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经拥有世界一流的“学大”

当上海交通大学的处级校官面对：中国离世界一流大学有多远？这样的追问，曾经振振有词地提出“这是一个伪命题”的时候，他们也许是错把世界一流的“学大”当成了世界一流的“大学”。

一个很明显的常识就是，一间学校之所以称之为“大学”，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有大师级的学者与一流天赋的年轻学子，这里拥有卓越的头脑，在这里围绕着思想、智慧、及各种各样的问题汇聚在一起，互相碰撞，长期切磋琢磨，有这些情况的出现才可以称之为“大学”。这在西方早已经形成了共识，在中国的民国时期也是常识，但是，现在却不是这样了。什么时候，中国的所谓大学，其实都变成了“学大”，也就是一切都向“大”看齐，唯独大师不向“大”看齐。中国的大学建设，求大求全，普遍患有虚胖病症，一味追求规模与数量，以及轰轰烈烈的外在效应与即时效应，那些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总是得到优先发展，比如，在校生人数的规模宏大；高楼大厦的建设；教授博士人数的增多；科研论文的数目；科研课题的数量与级别，所做的事情大多是为了应付上面的检查与评估用的。

就此而言，中国其实没有大学，只有“学大”。所谓中国最高学府——北大清华其实也不是什么真正的大学，而是官僚衙门所设置的附属学大机构。清华大学在建校90周年时，曾经雄心勃勃邀请中国政府高级官员、世界各地大学的校长、著名教授与年青学子数万人，济济一堂共同庆祝，为的就是要表明清华大学在建校一百周年校庆时可以成为世界一流学府。那时清华学大的统治者们以为，他们只需再用10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顺利完成这个使命。但是，现在看来，这其实只是瞎闹的一个超级国际大笑话。因为，世界上没有哪个世界一流学府，会公然包庇一个涉嫌严重抄袭与剽窃的教授，并且顶风让其获得国务院的特殊津贴。但是，清华学大做到了，这种行为是对中国人的智商的公然侮辱与世界一流学府的公然嘲笑。这样的事情，在美国即使是九流大学也不敢做，但是，在中国，号称最高学府的清华学大却做到了。现在清华离百年校庆越来越近了，世界一流大学仍然遥遥无期，但是世界一流“学大”却是无可置疑的受之无愧。

中国的学大，首先是学城市建设的大。中国的城市越建越大，几乎每天都挖掘街道，拆迁搬运，以惊人的速度铺天盖地而来。去国外的城市，常常是三十年都不见有什么变化，变的只是他们的内涵与居民的生活质量，但是，中国变的只是外在的样子，其他骨子里的东西几乎是没有什么变化的。但是，中国的城市扩大其实算不了什么的。自中国四处办起了“大学城”——也就是“学大城”，借用政府的力量，四处占用土地，银行贷超级巨款，四处扩张——敢借、乱花、不还，乱象横生。高校腐败蛀虫越积越多。西方有谚语说：“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但是，中国的“学大城”几乎就是在一夜之间建成的，这种速度常常难免以豆腐渣工程为代价。那些“学大城”常常动辄欠银行数百亿，上千亿资金。这些都是纳税人的血汗钱，还不起的时候，就把政府批给的地拿出来卖掉一点或者干脆让政府用纳税人的血汗钱埋单。以前人们只知道羊毛出在羊身上，现在人们才发现，羊毛除了出在羊身上，还可以出在猪身上。大学的资金，一方面来源于政府为担保的银行猪，一方面来源于学生羊。左右逢源，上下其手，财源滚滚——但是，社会上常常误以为是大学教师一定肥得流油，其实那些流油常常被政府与大学里的蛀虫瓜分了，去年，百年名校的武汉大学，一夜之间挖出了几只大硕鼠，其数量，动辄数百万，上千万，这样的级别虽然还比不上它的主子机构——真正的官僚衙门，但是，就其掌握的资源数量比例来说，也已经是青出于蓝了。

