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苗子记钱钟书，尊其为“师”。尽管未蒙被收为徒，但作者一生景仰其学其行。书中一篇《三不愿》便让读者透过钱钟书的“行”更清晰得见其“性”。

先生八十寿辰之际，婉而坚的谢绝了要为他举行的盛大祝典。事后人问起缘何拒受这份荣遇，钱钟书淡淡道：

“不愿花不明不白的钱，不愿见不三不四的人，不愿听不痛不痒的话。”

这就是“三不愿”。

同期在读安·兰德《自私的德性》。不由转借客观主义伦理学的界定来看这“三不愿”。拒绝用任何方式装点现实，这是诚实的美德。不为成他人之美牺牲自己的信念，节约自己以及他人的时间、耳力和语言，这是正直的美德。对成就有自己的评估且真诚的自信，由此，也同样信任和尊重别人对自我的认识，这是公正的美德。诚实、正直、公正的人，大约遇类似事宜都有这“三不愿”，只是或许未能像钱钟书那样清冽的表现、到位的表达罢。

我以为还不能忽略那事前的“婉拒”。“委婉”不易操作，有时难免被人误解，成了虚伪，显得暧昧；但无论怎样，“委婉”的背后，是一种恻隐体恤的善。

【美】安·兰德著《自私的德性》，焦晓菊译，华夏出版社，2006年

黄苗子著，《世说新篇》，三联书店，2006年

我决定把《阿根廷蚂蚁》放放再读。一来不愿自己的猜想落空，二来在灵机一动取了个“阿诗蚁”的笔名给自己后，兴趣点发生了转移。

笔名用来署给文章，文章发表，笔名似乎才有意义。可我没投过稿，我的文字不多，都存在纸上、电脑里，要是这些零星的片段也能作数就好了，我的笔名们就能派上用场。其实，谁在乎呢？舞文弄墨，无非自娱自乐，现在我就要造一篇文章出来，当作“阿诗蚁”的嫁衣。

我三十岁整，过着悠长的少年时光，时光里写满了别人的文字和牵强的哀伤。别人的文字堆起纸中城邦，我是围城里想冲出去的三十岁少年；牵强的哀伤，零落在寻家的路上，我是形单影只的三十岁少年。

我想做文章，给我的笔名做嫁衣裳；我想做文章，想表达对成熟的景仰；我想做文章，说出三十岁少年心中所想。

我想写有刻度的年龄和无边际的时光；我想用诗的语言分解莫名其妙的感伤；我想写学术文章，用上很多数据、公式和实验报告；我想写万言家信，让爸爸妈妈动情到断肠；我想用文字告诉同龄的大朋友，三十岁的少年在怎样成长；我想写抗议书，声讨只见三十不见年少的世俗眼光。

我在想，一直的想；可至今我的文章没有主题，“无题”算不算一篇文章？

不定，所以无题；恒变，表征成长。没有目标，有大致方向。自问却不求自答，有惑但照单全收，三十岁的我，仍活在悠悠戚戚的少年时光。

语无伦次，不成文章，署名又得作罢。但我非要告诉你，南有阿诗玛，北有阿诗蚁，我就是那个北国深秋里，自名“阿诗蚁”的姑娘。

行政法学的研究方法及其他

行政法学研究什么以及采用怎样的研究方法呢？有三个可供选择的角度如下：一是行政与法的角度，可谓行政法理学。它倚重法理学原理的应用，旨在决定行政法的定位和发展方向，重点是解决如何实现法对行政的控制。二是行政法与解释学的角度。行政法解释学旨在精确界定特定制度下各种概念、原则的含义，以求法律适用的安定性。这也使行政法学成为自主和专门的学科之必由之路。所谓行政法专家，当是行政法解释学的熟练和精通者。三是行政法与社会学的角度，暂且称之为行政法社会学。它应用社会学研究方法，观察行政活动的实际状况，考察行政法的实际效力。它可以为行政法理研究和行政法概念解释输送给养。比较而言，它也是比较容易拓展领域的一个方向。

就本科学习而言，我们在总论部分侧重应用第一种方法，在实定法的研习方面，从解释学的角度出发者更多，这也是部分地迎合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的需要。

任何学科的研究都可以也应当是多方面的、多角度的，科学研究的理想之一当为拓宽人的视野，深入对这个世界各种现象的理解，课堂里的学习仅仅提供一个管道而已。因此，我将自己讲授的东西严格限定在“原则”、“概论”层次，定位于“参考”性质。我的职责在于增进多样性，而绝不是相反。

