，它的潜在性就在于道德现象先于政治现象发生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并为政治现象的发生提供了必要的基础。自从人类个体之间开始有社会交往，道德现象就悄悄地发生了。道德的发生就在于,人们相互交往时人性的善良体现和智慧判断与理性节制中形成的心理和行为的习惯。打个比方：在一个阡陌交通的环境中，当你走到交叉路口时发现有人因为你的到来而止住行进的脚步，只是为了给你让路，那么到了下一个路口你也许会留心是否需要给别人让路。当你有了这种心理准备并形成习惯时，道德就形成了。这就是道德现象发生的基本原理。这个比方实在太简单了，可人类社会生活是很丰富的，人们之间的交往也是非常复杂的。这种复杂性也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一个重要标志。由于各人的生存环境不同，对人生的体验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自身资质不同，所形成的道德水准也就不同。道德的这种差异性是一种自然现象，就像人体身高差异，不能完全依靠人的主观来决定。善的体现，智慧的判断，理性的节制，不仅使道德形成了巨大的人格魅力，同时也形成了一种强大文化力量，在人类社会秩序中发挥着柔性且有效的维护作用。道德这种祥和的正义力量正是政治的力量源泉。
    道德现象起源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在交往过程中形成人的一种由内到外的规范、准则。若把道、德二字拆开来分析，也许会帮助我们更深地理解这个词的含义。道者，历来都将其解释得玄之又玄，其实只不过是具有如下属性，即：行为性、方法性、思想性、经验性、存在性、探索性。德与道的关系是“道德一体，而具二义，二而不一”，德“得于道果”，这也是道家的解释，我们可以理解为由道而养成的心理和行为的习惯、形成的定式。这种习惯或定式在社会生活中稳定持久地表现出来，并通过文化的传承不断地得以延续。道德发源于人的善性，体现在人的善行，具有天然正义的禀赋，有约定俗成的社会共识，有潜移默化教化功能，还具有对人以及公共形象的评价能力。当政治进入普通人的生活，首先是在道德这个基点上与人们的生活发生关系，即，在道德传统中找到政治的立足点。传统道德的最基本内容就是长幼有序，尊老爱幼，辈分越高就越值得尊重，崇祖现象是传统道德的一个重要标志。统治者正是将这种道德伦理观作为统治舆论加以强化，建立起森严的等级制度。西方社会情况虽与中国有所不同，但主仆关系的等级制度基本是一样的。王权统治就是这样在道德领域为维护不平等的社会制度制造伦理规范。依靠这样的伦理规范制定法律和行政制度以统治人们，这就是王（皇帝、君主）权政治观。这些在今天看来陈腐的政治观在当时维续社会的发展是完全必要的，是人类文明进步不可逾越的一个过程。到了政党林立的现代社会，王权政治暴露出了很多有悖人性的内容，政治开始在公平、公正、平等这样符合人性的道德基础上爆发出改造社会的巨大力量。凡是违背现实社会道德基础的政治主张都是站不住脚的。所以，任何政治势力都需要在一定道德基础上找到思想力量的支撑点。就拿无产阶级革命势力来讲，首先是在社会不公的现实基础上创造出一个阶级论，然后对组织起来的阶级成员进行理想社会教育。这种理想社会的基础就是这个阶级实现公平、公正、平等的道德立脚点。然后再通过不公平的社会现实与理想社会的对比来激起人们的革命斗志。当然，由于阶级论的大前提是荒谬的，因此终将不会得出公平、公正、平等的结果。
    道德的首要功能就是潜移默化功能，这一功能主要是在社会行为示范过程中得以实现的。这种示范容不得半点虚假，来不得丝毫造作，必须与说的是一致。一旦社会行为示范与说的相脱离，道德的任何作用都将减弱。说教与示范的差距越大，道德功能丧失的也就越彻底。道德传承总是身教胜于言教。道德的第二个功能是社会评价功能，任何人和任何公共团体以及政府组织都处在被评价的地位，任何将自己置于道德之上的企图都是徒劳的。这种评价不受任何势力的限制与干预，因为它只发生在人的内心世界里。第三个功能是镜鉴功能，人与人为鉴，以正自己的言行。这一功能也是道德影响、传播的主要途径。第四个功能就是自我约束功能，按照道德原则规范自己的言行，与法律规范相比更具自主性，使人的善性得以自主发挥。第五个功能是生活理想功能，人类对追求理想生活的愿望自古以来始终都不曾泯灭，但是，任何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都是建立在道德理想之上的，无论是遥远的《理想国》还是难以寻觅的《桃花源》以及我们追求的自由、平等的理想社会。
    道德和政治一样，有其自身的基本形态和本质特征，不是任由人的意志改变的。但是，由于政治一出现就曾被人的权欲所俘获，所以就使权术取代了政治功能而大行其道。因此，人性被扭曲，文化被阉割，道德也被编织成了权力身披的袈裟。当权术把政治与人性、道德、文化的关系搞乱以后，什么道德是有阶级性的，道德是为政治服务的之类邪恶理论便有了贩卖的市场。发源于人的善性，体现在人的善行的道德，是人这种社会性动物的精神和行为的特有标志，这是全人类所共有的特征，这种特征的核心就是正义的体现。道德永远也不会背叛正义，当它走向公共领域开始作用于社会关系时便发展成为政治。道德是正义的翅膀，正义是道德的心脏；道德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道德的升华。因为只有道德才能使正义得到张扬，也唯有正义才是道德的核心。道德仅为公正地治理社会提供基本准则，政治才能让道德在公共领域发扬光大。道德有别于制度及其他规定，它的精神内涵是不可以随意更改的，更不可动摇其善的原则和人性立场，这是道德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一切为维护统治地位而规定的道德行为规范，都是对道德的猥亵，对人性的亵渎。道德的发展是与人类文明的发展同步发生的，不是靠某个人或某集团的力量建立起来的。一切人为改造道德的行为本身就是道德沦丧的表现。只有依靠源自道德力量的社会才能真正祥和，政治就是使社会通往正义祥和目标的正确途径。

第五节  法律是政治的最终体现 
    关于法律历代思想家都付诸了很大精力予以研究，为今天的人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历史上不同政见者对法律的看法都不尽相同，总的来讲，围绕着法律问题最明显的争议就在于人治与法治的问题。在这个分歧中人们大都一头栽进了社会治理层面纠缠于问题的细节，而缺乏对政治本质的探究。提倡人治的思想家们尽管具有崇高的道德理想，但最终还是不能克服人性的弱点，摆脱不了导致欲望膨胀的结局。而提倡法治的人们虽然能站在正义的立场上提出问题但却忽视了公权的来源以及执政观这些根本问题，当统治者按照自己的意志制定法律时正义自然要大打折扣。只有通过政治途径管理公权，使国家权力成为由个人权利让渡的公权时法治才是真正可行的。对法的本质前人也是众说纷纭，我们今天的主流社会还信奉“法律是统治阶级的意志的体现”这样荒谬论断。不错，人类社会自从法律产生以来，存在着按照统治阶级意志制定法律的现象，这种现象一般都是发生在君主制和僭主制社会环境里。民主制度下的法律不会是体现少数统治者的意志。所以前面那个论断再加上“在一切专制社会中”这个定语就完整了。随着民主制度不断地完善发展，使社会治理不再有统治现象，统治阶级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了。法律将无可置疑地成为公民意志的体现。如此对法的界定还是处在对具体环境下的解释，并没有上升到法的一般性质上来。因为有什么样的公权力就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就需要什么样的法律来维护。由此可以导出：法律是公权的约定，是制度的围栏，是政治的最终体现。在现代，法的价值观则体现在对人权、正义、自由、尊严等普世价值的坚定信念之中。在西方传播的法治的思想起源于自然法，自然法被众多学者认为是普遍存在的根本性法则。它是由事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自然法须要全人类来共同维护，因为它涵盖了全人类的权利及正义。按照公民意志所制订的法律只不过是人类对这些自然法则的诠释。因此，人类所制订的法律必须服从于更高的自然法。它是宇宙秩序的产物，也就是前面讲到的报应机制，它需要人的理性去发现。人一旦被欲望驱使，不仅失去发现的机会，而且对于他人发现的结果也会视而不见。欲望与智慧为伍所产生的能量会将人类推向脱离自然秩序的轨道，这是非常危险的，因此，政治需要的是人类最高的道德理性和崇高信仰，而不是权利欲望的发泄。亚里士多德将法律看成是“不受欲望影响的理性”，这理性就是政治理性。政治，在古老中国就是天下大道，自从孔子发出“大道隐去”的哀叹以来，在这片土地上政治就不复存在了。尤其在当今，政坛风云越发诡谲，司法实践变幻莫测。以权代法、以言代法的现象普遍发生。这是对自然法的肆意践踏，是对人性的扭曲，是对正义的背叛。法的确立是为了社会活动提供最高准则，它是扬善的可靠通道，也是抑恶的必要程序，更是人类必须建立的社会报应机制。如果法律遭到践踏社会必然出现灾难，政治会被统治者的欲望捏造成纯粹的权力技术。权力至高无上，法律被玩弄于指掌。在公民社会里不会存在这样的公权，只有在庶民社会里皇上的权力才如此这般。这种公权终将被文明进步的人们彻底抛弃。
    泛观世界上文明程度比较高的国家，无不把法律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运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利容易而利用公权牟取私利难；行政作为容易而权钱交易难，这是社会的良好状态。而在权力高于法律的社会里，公民却不能依靠法律保护自己的利益，在正义与权力的对抗中法律的天平总会偏倾于权力一边。任何公开倡导的党纪国法以及行业规范和道德准则，在潜规则面前都会变得就像幻影一样不具实在意义，而在公开场合下看不见的潜规则却真正控制着生活的一切活动。这种社会世相吴思先生在《潜规则》里描绘的非常具体，不过近些年的社会黑幕，恐怕要比吴思先生描绘的内容又有很大突破。权力机关全面腐败和司法部门普遍违法的状况，古今中外任何一种社会也无法与之相比。在这种社会环境中贪污罪、渎职罪被看成是社会内部矛盾，而反党、反社会主义罪则是敌我矛盾，是十恶不赦的重罪。法律的根本任务不是维护社会正义，而是维护政权，将国家公器——司法只作为统治集团看家护院的工具。由于法律成了统治者意志的体现，因此它只能在统治者意志下随时改变，而不能制约统治者的所作所为。由此导致的恶果是公权责任丧失，滥用权力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合法的。所以错杀“反革命”是不需要追究法律责任的，反右运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以及一系列的改革“失误”给人民造成的灾难都无需追究责任，因为那都是统治者的意志。公权责任的丧失还导致社会一系列的问题发生。一是政府不作为，既然公权不履行义务也无需承担责任，所以公权不作为就成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最好的诠释。这就是下层行政人员和民众做事难的根本原因，也是“县长拘留校长”这出闹剧的时代背景。二是责任下放，把上级行政单位该负的责任推到下级，用行政命令的手段和各种大检查等形式，一级压一级向传递热山芋一样唯恐这个麻烦落在自己的手里，层层进行责任分工，强制下属人人签责任状。基层工作人员被众多的责任压得喘不过气来，真可谓“责任重于泰山”。责权不对称也是造成社会不公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当发生重大事故时，真正的责任人就很容易找合适的替罪羊。“在某种程度上讲，所有人都被迫维持专制体制的运转。正因如此，专制才能将其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每个人，一方面是害怕上司、被剥夺自由的奴隶；同时，在另一方面，对位于他手下的人来说，又是可怕的压迫者。专制于是将社会推入一种呈螺旋状上升的运动中去。这样，整个社会不仅是权力的牺牲品，同时也是它的创造者；表面上，每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维持专制机器的运转，同时在某种程度上都在心里反对它。每个人既是当权者，又是无权者；既是囚犯，又是看守。”——《论<七·七宪章>的意义》——哈维尔。三是善恶报应机制遭到颠覆，对于公权，除了歌功颂德之外不能追究任何责任；而对于平民，一切不符合公权意志的言行包括合法的利益诉求都要压制。这种以权乱法、恶法乱政的社会使恶不能除善不能为，直接导致社会道德败坏。公权这种不道德的示范行为是多少个“荣”都掩饰不过来的。公权责任的丧失所导致的一系列问题很难列举清楚，涉及到方方面面。由于公职人员普遍逃避责任，使一些该做甚至是必须做的事都没人做或不许做。比如对公民有利的非营利性公共服务设施被拆除，理由是有安全隐患。学校组织学生郊游活动被禁止了，因为没人愿意为他们的安全责任。等等等等。在由上到下高调讲安全的喧闹中不是责任意识加强了，恰恰相反，而是在全社会展开了一场推卸责任的大比拼。当然，也有一种责任是官员们不敢怠慢的，那就是对上级的责任。所以，当大火在剧场里燃起来的时候马上有人发出“大家都坐下，不要动！让领导先走！”。在这种恐怖声音里，那288名天真可爱的中小学生的生命就成了权力供桌上的一份祭品。
    柏拉图认为法律应当是至高无上的，并指出，“在法律服从于其他某种权威，而他自己一无所有的地方，我看，这个国家的崩溃已为时不远了，但如果法律是政府的主人，并且政府是它的奴仆，那么形势就充满了希望”。