因此，中国的“学大”还在于“学衙门的大”。当中国的所谓“大学”，已经变成官僚衙门，厅级官僚一走廊，处级官僚一礼堂，科级官僚一操场的时候，这足以证明中国已经具备了世界一流的超级“学大”水平——在这里，一切追求大规模、大高楼、大招牌、大级别、大数量、大泡沫。为了“大”，那些各种不类型的“学大”一时合并之风盛行，拉郎配，乱点鸳鸯谱。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大皮匠”。目前这种效应也已经出来了。那些可怜的孩子被一纸录取通知书，就这样被冠冕堂皇地骗到了一个荒郊野岭，这里人迹罕见，远离尘世，有的刚刚完工，有的还是一个大工地，昨天一堆还未成型的钢筋混凝土，今天就被贴上一个“某某大学”的标签，就成了某某大学。在这里不要说大师，就是普通教师都极其缺乏，那些偶然来这里露一下面的所谓“教授”，也是来也匆匆，去也忙忙。说是资源整合，实质上连像样的图书馆都没有。唯一方便的是，把大量的青春逼人的俊男靓女，为了一个共同的文凭，从全国“五湖四海”弄到一起来了，为他们谈谈恋爱提供了绝好的条件，除此之外，实在找不出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中国“学大”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这里已经变成了“学习大集中营”——大规模集中学习的营地。而所谓的学习，其实进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学习军营，每天走正步，进行操练，把一些杀敌的口号喊震天动地，震耳欲聋，那些富有青春活力的脚步，把大地踏得颤抖，一曲《打靶归来》，好像不是置身于学校，而是置身于军营。因此，中国的学大，首先不是学大师的大，而是学“军营”的“大”，学他们大声、大喊、大叫、大步、大胆、大革命、大队伍、大大咧咧,大.......

真正的大学是传播文明的地方，但是“学大”却喜欢传播野蛮。真正的大学是涵养品德，蕴育智慧，培养学生个性与兴趣的地方，让学生学会做一个真正的人，但是，学大的培养目标却是整齐划一，把人变成驯服的奴才与便于操纵的机器。因此他们喜欢看到的是排列整齐、色调完全一致的工具与机器，而不是喜欢色彩斑斓、丰富多彩、多姿多彩的生命。

中国正在创建世界一流的“学大”工业园，加工的产品就是那些完全没有个性与思想能力的年轻学生。如果方向性的东西是错误的，那么投入多少资金、铺张多大的场面，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2010年9月2日

时间:2010-09-02 10:44 作者:甘阳、刘小枫、杜维明点击:486次 　　甘阳（中山大学博雅学院院长，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通识教育总监）

　　今年的第四届讲习班跟以往稍微有一点不同，主要在于学员的构成上。今年我们的招生比较明确地偏向本科，本科生的人数占了一半；往年招生我们首先偏重青年教师和博士生，以及各大学教务处老师，因为最初几年的目的是在中国各大学凝聚通识教育的共识。我觉得这个共识在最近几年基本达到了，有条件的大学都已经开始强调经典阅读和小班讨论，虽然做得都很吃力。

　　今年讲习班偏重招收本科生，我是希望传达一个信息：大学的好坏，大学生本身是关键，本科生本身是大学的主人。相当长时间以来，大家谈通识教育，包括本科生自己，或者大学的教授、校方，都把本科生看成是单纯的客体。这是有偏差的。我们假定满校都是名教授，但如果学生不愿意好好学，你这个学校能办得好吗？

　　我觉得一个大学最关键的是大学生自己的风气。八十年代的中国大学没什么通识教育，那时候也不需要通识教育，因为那时的学生本身就是主动在学习。所以大学生自己想不想读书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自己现在身份有了一些变化，原先我一直在香港大学，最近一年全职到中山大学，这种感受就更加深刻。据我的观察，现在最多只有百分之五十的大学生自己想读书，说得严重一点，可能百分之七十的大学生并不想认真读书，就是想混学分，然后毕业。如果这种风气不改变，老师教课也会很灰心，到最后就不想教了。我觉得这是通识教育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我希望本科生从主体的角度出发，去想一想大学生自己能做些什么。大学生应该停止单纯的抱怨，而要回来想想自己的问题。如果大学风气好，即使没有大师，你也能好好读书，因为现在资讯非常发达。我不大同意“大学不在于有大楼，而在于有大师”这句话，这句话只有一半是对的，因为第一，大师可遇而不可求；第二，现在这个时代百分之九十的大师都是冒牌货。我们现在北大也好，清华也好，中大也好，都花重金请了很多国外的人回来，花了很多钱，但他们对中国的大学作出了多少贡献？很多都不到位，学生也看不到他们几眼，没有用。

　　中国大学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这里想讲两点。第一个问题是学生不肯读书，哪怕是很好的学生。中国大学生的一个特点是愿意听很多很多的课，每个学期选课10门、12门，比较疯狂的要选15门、17门，但是没有一个课他是愿意下功夫去阅读文本的。每个大学生都会夸夸其谈说我们要独立思考，但怎么独立思考？没有阅读就没有思考，没有阅读的说话就是口水，说出来的话不过就是报屁股上的文章，你以为这很有思想吗？我们讲习班因此从头至尾第一强调的是阅读，而且阅读要有一定的质量和数量。

