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生活做种种设置是人特有的品性。不光是设置动物，也设置自己。”我们渴望着自由，却在自由的面前百无聊赖。在中国人的眼里，自由是什么呢，做想做的事情，获得完全支配生活的权利，甚至是那种不劳而获的习惯也和自由有点关系吧。千百年来，中国人都被束缚在土地上，辛苦地劳动着，突然解脱束缚的结果是连着劳动的兴趣都失去了。于是在大跃进的自由国度里，鲜有人再愿意去劳作。因此还是要给这种“自由”的生活加以限制。按着梦想的蓝图去创造一个共享的世界，却又要用各种各样的规定维持这种“自由”，结果带来更多束缚，你甚至不用去经历，就可以感受到这种痛苦和矛盾。一份自由的协议是共同协商的结果，那么遵守的基础是没有人否定协议的精神，也即协议获得了普遍的理解，并在实施的过程中保持高度的一致，违反协议需要付出相应的责罚。但如果协议的签订没有坚持共同一致的原则，或者没有获得普遍的理解，只是签订成员一厢情愿的模式构建，那这样的协议是没有基础的。但如果存在这样的一个假设，协议违反共同一致的原则，却在责罚制度上具有强制力，那么这种协议姑且也可以称为专政吧。

作者写着对猪的“专政”，对猪的种种设置和暴行。甚至是“种猪”，在人看来是施与了幸福，却也不识好歹地想要罢工。许多人看到这里，恐怕都会报之一笑吧。我们会想到自己的生活，自己年轻的时候，不愿意走铺好的路。在有些人眼里，娶嫁生子是幸福，在另外的人眼里却不然。我们的理想是为大多数人的幸福奋斗，但却不能规定幸福的含义。也许我们希望获得最优的选择，但现实往往是次优的。对于猪而言，我们是神；但相对于更高文明的生物，如果他们想要主宰我们的幸福，那我们是不是也会认为这是奴役呢。作者对于这只猪的生死，态度还是默然的吧，如果它不幸惨死，也只不过是悲哀而已。从它的悲哀看到自己的悲哀，从它的生死看到自己的生死，这种移情也只是人类自身的价值标准。尽管这只猪的生死无关紧要，却成为作者观察自身和社会的一个视角。它最终逃走了，但作者的悲哀却还在继续着，这是更深的悲哀吧。共享成为了斗争，每天都在上演着博弈。从人的视角看猪，就像从另外的角度看自己，看着猪的一幕幕惊险刺激的斗争，连着作者的苦闷都得到了宣泄，所以没有含沙射影的辛辣，却更接近诙谐幽默淡然处之，这种心态，不算沉重，也不能说是轻松。旁观者的角度，自己却在局里，痛苦吗？或许有些超脱了。

“我已经四十岁了，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为这个原故，我一直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

即使到了今天，这句话还是能引起我们的共鸣吧。没有设置的生活是怎样的呢，不可想象。作者的这种口吻，也许不是反对设置本身，而是对人的这种妄图掌握他人生活的权欲感到反感，以及对忍受这种指使而没有自己想法的人感到悲哀。控制他人的“领导”，习惯忍受的人们，形形色色的人，作者并没有办法改变他们的想法，不能说，你们活得更自由，更有目的吧，或是对那些有控制欲的人说，别来干涉我的生活。人太复杂了，社会也不是单纯地想要去构建就可以成功的。怀抱着共产主义的理想，却发觉在构建上的问题时，再加上想不到解决的途径时，知识分子应该怎么做呢。那是一个无语的时代，更造成了社会的失语。所以，借着这位猪兄，王蒙在描述，在调侃，在自我嘲解。你看到的只能是知识分子的无力，以及他们埋藏得很深的悲哀。

      任何的制度构建，都存在基本的假定。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首先建立在一种自由理念的基础上，提倡的是精英统治。制度提供了机会平等，然而人们的出生环境和条件并不是平等的，所以这是西方制度的悖论。我们的制度构建在多数人的统治地位上，决策体现的是国家意愿。当我们提到多数人的暴政时，是非协商性质，单纯依靠暴力统治实现的结果。文革事件的发生，正是由于群众缺乏基本的协商能力，造成政治权力的高度架空。在制度上，是保证了人民决策的地位和权利的，但是在能力上，却不能期待有良性的互动保证制度运转。所以我们称文革为探索时期，因为制度的实现需要条件的融合。任何的制度构建在实现的过程中都出现了不适应，但制度存在一个自我完善的过程，如果把宪法作为制度的缩影，那么现实本身存在的问题会首先暴露出来“违宪”，然后才能在暴露以后加以解决。毛泽东的逝世，引发了党内以及人民群众的关于发展道路的讨论，这就营造了协商的环境，协商是互动的过程，整合了社会各阶层的要求，人们开始理性对待社会现状和政治归属。知识分子遭到迫害，是因为在工农阶级的政权中，知识分子阶层是一个很特殊的群体，定义的不明确造成了制度性的混乱。反异化本身是一个异化的过程，它表明同化和协商的失败。大多数知识分子并不拥有资产阶级的地位和属性，也就不存在阶级冲突的反异化过程。我们实现制度的时候，首先承认制度是正确的，但如果制度的构建者发生错误行为，很容易导致制度本身造成崩坏。往往我们在制度完成以后，构建者就成为了历史，但当时的国情是制度本身还在创建当中，也就造成了文革浩劫存在的风险。

    制度存在和实现的前提是我们相信制度是可行的，制度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也是在协商中完成的，我们不能期待现实的屈服，只能靠着如同当初构建者的信仰，不断实践制度的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