第六节  政治状态决定经济形式
    经济是人类生存的基础，这个基础并不是无条件地为每个人提供生存保障，它须要人们通过必要的社会活动来获取财富。因为它是被诸多社会经济实体所占据，并按着一定社会制度进行资源分配管理着。个人通过必要活动获取的那部分财富就是个人的私有财产。个人或者经济体获取财富的程序规则就是经济秩序。王权政治时期在“统制主义”下形成的经济体与政体是按同等结构建立的，权力资源决定着经济资源。因此，处在权力位置上的人就占有相应的经济资源，位置越高资源占有量就越大。君王权力最大，当然也就占有最大经济资源。任何人想获取一定的经济资源必须通过为君王效力才能获得，换句话说，任何经济利益都要依靠君王的赐予。在经济秩序层面体现为“利出一孔”，在社会秩序层面显示为一种明显的等级制。但是，统制的干预不可能不给社会经济留出一定的自由空间，所有“统制主义”社会环境下都会出现官方和民间两种经济体。这就是二元经济秩序形成的社会因素。市场经济的出现标志着社会文明走出了王权政治的阴影，二元经济自然也就不复存在。凡是存在着民主政治的社会环境里，无论是古代的雅典城邦还是在近代的民主共和国内部，都有着市场经济的坚实基础。因为作为自由和平等追求者的个人，只有在市场经济关系中才有可能真实地体验自身存在。自由、平等原则也只有在市场经济关系中才具有现实性。当自由和平等作为社会交往的原则时，公平的交易就是自由平等的具体体现。而计划经济的出现则彻底消灭了实现自由平等的可能，这种经济秩序不仅与市场经济秩序格格不入，其经济统制刚性如同权力统治一样都远远超过了王权社会。它把可能产生私有财产的经济秩序彻底打烂，并强行没收个人的私有财产。一元式计划经济不给自由经济发展留下一点儿空间，权力的触角伸向生活的所有角落，使人难以分清是经济体纳入了政权领域还是将政治权力嵌入了经济体。企业党政机关与地方政府不分雌雄，企业办社会，政府办企业，企业象政府，政府象企业，同样用窒息思想的统治方式将人置于工具的地位使其从事生产劳动。政府、企业、基层大小社会单位都安排相应数量的统治代理，他们除了统治人之外没有任何作为。有人将这种到处都体现着国家权力的社会现象称为“泛政治化”，实际并非是政治的泛化，而是权力泛化，政治与权力并非一回事。这种权力四处张扬的所谓政治性其实只是用于包装其权力的伪政治。伪政治对社会的治理的结果就是越治越穷，越治越乱，因为它做出的许诺和描绘的美好愿景都是无法兑现的。《不幸的观念：社会主义的谬误》（英、F.A哈耶克）一书对这些现象予以了详尽的描述，这样的好书很值得处在社会主义环境下的人们一读。伪政治虽然在短时间内很容易掀起广泛的狂热激情，但激情过后只能剩下痛苦和恐慌。从五十年代一直狂热到八十年代的“政治激情”，把中国社会经济已经推向了崩溃的边缘。这种现象并非只在中国发生，苏东波现象无不源于此。在这样确凿的事实面前，任何有政治头脑的人都能够看到问题的实质所在，唯独贪婪的统治集团仅仅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既不能站在时代的高度又不顾国家根本利益，顽固地坚持政治作伪，继续编造根本就不能自圆其说的社会主义改革理论。惧怕人们谈论涉及权力来源的合法性问题，拒绝接受公权改造。幻想通过发展经济就能使国家强大，强大了就谁也不怕，政治智慧完全停留在马基雅维利政治学说的水平上。所以才有毫不顾及正义与公平的猫论、硬道理论。疯狂地利用权力聚敛财富，杀鸡取卵式的掠夺资源，惨无人性地镇压忧国忧民的进步学生。腐败已经侵蚀透了整个国家机体，民心已经背向政权。在虚夸千年盛世、极度粉饰太平的同时却以民主思想为大敌，将好端端地世界互联网割裂开来，建立自己的特色网络王国。这一系列的举动无不在说明一种事实：就是为了自己的江山社稷着想，认为统治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种腐朽的执政观在中国还有很深的根基。回避政治改革不仅是统治者的臆想，也是统治集团走向万劫不复深渊的绝路，更是今日社会的最大祸根。
    中国这种单一的经济改革是从社会经济源头——家庭经济开始的。在农村实行家庭土地承包，在乡镇大搞个体经营，相比计划经济而言，思想观念和劳动力的空前解放，曾一度使大众精神面貌与经济状况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观。社会财富总量的增加使得执政压力暂时得到缓解，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也开始回升。之所以会取得如此成绩，并非是什么领导人的英明，根本原因是人们感觉比以前残酷的统治有所好转了。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从封闭转向局部开放，顺民心，符合国民经济利益。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越来越多的问题便开始暴露出来。首先是市场经济不具备起码的法制环境，丛林法则将经济秩序带到了野蛮的境地，猫论更使这种境地发展到了罪恶的地步，权力与黑恶势力占领了市场的主导地位，而且这种占领还是硬道理。其次是涉及到重大民生的住房、医疗、教育的一系列改革，根本不是出于公平公正和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原则立场，完全出于统治集团的一己之私巧取豪夺，将工薪阶层，尤其是普通劳动大众置于生存的贫困线上。再次是国企改制，将国企职工与他们几十年积累的财富剥离开来，不仅使政府的诚信荡然无存，还把国有资产合法地落入了特殊社会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新资本势力的手里，指导改革的权威却充当了窃国大盗的角色。在大小官员盲目追求GDP指标的同时却创造了基尼指数的不断新高。管理者与职工、地方政府与农民、垄断行业与大众之间的矛盾堆积如山，全面腐败早已民怨沸腾，严禁越级上访的条例又形成了整个社会的官民对立，压制民声的网络管制就像蒙在火上的一层纸，王兆钧、郭全等人的声音早已传遍天下，整个社会只是处于枪杆子之下的安定，强权之下的和谐。经济也走向了泾渭分明的二元格局。各地政府大拆大建，大小官员大发工程财，带动相关原材料生产行业也发展过热。而与之不相关的私营企业发展却举步维艰，投资环境极度恶化，高门槛高税负以及吃、拿、卡、要现象对私营经济形成了大范围剿。视培育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为养猪，见肥就杀。
    早在改革初期就有人提出 “等死论”与“找死论”，这完全是出于狭隘政权观的忧患意识。所谓“等死论”意思是说，按照中国社会主义这种搞法发展下去，这个政权只能等死；所谓“找死论”的意思是，要按照现代进步思想进行全面改革，执政党地位势必丧失。这种看似理性的两害权衡，实际上是在统治欲望的前提下展开的，是实实在在的权术盘算。盘算的结果就是放弃阶级斗争，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绕开了政治改革单一发展经济。这是什么样的经济？答案很简单，显然，他不是国家的经济，更不是全民的经济，而是一党经济。这也符合“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 ”这一定义。这个党一手制定游戏规则一手参与游戏竞争，赢得不亦乐乎。在日进斗金的同时也将执政目的大白于天下了。
    洋务运动那种只发展经济不改造公权的做法早已被证实是行不通的，那么今天高速的资本积累是否意味着“改革”已经成功了呢？事实恰恰相反，这种改革一旦不能终止，执政党的未来必将和清王朝有同样的宿命。为什么这样讲？假如这场改革是从改造公权入手，在政治、经济等领域进行全面的改革，共产党作为最大的党派经过认真反思，公开承认错误，切实履行执政以前的诺言，在与其他党派的竞争中未必失败。即便是一时失败，就像国民党在台湾的表现那样，早晚也会有重新获胜的机会，是真凤凰就不惧怕涅槃。不敢同别人站在同等的地位上公平竞争，只想以统治者的身份把持公权，是一切君主、僭主的一贯所为，不是现代政党的作为。以掌握统治权为目标的统治者毕竟被社会进步所淘汰，而且将被公权领域永远地抛弃。这是政治发展的大趋势，是历史的必然，也是造化的报应不可抗拒的力量，任何侥幸心理都于事无补。