　　第二个问题是学生没有讨论，即使讨论也讨论不好，因为你不阅读就不会讨论，没有阅读基础的讨论就是口水。中国传统从前历来强调讨论，从前的书院体制基本是个讨论班的体制，我们现在看的《朱子语录》是什么？就是朱熹和弟子坐在一起讨论，而且他们的书院也是分班的，由资深弟子带着一个个小班进行讨论，所以讨论本来是中国的读书传统。但现在中国的大学是普遍没有小班讨论的，中国大学都想学美国大学，但偏偏不学美国大学最基本的一条，就是本科课程必须有小班讨论。

　　通识教育在中国可以说已经遍地开花，香港、台湾、大陆比较好的大学表面上都可以拿出非常漂亮的通识教育或者公选课的课单手册，但是这些漂亮手册我从来不看，我只问他们两个问题：第一，任选其中一门课，我要看它每周的课程阅读进度，读的是哪些文本，每堂课下来阅读了多少文本；第二，有没有小班讨论。凡是不具备这两点的，我认为都不能算是好的通识教育，很容易就变成学生混学分的课而已。所以我觉得通识教育需要有些制度性的东西去规范它，学生不愿意读书是一个现实情况，但如果有一个制度性的要求，可能就会做得相对好一些，比方说你规定这门课的学生必须参加小班讨论，那么多多少少会促使学生去读一点书。另外讨论一定是依据阅读进度的讨论，每周要对学生有一个基本阅读要求，否则讨论就变成了口水。我自己的感觉是中国学生的讨论班做起来非常困难，这也是我这次把讨论班完全限制在本科生和硕士生的一个目的，我希望这次讨论班能做得好一些。

　　关于讨论班还有一个问题，“80后”尤其是“90后”的学生非常缺乏交流，或者说不会交流，互相之间好像很难沟通交流。一个大学如果没有沟通交流的氛围，很难成为一个读书共同体。我们再回过头来讲八十年代的大学，很多人虽然在不同的院系专业和年级，但人是讲“气味相投”的，会互相找的。找的方式不是像你们现在用什么facebook互相传无聊的照片，而是见面一谈立即进入书本，立即进入问题。当时的北大是一个讨论的共同体，你如果不能讨论，何以表明你是聪明的，你来北大干嘛呢？大学一旦有这样的氛围，就迫使每一个人都进入这个“场”，而我们现在的大学就缺乏这样一个“场”。

　　这就是我这次讲习班主要想跟大家讲的一点，就是大学生应该发挥主动精神，你们要把自己看成是大学的主人，你们要自己去创造一个读书的氛围。如果没有好的读书氛围，即使有非常好的教授，仍然不能解决问题，大学仍然不可能成为好大学。

　　刘小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我受本届讲习班组委会委托，向大家简要介绍一下中山大学办博雅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办古典班的情况。博雅学院和古典班有两个共同的特色：第一，读的是无用之书；第二，班上的人数都很少，博雅学院是30人，古典班更少，只有15人。因此在外界必然会有一些基本的质疑：第一，读的都是一些没用的书；第二，搞的是精英主义。我先对这两点作一个简要的说明。

　　第一点，严格来说，大学就是要读无用之书的。现在的大学办了很多新的专业，以为这些专业培养出来的人能力更强，但我发现这完全是在哄人、骗人。我觉得现在大学的这种新的学科建制，尤其是社会科学——当然现在人文科学也在朝社会科学的方向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在哄骗。我们可以看两个简单的例子：在民国时代，我们的大学没有这么多学科，那么它们培养出来的人是不是都没有用呢？但是我们发现那时候打的很多大仗啊、国家经济建设啊等等，都是靠这些人做出来的。我以前讲朝鲜战争的时候举过一个例子，中国现代军队的发展，经历了五个统帅式的人物：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这五个人里面只有两个是科班出身学军事的，就是袁世凯和蒋介石，而恰恰这两个人是五个人中打仗最差的。曾国藩是读四书的，毛泽东以前是学康德哲学、王阳明心学的，打仗都很厉害啊。所以说，我们到底怎么去理解“实用”呢？你说那些是实用的学科，完全是在哄人。我们办博雅班、古典班，就是要让学生学见识，要从前人的见识中培养自己。

