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邊居士按：

有朋友问，你都跑哪儿去了？这么久没有更新博客。确实，这段时间在调整，没怎么写成篇的文字，倒是在新浪微博 @萧瀚微博三十世 上继续自言自语，这些内容都是这几天发的，但愿朋友们喜欢。

2010年6月27日於追遠堂

我的新浪微博选摘（四）

萧瀚

1.        【成熟】经常有学生或私下议论或论坛匿名评论，说我不成熟，不如谁谁谁更有智慧，不然不会搞得不能上课。其实中国人这套人情世故，我肯定比他们要懂得多，但我还是没他们成熟。我以为作为教师，讲真话这一基本的职业操守是不能拿来卖的。玩世不恭、世故圆滑本该从大学滚出去的，现在反倒在大学盛行了。

2.        【塔木德】读《塔木德》可知尤太人为何智慧，他们的每条戒律都得论证正当性，都有许多辩驳。从小训练出来的思辨与理性精神使得尤太人思维开阔严谨，既有原则又具大容量。2007年尤太大作家奥兹来北京演讲时就说，尤太人和中国人教育方面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们喜欢发问和辩论，中国人喜欢标准答案满堂灌。

3.        【情绪】常有被教科书夹坏了脑子的人谴责我在谈及三年大饥荒或文革时有情绪。如果了解大饥荒和文革，居然能没有情绪，根本不是正常人。

4.        【警惕白内障】“美军核航母或将在黄海演习 专家称系对中国挑衅”（http://sinaurl.cn/75f4M）不知道是不是朝鲜局势危在旦夕了。以为美国军演冲着中国来的人，最好研究下60年前那场白痴战争再谨下结论——那次战争90万国人为邪恶殉葬。再不要为恶棍撑腰了，养狼为患不但可怜，更是无耻与邪恶。

5.        【倪玉兰】南方人物周刊 杨潇：“女律师被控妨害公务罪服刑2年后出狱”（http://news.sina.com.cn/s/2010-06-25/171720549183.shtml?utm_source=twitterfeed&utm_medium=twitter）这是一个集中并极端展现人性之邪恶或坚强的故事。本文涉及的所有作恶的警察，问一句：你们睡觉的时候不怕做噩梦吗？

6.        【尤太人与钱】茨威格《昨日的世界》谈尤太人与钱的关系，他说没有比把尤太人想象成单纯的钱迷更错误的了，尤太人努力挣钱只是为了借此提升才智以达到更高的文化境界。虔诚的《圣经》学者比富翁高贵一千倍。再有钱的尤太富豪也愿意把女儿嫁给衣衫褴褛的知识精英。——这就是以色列到处都是书店的原因。

7.        【读书人与钱】陈明远先生研究鲁迅，得出结论，鲁迅很注重钱，视经济独立为思想自由之前提。袁伟时先生说，知识分子要做好两件事，一件是发财，一件是发言。奴隶耻于谈钱，是中了奴隶主的计，方便奴隶主控制自己，谁还能比奴隶主更贪婪地敛财？理直气壮、取之有道地挣钱是读书人直立行走的重要条件。

8.        【蒋介石资助朱安】1946年，蒋介石差人给生活困窘的朱安女士送去十万元法币，朱安坚辞不受，来人强留下，说别人的可以不受，但委员长的一定要收。鲁迅在世时，有人告蒋鲁迅撰文骂他，蒋问及鲁迅的薪水，人说300大洋，要不撤了他职？蒋说，300少了点吧，再加50。（若有细节错请指正，忘了出处凭记忆写）

9.        【吴冠中先生逝世】“著名画家吴冠中25日晚在京逝世 享年91岁”（http://book.sina.com.cn/news/c/2010-06-26/1206270181.shtml）个人浅见，吴老是当代中国艺术界唯一一位人格和艺术成就均为一流的大师。回天堂是吴老的吉祥，但是地狱的损失。

10.    【教育】晏阳初先生曾对记者说，受错误的教育不如不受教育。这话很到位，在大学教书，常常让我感到应该去中小学教书——可是那些地方太忙了，下不了决心。。。

11.    【逻辑】我说和平时期制造文革这样全民总动员的打砸抢烧，国史上是极品。结果一个毛粉说，文革是好的极品，因为那时候美苏敌峙，怎能说是和平时期？那时就该搞文革。我不知这位毛粉兄用的是啥逻辑，照他这说法，被阿拉伯包围的以色列该搞过一万次文革了。再说与美苏为敌本属垬自找，而非无奈。

12.    【解构与建构】真理、正义之类的“大词”已经越来越少人用，这是令人悲哀的。我们反对公权力垄断真理、正义等一切美好的词汇，并不是要将它们驱逐出境，不是为了谁都来蔑视它们，恰恰相反，而是为了社会能够健康、自由、不受拘束地热愛它们、追求它们。

13.    【课堂碎语】有学生问：“大学老师的职业伦理是什么？我们学生的又是什么？”答：“在中国语境下，教师至少要做到不说假话，尽可能说真话。”回顾2004年以来上课六年整，没说过一句假话，基本上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管自己是不是个好老师，但至少是个达到及格线的老师。

14.    【四项基本原则】记得以前大学时，晚上宿舍里的卧谈会，大家读音不准，老把四项基本原则读成四项基巴原则，其实反倒读准了。

15.    【手段与目的】今天去学校，为一位同事代课。因我不写遵守四项基本原则的保证书，下学期依然没有排课，有学生问：“你何不委屈一下？写个保证书不就可以继续上课，传播自由民主思想了吗？”我答：“得用合乎道德的手段走上讲台，不然传播自由民主精神岂不虚伪。”——我是个手段论者，不是目的论者。

16.    【不让自己遗忘】罗马尼亚作家马内阿在其自传《流氓的归来》里引用一位他们尤太拉比的话说：“我布道不是为了改变他人，而是为了保持自己不变。”我现在每天贴10位《文革受难者》名录，也只是为了让自己保持记忆，不是为了仇恨，而是为了尽可能避免保护性遗忘带来的松懈与异化。

17.    【毛粉】村子里有个流氓团伙，穷横穷横，原来毫无产业，抢了一大家子后，对这家人打骂砍杀无恶不作，跟村子里其他人也是一副老子流氓我怕谁的架势，后来村里人都不肯和他们来往，他们也就关门做皇帝自娱自乐。老流氓头死后多年，有些被打骂惯了的这家人就开始怀念老流氓头当年横刀冷对村里人的威风。

18.    【好人】有个孩子问他爸爸：为什么要做个好人？他爸爸说：因为好人喜欢好人，坏人也喜欢好人。这个很简单的道理许多人都不懂，螽共尤其不懂，不然你就没法解释他们为什么会给红色高棉、北韩这种宇宙公认的流氓政权撑腰护场了。

19.    【最不可思议与最可理解】外交上没有比支持北韩全日制政权更无耻更恶心的事了，是个人都会觉得不可思议；可是支持北韩政权也是最可理解的事，所谓“观其友知其人”。

20.    【百花齐放与长城】波兰战地记者卡普钦斯基《与希罗多德一起旅行》是本妙不可言的好书，两篇写中国。第一篇篇名叫“毛泽东的‘百花齐放’”，大段谈及长城，他说“这个国家千余年来就是一个四处都建有围墙的国家...长城是人类畸形发展的佐证，是个可怕的历史错误。”百花齐放与长城既同质又相互反讽。