第七节  教育与政治的一致性
    教育是有目的地进行文化传承的社会活动，是社会文明的集中体现，当人类文明出现之后教育这种社会活动也就随之发生了。它是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各方面持续发展的人本资源。教育是与文化、历史、经济、道德、法律等社会现象并列的独立系统，是人类这种高级社会性动物生存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当统治者用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方法论述教育的含义、目的和任务，它的终极目标只能是为统治阶级培养统治人才。这样的教育不是引人向善、开启智慧、传承文明的精神殿堂，而是扭曲人性、窒息思想、制造统治工具的工厂。这种违背社会发展规律，有损道德基础的教育已经沦丧为权术的手段。在今天这个社会里，庸俗、冷漠、虚伪、惟利是图就是这种教育结果。随着一次次的政治转向而改变教育目的，是造成受教育者丧失人生理想，放弃正义追求主要原因。几十年来啼笑皆非的各种运动对受教育者的直接摧残，给社会制造了一批又一批文化素质低、道德品质劣、缺乏社会责任感的次等公民。出于维护统治地位的目的而篡改历史、修改典章、杜撰歪理更使受教育者看不到事实真相，闻不到正义呼声，不能正确地获得有关社会学的基本概念。而把忠于、热爱、服从作为道德准则强迫人们接受，并作为选拔、任用人才的最高标准。19世纪末德国的凯兴斯泰纳曾说：“公民教育应教育儿童绝对服从国家。”而毛泽东却让教师“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为党培养有用人才。独裁者总是这样把教育变成他的训示工具，而不是遵从社会法则实施教育。
    在人类社会的农业经济阶段，工具革命极大地促进了生产能力的提高。当人类文明走过了工具时代进入工业社会以后，技术革命带动了生产力的飞跃发展，社会经济也从工具时代进化到了技术时代。当今社会已经发展到了信息经济时代，科学与教育的发展水平决定着生产力的先进与否。先进生产力是科学、教育所导致的结果，这个结果不需要谁代表它。如果一个党派自称要充当它的代表那就是滑天下之大稽。人类文明发展史反复证明，走在世界前列的经济大国无不是在科学、教育方面也都处在领先地位。尤其是二战结束这半个多世纪社会变迁，更清晰地证实了这一点。科学与教育的发展取决于人的精神面貌。良好的精神面貌一是体现在自尊与自信，二是体现在对生活充满热情。自尊和热情从哪里来呢？它无处索取也无人施舍，它是在社会政治环境中孕育出来的。在等级森严的社会环境下绝大多数民众地位卑微，尊严就成了奢侈品，追求它的代价是很大的，得不到自尊必然少不了痛苦和冷漠。贪图安逸的人们只能把热情变成听话，你说干啥就干啥。这恰恰是统治者愿意看到的，所以专制教育的目的也正是这样设计的。由此可见，教育很容易受到公权的干预，也很自然地体现公权的执政水平。因此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政治就有什么样的教育。一旦政治作伪教育又怎样求真呢？
    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教育越来越朝着专业化方向发展。这种专业化的发展逐渐改变了教育只是利用已有知识“传道、受业、解惑”这种滞后的被动地位，现代高等教育直接走到了科学文化的最前沿。这样的教育在离开了思想自由的环境，在灵魂得不到彻底的解放国度里，在拒不接受具有崇高的信仰与敬畏精神的探险者行列中，很难想象它在科学文化的前沿能有何作为。为什么具有丰富传统文化的东方大国在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却造就不出一所世界一流名牌大学？为什么中国与诺贝尔奖那么疏远？无论是用文化原因还是用经济基础作为借口都是解释不通的。
    人的思想自由是天赋的，思想交流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动力源泉。当人类社会开始了人统治人以后被统治的人们才丧失了思想自由。思想自由与人身自由有很大不同，人身自由体现在行动上，思想自由则体现在表达上。不表达的思想就没有任何社会价值。如果林昭等人不是把自己的思想旗帜鲜明地表达出来，就不可能引起统治者如此强烈地恐惧。当统治者千方百计地禁锢他人的思想时自己的思想是否能够自由呢？答案是否定的。限制人身自由与限制思想自由存在着根本区别，这个区别就在于有形与无形之间。对于无形的思想加以限制并非象限制人身自由那么容易，但是对于残酷的统治者来讲还是会有办法的。第一可以消灭产生异端思想的肉体；第二可以限制表达；第三可以禁止传播。这三种办法在今天这个社会都得以实践了，而且实践的力度并没有减弱的迹象。从后两种办法的有效性可以看出，思想是具有公开性、公益性的，无论是谁在表达，只要能够被人们所接受，其威力是同样的。在和平环境下思想的威力往往胜过任何武器。因此对于某种特定的思想内容，统治者出于保护自身利益的强烈愿望，竭尽全力禁止别人表达，自己也绝不能随意表达进步思想。因此说统治者的思想同样是不自由的，这正是所有统治者必然走向思想僵化的终极原因。
    当代中国教育状况是极其悲哀的，尽管有许多有识之士很早就呼吁教育改革，统治者也一直在口头上空喊教育如何如何重要，都丝毫未改变教育的悲惨状态。首先是从师资问题暴露出普通教育的落后状态。今天这个社会是从封建社会和战乱年代走过来的，社会成员的文盲比率很高，如果说建国初期普通教育的师资力量薄弱是有情可原的。但是，几十年发展下来师资力量的压力不但没有得到缓解，反而还出现了教师队伍一代不如一代的奇怪现象。即使对师范专业采取了一定的优惠政策，优秀生还是不肯踏进师范的门槛，绝大部分生源都是末流人才。即便如此，教师队伍中个别有能力、有关系的人还纷纷跳槽逃离教师行业。虽然造成这种状况的表面原因是待遇问题，而在待遇问题背后隐藏着鲜为人知的精神摧残现象才是问题的要害。有良知的人都应该具有诚实的品质，而从事教师职业诚实往往会造成无名的痛苦。每当告诉孩子们你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时候，当教育他们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时候，欺骗无辜的罪责又该怎样摆脱？当面对孩子的某些不良行为，教师虽然能够告诉他们应该怎样做，可是教师的说教又怎能扭转社会大环境？讲做人的道理可能害了孩子，因为社会潜规则是难以抗拒的，不讲做人又是教师的失职。有多少教师在这样的精神折磨中艰难度日谁也说不清。
    自从教师工资略有提高以后就有一些人对教师职业趋之若鹜。大家可以随便找一所学校看看，教师来源有多少是师范专业出身的，又有多少是来自工、农、兵出身的。一、两年的进修对人的整体素质能起到什么作用谁都清楚，何况成人教育的文凭早就发生了缩水。就是这种掩耳盗铃把戏随便把什么人都可以变成有文凭的教师，更可悲的是有许多这样的人竟然走向了学校领导岗位！在他们看来，教师这个职业干活儿不累，挣钱儿不少，再混上个头头脑脑更是自在逍遥。
近十来年教师职业群体如一潭死水，社会上一批批大中专师范专业毕业生却不能给腐朽的教师行业补充活水。这个问题究竟是因为政府不作为还是出于利益集团对教育“产业”成本的考虑？还是二者兼有？
    再看看教育设施，自从“解放”以后各地的庙堂几乎都成了中小学教室了。还有很多老磨房，牲口棚都是农村孩子读书的场所。仅从这一事实就不难看出统治者是如何对待教育的。经济改革之后生活条件改善了，可是学校又是什么样呢？如果各地区都拿出十分之一用于建造政府大楼和给官员们买车的资金，教育普九达标验收时各个学校也就用不着弄虚作假了。
    这是个斯文扫地的社会，肮脏的社会，校园早已不是净土了。可叹一些学者还在如何改进教材教法，怎样改变考试制度的细枝末节上大做文章。在喊得震天响的教育改革的口号声中，几十年来的教改实验伴着一批批教师走到了职业生涯的尽头，而这样的实验还大有方兴未艾之势。你方唱罢我登场，添油加醋不换汤。反正也是实验，谁敢保证不失败？这种乱象如果说是教育内部造成的，那么将教育产业化则完全是统治集团的大手笔。既然媒体已经公开报道教育改革是失败的，为什么产业化的收费标准得不到彻底纠正反而愈演愈烈？在没有权力制约的社会环境下恐怕这种疯狂聚敛财富的行为是很难收手的。似乎这个政府只有犯错误的能力而毫无改正错误的能力。没有彻底的政治改革，什么实质性的问题都不可能得到解决，教改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例子。