    今天讲到“行政”这个概念，却交代不出确切的定义。只好把很久前关于“定义”的思考端出来，给自己打个圆场。

定义（动词）的困难与定义（局限）——

首先，需要定义的事物往往是比较复杂的，而要界定这些事物并形成定义，又需要高度的抽象和概括，阐明其本质属性或根本特征等；有人给“定义”下了定义：它是一种概括复杂现象的思维表达方法，是人们对已经认识了的一种现象或观念的表述。由此，思维的方式或者角度的不同，会使得对同一事物的定义不同；认知的方面或者程度不同，乃至仅仅是语言方式不同，都将导致对同一事物的定义有别。根据现代哲学和解释学的揭示，定义的可靠性是非常有限的。俞平伯说：天，青苍苍在我们头上，浑然一物，绝于言诠；即所为“实无名，名无实”。就“法律”二字而言，古今中外从未有过完全一致的认识，以至于那些怀有谦虚之心的人已经放弃了给法律下定义的尝试。然而定义的价值终究不可小视。

定义的价值之一——

定义的学习和掌握可谓进入和理解一门新学科的基础和必经之路。某一学科的知识体系正是由各个层面或板块的定义连接和搭建的。

定义的价值之二——

从学术发展来看，定义是一辈辈学人基奠并传承的，定义的发展本身就构成了学术史的一部分。由此可以理解试图发展和推进学术的人们为什么总是希望提出相对确定的定义。我觉得这不仅是为了获得对某一事物的稳定的本质的描述，同时也是确立一个看待该事物的态度。如果真的“态度决定一切”，那么显然后者更为重要。

“丰富对法的认识”——

一个法学家霍贝尔在《初民的法律》中说：人们对法的定义就像是寻找圣杯一样。可见，定义法律还需要某种感情上的投入。这无疑使得问题变得更为复杂。

苏力先生一直强调法的世俗和功利；他在《丰富对法律的认识》一文中提出了另一面——法也是对人的生活之意义的寻求和理解，具有非常人性的一面。无论研习者更看重哪一方面，常识丰富对法的认识都是不错的。

我对定义的态度——

目前，我们普遍使用的法律的定义是实证分析法学提出的。苏力给我们讲的“法的故事”中，提出存在新解的可能和应当。然而我觉得，面对一个定义，与其记住它近乎经典的表述，不如按照自我的价值取向给它一种诠释，汲取某种观念和精神。确切的知识是存在的，但是在学习中，我们要抱有开放的心态；我们要将现象问题化，去分析去解释。

我认真看了你发来文章的最后一部分，加上你在电话里的讲解，我想我对这种商务模式大致理解了。又得新知，真不错！

T看的要更仔细，毕竟是业内人士。我俩吃饭时就此讨论了一个小时。总的感受是，你的新点子让大家都很兴奋——尽管兴奋点可能不完全一致。

对于你，我仍旧是老同学和好朋友的立场——心里支持，眼里静观，脑子里使劲转。

对于T，我一直希望他活得更张扬更“彪悍”。作为律师他称职，作为雇员他忠实，然而作为一个壮年男子，他还没有完全释放出自己的能力。

当然，我们三个都不同程度的能估计到实施和实现这个构想的困难和不确定性。可我觉得，哪怕在脑海里在交流中，把一个构想的轮廓逐渐绘制成一副工笔画，也已经是不小的收获了——在现实中找到画里“栩栩如生”的人物，总比照着印象派的作品找真人儿容易些吧。

你看，尽管我们都很兴奋，但我已经为“不成”做心理预防了。我不愿意一件事开始时“过于”兴奋，导致对不好的结果“过于”沮丧；我更不愿意，一件事开始时非常兴奋，渐渐淡漠，无果而终，让人觉得当初激荡的心理体验像受到了亵渎一样。

我是宁愿把无论什么事务什么项目什么激动人心的想法，都当作智力游戏的，绝不失那份“耍玩”的心态，也绝对玩到“底”（注意是游戏的“底”，不是实事的“底”）。

老同学你呢？你不像在游戏啊。像个大将军在开疆拓土，动的是真格的！你去战斗，我继续游戏，咱俩还是好兄弟。你这家伙“气场”那么重，我可没想去改变你影响你。

其实老兄啊，我拐弯抹角的写邮件前，本想告诉你：想法乃至观念，人人各异，即便同归，也可能由殊途而至；我以为万不能试图驾驭他人思想，给人“洗脑”。商业领袖利用人才，而非奴役人力，跟随头狼的定然是“有脑”的狼族斗士。你崇尚的狼性不单代表暴力，更散发魅力。

最后，不想遣词造句寻找婉转的表达了，搞不好要么跳跃太大有断层，要么迂回太远跑题了。我必须直接说的是：

本人最近听你的说法太多了，想你老的事太多了，我该开学了，人家约的稿子到期要交了，“律师所的网络春天”一题本人暂不能跟进了，你该当生意合作找人去沟通去谈判，别再带着老弟我了……