21.    【世面】作家郑义先生多年前曾写过一篇“广西吃人狂潮真相”，是一篇关于文革期间广西武斗打人杀人吃人惨案的调查报告。此文被翻译成瑞典文后，许多瑞典人看了不相信，理由是，都20世纪了怎么可能还会吃人肉呢？——哈，瑞典蛮夷没见过世面，创造力、想象力都差，我巍峨大中华足可睥睨此撮尔小邦。

22.    【永远执政】“文革”时阿谀林彪的口号是“祝林副主席，健康健康，永远健康”，大家知道他后来摔死了；现在共产党的口号是“执政执政，永远执政”，牠也会摔死的。（其实我不讨厌林彪，至少他不比其他的共产党更坏）

23.    【改革】不许生产，不许吃饭，不许生活，你的一切都是我的，我想抢你就抢你，想杀你就杀你，想怎么抢就怎么抢，想怎么杀就怎么杀。——这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后来没东西抢了，光杀人也不好玩，就鼓励生产，居然还允许你自留一点吃喝生活，至于我，还是想抢就抢，想杀就杀。这就叫改革。

24.    【无用之用】讲课、演讲、会议、博客中经常会遇到这样一种说法：“你讲的这些有什么用？”——先知阿摩司说：“唯愿公平似大河滚滚，正义如江水滔滔。”你说有什么用？读书人的职责是实践求真意志，是对真理负责，其用在其无用。

25.    【渺小】1983年戈尔丁获诺奖当天，作家在小镇上拿到一张停错车的罚单，他请求警察允许他直接在镇上交罚款，警察说不行，必须按规矩将十英镑的支票寄给法官的秘书，警察并说：“最后，祝贺你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戈尔丁在演说时讲了这个故事，并说：“...告诉我，不要忘记在大千世界中自己的渺小”。

26.    【我国将改扩建550家精神病院 防病人肇事肇祸】（http://news.sina.com.cn/c/2010-06-20/232520510303.shtml）其实各地省市县镇政府大楼直接增加精神疾病防控设备，或许可以减少棺垣残害百姓的现象。

27.    【低碳语言】常看到贪官酷吏们被骂为某些动物，我觉得这样的辱骂很不环保，很不文明，涉嫌侮辱动物，建议使用低碳语言。当然，如果对动物气急，口不择言，骂他们是官员，倒可理解。

28.    【够怂】人民网出了个搜索引擎——http://www.goso.cn/default.jsp，有人称其为“狗怂”，我觉得“够怂”可能更准确一些，以免涉嫌侮辱人类的好朋友狗，狗很勇敢，一点也不人民网。

29.    【列维纳斯《塔木德四讲》】1.我们都是知识分子，在我们之间，也就是在人们完全可以讲真话的人之间。人们把知识分子定义为屡射不中但瞄得很远的人。拉比曾说，知识分子是拒绝国家利益的人，即讲真话的人。以下是第三个定义：知识分子是人们与之说话而不必婉转的人，是人们与之讲真话的人。

30.    【人文关怀】当我奚落愚昧的时候，有人说我是居高临下、冷嘲热讽，要我对愚昧有人文关怀。我只能说，对于愚昧这种现象我是不可能有人文关怀的。不过面对一个具体的蠢货时，还确实需要人文关怀——通常我的人文关怀方式就是沉默，因为不与愚昧过话是最经济的交流方式。

31.    【台湾是中国的产物吗？】台湾是个海岛，才3万平方公里，几百年前有荷兰的殖民，后来有日本的50年殖民，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进行了土地私有制改革，允许民间报业有限存在，再加上蒋经国是个识时务的政治家，所有这些非中国特色条件才成就了今天台湾的民主。如何想象领土近千万平方公里的大陆？

32.    【政治的本质】政治的本质是一种公共生活伦理的有效实现，有什么样的公共生活伦理信念和生活，就有什么样相应的政治。一个几千年都摆脱不了氏族血缘这种低等伦理观念，摆脱不了嘴上和谐手拳脚踹的公共生活方式，这样的族群，能搞出自由民主政治绝对是奇迹中的战斗机。

33.    【台湾价值的限度】台湾提供了华人自由民主社会的样板，但那只是个3万平方公里的小岛。顾准早已证明，古典民主只能在小地方才能实现，现代大范围的民主政治需要更为复杂的条件，美国有其地方自治的联邦制，而中国，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毒瘤不剜除，不走联邦制，近千万平方公里土地上举国民主是痴人说梦。

34.    【司法独立】有人说，幸好司法不独立，不然法官们岂不更加胡作非为？司法独立了未必万事大吉，但没有司法独立，肯定万事大凶。司法独立只是社会公正的电门，而不是社会公正本身，有了它可以控制给电或不给电，没有它，如果不是完全没电，就是电死。

35.    【暴力型政治】罔顾正义迷信暴力的政治，可分为内向型暴力和外向型暴力。其典型特征，前者是暴力内政，后者是暴力外交，两者往往合流融汇于一体，但不同的国家因历史传统差异而各有侧重。侧重前者导致鬼打墙式的轮回（典型如中国），侧重后者导致灭亡，古亚述西元前七世纪末被消灭，几乎尸骨无存。

36.    【狗屎也有权利】只要在言论自由的正常范围之内（针对非公共人物普通公民的无具体损害原则），任何人无权封杀。有些被封的言论我也很厌恶（甚至极其厌恶），但我更反对封杀。狗屎臭气熏天，但在不主动熏具体人的前提下，狗屎也有存在的权利。

37.    【文明】终于读完《简明尤太民族史》，这部将近600页的书通读一遍也就差不多忘光了细节，只留个大概印象。一部尤太史就是一部欧洲野蛮史，一部罗马人、基督徒迫害尤太史（天主教会和伊斯兰对他们反倒宽容一些），这在基督教史中是读不到的，至多有点零星的羞羞答答。人类所谓文明其实只是吹牛罢了。

雲邊居士按：

本文是为本期《新世纪》周刊写的“法眼”评论，未经财新传媒和我本人共同授权，谢绝转载。

2010年6月7日

回归司法理性

萧瀚

作为纠纷解决最终机制的司法制度，其基本手段是包含独立、中立、被动、公正、有限、程序正义等特性的司法理性，但“大调解”制却在所有方面与上述司法理性背道而驰。

从独立角度看，“大调解”制下的司法部门，其实不是单纯的司法部门，而是兼具了行政特征。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1949年以后，中国若有司法，从来不是独立的，任何一种裹挟公权性质的力量都可能轻易干涉司法。各地法院无论是其财政权或人事权，都操纵在党权或行政权手中。正如托洛茨基曾说过的，在苏联“不服从者不得食”；这种钱袋的控制，本身就足以使得任何被控制者失去独立性。“大调解”中的法院因其本身所具有的行政性特征，再加“大调解”制作为制度性的倡导，这种非独立的兼具行政性特征于是就更加严重。