第八节  社会灾难与政治威力
    道德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与文化、政治、法律、经济、科学、教育共同构筑了人类社会的基本框架，在这个框架内各个组成部之间相互支撑，共同发展。当然，在社会正常状态下应该如此，而社会实践中这种正常状态往往被打破，更多的则是灾难状态。比如在战争时期，道德在敌我关系中将被彻底摧毁，一切善的东西均被异化，仇恨将文化、科学都带入罪恶的深渊，所以人们都痛恨战争，向往和平。战争是国家、团体的欲望膨胀所导致的、是人类社会缺少有效制约欲望膨胀的机制所发生的社会性灾难。施密特等人将战争视为“是政治的突发事件或非常事件,”并荒谬的将政治的本质看做是对战争事件作出决策并保持其有效性，而不是统治权力是否合法。又误将人类社会在特定历史时期所表现出的政治无能所造成的冲突理解为“政治的首要含义就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同质体与其敌人———另一民族文化同质体的生死存亡的战斗。”把没有任何道德的、理想的、规范的，仅仅为了生存的战争当作政治的理由。列宁也说“战争是政治的最高阶段”。按照这些人的政治观点观察动物社会，政治现象早在人类出现以前就发生了，无论是恐龙、剑齿虎还是毒蛇都是伟大的政治家。
    正因为人类社会尚未建立有效制约欲望膨胀的机制，战争这种灾难才是人类应该得到的、而且也是无法逃避的报应。也正是由于人类社会没有建立这种机制，所以才让一些社会集团的欲望经常不断地给人类社会制造灾难。社会性灾难并非仅限于战争，还有一种对人类社会造成灾难的因素，在灾难的深重性、持久性方面并不亚于战争，这个因素就是人们难以摆脱的社会秩序中还存在的不合理制度。制度是社会公权产生、维护以及人的权利分配的总体运行机制，制度的好坏主要体现在公权产生的途径和人权体现的程度。什么样的公权力就产生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就需要什么样的法律来维护。当人们生活在一个由某种公权建立的、缺乏人权保障、法律制度有违人性原则，思想受到禁锢、言论失去自由、专权恶法肆意践踏公民权利的社会环境中，对于人格健全的人来讲，遭受这样的精神摧残是何等的痛苦。很少有人追究不合理制度的深层根源，或者将追究的目标指向具体的人。之所以会这样，主要是因为人们长期生活在看不见政治本相的社会环境中，权术的魔掌遮蔽了政治的光芒，在思想黑暗中才使人们不是掉进斗争哲学的泥潭就是落入权术的陷阱。只有看清政治真面貌我们才能对一切不合理制度作出真切地解释。
    王权初期，政治尚处在婴儿阶段，被权力所取代其功能是很正常的。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政治逐渐向成熟期迈进，其功能开始对权力改造显示它的威力。对权力改造的政治萌芽最早体现在古希腊文明，柏拉图等早期思想家对社会正义价值的探索为人类社会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为政治学的正确发展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从人的欲望膨胀起来的权术也对尚处在稚嫩期的政治理念形成了反动力。自古希腊文明的兴起到欧洲文艺复兴，政治与权欲的对抗就逐渐在升级。一直到马基雅维利主义出现以后，才使权术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天下君王纷纷效法并屡试屡验。这就使政治与权欲的较量以权欲完善的技术暂时领先告一段落。然后至英国 “光荣革命”，从议会获得最终胜利之日起，政治才第一次显示出了巨大威力，成功地对庞大的国家权利施以改造，政治也重见天日。到了17、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出现以后，进步思想家们高举“天赋人权”的旗帜开始向神圣不可侵犯的君权和等级特权宣战。美国的《独立宣言》首先把“天赋人权”写进国家政治纲领，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人权宣言”。法国大革命时期通过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则第一次将“天赋人权”写进了国家的根本大法。以后许多国家以人权思想为指导改造社会公权，并将人权载入宪法，人权成为民主制度的重要内容和象征，从此政治在欧美等工业发达国家中基本战胜了权开始走向成熟。但是，马基雅维利主义对后世的影响并没有由此消失，其人被后来的追捧者奉为近代政治思想的奠基性人、“政治学之父”、近代社会和政治理论的鼻祖，而把古希腊人的正义观抛到九霄云外。在这些人的鼓噪下政治的本相被歪曲，使政治严重偏离正义的发展轨迹而走向纯粹窃权技术的邪路。在窃国者手下建立起来的制度正是对人类社会造成更深重、更持久灾难的真正原因。在这样的制度下，政治被拆解成正义招牌和邪恶货色两部分。这种状况与王权时期虽然类似，但还是有所不同。王权时期统治者为自己的权力寻找合理性，主要是为了给自己的统治地位辩护，而后者从窃取政权到维护统治，手段更具有目的性、技术性和作伪性，整个过程都具有可操作性，一切都是在有独立系统的理论指导下完成的。这样的理论有个特征，一般来讲他们都主动打着一个什么主义的旗号，并且也给自己的对手贴上一个相应的标签。比如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根据这样一个特征就不难辨认了。不管社会主义把自己夸耀的多么美好，其公权实质并没有超越国家主义的套路。人们很早就开始对国家主义产生警觉，因为它是在马基雅维利主义思想影响下形成的一整套获取国家权力，维护国家利益的统治理念、方略、技术。虽然国家主义捍卫者也有些关于民生、民权的主张，其中也有人崇尚 “自由”的概念，但无不强调个人自由必须从属国家利益。国家主义将国家利益视为终极正义目标，人的一切利益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国家利益，他们认为为国家利益而牺牲是天经地义的。透过历史人们会看到，国家主义理论的确比君权天授之说有了很大进步，它的进步就在于放弃了对统治权的辩护，而戴上国家利益的面具来对人们指手画脚，在国家利益、国家权力的大旗下站着的是旗帜的护卫——统治者。他们拒绝任何人靠近这面大旗。这种行为貌似具有正义性，其实只不过是试图通过掩盖权利缺乏合法性而逃避政治改造。提倡国家主义的人除了统治者就是其权力的崇拜者，他们将国家权力与统治者的权力捆绑在一起，把国家利益与统治者的利益嫁接在一起。谁反对统治者谁就是国家的敌人，谁触动统治者的利益谁就是侵犯国家的利益。国家的军队、司法都将成为统治者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孰不知，个人的正当自由理应受到法律保护，只有个人自由侵犯他人的利益时才会受到法律限制。侵犯了某些具体人的利益固然不符合国家意志，因为国家有对其国民权利予以保护的义务，国家自身的利益就是国民的利益，国家自己并没有特殊利益。在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个人利益才是根本利益，国家公器应当是为这种根本利益服务的。国家主义者将这种关系颠倒过来，其目的就是为了维护统治者自身的特殊利益，将这种统治术挂上国家正义的招牌，在禁锢他人的思想言论自由、剥夺他人权利时似乎就会更显得理直气壮，实际只不过是在掩耳盗铃罢了。在国家主义者统治下的社会必将形成等级森严的制度，按照统治者的意愿把社会等级化。等级不同于阶级，阶级的形成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自然出现的现象，利益的分配是靠经济杠杆调节的，由此产生的不公现象会在政治对话与妥协过程中逐渐消除。而等级则是统治者人为划分的，其特殊利益是由法律和行政制度等形式确定下来的，这种背叛公平正义原则的行为是统治者意志的直接体现。由于国家主义者不允许他人过问国家权力，权力传承只能靠最高统治者钦定。他们拒绝对权力来源与结构做任何改变，警惕一切可能限制公权力的因素产生，以保证自己的权力意志畅行无阻。国家主义者认为国家应该是由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组成的，多数人必须接受少数人的统治。社会的发展是靠统治者“英明”的统治实现的。他们永远都不可能给人以平等与尊重，他们所谓的平等是在一定等级内的平等，尊重是在一定等级内的尊重。比如对一位农民，所给与的平等只是在农民地位上的平等，所给与的尊重也只是在农民身份基础上的尊重，而不是将其放在人的平等位置上来给与同样的尊重。等级决定着权利，统治者的权利是高于一切的，被统治者的权利也是按等级分配的。等级越低其社会权利就越少，最少的社会权利也只能剩下生存权了。因此“人权首先是生存权”在国家主义者嘴里道出来也就顺理成章了。这就是中国人长期处于生存层面而不能得到提高的真正原因。
    谈到中国人的苦难这个话题实在太沉重了，在兴也民苦亡也民苦的轮回中老百姓已经形成了吃苦耐劳、忍辱负重的遗传基因，他们听惯了皇恩浩荡、比天高比海深的催眠曲，望惯了雄伟宫殿、壮丽广场的幻影，却从来都没有真正做过公民。在承受了频发的战争和长期的制度带来的灾难之后的今天又将面对新的灾难。这种灾难的元凶和煎熬他们的制度合谋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血汗工厂。这个元凶这里暂且称之为资本术，就是马克思揭露的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常用手段。自柏林墙倒塌以后，在失去无产阶级专政威胁的西方社会资本术就再次蔓延并危害人类社会。与马克思时代以前的资本术所不同的是它不再是那样安分地管理资本运作，它更像权术那样通过窃取政治地位来危害社会，置民主制度于陷阱，助专制制度作孽，专做违背人性的营生。资本术是资本管理者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验总结，但它不应该是马克思制造阶级斗争的理由，对它完全可以通过政治途径加以限制。虽然我们今天看到的资本术是以现代管理科学包装的、直接影响社会生活秩序，会给人们带来很多麻烦，尤其是对弱势群体来说就是造成苦难的直接因素，但是只要我们站在人性的立场上冷静地观察就不难发现，它仍然是人性的正常表现。是人们在运用自然科学、企业管理学过程中片面地追求经济效益所导致的恶果。人们对自然科学把握不当往往会出现负作用，这是人类常犯的错误，也是社会灾难的人为因素之一。当这种因素出现以后，在进步制度环境下造成的影响是很有限的，但它一旦进入到落后制度的社会环境中便会造成血腥事件。比如在德国，由于受高度技术和管理科学带来的全球化劳动力市场竞争的影响，1996年已有600万以上希望工作的人找不到固定劳动职位，而德国公司却在劳动力低廉的国外创造了许多新的劳动岗位。利用异国制度开发劳动力资源，挣取穷人的血汗钱。为什么德国的资本家不在本国制造血汗工厂？不是不想，而是很难办到。工资和工作环境的任何不合理现象都可能引起劳动者的抗议。资本集团非法用工的同时会给自己制造很多麻烦麻烦，这是他们不能接受的。而在落后制度的社会环境中就大不一样了，与腐败公权相结合，在贪婪地吸允劳动人民血汗时既不会受到法律的制约，也不会遭到劳动者更有力的抵抗。近十几年外资企业对中国劳动者的敲诈和对国有企业的掠夺，在他们本国是不可能实现的。尤其是中国本土资本欲望的膨胀，更以赤裸裸的暴力行径使资本术堕落到劫财害命的强盗行为水平，致使黑砖窑之类的事件频频发生。人们不但可以从改革总体方向判断，仅在2007年发生的工人、农民与企业、政府之间的各种对抗事件中也会感觉到，资本术在公权领域已经成了社会灾难的第二凶手。目前中国正在沿着权力意志和资本意志的双重制导方向发展着，这种发展趋势得不到遏止，劳动者的苦难将会日趋慎重。
    无论是权术还是资本术，都是出于人性的恶。消除这些恶的正确方法并不是靠阶级斗争，而是靠通过政治途径改造公权、改进制度、完善法律、重整秩序来实现。尤其是现代资本术，本身就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抛弃它往往会影响到经济管理科学的正常运行。我们既要利用它为人类造福，又要避免它给社会带来灾难，这就需要靠政治理性与智慧完成其博弈过程，舍此途径难以走出灾难的误区。对于国家主义和所有独裁行为同样如此。国家主义的表现是多样的，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彻底的消除国家主义的影响。像希特勒那样把国家主义演绎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并不多，但是，对内独裁，对外扩张的国家主义表现还普遍存在着。在国家内部，即使是民主国家里也不可能完全避免国家主义倾向发生。对国家外部，扩张行为更是国家主义的直接体现。扩张并不限指疆域，在经济、文化意识领域都存在着严重的国家主义的倾向，这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现象了。因为国家主义就是扩大了的个人主义，它发自人的趋利性。如果有人认为国家利益天然正义，那么必须首先承认个人利益的天然正义性，没有个人利益正义的前提去谈国家利益的正义无异于造空中楼阁。制造这个空中楼阁的实际意义就是将统治者的地位凌驾于被统治者之上，除此之外很难找到其它含义。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对内专制与对外扩张的两种国家主义表现之间本质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虽然都是扩大了的个人主义的表现，但这两种表现所反映的问题才是造成巨大差异的根本原因。国家公权对内独裁与否，反映的是在国家内部社会是否建立公权制约机制的问题，体现这个国家公权改造的程度，标志着这个国家的政治发展水平。既然人类已经找到了制约国家公权的有效方法，那么任何拒绝这种方法的表现都是反动保守的。对外扩张的国家主义表现则不然，相对于国际社会，国家权力就变成了私权，而国际公权尚未真正建立。目前联合国这个超级政府的职能还形不成对国家私权施以公平有效地制约，更谈不上对国际公权依法限制的机制。当人们的视线聚焦于此，政治的使命就进一步昭示出：在国际层面，完善联合国职能，建立公正有效地制约国家私权和国际公权的法律以及制约机制，避免一切人为因素给人类造成的灾难，保证整个人类社会自然有序地发展；在国家层面，建立完善公权制约机制，公权改造不断朝着人性化的目标发展，取消一切公私一体的社会权力，宪法最大限度地维护人权，依靠制度保障每个人公平发展，充分发挥个人的潜能，引领社会经济、科学、文化正常发展。这才是人类的大智慧，政治就是这样以利他为始，利他而终，利己为必然地管理而不是统治社会。使它成为人类社会文明的高度体现，有充足的能力避免冲突，消除灾难，将整个人类社会带入有序发展的正常途径。中国目前正处在“政治”转型期，社会矛盾的积累正在酝酿着一场冲突。在这种形势下，由于受斗争哲学观念的影响，来自于左的和右的思想势力基本上都以同样的方法表达政治主张。首先左派是以崇拜毛泽东、怀念文革时代为代表的一方全面否定改革，提倡采用政治运动的形式整治腐败现象，希望通过暴力行动重新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而右派则是以反对执政党为代表的政治势力，他们为了反对而反对。不仅反对改革，主要是反对现政权。这两种势力都想利用民众的不满情绪来扩大自己的影响，以实现自己的政权目的。真正出于社会责任的政治态度既不能是站在某个阶级，某个党派的立场上考虑政权的得失，也不是站在谁的对立面寻找斗争机会。而是要以推动社会进步为目的，从改造公权入手，站在人性的立场上，用人性的正义力量征服一切。当然，权术家掌握着暴力工具，他们不会相信正义。因为他们的权力就是来源于暴力，所以对暴力有不解的情结。不过，暴力征服是不会长久的，这是历史早就验证过的。权力的轮回是就是从暴力开始到暴力结束的循环过程，也是中华民族一次次走向没落的过程。这种循环之所以停不下来，就是因为统治者总是幻想着属于“自己的江山”永远牢固地掌握在自己手里。可是，当我们放眼世界，永远牢固的江山在哪里？近几百年的社会发展史明白地告诉人们，它不在皇帝的手里，也不会在专制集团手里，而在公民的手里。非源于民意产生的国家公权总是危机四伏，在面对社会发展与巩固政权的抉择中总是把后者放在首要位置上，一切文明、正义、公平的选择都要让位于政权，从家天下到党天下这种选择从没有改变。这种源自人性的自利性在权欲中膨胀起来的恶是政治所要克服的主要对象，统治不是政治的本质，恰恰相反，它是一种反政治的力量。中国社会血雨腥风百年来，除了权谋、暴力，又有多少政治作为？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即使胡适这样的政治家也只能扼腕叹息。政治是什么？不知有多少人发问，也不知问过多少次，更不知有多少种回答。在这里我们套用一种语式可否这样作答？：政治不是篡政当权，不是搞武装，不是阴谋诡计，不能那样龌龊，那样心狠手辣，杀气腾腾，那样盗劫打砸抢。政治是文明，是一个进步接着一个进步的文明的行动。这里并不完全是出于调侃，而是要通过这样的提示来唤起人们的记忆，让大家深切认识到革命不是政治，尽管他可以作为政治的一种特殊手段，但是这种手段更容易被权术家所利用。在绝大多数人们的心目中总是以为当官就是搞政治，或者说搞政治就是为了当官，把有关权利交易的现象也看作政治交易。受几千年的权术思想的影响，政治思想始终处在极度黑暗之中。尤其是那些深受恶势力迫害的人们，提起政治更深恶痛绝。把政治与害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也让天下正直之人引以为耻。这是政治蒙冤的社会现象，也是社会一切灾难的根源。政治是人类的大智慧，是人类理性的制高点。它超越了世俗文化，体现着人类最高道德伦理与崇高信仰。只要让政治的光辉充满人们的心灵世界，任何难题都能化简，任何冲突都可化解。让持续了几千年的暴力循环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结束不仅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更是政治发展的必然。
    政治的威力就在于它是正义的，文明的，是让整个社会向更加公平有序的方向发展，是让人性充分体现，让人权更加有保障，让人活的更加有尊严的社会治理活动。政治关照的是全体社会成员，无一例外。政治的对立面只有一个，那就是阻碍公权改造，阻止社会进步的反动势力。目前政治的首要任务就是使公权来源于公民意志，使公权结构成为分权制约的协调统一体，社会环境更多地体现人性化。现在已经到了让人们看清政治本相的时候了，也到了对公权进行实质性改造的关键时期了。破除千年魔咒，开始公权改造，只有在政治智慧的引领下、在政治理性的控制下才能通过文明的途径既不流血又无后患地实现这个目标，使这个社会迈开双脚正常前进。什么是政治智慧？既然可称为人类的大智慧，当然具备以下特征：它集人类文明之大成；是人性的最高体现；它指涉整个社会；关乎人类最大福祉；它是个体智慧的总和，是社会的整体智慧。什么是政治理性？作为人类理性的制高点就应该是社会公权意志的节制。公权的节制即是人类最高的节制。这种节制是通过有目的的创造一些限制公权的条件来实现的。公权的节制是对人权的尊重，人权的让渡是对公权的承认。政治的威力如何发挥这是一个现存政治学的软肋。我们看到的更多是权术的发挥。打着政治家旗号的权术家们最善于通过宣传鼓动组织武装力量，把政治引向敌对斗争的武装对抗之中，将政治目的置于社会灾难之上,用头颅和鲜血构筑权力的殿堂。而君主立宪制的产生和马丁.路德.金的人权斗争以及甘地的不合作抵抗运动都充分说明,在和平状态下通过抗争与妥协来实现政治目的不仅是可行的,更是避免灾难、造福人类的正当途径。出于强烈的统治欲望而不是政治理性是暴力行为发生的主要因素。政治所要实现的目标是使社会不断趋于公平，让人性不断地得到完善，人权得到更充分的体现。实现这样一个善良的目标一定能找到与之相对应的善良手段。目标正义与手段正义是一致的，这是政治的一般规律。任何违背这一规律的行为都会导致有悖人性的结果。在对公权进行改造过程中。统治者在权欲驱使下自然要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而进行不择手段的抵制，这就是政治斗争的真正动因。而把那种群雄逐鹿式的权利角逐说成是政治斗争实在是谬之千里。政治的威力并不单指它具有正义性，它更具有公益性。政治不是出于个人欲望来行事，而是出于正义立场为权衡所有人的利益而作为。政治的对象是有失公平的社会制度，社会制度又是由公权建立起来的。对制度局部的治理是在公权范围内进行的，而对制度整体的改造首先必须是对公权的改造。对公权改造的项目主要是公权的来源和结构。如果公权来源不合法理，那么应该优先解决公权来源问题；如果只是结构不合理就应该重点解决结构问题。政治的这一公益性就决定了它是为了人的，不是统治人的，更不是拉一批人斗一批人的。
    权术家不拒阴谋诡计如同兵不厌诈，和第一节里提到的那只鸭子之间并没有根本的区别。权术家一般都对暴力工具情有独钟，因为那是他们全部的底牌。他们不惧怕暴力，但却十分惧怕政治。任何对真理的追求与正义的呼唤都令他们毛骨悚然。哪怕这种呼唤的声音是从一个如林昭那样柔弱的女子嘴里发出的，对他们来说也如同大敌当前。这也是“政治犯”会受到特殊待遇的真实境遇。正义思想在一个人身上体现出的威力就会让掌控着强大暴力工具的统治集团胆战心惊，足见政治威力远非枪炮可比。政治的正义性是人们内心钟爱的，它如同圣洁的天使，所以也是很容易被伤害的。政治的公益性是人们愿意接受的，就像是爱心使者，但在专制的国度里也是很容易被限制在我们生活的门外。可是，一旦人们的心倾向于天使一边，就会使“统治”术失效。尤其是爱心使者如果将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打开，“统治”将成为不可能的事。对统治者来说难道还有比这更可怕的事吗？更何况政治的正义性与公益性是为了权衡每一个人的利益，并没有抛弃统治者，限制的只是他们那部分不合法权利。政治不是以任何人为敌的行动，任何以政治为敌的人都将是人民的公敌。统治者欲望的膨胀使政治理性处于被压抑状态，这是所有统治者都会走向愚蠢的原因所在。一旦在外力的作用下撬动他们头脑中那欲望的肿瘤，也许会有一丝理性的光芒迸射出来。权术家在暴力对抗中不乏谋略，但是在统治风险面前却是谨小慎微的。为了规避获取权力而冒更大的统治风险，他们绞尽脑汁设计一套看似正义的“政治理论”，一来用以 “武装”一些人的头脑，二来遮挡人们的视线。这是现代权术家比马基雅维利高明之处。这个“政治理论”正是他们头脑中的肿瘤。只要有人戳中这个肿瘤，统治者不是自己土崩瓦解就是政治理性开始闪光。在源自被西方人早就摒弃的马克思主义土壤上衍生出来的“政治”思想在今天的网络时代已经普遍遭到质疑，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更是不能自圆其说，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摆脱被灌输的思想。按照马克思设想的统治阶级以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是越来越臃肿的统治集团。就是在这样的集团内部成员中，还是有很多人的良知在复活，理性在闪光。经过百年来大浪淘沙式的社会运动冲刷，已经基本除去了蒙在政治上面的权术污垢，使人们越来越看清了它的本质。政治力量就是要经过必要的成长过程才能壮大起来，最终在社会治理过程中起到弃恶扬善，祛邪扶正，去伪存真的作用，使人们节制欲望，回归理性，遏制贪欲，追求公平，管理公权，捍卫人权，上存天理，下和人性。
    政治的威力还不仅在社会层面从人的外部起作用，政治的正义性、理智性更能在人的内部起作用，政治的内化作用才是真正巨大的威力。古希腊城邦民主的力量源泉来自于此，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多产生于此，苏东坡巨变主要原因也在于此，今天不丹发生的变化更显示出政治内化作用的威力。一个世袭君主制，并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王国，在极短的时间内走向民主制度，推动这一重大国体变革的动力既不是国民的呼声和民众的力量，也不是来自国家外部势力的压力，而是不丹国王自己的觉悟。从极权或威权社会过渡到民主社会，公权人物个人的良知往往起很关键性的作用。华盛顿、蒋经国、旺楚克等人的壮举就是很好的例证。