呜呼，总算一口气敲完。

喂，你可是在西方生活过，对他们的直接简单赞许有加的，我这么干时不许忌恨啊！否则就是双重标准了。

就这些

晚安 睡个好觉

    大怕叫忧虑，忧虑不解，叫“陷入困局”；小怕叫担心，多数人都担惊受怕的过日子，叫“社会不安定”。我坐在书斋，脑子里转悠着大写的民主、自由、公开、公正；每每听到看到政府又出什么令下什么文立什么法，多数情况下的反应是——“怎么还多管！”这种做法，多少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

    今天读袁岳的《新公道》时学个新词儿，叫体制安全感。小百姓是需要政府“坐住镇”的，那能带来人们需要的“安全感”。

……

    一天随意翻书，“无目的幸福阅读”（仿洪晃书名《无目的幸福生活》）。没有定论，更不奢望“引人深思”。天马行空的联想中，好歹能串起来的一串半串，摆进地摊，连个吆喝也不曾想赚。

    “和”，人人口中有禾（能吃饱）；“谐”，人人尽可张嘴说话（能表达）。

    这种解释似乎颇为容易沟通起现代法治和人权观念中一些核心原则，又满足“政治正确”。算它“绝顶”实不为过。即便还能出现更高明的解说，本人也宁愿它就是“最佳”或“唯一”或“绝顶”。君不见，“和谐”都顶到D字头列车的鼻子上，成了标语或符号，何苦再“说文解字”浪费脑力呢。这一来，我感觉新说法是不是人话都不重要了。得干人事。

    说起汉字，“篆字圆折，还有图画的余痕；从隶书到楷书，和形象就天差地远了”（鲁迅语）。当形象改的简单，方块字远离了写实，我们几乎都可以对着某个字编故事。（见苏力《法的故事》）。把编故事当个游戏，有兴致就耍一耍，我以为是无伤大雅的，全是个人的事。这有点接近孔庆东教的修炼语文的招法（见《四十不坏》），绝不是指通常所说的“文字游戏”。

    这后一种“游戏”一点不好玩，打嘴仗打得体面人原形毕露，真正的问题早消失了，剩下一滩口水里浸着的丑陋面子。人啊，就事论事多难哪。更何况有些事讨论到“绝顶”了，再也说不出“人话”，为啥不省省力气做人事去呢？

    天津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的《鲁迅杂文选》里，有一篇原名为《安内与攘外》的文章，编辑成《文章与题目》了。我也就借新题发挥。

    鲁迅说，一个题目做来做去，文章是要完成的；做到绝顶再要出新花样，就使人觉得不是说人话了。我觉得，断定一篇文章没说人话，是比较困难的。看学术文章，是否“人话”的判断需要读者有很强的自信力，冲破那些概念术语架起的壁垒，扯掉包裹着寻常意思的神秘外衣，揭穿故弄玄虚的写手——尽管他/她可能顶着好大的名衔。对政治色彩浓郁的文章而言，这种判断——至少你要表达出来时，额外需要的是谨慎。斟酌表达方式、语态、用词以及发布渠道等等等等；或者先起个笔名什么的，再求小小痛快一把。

    我估计，在博客里有节制的耍闹一番，问题可能不会太大。财富积累（买得起电脑交得起网费）和技术进步（web2.0时代了）给“沉默的大多数”带来的好处，此项在我看来可谓意义顶大了。

    遇，不同于有意识有目的的寻找，但遇的启发和意义很可能更大更强。当然，遇绝不是被动的等待，在前行中才能遇，只是这种前行里，功利心的成分较小罢了。记忆里，这个遇的境界问题，俞平伯讲到过。周作人在谈读书还是看书的问题时，也提及过类似的意思。

秋季学期中，寻租的青年更多些，校方也更紧张些。我对此大不以为意。那些拖泥带水写明求租动机的，我更加觉得滑稽。从前的读书笔记（2004年10月3日）上有这么一小段，转录如下，李敖的说法大致能表达我看法或说明对此事持的道理。

大学把学生圈进宿舍管理，反对年轻人租房；家长们出于钱和安全的考虑，也极少支持或同意。原因很多，句句在理。可是你读李敖，难道他的话没道理？

“我（李敖）对生活标准的看法是，一个敏感的青年，他的精神已经痛苦太多，我们没有理由再要求他在肉体上、生活上吃更多的苦；没有理由说他租一间小房，逃开城市和俗人的喧嚣，每月花光一万个一毛钱就是奢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