失去了独立性的司法，于是也就不可能实现其中立性的目标，而中立性原本是司法取信于当事人的公信力主要来源。如果当事人无法确信司法所应具有的中立性时，他们就会千方百计地寻求有利于己方的法外努力，通常它会导致强者更强、弱者更弱。司法人员，一方面，他们会从被强力干涉状态中失去职业尊严感，另一方面，他们也会因为非强力的谄媚性求情而获得畸形的权力感。那些占理不占势并且不私求于法官的当事人，甚至可能因被视为蔑视法官权力而导致不利的裁判后果。“大调解”制希望司法人员根据具体情形站队的制度目标，因其制度本身的荒谬而导致无原则的势利结果。

至少在民事纠纷领域，司法本该是一种不告不理、告多少理多少的制度安排，然而“大调解”制融合了多种现行的调解制，把司法变得具有过强的能动性，这种所谓的能动性可能远远越出其被动性固有特征的限度。例如，婚姻案件的审判中一个常见现象是不顾当事人意愿强行调解，通常只要有一方不愿意离婚（而不管这不离婚意愿是否符合法定要件），这婚就离不了，而这显然无论从情感主义婚姻立场还是契约主义婚姻立场看都是荒谬的。

脱离了独立、中立、被动特性的司法，欲其完成公正的目标，显然很困难。由于，“大调解”制被塞进去太多政治目的，使得司法承受其难以承受之重。通行于全世界的司法理论，都不会否认司法在其最终全局效果上具有政治性功能和效果，然而究其个案，则通常会力排政治性追求。

有个司法史上的著名案例，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1786年，英国法官曼斯菲尔德伯爵曾在引发宪政危机的“联合王国述威尔克斯案”中说过一句被后世传颂的名言：“我们千万不要考虑政治结果，无论它们多么可怕。如果叛乱是必然结果，那我们一定要说：‘维护正义，哪怕天塌下来’”。曼斯菲尔德法官以最极端的修辞手法，说出了司法的本质特征：司法没有别的目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追求并尽可能实现公正，一旦给司法添加它本身无法承担的责任，结果往往是两败俱伤：既丧失了公正，又丧失了其他目的——诸如维稳。

给司法塞进去任何非司法能承担的目标，不但显示了司法以外力量的无知和贪婪，这种强行突破司法有限性的做法，也造成了司法本身不情愿的狂妄。正如曼斯菲尔德法官所言，司法不能考虑政治结果，考虑政治结果，也就考虑个案正义之外的问题。司法之有限性就表现在司法只考虑正义本身，而不考虑这种正义即将带来什么，会带来什么，法官也不是政客，他们只对案件的审判是否正义负责，而不是要把案件理应的结果削足适履，那样所造就的个案不公正就污染并且损害了整个的司法公信力。

“大调解”制的另一大问题是由于其加入非司法的目标之后，必然会严重败坏司法所要求的程序正义精神。司法是一种依靠对其过程进行细密规范的制度，从而达到其顺理成章的逻辑结果的正义。一旦被加入司法外目标后，程序本身必然成为其司法外目标的障碍，程序自然就被抛弃甚至践踏。比如，常常有本该公开审理的案件，因为考虑到其他非法定原因而秘密审理的；再如，本来行政案件不得调解是一个刚性的法律规定，但常常被规避而以逼迫原告申请调解的方式达到调解的目的；至于各地法院为了所谓的调解率而强行进行的案件调解更是不胜枚举。

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曾在其法社会学中专门分析过盛行于神权国家和中国的“卡地司法”，即因重视司法的功利主义目的而排斥甚至无视法律形式合理性的司法。他并指出“在中国，裁判的非理性，是家产制的结果，而非神权政治的结果。”在韦伯看来，这种缺乏理性规则的司法，导致了人们无法预测其行动的法律后果。

显然，目前的“大调解”制可以说是“卡地司法”的现代套版，其背后深层次的哲学是一种庸俗唯物主义的狂妄，它看不上司法自我设限的谦逊精神，不承认司法所能解决的问题是有限的，也不承认司法所能实现的只能是有限正义，而不可能是绝对正义。

为此，“大调解”制要实现“百分之百”的正义，它要所有人为非其能力所及、非其责任所在的结果埋单，这是一种“若非全有、宁可全无”的司法幻觉主义，而其结果必是司法混乱与全面的司法不公。

1949年以来，国人在司法领域的制度性罪错教训已是屡见不鲜，若不回归包括司法独立在内的基本司法理性，司法不但无以承担社会公正最后防线的功能，反倒可能成为社会的致乱之源，不可不慎。

                                                                         2010年6月3日欲追遠堂

雲邊居士按：

       这些短句都是一时的思维碎片，微博让我把它们留下来了。

顿悟

萧瀚

【顿悟】辟谣就是确认，确认就是造谣，造谣就是真话，真话就是笑话，笑话就是神话，神话就是中国蹶起。

【顿悟】“中华官员共祸国”，这名儿比较靠谱吧。

【顿悟】血写的历史，时间过得太久，血变黑，就像是用墨写的。

【顿悟】中国特色，就是无论是否能够或应该产生伦理冲突，都会产生冲突，没有冲突也必须创造条件制造冲突。

【顿悟】套用韩寒句式，常识分两种，一种是常识，一种是中国常识。

【顿悟】把数千万人活活饿死，把上千万平方公里的地方搞成地狱，还能得到无数人无限的膜拜，这才是毛杀杀最伟大的地方。

【顿悟】别害怕毒食品，中国会进步到其他食品都有毒但毒药没毒的境界，这样就都没毒了。

【顿悟】中国作邪的脸皮是铁水凝成的，所以绝对无法攻破。

【顿悟】之所以叫“二会”，除了比较二，还因为是政府二奶之会。少数几位不是政府的二奶也被请来，是人多政府看走眼了。

【顿悟】最常见的现象是中国特色。

2010年5月1日於追遠堂

雲邊居士按：

       本文是为本期《新世纪》周刊而写，发表时因篇幅原因删去近500字，现将原文发表于此。

如何面对连环惨案（完整版）

萧瀚

南平屠童案的死刑执行消息尚未消散，雷州惨案、泰州惨案却相继而来，悲痛欲绝的伤亡者亲友们、目瞪口呆的社会，再次发出恸问：“我们怎么了？我们怎么办？”

虽然世界各地残杀无辜者的惨案，也常见诸报端，然而，在短短不到40天内连续发生三起特大屠童恶性案件，无论如何给人极度震惊之感。

为此，有舆论非常及时地发出新的疑问：“这些惨案之间在社会心理上是否存在着某种关联？”换句话说，前事是不是后事的教唆犯？如何保护我们的孩子，如何保护无辜的人们不受这种泄愤式甚至无动机屠杀的残害？

1974年，美国社会学家大卫·菲利普斯经过深入研究得出结论：平均每一桩成为头条新闻的自杀事件都与其他至少58宗自杀事件相关。这就是社会心理学上著名的“维特效应”（得名于两百年前《少年维特之烦恼》导致的自杀模仿）——社会认同原理。十年后的1983年，菲利普斯又得出更加惊心动魄的研究结论：任何一种广为宣传的暴力行为都会刺激很多人竞相效仿。