第九节  政治形态概括 
    政治从国家内部社会治理层面发生，朝着个人权利和整个人类秩序两极发展，形成了人权、国家公权、国际公权三层的结构。在这个三层组织结构周围又形成了文化、历史、道德、法律、经济、教育这些维度。如果把这种形态比作一个立方体，在这个三层结构的立方体周围，底面是道德，顶面是法律，前面是文化，后面是历史，左面是经济，右面是教育。
政治结构示图

    上图看到的政治结构并不是静止的，其内部三层结构之间存在着类似对流现象的运动，这就造成在人类不同的历史时期各个层面所占空间是不一样的。例如从公权产生以来到十八世纪以前，国家公权占据主体空间，十八世纪以后人权层开始扩充，二战以后国际公权层也出现了。未来世界，国家公权层有可能逐渐萎缩直至消亡。
    政治从产生到发展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政治形态由君主制逐渐发展到民主制。这个发展过程是从公权改造到制度的更新，经历了权与法之间颠覆性的位置转换才得以实现的。以公权来源为主线，通过观察公权改造所带来制度以及法律状态的改变，我们就可以对不同历史阶段（以公权来源划分）的政治状态进行比对。
    第一，当原始公权出现以后人类社会就开始进入了王权时代，这一时代的社会最高权力掌握在国王、君主、皇帝手中，君主的意志就是法律。法律维护社会等级，地位越高法律限制越宽松，最高权力者不受任何法律限制。国家有大致或详细法律条文，但个人权力意志起主导作用，法律只是权力的注释。法为权所用，执法具有很大的随意性。这样的社会制度一概称为君主制。原始公权也曾出现过短暂的民主制，例如古希腊城邦制的出现，市民们自己建立城邦，推举城邦管理者，由受信任的管理者制定法律，依法行使公权，维护城邦全体公民的利益，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权来源于民主意志。由于这一时期整个人类文明发展水平还很低，还容许奴隶制存在。这种自由人的民主在强大的专制帝国面前自然显得弱不禁风。这是这一时期的民主制度无法延续下来的客观原因。不过，它的出现就像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航程中建起了一座永不熄灭的灯塔，在废除奴隶制以后人们不断地朝着它指引的方向推动社会的发展。
    第二，当原有公权遭到暴力推翻以后，再建立起来的公权如果法律制度保持不变或基本不变，那么这种制度仍然还是君主制。中国王朝更替正是如此；如果新建立起来的制度从最高权力职位的称呼到最高权力的主体都发生变化，而法律仍然在统治者手中以维护自身利益随意更改，这样的制度称为僭主制。僭主与君主都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与君主最大的不同一是在于君主的权位是从上一辈那里传承下来的，而僭主制的权力既没有历史的传承也不是来自民意，往往是靠暴力、欺诈等手段篡夺的。二是僭主制非常注重建立社会理想，并激发被统治者为实现这一理想不断付诸热情，并随着旧理想的破灭随时提出新的目标。总之，为了巩固政权而经常翻新统治理论。最高统治者可能是具体的人，也可能是宗教组织或政党团体，各级权力均由最高权力指定，公权传承也靠最高统治者钦定；无论是通过暴利还是非暴力，如果新建立起来的制度在打破一统权力之后由多个政治团体共同组织政府，这种社会制度就是共和制。共和制的根本原则是天下为公，国家权力是公有物，国家的治理是所有公民的共同事业。共和在本意上是通过制度组织起来的公共事务领域，而不是单一组织形式或政体。共和制强调政府的公共性、公平性与中立性，政府必须为所有人的利益服务，而不能只为少数当权者的利益服务。共和制虽然走出了公权由一人或一党独揽的局面，但实际上早期出现的共和制多是贵族集团或党派集团共和，只有贵族或政党才有参政的权力。现代共和制度则强调所有公民参与国家的法律制定、政策制定和执行。当然这种参与的过程可能是直接的，也可能是间接的。只有公民能够通过有法律保障的信息渠道参与国家的法律制定，政策制定和执行，才可称为民主共和。
    第三，在民主共和政体确立之后，在立法、执法、行政诸方面建立起完善的权力制约机制，权力将真正成为法的忠实奴仆。权力的传递也不再是由最高权力执行人钦定，各级公权都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这就是现代民主制度。请看下表。

 
     社会政治制度的演进具有渐变性和突变性，整个过程是十分复杂的。这里删繁就简地归纳出在人类社会进程中持续时间较长，影响范围较广的几种政治体制。在相同体制下法的状态一定相同，在不同体制下法的状态有可能依然相同。民主政体国家整体实力在不断壮大，国际间联盟日趋稳固，而专制独裁政体国家却正在萎缩，国际地位日渐孤立。如果将城邦民主比作种子刚发出的嫩芽，还很容易遭到践踏，那么，现代民主已经成长为茂盛的森林，专制体制的蓬蒿正在被边缘化。

第二章 政治要素

    政治是其它社会性动物中所不具有的社会现象,人类社会现象的丰富性包含着不同性质的社会活动，其中大部分社会活动并不具备政治性。因为人的生存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能彻底脱离动物本性。比如吃、喝、拉、撒、睡，运动，学习，游戏，为了利益争夺进行的暴力对抗、团结协作，追求美感，恋爱，生育等等这些并不都与政治有必然联系。那么，如何判断一种社会现象是否属于政治现象？用什么来作为评判标准呢？这就需要我们找出构成政治现象的必要元素。从第一章的第一节中我们看到了政治现象的发生过程，它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这个程度标志着人类有了必要的文化，形成了原始的道德伦理和王法意识。只有当社会活动同时涉及到文化、道德、法律问题时政治现象才会发生。在动物社会里永远都不会出现政治现象。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判断构成政治现象的必要元素就是文化、道德和法律。