　　第二点，所谓精英班的质疑，我们现在的社会受到西方近代启蒙运动的影响，总是用普遍的人性、讲究平等来看待问题，但这也是在哄人。在任何时代、任何历史时期总会有多数和少数之分，总会有优异者和平常人之分。如果把这种多数和少数、优异和平常的区分取消掉，肯定是骗人的。关键在于：什么样的人是优异的人？我们要树立什么样的人为榜样？我们办博雅学院和古典班都只招收少数人，其实是基于一个前提，就是学生是不是真的喜欢。

　　通识教育的重要性大家都已经明白，也有了一些制度性的规定，也有老师能开出核心课程，但总还是有学生听不进去。我上学期在人大的一门全校原典阅读课一共有120个学生，最后考试的时候，我发现一部分学生的作业一看就是从网上抄来的。有的同学，一上课就搬出电脑，看上去是很认真地在记笔记，其实从头到尾都在翻网页。所以我们的博雅学院、古典班从少数做起，根本原因就是我们必须承认人的天性是有差异的。

　　接下来具体介绍一下博雅学院和古典班的情况。通识教育是针对大学里面所有学生的素质教育课程，但是我们还是没有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少数有追求的学生的学习问题。办博雅学院首先是解决这样一批人在大学里面读书难的问题，他们想读书而无法得到最好的教育，因为现在的制度使得我们做起来非常困难，但我们抱着一个决心，用毛主席的话来讲就是从我做起，从自己做起，你在什么位置上，就做什么样的事情。

　　甘阳和我从这样一个想法出发，又得到中山大学校方的支持，开始办这样一个博雅学院。博雅学院的课程分为两个大的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基础课程，包括古汉语、古希腊语和拉丁语。不管是学习古汉语，还是古希腊语和拉丁语，重要的都是要和古典作品结合起来，而不是干巴巴地学习语言。另外一点，课时量会相当大。我们知道外语专业本科一年级学生，比如英语、德语、法语，每周至少是四天有课，课时量是不能减的，必须是密集式学习。我们博雅学院拉丁语每周三次课，已经算少的了。我以前在德国读书的时候，上午学古希腊语，下午学拉丁语，每天都有课，每周考试两次，一年下来就会实实在在地学到东西。博雅学院第二部分的课程就是经典讲读，比如《论语》，一个学期要通讲一遍，柏拉图的《理想国》一个学期讲不完，那就需要一个学年来通讲。中大博雅学院还有一个特色，就是非常注重现代学科的发展，不仅仅是自然学科、社会科学的发展，还包括最新考古发现等等，博雅学院有这样一些特殊的理念。

　　人大的古典班其实就是从建立中国的古典学这样一个目的出发，所以主要是从古典语文和经典研读入手。严格来说，人大古典班和中大博雅学院的性质和目的是一致的，但是在课程安排上有一些不同的偏重。另外有一个差别我想提一下，就是我们的招生是不一样的。人大的古典班是从本科二年级开始收生，中大的博雅学院是从本科一年级开始收生。我们当时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一年级的公共课太多，大一学生的时间几乎被公共课占据了，从一年级开始办古典班是没有意义的。另一方面，很多同学上了一年课才知道自己想读什么，而现在大学有一个二年级转系的建制。我们这次大概有三十多个同学报名，面试的有二十几个，最后收了15个。我自己通过面试发现，这15个人里面有两三个是非常有抱负的，另外绝大部分人都有一个明确的心态，就是纯粹想正儿八经地念书，而不是追求学到一些实用的技艺，同时还要能抵抗住整个社会环境的压力，因为你要转系还是会遇到一些这方面的压力的。

　　最后我想强调一点：通识教育和博雅学院、古典班是我们推动大学教育改革的两个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甚至不可或缺的搭配。假设现在教育部规定全国的大学都要搞通识教育，那么马上就会面临一个问题：谁来教课？谁来教这些东西方的经典文本？师资都没有。我们现在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的博士生，有几个能够从头到尾把一个经典文本讲清楚？不要说博士生，很多教授都做不到。所以我们办博雅学院和古典班，其实有为通识教育储备师资人才的考虑，但是我们并不期望所有的学生都能留到最后。有一半学生本科结束后可能会出去，他们如果去念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硕士，都是好材料，甚至本科毕业后不再继续念书，比如他要出去当公务员，我相信他也会是很好的人才。