也许正是因为上述原因，新闻界第一次在诚实报道和有效报道、自然报道与克制报道之间发生分歧，甚至在是否报道问题上都产生困惑。

校园凶杀案事关孩子们的安全，事关每个人的安全感，公众享有天然的知情权，这是无可疑义的，但是如何达到知情权与正面效应的和谐状态，却是个需要认真对待的大问题。

如果为了防止恶性案件带来的模仿效应，政府取缔正常报道，显然是不可取的。当鸵鸟并不能解决问题，反倒可能使得真相屏蔽导致案外的社会怨怼累积，从而引发其他的弊端。自由报道是一项原则，公权力不应干涉。只有在报道后有明确的证据表明是媒体主动故意教唆了后来的类似事件，公权力才有权介入调查，甚至进入诉讼阶段。但这样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因此，公权力在此类事件的公众知情权问题上，除了事先不干涉，不应有其他态度。

同时，刑事司法机关（包括公检法）也应谨慎保守此类案件审讯中获得的作案技术性细节以及血腥的内容，防止此类信息不当外流（正如西方诸多国家的刑事重罪法庭会禁止媒体报道刑案的详细细节，理由可能是宣扬暴力、践踏隐私等），但以不影响司法信息公开为限，例如法院不得以此为借口而不允许外界了解当事人是否获得应有的正当程序的基本诉讼权利。

政府还应当在惨案连续爆发、社会影响巨大的情况下，迅速开启应急保护机制，即尽可能在最短时间内增配警力，加强巡察，以内松外紧不引发居民莫名紧张的方式保护校园安全。但这样的做法不能成为日常政府行为，其警戒状态应当有期限（社会不能允许政府随意扩张权力）。同时，学校的保安措施应该制度化。

从媒体角度看，新闻自由也是有新闻伦理来自律的。作为社会舆论最重要组成部分的媒体，较为合适的态度，是在忠实新闻真实性的基础上，对过于血腥、过于技术性却无关满足公众知情权的细节内容，应当不予报道或者尽可能模糊报道，同时，无论这些案件多么惨烈、规模巨大，在是否作为重点推荐的头条处理时尤应谨慎，这便是遵循新闻伦理的自律。

但即使媒体已经相当自律，凶案的报道本身再怎么低调，再怎么克制，它依然存在前述社会心理学上“认同原理”所引发的恶性效仿可能——至少不可能杜绝模仿。这种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因为不可能创造一个完美的世界，更不可能依靠幻觉创造清凉玉宇。

为此，除了政府的应急、媒体的自律，社会自身也应以自组织方式，增强安全系数。例如，学校或者部分学生家长可以作为组织者，将学生家长们组织起来，充当巡察保安义工，对各学校进行日常的督查保卫，尤其是在上下学时间段里要加大警戒力度。即使这种做法很难成为长期实行的方法，也至少应该在凶案发生后的一段时间内应急实行。

心理学家们越来越倾向于认为人类攻击行为既来自本能，也来自情境激发，有时后者甚至起到主导性作用。作为一种激发情境，当代中国社会处在一个坏社会向好社会转型的时间断裂带上，制度、人心都存在无数扭曲现象，这种不稳定与扭曲状态犹如地震带般更易激发各种复杂甚至邪恶的人性。这成为一些报复社会性质的泄愤式屠杀的情境激发源。同时，由于还存在着一些无动机的破坏性攻击行为，改善情境激发源就显得更为紧迫。

为此，政府、社会、个人自身，都应该看到，制度应尽快改善，风俗应尽快净化——改善情境激发源。同时，人的心理状态也亟需关怀——然而国人还相当陌生，为此，心理卫生应该成为当代国人的一个常识。应当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广而告之，让每个人都明白自己有心理调整的需求，有心理垃圾需要消除，只有每个人的心理状态得到关切的社会，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激发恶性的情境。

米尔顿诗云：“心灵拥有其自我栖息之地，在其中可能创造出天堂中的地狱，也可能创造出地狱中的天堂。”天堂和地狱并不遥远，只存乎一心一念之间，古人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然而，这一心一念的稳定天堂，却是制度与风俗、群体与个体、外在与自我共同努力得来的。

                                          2010年4月30日於追遠堂

萧瀚

面对频繁的屠童事件，人们心力交瘁。也许，除了强化迫在眉睫的安保措施，全社会还应反思暴力问题本身，关切转型期人的心理健康（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心理状态），我们的前方该是非暴力的人道社会。

一．“仇恨及暴力型”社会心理

人的一生需要各种正常情感的慰籍，贯穿生死。心灵健康至少需要自身、家庭、社会三个维度的基本关切。环境（家庭、社会）既可能是心灵的护卫者，也可能是其谋杀者。真善美愛是人心的呵护者，假丑恶恨则是心灵的摧残者。

明末大儒王夫之，分析弥漫于晚明社会的“戾气”时认为：“习气之所由成，人君之刑赏为之也。”时代的政治风尚与世风人心关联甚密。近代迄今170年，几乎每一代中国人都身陷动荡、变局甚至战争，如此，正常情感与基本的生活规划都不可期待。

尤为甚者，20世纪下半叶的前30年，庸俗唯物主义世界观、“权力—暴力”崇拜，始终是主流意识形态。仇恨教育与暴力示范，践踏尊严、宣扬残忍等血腥场面的公众观摩，教科书、影视艺术对上述观念的肯定和宣传，潜移默化地植入人们的观念系统，而愛的教育、人道精神、非暴力的和平理念则濒于灭顶。公权力及其盲从者以强力甚至暴力的野蛮血腥手段，将本该多元共容与共荣的生活方式与社会文化，强行铸造为群体的一元化和个体的单子化，破坏甚至粉碎绝大多数中国家庭的正常情感。

于是，被剥夺灵魂的国人在一望无际的情感废墟上生死辗转，失去真善美的信念，失去希望，失去愛。全社会被暴力文化催眠，浸淫于暴戾的社会氛围不自知，从而形成畸形和危险的“仇恨及暴力型”社会认同心理。其基本特征便是 “恶的庸常化”，即在正常社会里被伦常观念否定的行为方式，在“仇恨及暴力型”社会认同中却得到合法性认证与正当性鼓励。

上述是第一个阶段的“仇恨及暴力型”社会认同期，为一元化的“奴役的平等”为基本特性。

近30年来，随着改革开放改变了部分生产和生活方式，传统的“仁义礼智信”部分伦理精神也在私生活领域缓慢复苏，域外的“自由、平等、博愛、人道、正义、民主、宪政、法治”等普世伦理价值并逐渐进入公共视野。改革的最大成就，与其说是GDP的惊人增长，毋宁说是人们正常情感的逐步回归。

然而，这复苏与移植的两种新的社会认同方式依然处于边缘状态。制度改革的蹇滞，基本社会保障的缺失，社会正义的严重匮乏，情感生活的疏离与区隔，导致了伦理转型期多元化幼稚病：缺乏沟通导致冷漠、缺乏社会自然整合导致涣散、缺乏伦理底线共识导致混乱与不安全感、道德的全面沦丧与全社会腐败。