第一节  文化要素
    一  文化承载与政治导向
    文化承载着人类文明，它以语言和艺术形式传达、记录着人的思想。文化是文明的表达，文明是文化的实质。人类社会凭借文化传承文明，加速了自身的进化，使自己脱离了动物社会状态。人类社会秩序的建立，不是靠人的先天的本能，像蚂蚁和蜜蜂那样；也不是凭着强者的的暴力，如猴王那样。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不断地走向文明，就是因为人类社会产生了能够承载一切文明因素（知识、经验、思想、信念等内容）的文化。尤其是人类社会特有的政治现象，是人类文明核心价值之所在。它不仅脱离不开文化载体，且发展在文明进步过程之中，并推动了文化的交流与发展。文化所包含的内容并非都是文明的，不文明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社会。没有文明元素的社会活动是任何动物社会都可能出现的，不论是觅食、繁衍、还是争斗。而人类社会的政治是更理性化的使社会不断远离野蛮、愚昧，朝着文明的方向发展起来的。因此，动物所能表现出的占有欲、欺诈、暴力等行为都不属于政治现象。政治的所有内容都离不开文化的支持，从思想交流到达成共识，从公权的产生到法的建立，离开了文化都不可能实现。文化与政治的关系是：文化承载了政治全部内容，但是并不能主导政治发展方向。政治是发自人性的正义力量改造公权、维护人权的社会活动，它在被文化承载的同时也驾驭着文化的走向。源自善、恶分野的政权观念不仅能够引导文化的发展方向，还能根据政权需要直接对文化进行改造。无论是在中国自秦汉时期发生的文化改造现象，还是在西方中世纪政治黑暗时期对文化产生的影响都证明了这一点。出于人性恶的政权观不仅需要在文化中找到营养元素，还需要将这些元素扩大，使之成为主流文化以满足维护政权需要，甚至以革命的名义复辟旧制度也要采用对没落文化包装来伪造先进文化。相反，发自人性善的政权观对公权的改造，自然会从正义出发选择进步文化并推动其发展。但是，无论改造还是维护，只能使文化内涵更加复杂，而不会消灭文化，更不可能脱离文化退回到动物社会。善恶政权观的分野就起源于在人的自利性面前，是采取欲望放纵还是理性节制的态度。欲望放纵只对自己眼前有利，理性节制则有利于天下人，且永远对自己无害。人是讲道德伦理的动物，所以，政治就是最高道德伦理的体现。而违背道德伦理的行为，无论是任何社会组织所为均不是政治行为，只能是反政治行为，其社会组织也只能是反政治组织。
    二  信仰的必要性
    当原始文化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人们才对世间一些事物开始产生敬畏感。这是一个从无知到有知再到懂得还有更多未知的一个过程，也是人类思维进化的一次飞跃，这个飞跃就产生了对神奇造化的敬畏与崇拜。由于对许多事物不解所带来的痛苦与恐惧，使人们需要一个慰藉、皈依的精神家园，以获得精神力量。于是信仰才得以产生。信仰，是宗教产生的精神准备，宗教使信仰得到了提升。宗教是人类文化的产物，它把原始文化带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任何宗教无不以趋善弃恶为宗旨，主张以善报善。但是对于恶，有的是以恶还恶，有的则是以善化恶。宗教信仰通过人的内在虔诚和外在激励，对社会的影响力远大于道德的作用。但是，对于区域差异、文化差异等因素产生的民族冲突，宗教不但无力化解，反而它的排异性还会加剧这种冲突。只有依靠社会公权，并通过政治途径才可以有效的化解这些冲突。为了建立一个更符合人性的社会公权，人们需要树立起坚定的政治信念，因此政治信仰在现代社会开始普遍产生。这就使人们的信仰从宗教的藩篱中解放出来，回归到了人的主观目标上来。政治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文化的内涵，同时丰富了人类的信仰。信仰的丰富又充实了文化自身。政治信仰与宗教信仰一样，都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信仰在不断地提升。每一次信仰出现危机，都会带来新的一场社会动荡。信仰的提升也是人类文明的提升，信仰的倒退也是文明的倒退。在中国，由于权力（官场）文化的泛滥，造成了很多人的信仰畸形。信仰“主义”和个人崇拜使整个社会朝着背离文明的方向坠落。虽然近年来这些信仰基本破灭，但是正确的信仰并没有建立起来。对权力、金钱的崇拜尽管在短时间内能够起到“压倒一切”的稳定作用和刺激经济的作用，但是它不能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它只能给更大的社会动荡积蓄势能。因为权力与金钱只能带来社会的全面堕落，而人类精神追求的境界则是自由、平等、博爱，失去这个追求，社会永远都停留在一部分人统治一部分人的状态中。
    随着文化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也在突飞猛进，宗教越来越不能肩负起推动社会进步的重任了。在西方众多国家中虽然宗教普遍受到保护，但其目的只是为了让人们充分享受信仰自由，而在社会综合治理上还是要靠行政制度。在宗教信仰和制度构建的博弈中创造出了政教分离的政治原则，这是西方人的政治智慧。对于西方主流宗教来说，新教很多信徒并非像其他宗教信徒那样盲目，而是虔诚中富有理性，信仰中获得自由。作这样评价并非说新约教优于其他宗教，请不要产生这样的误解，这里主要是指宗教信徒的文化素质差异问题。很多有较高文化修养并富有智慧的新教信徒与那些修养较差的信徒相比，包括耶教本身的一些信徒，他们对信仰的目标——上帝，都有理性的认识。上帝之神是人类最值得敬畏的、包容一切的、无所不能的、永恒的宇宙自然本体。它不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也非先知先觉的圣贤，而是一切事物的创造者。具有这样的信仰，思想才能够得到彻底地解放，智慧才能够得到更高地提升，人性才能够得到充分地张扬。政治的进步是以人性化地改造公权的过程体现出来的，政治体现着人类最高道德伦理与崇高信仰的文化内涵，如若不然，必是作伪。势必出现道德沦丧、信仰缺失，文化没落的末世景象。
    三  政治进步与文化更新
    人类社会这个整体，是由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多族群组成的。人类社会的进化起源于文化的产生，今天的文化成就又是社会进化的结果。这个结果的得来却是经历了许多次异种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每一次融合就像新生命出生，难免给社会母体带来阵痛。文化是人类的精神财富，不同文化的交流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社会进步需要文化更新，而异种文化相遇往往出现相互冲突，甚至引起民族对抗的发生。冲突的内在原因乃是人类执着的精神固守，这种固守既是人的优良品质，同时也是阻止社会进步的最大障碍，政治进步就需要突破这个障碍。文化的融合正是对这种固守的突破，没有这种突破人类社会将是一个个自我封闭的孤立集合体。精神的固守具有信念、操守等品质，能使信仰坚定，同时也是形成习惯、固执、甚至懒惰的精神因素，对于接受新事物是一种阻力。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就是不断冲破局部文明的局限，创造更高、更广阔文明，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唯一正确的方向。完成这个创造也是政治的根本任务，“政者，正也”既是此意。人类社会每突破一次这样的阻力，都是社会文明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梯，必然会带来文化的更新发展。新的文化将展现一片更宽、更高的社会发展前景。

第二节  道德要素  
    一  善的体现  
    亚里士多德说：“政治的目标是追求至善”。这位古希腊哲人对政治的理解是正确的，现代人对善和正义的追溯到古希腊为止，足以对人类文明有个基本的把握。源于人性善的道德，既是政治的社会基础又是政治力量不竭的源泉。道德是人性善的理性释放，具有天然正义性。善的本质是对事物关爱的心态，当这种关爱成为一种博大的胸怀，于是就产生了正义。具有博大胸怀的关爱绝不是对一部分人的关爱，也不只限于对人类的关爱。是对佛心、圣心、上帝之心的通融之爱，是至善至爱。这就是政治追求的目标。发于人性善的道德，在漫长的社会文明进程中自然具有一定的历史性，但绝不会有阶级性。阶级性的道德是对另一个阶级不道德，这不符合善的本质，是对正义立场的背叛。
    二  社会秩序的基础  
    社会秩序是人类趋利避害的结果，人如果失去今天所拥有的的秩序环境，其生存能力比任何动物都要低。尽管趋利避害是一切生物的共同属性，但其他生物却不能建立起人类社会这样的秩序，除了人类具有超越其他生物的智慧，文化的产生、道德的建立是人类社会脱离动物社会的关键之所在。道德是人类社会秩序的基础和必要因素，离开它，人类社会秩序将土崩瓦解，人群与猴群将没什么两样。道德的善行和理性是促使社会不断朝着文明的方向发展的动力源泉，衡量一种制度，判断一个政府优劣，着眼点都离不开社会道德状态。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都需要道德的维系。政治这门社会秩序管理学正是在道德基础层面上发展起来的，离开了它，便会发展成为纯粹的权利技术。
    三  正义的根本
    社会正义产生于人性的善，其最初体现就在于社会道德。道德现象先于政治现象发生在人类社会，并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基础。在引人向善的宗教文化中也离不开普世道德观念的支撑，何况以至善为目标的政治，更不会违背道德的正义。政治道德其实就是指具有普世价值的道德正义，他是一切正义的根本，背离了这个根本，政治作伪就会成为可能，反政治也很容易大行其道。
第三节  法律要素  
    一  理性的产物
    法律是公权的约定，是政治的最终体现。公权出于维护社会秩序的责任，必须以理性的态度认真对待法律的每一项条款，政治智慧与政治理性都将在法的建制中得到体现，公平、正义将成为普遍原则。一旦公权管理者缺乏社会责任感，只从阶级或统治集团的利益出发，欲望将取代理性。在法律制度方面则表现为公平让位于权力，正义被束之高阁。有意或无意地不完善法制，或者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网开一面，迫害一方。失去法的理性，政治就会蜕化成统治。统治与正义并没有必然联系，只需要足够的手段就可以了。两部法（《……宪法》《婚姻法》）统治天下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二  矛盾缓冲区
    社会是个活着的机体，在其内部运动过程中自然会产生摩擦、抵触、甚至激烈的冲突等现象。要使社会平稳、持续地发展，就必须要有一个减轻摩擦、化解冲突的有效机制，这个机制就是法律。法律缓冲的能力越强社会秩序就越稳定，相反，法律一到失去正义的立场，不但丧失了缓冲功能，而且还能使冲突不断升级。只有通过公平、公正的法律将各种社会矛盾公开地作出裁决，才能保证这个社会有秩序地发展下去，而不至于发生暴力破坏。人类为了建立这样一个社会矛盾缓冲区进行了长期艰苦的实践，最终从公权的来源到权力结构以及管理都做出了法的约定。这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产，一切有社会责任感的人都应该继承并妥善保管这分遗产。一个发展比较成熟的社会无不把法制放在制度建设的首位，法制不健则政治不见。因为那是一个有严重缺陷的社会。
    三  社会报应机制
    宇宙运行，必有其规，生死轮回，自有其律。人类遵循自然规律而生存，也因为不当的作为而遭到了造化的报应。造化的报应是上帝安排的，人的能力是根本无法逃避的。宇宙的各个系统都有其相应的报应机制，而我们人类凭着文明与智慧所建立的社会系统，也必须建立不同层次的报应机制——道德评价与法律约束。这个任务上帝把它交给了我们人类自己，如果我们建立的社会制度缺乏必要的报应机制上帝是不答应的。善恶因果报应不仅在各大宗教及国家社会中形成了普遍共识，这也是社会法必须遵循自然法的普遍原则。因此人们心中才有对自然和法律的敬畏，一旦失去了这种敬畏感，人就会变得胆大妄为，就会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还会把自己的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以权代法，视法律为儿戏。当权力肆意横行，社会报应机制就要遭到破坏，便会出现恶不能除善不能为的社会现象，整个社会的进步将受到阻碍，甚至出现文明的倒退。这种现象在国家内部得不到报应，在国际社会必遭报应。管理社会公权私利，建立和不断完善法制是政治的基本任务，也就是说，建立人类社会的报应机制是政治的一项长其任务。

第三节  法律要素  
    一  理性的产物
    法律是公权的约定，是政治的最终体现。公权出于维护社会秩序的责任，必须以理性的态度认真对待法律的每一项条款，政治智慧与政治理性都将在法的建制中得到体现，公平、正义将成为普遍原则。一旦公权管理者缺乏社会责任感，只从阶级或统治集团的利益出发，欲望将取代理性。在法律制度方面则表现为公平让位于权力，正义被束之高阁。有意或无意地不完善法制，或者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网开一面，迫害一方。失去法的理性，政治就会蜕化成统治。统治与正义并没有必然联系，只需要足够的手段就可以了。两部法（《……宪法》《婚姻法》）统治天下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二  矛盾缓冲区
    社会是个活着的机体，在其内部运动过程中自然会产生摩擦、抵触、甚至激烈的冲突等现象。要使社会平稳、持续地发展，就必须要有一个减轻摩擦、化解冲突的有效机制，这个机制就是法律。法律缓冲的能力越强社会秩序就越稳定，相反，法律一到失去正义的立场，不但丧失了缓冲功能，而且还能使冲突不断升级。只有通过公平、公正的法律将各种社会矛盾公开地作出裁决，才能保证这个社会有秩序地发展下去，而不至于发生暴力破坏。人类为了建立这样一个社会矛盾缓冲区进行了长期艰苦的实践，最终从公权的来源到权力结构以及管理都做出了法的约定。这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产，一切有社会责任感的人都应该继承并妥善保管这分遗产。一个发展比较成熟的社会无不把法制放在制度建设的首位，法制不健则政治不见。因为那是一个有严重缺陷的社会。
    三  社会报应机制
    宇宙运行，必有其规，生死轮回，自有其律。人类遵循自然规律而生存，也因为不当的作为而遭到了造化的报应。造化的报应是上帝安排的，人的能力是根本无法逃避的。宇宙的各个系统都有其相应的报应机制，而我们人类凭着文明与智慧所建立的社会系统，也必须建立不同层次的报应机制——道德评价与法律约束。这个任务上帝把它交给了我们人类自己，如果我们建立的社会制度缺乏必要的报应机制上帝是不答应的。善恶因果报应不仅在各大宗教及国家社会中形成了普遍共识，这也是社会法必须遵循自然法的普遍原则。因此人们心中才有对自然和法律的敬畏，一旦失去了这种敬畏感，人就会变得胆大妄为，就会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还会把自己的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以权代法，视法律为儿戏。当权力肆意横行，社会报应机制就要遭到破坏，便会出现恶不能除善不能为的社会现象，整个社会的进步将受到阻碍，甚至出现文明的倒退。这种现象在国家内部得不到报应，在国际社会必遭报应。管理社会公权私利，建立和不断完善法制是政治的基本任务，也就是说，建立人类社会的报应机制是政治的一项长其任务。