　　杜维明（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

　　中国自古就有一个好的传统，比如《论语》里面说“为己之学”，学问就是为自己，不是为了社会，不是为了家庭，就为了自己，但自己不是一个孤立绝缘的个体，而是一个关系网络的中心点，所以“为己之学”就是人格培养。最早的儒家哲学就是一种通识的人才培养的哲学，也就是后来所谓的“身心性命之学”。

　　通识教育讲习班组委会希望我谈一下哈佛大学的经验，因为我从1981年开始在哈佛任教。我想哈佛有几点是值得大家参考的。哈佛的校徽上有三本书，其中两本是翻开的，另外一本是被封闭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真理不是直接显现出来的，它有更深沉的一面，不是一看就懂的，需要你去体验、了解。所以以前的哈佛传统是要学希腊语、希伯来语、拉丁语的，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会去学希腊语、希伯来语、拉丁语了，但是你不能完全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一般文本中了解到更深刻的智慧，这一点是大家公认为不可置疑的。

　　哈佛的学生不管学哪一个专业，都必须接触到自然科学、历史分析、文学音乐艺术、道德推理、外国文化这五个范围的知识。在欧美，不仅精英大学有这种理念，一些有名的专业大学也是如此，比如麻省理工学院，它的人文学科也非常强，乔姆斯基就是麻省理工学院的语言学教授，语言学在麻省理工非常有影响力。再比如加州理工大学也非常重视它的历史学。所以大学的任务是非常宽广的，我们一般认为大学要为社会服务，但是如何服务社会，这不能由社会来决定，应该从大学长远来考虑。有一些东西，你认为是大学在为社会服务，但其实是浪费了大学的很多资源；而一些基本研究，很多人认为是没有价值的，但长远来看有重要价值。

　　中国现在向国际社会传递的文化、思想、哲学、艺术，乃至信仰价值，应该是什么？我们现在经济起飞了，政治影响力也比较大，我们有了硬体，那么软体是什么？我们有了体魄，灵魂是什么？关于灵魂的考虑，就是通识教育最重要的考虑。我们塑造我们的体魄、才智，我们也在塑造人的素质，乃至加强对人的最高理想的想往。这就是我们的“灵魂”。

　　现在我们确实碰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在当今，市场经济渗透社会各个阶层、各个领域，在这样一个浮华的社会中，中国的精英大学应该能够成为培养通识人才、传承文化传统、凝聚伦理智慧、创造精神价值的大学，就像20世纪的美国大学和19世纪的德国大学那样。大家不要忘了19世纪所有重要的大学都是德国大学，20世纪的重要大学大半在美国，那么21世纪的大学呢，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是否还是欧美一枝独秀？

　　可是我们也碰到现实生活的压力，迫使每一个同学都要面对现实。现实是什么？求职、升学、出国等等。完全不顾一切地追求理想，不可能，我认为也不必要；但如果不顾一切地追求利益，长远来看更是不必要，从某一方面来说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王阳明有一句话很有道理，他是说给当时身陷科举窠臼的弟子们听的，他说“不患妨功，惟患夺志”。你现在把很多时间花在为了求职、为了把英文学好、为了其他的非精神性的诉求上面，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惟患夺志”，你的志向不能在这种浪潮中被淹没了。在浮躁的社会中，大学四年要面临妥协、受挫，这些都难以避免，但只要我们的志向没有被剥夺，理想，哪怕完全是梦想，没有完全泯灭，即使身处红尘滚滚的名利场中，仍会逆流而上，做一个追求“为己之学”、身心性命之学的人。

　　我另外提一下文明对话的问题。文明对话不能仅限于东西之间，我们的参照面要扩大到欧美以外，比如印度、伊斯兰世界、拉美乃至非洲，这样我们的资源就会比较丰富。

　　而且和西方的对话也应该有新的视野和平台。以前我们是拿我们传统的，特别是儒家传统的糟粕中的糟粕，和西方文化的精华中的精华来作对比：我们是等级主义、小农经济、男性中心主义，甚至是抽鸦片、裹小脚等等，西方是自由、民主、科学、理性。但如果我们对西方有进一步认识，会知道西方能够发展科学、民主、自由、人权，经历了非常痛苦艰难的历程，甚至一直到六十年代，美国国内的种族歧视还非常严重。西方文明导致了后殖民，导致了帝国主义带来的灾害，环境污染等各方面所造成的困境，这些都是现代文明中不可分割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对启蒙进行一种全面的反思。这次讲习班的课程安排，我看出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毫无疑问，在近现代化的过程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启蒙心态。不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是启蒙的结果。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市民社会，乃至大学、跨国公司等等，甚至最重要的核心价值，像自由、民权、法制、理性等，都是启蒙运动的产物。我希望我们现在可以在一个平等互惠、核心价值的文明对话框架之中，来了解启蒙。西方的环保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后解构、社群主义、文化多元、宗教的多样性，这些思想多多少少都对启蒙的阴暗面做出了强烈的回应。