当前30年暴力破坏情感及其各类苦难被刻意回避，原有的“仇恨及暴力型”社会认同心理因此未能理性消除，庸俗唯物主义世界观、“权力—暴力”社会观依然一统天下，不受限制的公权力继续以“权力—暴力”模式，控制社会资源，剥夺千千万万人正当的生活权利，以暴力拆迁、司法不公为典型标志的公权暴行，几乎彻底撕掉了遮羞布，以另一种怵目惊心的蛮横在人们心中烙下一个个新的血痕。这带着血腥味的权力、财富、地位等偶像招摇过市，旁若无人，迎来许多人既痛恨又膜拜、既妒忌又欣羡而流着口水的目光。

于是，贫富分化以及“权力—权利”严重不公的巨大落差，替代了改革前“奴役的平等”，公权滥施暴力引发的愤懑、嫉妒、怨恨、无望等转型焦虑无所不在，形成以“非平等奴役”为特性的第二期“仇恨及暴力型”社会认同心理，成为新的社会特征。

二．情境激发与心理变异

公权暴力所催生的仇恨日益加剧，造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以正面情绪为主的内在诉求与外在环境之间的激烈冲突。

转型焦虑使得遭受不公待遇最深的社会底层尤易心理失衡，如小摊贩、建筑农民工、工厂打工者、矿工、退伍军人、失业者、不服从的被拆迁户、上访者、失地农民等，如果公正无以兑现，怨怼无以消除，怨气无以发泄，为了生存还得强颜欢笑，心理能不扭曲吗？心理垃圾能不堆积如山吗？

新邪旧恶带来的暴力模仿效应，在许多人心中压抑性盘旋，待时喷泄，配以前述“权力—暴力”社会认同心理，便成为部分人向更弱者下手的报复性暴行的情境激发源，并成为心理疾病、神经症以及精神病的激发源（有专家认为中国至少存在1.5亿各类精神疾病患者，而得到治疗的却不到2000万）。

与此同时，庸俗唯物主义既未能构筑美好心灵的同时，却以“权力—暴力”模式打压作为灵魂与精神资源之一的宗教信仰；心理咨询在中国也还是一个人们普遍陌生的行业，许多人对心理卫生存在种种误解，带着与对精神病相同的讳疾忌医心态拒绝关心自己的心理健康，任由其发展到不可收拾。

英人詹姆斯.里德曾说，人的幸福取决于三项，一是人生的终极目标，即信仰；二是你的生活是否仅仅为了自己；三是你能否解决所有你遇到的问题。没有信仰的人无法建立坚定的伦理道德，仅仅为自己活着的人没有愛，无法解决自己遇到的问题的人，则无法继续生活。

倘若这是一个能被普遍认同的幸福公式，以中国近60年来的教育论，以这些年的公权暴力以及权利救济途径之逼窄论，几乎每个人的心理都很难完全健康——倘若心理完全健康，反倒显得不那么正常。即使是心理健康的人，也不可能完全没有需要清理的心理垃圾。

为此，每个人都应关切自己的心理健康，社会也应关怀人们（尤其是屡遭内力自伤或外力侵凌者）的心灵健康状况。

三．走向非暴力

就现状而言，对校园血案的应急预防，只能尽人力顺天意。纯粹出于报复社会甚至完全因为心理疾病导致的无动机杀戮，必然防不胜防。

公权力再强大，对于这种几乎是恐怖主义袭击也常无能为力，社会的生活状态远远复杂于任何一厢情愿的愿望逻辑——即使在普遍宣扬真善美愛的社会里尚且难以消除校园枪击案，更何况在以公权暴力示范为常态的社会。倒是应该提防公权力乘机肆意扩张其暴力使用的范围与频率，以防其进一步侵犯人权。

严峻的历史与现实情境促使我们每个人反思。社会的恶行与戾气，是制度与人合谋的产物，扭曲病态的社会，也是人本身的结果。然而，再坏的制度也有弹性，即使是执行邪恶命令，有良知的自我约束和毫无良知的肆无忌惮，其结果常常判若天壤。为此，即使制度应负主要责任，人依然有面对良知与正义本身的责任。

推土机旁的官员们是否设身处地地想过被拆迁者唯一的家园？踢翻摊贩的城管们是否想过可以不对谋生者使用暴力？警察们是否想过在棍棒下呻吟与昏厥的赵作海们也是和你们一样的人？判处聂树斌死刑的法官们是否想过自己就是刽子手？制造毒大米、毒奶粉的厂家是否想过孩子会活活疼死？用屠杀威胁的语言诅咒凶犯的人们是否想过罪犯也是人？凶手们是否想过你的处境再糟与弱小的孩子们何干？教师们是否想过愛的教育难道不比恨的教育美好吗？

每个人都应检讨自己：我是否身陷仇恨及暴力认同的泥淖？我是否以所谓无奈的借口，身陷庸常化之恶而不自省？

社会转型的进程中，政治制度的良性化改革处于前锋位置，在制度尚未全面改革之际，各种社会力量当尽可能限制公权力的假丑恶恨行径，同时普及心理健康常识，尤其是加强对弱势群体的心理关怀，从而尽可能消弭戾气与暴力恐怖，增进真善美愛。假丑恶恨是被互动式唤起的，真善美愛也是如此被唤起，足够强大的真善美愛将消融假丑恶恨于无形，而这端赖每一位人道的公民增善减恶的努力以及非暴力的生活实践。

加缪曾说：“这茫茫黑夜就是我的光明。”巨石依然在滚动，而西西弗斯永远行进，洞彻这世界的荒诞，人们才更应站起一身的朝阳。泰戈尔诗云：“天地无遮藏，倾心世上仁。真如轻歌藐，真如永恒吻。”只有让“善之庸常化”取代“恶之庸常化”，非暴力的人道社会才是可能的。

                                         2010年5月13日於追遠堂

雲邊居士按：

这是我发在新浪微博上的【夜光镜】系列，之所以取名“夜光镜”，是想提醒自己，也提醒世人，中国虽然如此丑恶，但依然还有许多默默的、平凡的、伟大的愛，愿愛的光辉照亮黑暗。

人间还有很多愛（之一）

萧瀚（编辑）

【夜光镜】001“山东男子13年跨20省寻子帮7名儿童找回家人”（http://sinaurl.cn/hgHgr）1997年，当儿子走丢后，山东汉子郭刚堂骑着一辆摩托车踏上漫漫寻子路。13年过去了，郭刚堂找遍了20多个省区，骑坏8辆摩托车，花费逾30万。虽然自己的孩子还没消息，但郭刚堂已帮7个孩子找到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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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光镜】“女大学生连续三年背残疾同学上学(图)”（http://sinaurl.cn/hgQZx）21岁的女大学生杨静是菏泽医专2008级临床医学9班的学生，从高中开始，她便背着同校患有小儿麻痹症的赵文文上下楼，照顾她的生活，高考后两人又相约从聊城一块考到了菏泽医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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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光镜】003：“丈夫为捐肾救妻"暴走"9个月每天攀爬10公里”（http://sinaurl.cn/hgQ48）安徽滁州女工刘秀成09年被检测出患尿毒症，丈夫李刚为救妻决定捐肾，因患脂肪肝，他选择减肥锻炼，9个多月每天攀爬10公里以上，跑坏了4双球鞋，体重减了30多斤，最终将肾成功移植给妻子。