第四节  几点说明
    一  暴力的正当。暴力可分为两大类：原始暴力和法律强制。所谓原始暴力是发自于兽性的暴力，包括一切因为利益争夺、恐惧、陌生、报复、主观强制等原因发生的暴力行为。这其中有动物的低级行为和人类的高级行为，主要是指手段、工具方面的差别，这里就不再细分。一些动物的暴力行为是生存必须的，具有天然的正当性。但是作为人类，好多暴力行为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只有法律强制行为才是维护人类社会秩序必不可少的暴力行为，这也是政治所包含的正当暴力因素。人类社会离开法律的暴力行为都是非正当的。
    二  抗争与妥协。抗争是正邪长消的过程。一般情况下，正义一方的抗争能力强就能推动社会进步，反之则会阻碍社会进步。政治就是充满抗争的社会活动，但是，当由于抗争而引发的暴力冲突不断升级，势必对社会造成更大的灾难，人类理性使人们懂得了妥协的重要。虽然妥协会使政治进程放缓，但是为了避免更大灾难也是必要的。不顾灾难，一味地追求社会目的的斗争哲学，违背了正义原则，政治的目的也因欲速而不达。抗争与妥协都是政治的基本属性，将在下一章中再做分析。
    三  战争与和平。战争不是政治，政治失败却可以导致战争。正义与邪恶之间可以发生战争，邪恶与邪恶之间也可以发生战争。何况正义与邪恶往往都不是绝对的，只是正邪成分多与少的问题。和平是政治的常态，和谐是政治理想状态，如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治”就和谐了。而战争只是政治的临界期，社会一旦进入战争状态则政治将无所作为，一切都在不同势力之间的武力、战略技术的对弈中显得无足轻重。只有战争结束才能回到政治或者反政治的状太之中。

第三章  政治属性

第一节  正义性
    对正义性的研究不能局限于平等原则，在平等原则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公平就是正义。这样往往会导致纯粹经济学意义上的交换正义，与政治学的正义之间有很大出入。政治学的正义不仅仅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交换正义，而具更广泛的社会学意义上的正义。根据政治这种社会活动的特殊性质，这里把政治的正义性分为以下四个方面加以探讨。

    一  目标正义
    政治的特征在于所要达到的目标是正义的。这是产生政治现象的基本要素所决定的，也是政治这一社会活动的首要特征。依据这一特征判断政治真伪是很有帮助的。政治为了达到至善的目标，从公权建构，特别是对于公权管理者的遴选，以及应对社会冲突，都会以普适的道德标准和崇高信念为行动纲领。即使在古老的王权时代，王者只要能够从正义的目标出发，同样会有至善的表现。例如中国舜帝，把王位主动让给治水有功的禹。这种行为虽然与现代社会的民主理念大有不同，还不能体出现公众意愿，缺乏普遍的正义原则，但是对于古老时代的公权持有者来讲，舜的执政目标是正义的，执政观是使社会朝着至善的方向努力。这样的例子在当今这个时代也有。08年3月24日，位于中印之间的不丹迎来其历史上的首次民主选举，直接选举国民议会议员，并在此基础上产生首个民选政府。对于这个面积仅3.8万平方公里、人口73万的小国来说，此次选举意味着国家政治体制将由原来的世袭君主制变为议会民主制。这是不丹国王看到现代民主制度的诸多优越性之后，主动向国民提出民主改革愿望，并成功地改变了国家政体，顺利地实现了国家公权改造。目标正义，与社会发展阶段毫无关系，无论当前处在什么社会制度下，公权有了正义的目标，社会发展就会从善如流。反之，国内民众的政治改革呼声再高，公权持有者也会以各种理由百般阻挠。
    作为公权管理者，面对社会冲突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及态度，体现着执政目标的正义与否。下面举的例子是冯远理先生的一篇完整短文：

一次化解严重政治危机的演讲
    冯远理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整个拉美地区日益左倾化。尽管左倾化并没有给人民带来福音，而普遍导致了军人独裁政权，但左倾化却是那个时代的思想、文化和政治思潮，是最流行的政治选择。
    一九六三年，秘鲁民族战线的贝拉文蒂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战胜另外两名对手而登上总统宝座的，他没有料到，自己一上台，就遇到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罢工。与以往的工人以资本家为对象，学生反对校长的有形罢工、罢课不同，这是一场异常安静的罢工，然而却是一场令新政权窒息的罢工——所有银行均拒绝与新政府进行交易，进而商店也加入了这一行列，自然大学也得不到自己的那份经费。不满的情绪在全国蔓延，尤其是在大学校园里蔓延，整个秘鲁就要成为一个火药桶。“进军利马！进军利马！”各大学校园不约而同的传出一个声音。
    一九六.四年二月末，大队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拖曳着沉重的脚步，在利马的大街上与前来欢迎的利马学生会合了。第二天，万余名大学生在市内各处游行后，最后在总统府所在的普拉沙?得爱尔玛斯广场聚集。广场上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局势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贝拉文蒂总统在佩剑禁卫队员的护卫下出来与学生见面了，出于对学生的信任，护卫队员均未携带武器。
   贝拉文蒂总统开始演讲了，他的演讲首先从感谢开始，就像对亲人谈话一样，那样亲切，那样动人，时而慷慨激昂，时而低声细语。
   “你们穿过平原，越过大山，你们忍饥受冻，历尽艰辛来到这里。在表明我的立场之前，首先，作为一个热爱秘鲁的公民，我要从心底感谢聚集在这里的每一个人的忧国之情，并且奉上我的友情。在你们的热情面前，我无法替自己辩解，只是希望把所有的事实真相毫无保留的告诉你们，与你们一道来考虑解决的办法。”接着贝拉文蒂总统把自己所想到的问题一桩桩、一件件的都讲了出来，就像对自己的亲人。他表示：不能按规定拨给大学的预算也好，延迟发放的工资也好，三至六个月后，将加上利息一并支付。最后，他在结束讲话时说：“你们今天的行动和诚意，将会载入秘鲁的史册。”贝拉文蒂的演讲，引起了刚刚知道内情的大学生的同情。演讲结束后，怒吼声与鼓掌声的比例骤然倒转过来。
    贝拉文蒂总统最后的行为更让我这个东方人叹为观止——总统办公室的官员转达总统的指示：“在这场秘鲁国的危机中，国家连报答学生们爱国热情的余裕都没有，请你们等到新秘鲁的那一天。不过，根据总统的命令，我们部署了军队的运输车和临时列车，希望至少可以让大家在归途中得到休息，并且回到各自的大学。”
    当办公室的官员转达总统的指示时，一场反对总统的集会变成了支持总统的集会。
    贝拉文蒂总统的演讲化解了一场政治危机，他的演讲不是靠技巧，而是凭真情，有了这样的真情，许多危机都能化解，有些危机也许根本就不会发生。
    冯远理先生所讲的“真情”，正是发自于至善的目标，没有伪装，不掩盖任何一点真相，一切为民着想。这是公权人物应对社会冲突事件所应有的态度和必须具备的素质。否则，他代表的公权目标就不具正义性，其合法性也必遭质疑。

二  途径正义
    政治的特征还在于，正义的目标必须通过正义的途径来达到。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恶劣的手段本身就不具有正义性，所以将它作为实现正义目标的途径只能是南辕北辙，无论把这个目标说得多么美好，到头来还是猴子捞月。在中国，自日本投降以后，国人之间一场场厮杀，一场场运动，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其野蛮残忍的程度令人发指。而这些行为所导致的结果与政治追求的至善相去甚远，不仅没有让人们看到共产主义的影子，就连“强大的社会主义”也一夜之间回到了初级阶段。高级阶段在那里谁也说不清，剩下的就是依靠暴力不断的巩固、加强。几十年来对暴力的渲染与美化，误导国人对正义的追求，甚至将暴力行为当作政治活动的必要手段，把政治看成是为了最大利益可以不择手段的事情。这完全是马基雅维利主义的伪政治行径，是地道的权术作为。
    政治，从至善的目标出发，任何邪恶与残忍的手段都不能为之所用。因为，政治的力量是无比强大的，它具有高尚的道德，崇高的信念，坚定的立场，博大的胸怀，有足够的智慧与理性，具有极大地感召力。它能使对手逐渐成为朋友，使朋友的队伍逐渐扩大。政治是文明的，战争与杀戮是反政治行为。以任何名义发动的战争均不能直接达到政治的目标，战争结束以后还必须循着政治的正确途径构建公权，完善制度。而战争所种下的仇恨往往会成为政治最大的障碍。“光荣革命”之所以光荣，就是用和平的方式对社会公权成功地加以改造。美国独立战争后，作为独立出来的新国家，不存在战争仇恨问题。根据政治目标构建政府，相对于有沉重历史包袱的国家而言显得简而易行，但至关重要的是目标与途径正义，而不是历史包袱。奴隶制也算是美国最大的政治包袱，比奴隶制更为普遍的还有种族歧视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国家公权正义将不复存在。在白人中间进步与保守两种势力斗争激烈，最终还是由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给美国白人上了一堂充满人性的政治课，把冲突对国家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点。同时也给全人类写下了一篇最好的政治教材。

    途径正义也为政治赋予了一个子属性，即：沟通性。正义手段的突出特征是有效地沟通功能。一切冲突都源于沟通环节的缺失与能力的欠缺。
    顺便指出的是，美国总统布什先生的反恐策略是一个政治败笔。尤其是出兵伊拉克行动，并没得到联合国的明确授权，仅以国家的名义动用武力，显然缺乏法律依据。虽然萨达姆受到了应有的制裁，可是作为美方，既不是伊拉克国家法律机构又不代表国际公权，是一种明显涉足国际公法的行为。由于这一反恐行为的途径缺乏正义，造成了巨大的财产和很多生命损失，这里也包括美、英国家自身利益受到的损失。国家间的战争暴露的问题是现存国际公权软弱无力。正是因为国际公权系统不够完善，还不具备扬善惩恶功能，国际间才有了美英绿林好汉式的行为存在，这是一种低级的国际秩序。有绿林好汉的社会一定是法律不公或无法的社会，今天的国际社会正处在这一阶段。