　　正因为长期以来存在这种拿中国文化的糟粕与西方文化的精华作对比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回到一些最基本的文本，来建构我们的基本功。做好这个基本功，才能对西方启蒙所发展出来的这些重大问题进行思考，并且使西方最杰出的一些思想家对启蒙所做出的重要回应成为我们的资源，与扎根在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中的基本价值理念进行对话，比如自由、民主、人权和仁义礼智就有对话的可能。仁义礼智不是亚洲价值，它是扎根于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的普世价值，就像自由、人权、个人尊严是扎根在西方的普世价值一样。

　　就基本功而言，至少希望每一个走出精英大学校门的人，不管学的是什么专业，都能对中国传统的至少一个核心文本有所了解，比如四书、《老子》、《庄子》，至少看过一遍，最好是比较熟悉。傅斯年做台湾大学校长的时候，把《孟子》作为大一国文课，所以任何一个在台大念书的人都要念《孟子》，而且傅斯年说过，没有通读《孟子》，就没有资格做台大的人。我希望过一段时间，至少有一部中国或者西方的经典能在中国的精英大学里面发挥这样一种作用，没有通读这一部经典，就没有资格做中大的人、北大的人、复旦的人。如果有这样一个基本的底蕴，社会风气应该会有所改变，虽然我们前面谈到的那些问题都是存在的，但至少我们的志向没有完全被剥夺。

　　（本报记者严瑜采访整理，感谢张静芳的支持。以上文章未经作者审定。）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文章来自共识网：http://new.21ccom.net/articles/zgyj/ggzc/article_2010090217502.html ]

余三定：高校师生为何疏离文学书籍
时间:2010年8月28日 作者：余三定（《云梦学刊》主编） 来源:学术批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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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个人的观察和感觉来说，目前高校教师与学生文学类书籍阅读的状况不容乐观——普遍存在阅读量较少的问题，其中包括文学专业的教师与学生。近年来出现的高校师生与文学类书籍疏离的现象，其中的原因值得我们关注与探究。

高校师生文学书籍阅读不容乐观

我是高校中文系教文艺学的老师，与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相比，我自己近些年阅读文学作品的数量也少多了。可见，说近些年出现了高校师生与文学类书籍疏离的现象并不夸张。

高校教师文学类书籍阅读量较少的原因主要在于：一是现在高校的学术风气比较浮躁，很像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最近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访谈时所说的那样——“校园鼓乐齐鸣”、“闹哄哄”的，在这样的氛围下教师们难以静下心来阅读文学作品。二是高校学术评价体系出了偏差，过分量化，只统计项目、课题、获奖、论文的等级和数量，逼着教师们整天围着数量转（而这个量化要求中并没有对文学类书籍阅读量的要求），正如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所说的，大学老师在校园里走路都变成了“小跑步”，这使得老师们难以有较多时间来阅读文学作品。

高校学生文学类书籍阅读量较少的原因也主要有二：其一是中学的应试教育难以从小培养学生阅读文学作品的兴趣和习惯。我曾经在本校中文专业一年级新生中作过调查，发现有相当部分学生上大学前没有系统地读过一部长篇文学名著。还有学生告诉我，上中学时，如果老师发现他们在课外阅读长篇小说是要给予严厉批评的，直至没收其阅读的文学作品。其二，在进入高校之后，不少学生在应对专业学习的同时，还热衷于考证，另有一些学生则流连网络，所以即使是中文专业的学生阅读文学作品的时间也不是太多。

缺少文学阅读的校园，将会是枯燥、僵化、死板的校园；长期在这种校园里生活的师生将会是片面发展的、工具式的人。自觉的文学阅读，可以让高校师生在不知不觉、潜移默化中培养审美情趣，增强文学修养，提高人文素养，提升人生境界。需要指出的是，急功近利、仅仅为了应付考试的文学阅读，并非我所说的自觉的文学阅读，也非真正意义上的文学阅读。

 对文学书籍出版的思考

近些年来，出版界很重视文学类书籍的出版，长篇文学作品的出版数量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可谓突飞猛进，尽管数量似乎太多了点，但其中也的确有不少好的文学类书籍。据我个人的见闻和感受，我对新近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共和国作家文库》特别赞赏。《共和国作家文库》是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而出版的大型文学丛书。该文库收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当代著名作家的经典代表作品，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一次全面的展示。