【夜光镜】004：“重庆女子13岁辍学照顾瘫痪母亲26年”（http://sinaurl.cn/hgQMS）重庆女子刘世菊13岁辍学，照顾瘫痪母亲，迄今已26年。卧病的母亲说起女儿对自己26年来的照顾，禁不住哽咽，称“要不是女儿，我早就不在人世了”。——感动之余不禁要问，政府在哪里？

【夜光镜】005：“列车因早产孕妇接生紧急停车26分钟”（http://sinaurl.cn/hgi1S）15日，宁波开往武昌的Z32次列车硬座39岁湖北孕妇黄意之早产，列车长曾庆急派乘务员帮她前往软卧车厢，动员旅客腾出一个空包房接生，孕妇顺利生产下一名女婴，母女平安。旅客们纷纷前来道贺，并送来牛奶鸡蛋等。

【夜光镜】006：“男子为保护女友被两名劫匪刺中数刀(图)”（http://sinaurl.cn/hgOpB）17日零时许，东莞长安镇乌沙兴一路268号附近发生一起持刀抢劫伤人事件。奋起抵抗保护女友的湖南人陈先生(化名)被劫匪刺中数刀，最重的一刀刺入肾脏。——够爷们！

【夜光镜】007：“民办小学教师划船接送学生20年(组图)”（http://sinaurl.cn/hrCXZ）整整20年，在每个上学日的早上，辽宁省丹东市宽甸满族自治县碑沟小学的王勇老师都要划着船，把住在河这边的孩子送到河那边去上学；到了傍晚放学时，再划着船，把他们一个个送回家。

【夜光镜】008：“男童3年前因病成植物人继父悉心照料将其唤醒”（http://sinaurl.cn/hrJ2y）三年前，一场大病让9岁的潇潇变成“植物人”。为了唤醒沉睡的儿子，继父张廷发先后花费150余万元求医问药，由富人变成穷人，如今正带着继子在全椒打工。张廷发说，男人活着就意味着责任。

【夜光镜】009：“大学生扎根深山任教 6年家访走坏20多双球鞋”（http://sinaurl.cn/hBgKV）2004年，范献龙到神农架某中心学校支教。6年间翻山越岭4000多公里，到400多户学生家访，奔走呼吁拉来30万元捐款捐物，帮助22位贫困生得到“一对一”资助；一民营业企业被感动捐100万设“范献龙助学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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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光镜】010：“74岁老人照顾脑溢血妻子20年”（http://sinaurl.cn/hdeSd）突发的脑出血，让50多岁的苏瑞芬一“睡”就是20年。虽然这20年来，没有了知觉的她整日躺在床上，但是老伴张仁延的悉心照顾，让她奇迹般地维系着脆弱的生命。

据说很穿越：纽约时报诉马尾区政府 / 萧瀚" TITLE="0740 据说很穿越：纽约时报诉马尾区政府 / 萧瀚" />

布伦南大法官

雲邊居士按：

本案案情来源是《日人民报》，文中涉及的布伦南大法官撰写的判词更无一字伪造。

据说很穿越：纽约时报诉马尾区政府

萧瀚

1960年3月23日，《纽约时报》接到福建三位网友游精佑、范燕琼、吴华英支持彻查严晓玲事件的一份广告，该广告呼吁彻查严晓玲事件。1960年3月29日，《纽约时报》配以巨型大写字母的“关注他们高涨的呼声”（Heed Their Rising Voices）标题，刊登了这一广告。

广告谴责福建马尾地方政府对严晓玲事件的不负责任，主要内容是严晓玲的妈妈林秀英提供的对政府调查的质疑。马尾地方政府看到这份广告之后，向马尾区法院提起刑事诉讼，诉讼理由是：游精佑、吴华英、范燕琼以及《纽约时报》伤害了马尾区政府尤其是公安机关的若干人。牠认为，该广告中涉及的失实内容将在公众脑海中形成对牠形象不利的印象，因此广告侵害了牠的名誉权，马尾区政府要求法院判决纽约时报向他赔偿50万美元。1960年11月3日，马尾区政府的这一诉讼请求获得了马尾区法院的支持，法官判决纽约时报应当向马尾区政府赔偿50万美元，游精佑、范燕琼、吴华英犯有诽谤罪，各判有期徒刑一年、一年、两年，这一判决于1962年8月30日再次获得福州市中级法院的支持，州法院遵循普通法的惯例，认为当言论造成他人的声誉、职业、交易、商业活动都损失时，该言论即构成诽谤。

纽约时报不服两级法院的判决，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1964年1月6日，联邦最高法院开庭审理此案，3月9日，联邦最高法院作出判决，他们认为马尾区政府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纽约时报、游精佑、范燕琼、吴华英出于恶意诽谤马尾区政府，9位大法官以9：0的投票结果一致通过推翻福州法院的判决。

二、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理由

布伦南（Brennan）大法官代表法庭阐述判决理由，他指出本案的价值在于“公共官员因其公务行为受到批评——这种批评正是宪政制度为了限制政府权力而保护言论与表达自由的反映——该批评是否该遭到因反对而提起的诽谤诉讼，本案第一次要求我们确定彼此的边界。”之后，他详细阐明表达自由作为宪法第一修正案重要内容的核心涵义是保障人民批评政府的权利，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必须对其采取一定的倾斜取向，大法官指出宪法第一修正案反映了这个国家深刻的信仰：关于公共问题的辩论应当是无拘无束、健康和完全公开的，而且包括可以对政府和公共官员进行猛烈、辛辣、令人不快的尖锐批评。

布伦南大法官指出，广告所抗议的乃是有关这个时代的主要公共问题，它有权获得宪法保护，本案的问题在于，某些事实陈述上的错误以及原告所谓之诽谤是否足以使这类言论丧失宪法对它的保护。宪法对言论自由的保护并不取决于“人们发表的观念和信仰是否是真理、流行或者具有社会效用。…在自由辩论中，错误的陈述是不可避免的；要使表达自由获得所需的‘呼吸空间’，我们必须忍受这些错误。”

在判决意见第二部分的最后，布伦南法官精彩地阐述了著名的“实际恶意”原则以及公民批评者赔偿豁免权的法理依据。他说：“宪法保护所要求的是这样的联邦规则，即公共官员因其公务行为遭到谎言诽谤，他不得从中获得因此导致的受损救济，除非他能够证明发表言论者存在实际恶意（Actual Malice）。所谓实际恶意是指：‘被告明知陈述错误，或者毫不顾及陈述是否错误’……这项批评官方行为的豁免权，类似于公民对官方行为提起诽谤诉讼时国家对官员的保护。在巴尔诉马铁欧案（案卷号：360 U.S.564,575）中，本院就有过判决，如果联邦官员的言论在其‘底线职责之内’（within the outer perimeter），他就享有绝对的豁免权。各州赋予他们的最高官员以同样的言论豁免权，即使有些州对他们较低官员的言论豁免权区别对待，并且限定他们享有的豁免权。但是，所有官员都获得这种保护，除非能够证明他们的言论有实际恶意。赋予官员言论豁免权的理由据说是因为损害赔偿诉讼的威胁，否则将有碍‘无后顾之忧、有力和高效地实施政府政策’，并且打击所有官员的积极性，尤其打击那些最坚定的公职人员，或者会在最尽职尽责的官员中导致他们不负责任地执行公务。类似地，我们应当给予政府的批评者赋予同样的豁免权。这就好比官员有义务进行行政管理，公民也就有义务批评政府。正如麦迪逊所言：‘在直觉上人民的能力超过政府，而不是政府超过人民’。如果对政府公务行为的批评无法获得一个相对于政府官员而言公平对等的豁免权，那么相对于其所服务的公众，公仆们就获得了超过他们所服务公众的优先权。我们的结论是这项特权是宪法第一修正案和第十四修正案的要求。”