三  权力正义
    政治是一项围绕着社会公权所开展的文明活动，这种活动是人性在社会生活中实践的结果。在第一章里论述了公权力产生的过程，它既有强者的作为又有弱者的需要。自利，是所有生物的共同属性，但是只有少数高等动物才会建立起有利于自己的社会秩序。当然，大多数社会性动物只是凭借先天本能建立秩序，还有一部分社会性动物仅凭借暴力来建立秩序。因为它们与人类相比，既没有无止的欲望、也没有制控欲望的理性和精神的觉悟，人类正是凭借其他动物所不具备的这些属性才得以从动物界脱颖而出。也正因为人性如此地丰富而又神灵，才能够推动者着社会秩序朝着文明的方向不断地进步。制度文明的标志就是对公权力的文明改造。从原始王权发展到由民主意志产生的公权，每一次对公权改造都有一定的正义力量在起作用。社会公权发展成熟的过程，遵循的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但每一种事物的发展几乎都不是沿着一条理想的直线上升，曲折和回落现象是难以避免的，公权这一事物的发展也不例外。每当改造公权的正义力量开始成长，必然遭到旧势力的压制。当正义力量成长还不够强大时，惨遭失败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正义的力量不仅会受到旧的邪恶势力的打击，而且还很容易被更隐蔽的邪恶势力所利用。因为正义是讲诚信的，而真正可怕的邪恶往往是虚伪的。正义力量的失败不仅使社会不能进步，有时还会出现文明的大倒退，就像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血的事实反复验证了这一点。旧势力产生的邪恶力量比较容易理解，那就是在旧制度中得到特殊利益的人们，在利欲驱使下丧失了道德正义，为维护旧制度而爆发出来的一种反动力量。而隐蔽的邪恶力量则是出于对旧势力的羡慕与嫉妒，为了达到邪恶目的，善于运用正义的外表伪装，以借助更多正义力量的支持。僭主制往往就是这样产生的。正义力量的产生，一方面是来自旧制度下被剥夺正当利益之人们的觉悟，同时也来自所有善良的人们对受害者的同情和支持，有时这种支持的力量远远超过受害人的抗争力量，无论是黑砖窑事件、恶意拖欠工资事件还是暴力强拆事件，都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因此说，正义力量是发自人性的社会力量，可能它一时还不能战胜邪恶力量，但它终将会成长为不可战胜的力量。从社会公权的角度观察，只要是按照普世道德要求改造的公权都是具有正义性的。普世道德就是发自人性的善。同情心则是对他人处境的善良体验与感知，这种对人和事的体验与感知能力就是人的良知。人类理性是善与正义的源泉，而公权的理性就是人类理性的制高点。理性不同于阴谋，阴谋是用于邪恶的智慧，而理性是发自正义的智慧。理性能使欲望合理有效地受到节制，公权的节制就是建立有效的制约机制。由君权制到君主立宪制再到宪政民主制度，这一过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主线。每一个历史阶段其公权的合法性都是有局限的，但是，越是充满人性的公权其合法性就越加充分。权力正义是充满人性的，因此，它是从来不与人为敌，它的唯一敌人就是非正义的权力。

四  法律正义
    法律作为社会秩序的保障，其正义基础是自然法则。法律只有符合自然法则才具有正义性。西方社会的法治思想正是起源于自然法。人类所制订的法律必须服从于更高的自然法，自然法的正义与中国人所信仰的天道正义是一致的。
    在社会实践中，法律是公权意志的体现，是政治智慧和政治道德的产物。而政治智慧与政治道德的价值就在于对自然秩序的认知与体验。法律正义直接体现公权正义，并接受道德正义的检验。道德具有天然正义性，有约定俗成的社会共识，还具有对人以及公共形象的评价能力。当法律的强制与道德评价发生共鸣时，这样的法律就是正义的。如果法律强制与道德评价不和谐，甚至形成严重对立，这样的法律就不具正义性，是政治智慧与政治道德的缺失，或曰公权缺乏正义。禁止越级上访的有关法律规定和截访制度就属于这种情况。法律是由公权授权的司法专职部门制定的，这个部门不仅是是组成公权体系的重要组织结构，而且同时也必须是一个独立机构。法律一旦确立，任何公权力都将受其制约。一切法外之权和法内之法都是对公权正义和法律正义的颠覆。

第二节  公益性 
    政治的正义性和它对人的权利与权力规范管理功能，决定了它的社会公益性。
    孔子所说的“以正治国”，即是以正确的思想方法治理国家。但是由谁来治，这是古人没有弄清的问题。虽然古人早已明白正人先正己的道理，但在君权制度下，只能寄希望于君王自己正自己，这是古人政治不成熟的表现。现代政治清晰地让人们看到，国家必须由公权来治理。虽然说再烂的政府也比没有好，这绝不意味着人们愿意烂政府长期存在下去，必然要对其进行改造。政府就应该是“正府”，自己首先要正。怎样才能正，这是政治所要解决的问题。公权的建立，一是要有合法的权力来源，历史传承也好，战争重建也罢，最终还是要经过民意检验。二是要建立完善制约公权的机制，避免权力泛滥。因为政治追求的目标是至善，是为了全社会的整体利益，而非个人或团体的局部利益。要达到这一目标，公权行为必须受到法律规范，必须将公权的行动限定在法律允许范围之内。公权行为是最高的道德垂范，直接影响着公共道德秩序。管好公权是政治的首要任务，也是政治这一社会活动的基本点。
    政治的公益性还体现在政治成就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具有普适价值。政治的进步与发展不是单凭人的主观意志，而是在一定历史时代背景下人性的觉悟。单凭主观臆想，人为地设计社会进程，既不符合人性又违背自然秩序。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势力集团都犯有这类错误。政治的每一次进步都会产生一系列的社会科学成果。而这种成果无偿地为追求进步的后来者提供帮助。对于自然科学成果而言，很少会有人拒绝它，无论是交通工具还是通讯公具。为什么社会科学的成果总是遭到一些人的拒绝？用所谓“主义”将社会科学割裂开来是对人类文明的摧残，否认人类社会所具有的普适价值就是反科学、反人类。如果不是因为无知，必然是出于某种罪恶目的。政治，绝不是“为什么人的问题”，那种狭隘观念不是政治，而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统治。统治是充满私欲的权术，不具有政治的公益性。政治的公益性预示着未来政党边界日趋模糊，直至消除。现代政党，组织结构越严密越是缺乏社会公益性，思想理念及社会行为必然表现出狭隘、自闭的特征。这种现象胡适先生很早就作过深刻的分析，这里不再赘述。参见《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

第三节  科学性 
    政治，作为一门社会学，有其自身的规律。本文第一、二章以及本章都是揭示这一规律最基本的内容。政治的先进性是通过对公权改造体现出来的，对公权的改造就好比作对一种技术产品的改造。为了保持某技术产品在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必须对其不断地进行技术改造。每一次技术改造都是一次技术创新。产品的技术改造属于自然科学成果，而公权改造则是社会科学成果。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社会制度每前进一步都是公权改造的成果。改造成先进结构的公权才能创新制度。换言之，制度创新的实质是公权结构创新。自公权产生以来，第一次制度创新发生在1689年，当时英国议会颁布了《权利法案》，这个草案对王权的限制和议会所拥有的权利用法律的形式加以肯定，创造出了一种新的政治体制，即君主立宪制。随后在西方一些国家纷纷效法，逐步完成了宪政体制建设，和平淘汰了君主制。宪政体制是通向现代民主制度的桥梁，因为宪法赋予了公民实在的权利，公民有了自由的政治表达权，并通过法律途径对公权发挥作用。从公权改造的角度讲，这些西方国家走在了社会科学的前沿。人们对待自然科学成果与社会科学成果的不同态度，主要有以下两种原因：其一为，人们在自然科学领域的差异是认知能力问题，而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差异是道德良知问题。其二为，自然科学存在自利优先性，而社会科学却具有利他优先性。尤其是对那些落后公权的把持者而言，接受先进成果就意味着放弃特权，特权的价值是任何财富都无法相比的，这种诱惑对于享受特权的人们来说是无法抗拒的。因此，对于社会科学的创新成果不会像对待自然了学成果那样，人人都去学，这是由利他性所决定的。对于社会文明进步而言，社会科学成果其价值远高于自然科学成果。
    政治的科学性决定了这门学科具有可学性，向先进学习可节省大量的研究成本，使社会少走很多弯路。学习，可以不必重复获得这一结果的过程，直接拿过来就用。不肯老老实实地学习，非要摸着石头过河，这绝不是固执的问题，正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对于新技术，只有学到手，用后才有可能创新，我们的汽车工业，信息产业都是这样过来的，政治为什么非要搞“特色”？除非把政治搞成别的东西，否则没什么特色可言。我们这个国家“政治”创新的东西已经不少了，最大的创新是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理论。在现阶段就是，既要和世界接轨，又要保持特色。以前还有过：前面搞土改，分田分地，紧接着后面就是人民公社化，土地归国有；前面有联合统一战线，共图大业，后面接着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前面大讲民主，让人们知言无不尽，后面就是反右运动,清理阶级队伍；前面搞了文化大革命，大多数领导干部都要挨批斗，后面稳定压倒一切，全体官员踏踏实实搞腐败；前面讲工人阶级当家作主，后面国有职工大批下岗；前面讲义务教育，后面就搞教育产业化……创新已经成了放弃承诺的代名词了，再搞制度创新还能出什么花样？一党天下已经不新了，还政于民也不新鲜，难道只有违背社会科学基本规律才是创新吗？

第四节  抗争性
    政治，从正义出发治理社会，经过公权改造到法的完善，这个过程必然会触动某些人的利益，尤其是当权者的利益。旧的权势集团往往掌握着暴力工具，出于维护旧制度的惯性，对于公权改造他们会竭尽全力地阻止。进步思想所产生的正义力量对强大的保守势力必须进行不懈地抗争。正义的抗争，一方面是对腐朽势力的批判，另一方面是对社会良知的呼唤。因此，只有通过抗争，正义力量才能逐渐成长壮大。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切腐朽、邪恶势力对任何正义的声音都非常敏感，哪怕这种声音来自一个文弱书生或是纤纤玉体的少女，他们也如临大敌，会动用强大的暴力工具进行镇压。出于邪恶本性，腐朽势力虽然不缺乏智慧，但必定少有理性，他们不愿意相信正义是压不住的，总是指望通过消灭肉体来阻止进步思想的传播。公权表现的越残暴人心失去的越多，正义的失败越悲壮召唤力越强大，这不仅是社会经验，更是自然规律。正义的抗争可能会引起暴力革命，但暴力革命不一定就是正义抗争。暴力革命是人们情绪义愤的结果，这种义愤的冲动缺乏理性思维，往往会给社会造成预想不到的灾难。而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偏偏利用这一点，用煽动性语言编织了一套所谓的革命理论，给全人类制造了无数的悲剧。波澜政治活动家米奇尼克早年就是共产主义信奉者，然而最终选择了自由民主的价值理念，他在《狱中书简》中写道：“相信通过革命来推翻党的专制，既不现实又很危险。”这充分表明政治抗争与暴力革命截然不同，也与斗争哲学有本质的区别。前者是出于至善目标的理性行为，后者往往是出于个人利益而产生的义愤与冲动。
    自从政治现象发生以来，无法考证第一次正义抗争发生在何时何地由何人领导，不过我们不会忘记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他的崇高信念，坚定立场和充满理性的斗争精神不仅是对美国，乃至对世界各国正义抗争运动做出了完美的示范。在世界民族抗争史上，印度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又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开启了国际政治斗争的一道先河。这些典型事例都有力地证明了政治是文明正义的社会活动，正是文明与正义，才使政治抗争具有无敌的力量。

第五节  妥协性
    在政治进程中，当冲突升级到一定的程度，人性决定了人们会选择妥协。妥协不是软弱，妥协是理性，妥协是宽容，妥协是爱的奉献，妥协是责任的担承。波兰政治活动家米奇尼克说：“民主是灰色的，妥协是金色的”。这是具有丰富经历和高度社会责任感的政治家对妥协最形象的描述。政治妥协放弃的只是某种利益，而绝不是正义立场。政治是既有抗争又有妥协的社会运动，一味地残酷斗争是由某些邪念的驱使，目的绝非是正义的。心存正义的人们学不会妥协同样会受到历史的嘲笑。
    君主立宪制是政治妥协的产物，宪政体制是政治妥协的一大成果。对于美国而言，没有美国的宪法就没有美国的今天。美国宪法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然而，美国宪法并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政治体制设计，一开始不是，现在也不是。他是多元利益集团共同立宪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协商和妥协的过程。互相妥协而产生的宪法构筑了一种机制，使宪法始终处于多层次、多方位的，包括妇女和儿童以及有色人种在内的，始终不断地通过谈判与协商来加以完善的运动状态之中，在运动中平衡，在平衡中发展,形成了一种超稳定状态。君主立宪制与美国宪法产生的过程是政治妥协运用的典范，是人类文明的丰碑。一味强调自己利益而不肯妥协，必然导致自私狭隘，是缺少理性与爱心的表现，更缺乏社会责任感。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和阶级不调和论就是将人们的思想精神带入了非理性的境地，无节制的残暴地斗争最终将正义被权力所取代，其社会处境仍然没有逃脱延续几千年的权力怪圈，这岂不正是历史的嘲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