新近出版的文艺类新书其最突出问题是，缺少真实反映高校生活的文学作品，特别是缺少有深度的作品。前两年我曾读到过描写博士点的中、长篇小说，刚拿到作品时我还很高兴，读后才发觉这些作品并没有挖掘博士点自身的真实世相和社会特征，而是去写博士生们在校外的拼搏，这样这些作品实际上就不是在写高校生活了。近期也读到过专门写高校教授堕落的长篇小说，我发现这些书很肤浅，完全是将人物漫画化，没有写出应有的社会深度和人性深度。

站在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一些出版社在选题上的过分媚俗和过分商业化的营销炒作，是不容忽视的问题。比如，一些文学作品缺少对底层民众的关注和关爱，所写内容过分贵族化、白领化；一些长篇纪实文学作品（其中包括一些影视明星请人代笔的所谓“自传”）过分渲染影视明星的个人生活；一些出版社对中学生（乃至小学生）创作的过分包装和夸大宣传，等等。这些都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 给高校师生的阅读建议

近些年出现的高校师生与文学书籍疏离的现象，应当引起人们的重视。同时要努力让高校师生自觉地亲近文学书籍，特别是文学经典。对此，我想提两个方面的建议。

其一，当前特别要注意的是，要直接阅读文学经典的原著，而不要走捷径，偷懒去读改编版（如影视剧）、简写本等。文学经典指人类一切时代的优秀文学作品。近些年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人们似乎失去了阅读文学经典的兴致和耐心；另一些人则借着让经典通俗化的名义将经典肤浅化，甚至庸俗化，导致一些人对文学经典的误读和误解。处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情境下，我们必须大力提倡阅读文学经典，采用多种方法让人们亲近文学经典、阅读文学经典、感悟文学经典。

其二，自觉拒绝、抵制肤浅、低俗之作。在高校学生的宿舍里，经常能看到一些花里胡哨的、肤浅的时尚书刊，甚至能看到一些庸俗（不是“通俗”）的地摊文学作品，这样的东西读多了，会败坏人的胃口、降低人的品位，其结果真正会应了那句老话：“书读得越多越蠢。”

(载《中国教育报》2010年7月8日 )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发布 2010年8月28日

作者：周保松 来源：南方周末 发布时间：2010-8-27 14:48:15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0/8/236725-1.shtm

思想自由之外，一所大学还应有更多高远的理念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2&id=6411019&f=w&ctid=4209&page=1#6411019

　　“教育，是为了培养人才”。除了中国，不知道还有哪一个国家这样定义教育。因为这有悖于“人是生来平等”的这样一个普世价值观，而且又增加了一个粗暴地将人分类的条条框框，设置了又一道歧视的鸿壑。
　　如此急功近利，如此低俗、庸俗、媚俗地界定教育理念，简直是昏聩可笑。社会不糊涂无知到荒谬的地步是不会这样毫无理性地轻率的。
　　看看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是怎么定义教育的：“教育意味着完整的人的发展。”“教育即生活。”“教育是心灵的转向。”“教育是教人学做人。”“教育是为了把人培养成幸福的人。”
　　马克思也认为：“教育是人的全面发展”。
　　什么是人才？这是争论了三十年的一个话题。其他国家有没有这个概念？不知道。前一阵子，中央电视台一档节目几个嘉宾曾经讨论过，最后大家比较认同的结论是：对社会无害的人就是人才。
　　为什么中国会有这种与世界格格不入的教育观，而且堂而皇之地作为国家战略？实际上是整个科学观根深蒂固的认识错误，是百年前狭隘的洋务运动“师夷长技”的延续。当年给洋人打得满地找牙，于是觉得技不如人，只要技术学到手了，一定可以一雪前耻。殊不知没有真正的科学精神支撑，技术是永远赶不上去的。
　　百年过去，国人依然搞不清什么是科学和真正的科学精神。
　　科学，是发现世界上事物客观存在的规律。技术，是利用这种规律为人所用。所以，科学是发现，技术才能发明。严格来说，科学家和工程师是有区别的。但是由于在发明过程中也会有发现，或者发现的过程中有发明，这才形成了科技的交集。每年的诺贝尔奖，基本是奖给科学发现的，不是奖给技术发明的。所以，不要每年都把袁隆平先生的水稻挺出来，白白贻笑大方。记得杂交现象和规律不是袁先生发现的，是孟德尔和摩根。
　　科学是没有功利目的的，技术是可能会产生效益的。科学可能会转化为技术，也可能大部分不会、暂时不会或者永远不会。不能产生效益的科学依然是科学，因为这是人类对世界的认识。
　　孟德尔先生当年在修道院里闲来无事，种了12年豌豆。1865年，发表了《植物杂交试验》，提出了遗传学的基本定律。35年后，1900年，才受到重视和认可。又过了63年，1963年，首次杂交水稻由美国人在印尼完成。
　　前后差不多百年，总算还是功德圆满。这种事情要放在中国，不要把人急死？这算什么科学？起码孟德尔要给人笑死，这个种豆和尚在自说自话什么啊？
　　所以，没有自由的科学土壤，没有真正科学精神的普及，急于求成，总希望抄近路，希望超常规发展；希望忽然有几个聪明人灵机一动，毕其功于一役；希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于是就弄出了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人才概念。而且进一步弄出了创新型人才、一流人才等等这种伪命题。
　　老实说，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是顽强抵制科学、技术和效率的，骨子里是拒绝“奇技淫巧”的。被世界逼到这个份上，实在是没有办法，于是就瞎折腾。
　　揠苗助长、欲速不达，这样子，最终只会培养出来张悟本或者一大批张悟本的粉丝。