布伦南大法官的论证最终目的在于支持他在意见书总体阐述最后部分下的判决：“我们判决，福州市中级法院的判决在保护言论自由方面存在缺陷，公共官员因公务行为受到批评，其针对批评所提起的诽谤诉讼中，州法院未能保护宪法第一和第十四修正案所要求的言论和表达自由。我们判决：本案被告马尾区政府提供的证据在宪法意义上不足以支持对其有利的判决。”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纽约时报诉马尾区政府案”，成为美国言论自由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案例。

2010年4月27日於追遠堂

江河水

二胡演奏：闵惠芬

江河水哎

悠悠江河水向东流

哎呀夫哇

水深难比我满怀怨和愁

满怀怨和愁

夫君你被征走

去修筑宫楼

凿石坠山沟

尸骨无人收

结发夫妻不长久

痛断肝肠珠泪流

哭声直上白云头

想你红颜瘦

秋月寒光照孤舟

往事常回首

 

我想起当年江上戏水

两小无猜

我想起当年春花江岸开

你托媒人登门来

我想起当年彩轿迎亲

共朝天地拜 哎

谁料婚后江边诀别

等你整三载

春天江河解冻望你归呀

夏天雨夜想你泪满腮

秋天月儿当空盼团圆哪

冬天飞雪逢年该回来呀

你却死乡外

让我空等待

这山在水在偏你不在

今世永不分开

 

哎呀天哪

人间多难

叫百姓怎忍受

百姓可怎忍受

帝王贪不够

他寻欢作乐

宫殿连年修

强把民夫抽

家家抛下老和幼

田园荒芜粮不收

饥寒交迫无处投

逃荒沿江走哇

滔滔江河水伴泪流

何日是尽头

我的新浪微博选摘（三）/ 萧瀚" TITLE="0738 我的新浪微博选摘（三）/ 萧瀚" />

列维坦：秋天的风景

雲邊居士按：

在我和新浪微博管理员先生们的共同努力下，我在新浪的微博客已经进化到第二十九世“@萧瀚微博二十九世”，我理解他们的工作。欢迎围观，欢迎拍砖。

2010年4月18日

我的新浪微博选摘（三）

萧瀚

【贸易与文明】贸易除了促进交换，实现财富增值，更重要的作用还在于鼓励人们发挥自己的创造精神，它是自由和平等以及理性交流的酵母，然而贸易的这一精神性价值常被忽视。其实，反面的事实更能证明这一点：扼杀、取缔贸易的地方通常都是地狱，几无例外——朝鲜、毛杀杀中国、波尔布特柬埔寨。

【人与共同体】“不得偶像崇拜”这一犹太教三大绝对戒律之一，使得信奉者与上帝建立起纯粹个体乃至私密的一对一人神关系，神职人员、教会、君王等一切中介组织因此无法僭行上帝的代理权。每个人直接从上帝那里获得启示，良心得到认证，同时因共同的上帝信仰而形成自由人自由联合的共同体生活。

【历史癫痫与伦理理性】数千年中国，几乎每隔300年左右就有一次剧烈的自杀性震荡，这种历史癫痫的原因在于，这个民族自古至今未能建立理性的伦理生活准则，只有一些混乱且自相矛盾、缺乏逻辑不讲道理的暴力等级制下的伦常观念，当暴力不能维持其运行时，社会就会崩溃，鬼打墙历史再来一遍。

【文明的本质】文明的本质在于人的尊严是否得到最大限度地申张，人性是否得到最充分地了解、理解、尊重和悲悯，连带着它也就涉及怎样创造财富，怎样获得财富，以及怎样使用财富。文明的本质含义在于能为人建立怎样的理性的伦理生活。

【历史】中国传统信仰历史，顾准所谓的史官文化。其实，掌握书写历史权力的人，信仰的并非历史，而是让自己流芳百世的历史。所以中国其实并没有历史，只有某些人想怎么历史就怎么历史的历史。

【文明不分高低，不过前提得是文明】常有人说文明无高低之分，这话我同意。不过，许多人这么说的时候，其实是说文明和野蛮并无区别——因为在他们眼里，天足和裹脚只是偏好问题，不是伦理问题。  

【犹太戒律的震慑力】01：一著名拉比去外地主持一场宗教仪式，为防止被人认出他打扮成一农夫，在火车头等车厢遇到一对青年恋人，年轻人对他大肆嘲笑，事后年轻人通过别人知道他是著名拉比，于是多次去道歉，请求宽恕，拉比一直没有宽恕他们。年末，年轻人如果得不到宽恕这一年的罪愆就难以过年。（未完 

【犹太戒律的震慑力】02：拉比看着可怜的年轻人说：“你嘲笑的是那位农夫，我并不是那位农夫，我无权宽恕你。你得找你嘲笑的那位农夫去忏悔，请求宽恕。”听完这话，两个年轻人几乎瘫倒，他们找不到宽恕他们的人，这次的“罪”就无法被洗清。犹太教里有许多这样严格的戒律，对人产生巨大的震慑力。

【宽恕的资格】二战后，许多纳粹作恶者找犹太人忏悔，为自己曾对犹太人做过的恶寻得宽恕，但听他们倾诉的犹太人通常只是默默地听着，最后摇头表示无能为力——他们并非这些纳粹的直接受害者，他们说：“我无权宽恕你们。”常听到一些人说要宽恕某些罪恶，要我说，一，无忏悔则无宽恕，二宽恕需资格。

【真伪先知】希伯来传统中，先知通常因信仰和正义对现实社会做出伦理批判，以致惹得整个朝野厌恶；而伪先知则通常许以人们虚幻的未来实利。人们通常砸死先知，崇拜伪先知。所谓的进步无非也就是把以前被人砸死的先知从坟墓里拉出来重塑金身膜拜，顺手砸死现在的先知。

【伪先知之祸】几乎所有的伪先知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说可以通过杀人在人间迅速建立天国——结果是地狱迅速竣工。马克思（他是伪先知，但也是伟大的社会理论家）、列宁、斯大林、希特勒、毛杀杀、波尔布特。。。无一例外，海涅说：“播下的是龙种，收割的是跳蚤。”其实播下的是长得像龙种的跳蚤。 

【渺茫的社会】马克思重视经济，韦伯重视经济伦理。马克思乐观，韦伯悲观，历史站在韦伯一边。我猜想，决定未来中国走向的，不会是经济，该是经济伦理——或者说就是伦理。 

【波兰】二战时，波兰被纳粹占领，德军进入华沙一所大学，命令全体教师向希特勒效忠，教师们不但没有效忠希特勒，还密谋起义，该大学教师被全部枪毙。整个二战期间，几乎没有波奸。他们甚至“傻”到用骑兵对付摩托化德军的地步。这个只能击败无法征服的民族，我一直十分喜欢。