　　201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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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个月来，中国的论文剽窃风波、学历造假事件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英美等国的多家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和分析。前波未平，后浪又起。近日，在中国设点办学的美国圣塔利学院（Centenary College）发表声明说，因为发现大面积的学生剽窃，决定关闭其在中国的教学项目。在读的学生可以通过考试来决定是否能够获得学位，也可以选择退回部分学费。

为了抵制不同的价值观，圣塔利学院“自绝”于全球最大的市场，这种场景似曾相识。7月27日，美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今日美国》对此进行了报道，有美国大学的校长在采访中坦承，在中国开办类似于圣塔利学院的项目，几乎就是“摇钱树”。

但圣塔利还是走了。对中国国内来说，走的只是一个名气不大脾气不小的学校，难以引起过多的关注，甚至有人再次套用不久前的那句话来宽慰国人：以退出掩盖经营的失败。但在国际层面上，这桩新闻却层层发酵，其中的得失影响不能小觑。

首当其冲的，当然是中国的学术界。其实，早在国内的风波迭起之前，因为剽窃造假，中国的学术界已经蒙羞。去年底，国际期刊《晶体学报》（Acta Crystallographica）一次性发现70篇来自中国的造假论文，引起了一片舆论声讨和谴责。不少海外学界人士都直言不讳：和中国学者合作，需三思而行。

不仅学术界，中国的学生可能也要因此付出代价。这也是有前车之鉴的。2001年，美国的教育界发现在中国的申请学生中存在代考、代写申请论文、虚假推荐信、考试舞弊等造假行为，此后多年，美国各大学校都把怀疑的眼光投向了中国学生。这次的情况，可能又要引起别人的“刮”目相看。

除了学生和教授，全体国人的形象可能也难逃阴影。在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报道中，一位受访者说：“越来越多关于中国剽窃造假的报道，不仅令人质疑中国科学界的整体可信度，还给中国产品的安全性和信息的真实性都投下了一片疑云。”这样的评论相当刺耳，但要承认，它并没有超出普通人的逻辑能力和常识范围。

无论多么普遍，剽窃造假终究属于个人行为，而社会舆论的相关反应则是一种文化生态。在近期的社会热点事件中，从当事人和揭发人的对峙，到社会大众的争议和纠结，表明我们正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文化生态：一方面是被指证的当事人面对凿凿证据或处之泰然，或百般抵赖，一律拒绝认错道歉；另一方面是支持者的理解和同情，认为成功了就是本事，你奈我何？当然还少不了无所谓的袖手旁观。

说到底，这是一种“先功利、后是非”的判断标准和价值观念。这种错误的价值观，已经成了一部分人的思维定势，在中国社会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风气，当下无处不在，再下去，形成习惯了，就是不折不扣的“民族文化”了。

圣塔利学院只是美国的一所普通大学，它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并不是来做义务教育或慈善工作的。但其尚能有所为、有所不为，先是非、后功利，纳财有道，进退有据，这种态度正是我们缺乏的，值得深思。孔子也说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民族亦然。一个连诚信都匮乏的民族，绝不可能在全世界范围内创造有意义的文化现象，更不用妄谈崛起。（首发于《世界博览》2010年第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