【言论自由的步伐】言论自由是在不断地突破禁区中得到拓展的，十年前我们可能无法想象今日的言论自由度——就是靠无数人不断破禁、踩雷得到的。我们也无法想象十年后的言论自由度，因为我们今天在努力，明天在继续。没有哪种自由是从天而降不费力就能获得的，也没有哪种自由是奴隶主赏赐给奴隶的。

【言论自由的价值】言论自由和吃饭具有同等价值，许多情况下，正是因为丧失了言论自由，我们才丧失了吃饭的权利。遥想50年前，中国人民如果没有被剥夺言论自由，何至于饿死数千万人。

2010年4月18日於追遠堂

雲邊居士按：

本文是为本期《新世纪》周刊的法眼栏目而写，发表时有删改，标题改为《谁有碍于社会稳定》，现将原文发表于此。鉴于版权关系，本文谢绝转载。

NGO与社会正义生态

萧瀚

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中心”）被莫名撤销——其实并非莫名：在过去的这一年里，北大及其法学院屡屡相逼，直到现在这一结果。这个享有盛誉、为维护弱势群体的公平正义做出过长期贡献的NGO组织遇到了来自权力部门的巨大困难。

一个社会正常的正义生态通常取决于这样几个条件：全社会的正义共识，即托克维尔所谓的“民情”；对公权力进行分立和制衡的制度安排；社会的自组织能力；公民个人的自由精神和民主素养。

上述四个条件各自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和需要，同时相互之间也处于互动状态——这种互动不是正向的良性互动便是负向的恶性互动，不存在零互动状态。

由于人群共同体生活的一般特征，在上述四个条件中，制度性和社会性的两项条件尤为重要，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它们都是对于促成正常的正义民情和提高个人自由度、社会共和度具有规模效应的核心要素。或者说，它们是促成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最重要的条件。

如所周知，当代中国的制度安排中，对于公权力的分立和制衡还基本上是空白，尤其是司法不独立导致司法丧失其必备的中立性，从而遭到其他权力的干涉，弱势群体的正当权利得不到应有的司法救济，因此缺乏公平正义，司法的公信力极度贫困。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相对于公民权的幼弱无助，最能校正制度之弊的力量主要来自社会性的群体自组织力量，毕竟个体抗争的力量有限。而被北大撤销的“中心”十多年来，做的主要事情就是帮助无助的妇女们维权——在去年著名的“邓玉娇案”、“李蕊蕊案”中都有他们的身影，弥补制度性的公平正义匮乏，这种以其法律专业知识帮助弱势群体维权之举，正是理性和良性的，它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全社会的正义生态，增进了全民福祉。

然而，或许正是“中心”这样温和、理性、专业的校正制度之弊的NGO行动，让某些部门产生了过度反应的恐惧。

据报道，北大在撤销该“中心”的所谓理由中，居然会有该中心接受海外资助这一项，这是极其荒唐的。任何NGO组织有自由接受捐助的权利，这是他们的基本权利，即使是中国的法律也从来没有规定过NGO组织不许接受海外资助（这说明立法者至少还知道这样规定是荒唐的），只要接受资助的NGO组织没有做任何不正义之事，没有人、机构、权力部门有取缔它的理由。

据说撤销该“中心”还有一个理由就是所谓“介入敏感案件过多”，这个理由就更可笑了，“敏感案件”之类的提法出自北大及其法学院之手，更是毫无法的概念了，法律意义上，案件无所谓敏感不敏感，大学把自己当作党政机关了，也就毫无尊严可言，彻底践踏了这个蔡元培先生的大学的学格。而它背后若隐若现的教育部或其他部门是否能够珍视NGO组织对中国社会稳定的重要意义呢？其实，恰恰是这些NGO组织的介入，才常常将政府与人民的剑拔弩张缓解下来，它们是鸡蛋和石头之间的面饼，避免鸡蛋一触即碎，也避免了石头的彻底无道。

不得不说，北大及其所代理的“有关部门”对于NGO的恐惧是不必要的。不但不必要，甚至是愚蠢的。即使以“稳定压倒一切”这样的思维来分析这个问题也是与其相悖的：到底是让公民彻底无助地遭受公权力蹂躏更符合稳定原则呢，还是让公民在NGO组织帮助下获得一定的公平正义更容易使社会稳定呢？

打击、刁难、取缔NGO的行为，在本质上就是要粉碎社会的自组织力量，让公民处于单子化的无助状态，这种状态使得幼弱的公民权彻底裸露在强大的不受监督的公权力之下，导致其无法维权的悲惨境地。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历史表明，把公民权碾为齑粉能给社会带来长治久安，历史恰恰表明了相反的教训：肆意践踏人民权利因其严重败坏社会正义生态，从而不但无助于稳定，还会严重破坏稳定，其结果往往是导致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恶果。

当代中国如一艘在深海上调整航向的巨轮，怎样调整才能不出海难事故是个高难度的话题。纵观近170年来的历史，缺乏强大的社会自组织能力，缺乏正常的社会正义共识，缺乏普遍而广大的个体自由精神，迅疾的社会运动不但不能给民族带来福祉，还会带来严重灾难，所谓欲速则不达。然而，这样深具破坏性的社会运动往往不是民间社会自行有意识活动的产物，而多是被不受限制的公权力的胡作非为逼迫所致。

从历史的纵深处，尤其能看到一个显在的悖论：权力阶层中的有识之士往往希望能够调整权力运行的方式，以便使得权力行使不那么邪恶，而权力互联网本身却存在着一股强大的绑架力量，当它与人性中的苟且与软弱相结合的时候，就会出现权力的运行依靠人的惰性和短视作恶，掌权者却又因为科层制的责任分级分摊而误以为自己可以免责，于是就会出现掌权者与被侵犯者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有必要问一句：取缔“中心”的这一行为，是否只是上述权力运行规律下某位掌权者的一时情绪，而官僚科层制就以自己的方式，各级大小官僚以自己不必担责的臆想逐级执行了这一决定？

在此有个悖论：最有可能制约不受限制与制衡的公权力的，是各种NGO等社会性自组织力量，而它们的生存本身却同样受制于这他们要去制衡的公权力。“中心”事件便是一个典型案例。

正是这样的历史与现实处境，当代中国尤其需要培育各种各样以NGO组织为代表的社会自组织力量。然而根据权力运作的基本规律，我们无法指望不受限制和制衡的公权力本身发善心善待社会自组织力量，而只能依靠诸如“中心”之类NGO组织本身的坚定信念，还得由公民个体的觉醒来给社会自组织力量充电。

坚定的NGO内核配以千千万万看似零散实为最终力量的个体公民精神，才能形成强大的社会安全阀。如此，既制约公权力，保护公民权不至于遭受没顶之灾；同时使得公民权和公民精神缓慢地从幼弱走向成熟。这正是公民社会的未来愿景，也是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尤其是未来社会可能需要抵御疾风暴雨式动荡的安全之锚。

如此，这个社会才有可能看似缓慢实则稳步踏实地完善社会正义生态。

2010年4月8日於追遠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