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因为我的执拗，或者是因为我不够坚强，我放弃了法律职业，因为我无法抱着我所钟爱的法学去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同时，我也放弃了法学研究，我承认自己是个俗人，面对这个嘈杂的世界，面对现实的物质生活，我无法做到淡泊名利、宁静志远，也守不住那份清贫。但我起码要做到诚实、纯粹。我坚持认为，在哪里追名逐利或是混口饭吃都可以，唯独在学校不行！这份职业承担的责任太重了，它关系到每一位学生的精神世界，也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精神世界。

        感谢程令政老师、崔明逊老师、李晓龙老师……，从你们那里我知道了费孝通、梁治平、苏力、贺卫方、王名扬、波斯纳……，还有，《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乡土中国》、《法律的经济分析》……这些开始看不懂后来看懂一些的书。老师们，你们对法学的信仰和真挚的人文情怀让你们充满激情，这种激情培育了我的人文精神。

     相信这种精神会让我今后的生活充满爱与激情。

      色戒，在中国上映了，我没去看，据说“激情戏”全部被删没了。我想广电总局对这部电影控制得如此严格应该是被这部电影吓到了，如此大尺度地反映做爱场面确实史无前例，基于对中国人普遍的性无知和不少人的多少有些畸形的性心理，广电总局怕这样的电影会搅起一阵骚动。

　　近几日对心理学特别感性趣，开始看这方面的书，于是不禁回想起自己曾经有过的心理状态。

注：这是篇政治化色彩很强的文章，不过这确实出于我的真实感受。

    今天上午九点整，胡锦涛同志代表我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做了题为《近两个半小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讲话在将近两个半小时的讲话中，胡锦涛同志分别就回顾十六大、改革开放成绩、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目的的社会建设、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推动一国两制实践和祖国和平大业、走和平发展道路、以改革创新精神全民推动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这十二个问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深刻阐释了我党在过去五年工作中的进步和不足，并提出我党今后五年中的工作方向。整个报告针砭时弊，充满建设性，凝聚民心，鼓舞士气，为党员们指明了今后五年的工作方向。

作为法学院的学生同时辅修金融学学位，我比较关心总书记“建设民主政治”和“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这两个专题的讲话。

在建立民主政治方面，总书记提出的“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律形式成为国家立法”，“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以及“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用制度管权、管人。保证国家机关按法定权限和程序执政。”这三方面的主张我认为是我党在今后工作中的几个亮点。

依法执政已经是现代民主国家民主政治的标志，而胡总书记提出的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律形式成为国家立法无疑是民主政治在我国的创新，在今后的实践中能够给我国的依法执政带来新的空气。从法理学的角度看，这也是法律中国化或者说法律本土化在中国行政领域的实践，我们希望这些尝试能够收到良好的效果。

此次胡总书记强调要“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更明确地提出“用制度管权、管人”，就是要让政策法律化同时通过法律来制约权力的行使，这是推进我国民主进程最重要的一环，也是我们法学人及全国人民共同期待的。

在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方面，胡总书记提出了要改善融资条件、优化资本市场、发展社会信用体制。这同时也是金融学界关注的前沿问题。中国经济要想又好又快地发展，从金融角度入手我认为是最好的选择，通过资本市场的作来带动产品市场的发展也是大多数发达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成功经验。融资条件的改善，资本市场的优化，无疑为中国金融业的发展注入了一剂强心剂。同时，我党还注意到，制约金融业甚至是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最主要问题是中国没有建立一套完善的信用体系，致使市场经济无法规范、有序、高效地运行，因此建立一整套完善的信用体系是我国今后经济领域改革的重中之重。我党在这方面的关注使我们再次意识到我党是与时俱进充满活力与创新的政党。

同时，总书记在这一专题中还提出了有关滨海新区的建设问题，提出建立环渤海地区新的经济增长级。作为一名天津财经大学的学生，滨海新区无疑是我们今后创业与发展的重要基地，滨海新区的建设也是我们大展宏图的重要契机。天津财经大学作为滨海新区建设人才的培养基地同时也肩负建立中国新的经济增长级进而发展中国经济的重要使命。此次报告，总书记为我们今后的学习和研究指明了方向，是我们为之振奋。

以上就是我在收听胡锦涛总书记十七大报告后的些许感想，希望通过它与大家交流，也希望大家与我交流，丰富我的视野，启发我的思想。

       法院作为现代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自然也不是源于中国的本土文化，而是源自西方的舶来品。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它与法律一样是国家硬生生地介绍给国民的一个机构，一个用来解决纠纷的机构而并非在中国本土土生土长的。因此中国的法院同中国的法律一样面临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与中国本土文化调和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苏立先生在他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一书中已经有了初步的探索，相信今后会有更多的学者投身于这一领域的研究中，为我们开垦一条法律本土化的道路。
       在我们摸索出一条道路之前，我们姑且认为“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学学西方司法制度的优点。
       贺卫方先生是一位对中国的法院很有研究的学者，不论是其先前关注的“复员军人进法院”问题，还是其最近关注的法官津贴的问题都令我们眼前一亮，引发我们很多思考。我这里也就借花献佛，谈几个原先学者已经提到过的，关于法院的问题。
       首先就是法院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定位。在西方宪政国家，在实质上都能形成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相互制约。因此法院能够保持其超然的地位，这种超然不仅来源于名义上的三权分立更源于其经济来源和人士任免等方面的独立。而在中国虽然名义上赋予了法院相应的地位，但在经济上法院依然受制于地方财政在人事制度上也遵从行政体系的人士制度。正所谓“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短”，地方政府是法院的衣食父母，我们如何要求法院做到其超然性？在这方面我国法院系统也做出了新的尝试，比如说，取消了原先的行政等级制度而采取法官分级管理制度。
      其次就是法官素质问题，关于这一点贺卫方在他的著名论述“复员军人进法院”中已经揭示无疑。法律事务作为一种极其复杂的社会事务必须由经过专门训练的人来处理，在这里我不否认对于这个世俗的领域经验往往更有用，但我坚持认为，那些经验也应该建立在专业素养的基础上，否则将不利于推进我国的法治进程。目前我国出现的司法考试制度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这一问题，我们都知道司法考试需要本科毕业生才能参加，并且通过这样的考试也绝非易事，虽然这样的考试侧重于法律技术的考察忽视了法律思想的考察也因此有人提出司法考试应限定在只能由法学本科生参加，但这些都是进一步的问题，法官的基本素养经过这种制度的筛选一定会有显著的提高。
       最后我想谈谈法官待遇问题。最近听说要给法官以审判津贴，似乎说明高层管理者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说，每个人都是经济人，每个人都会权衡任何一件事给自己带来的效用，法官也不例外。在西方社会中，法官不仅能够得到很高的威望还能够取得丰厚的收入，虽然这种威望和收入都不会是人群中最高的，但综合起来已经足以让法官们满足，换句话说，如果将威望和收益当作要素的话，法官所具备的威望和收益绝对能够让他们处于很高层次的无差异曲线上。法官们一旦拥有这一身份就别无他求，因此就不会因为小恩小惠来出卖自己崇高的职责，故而西方法官的超然性是靠着这一系列的制度设计和文化传统来保证的。中国的法官如果想超然，靠的也不应该只是道德吧。
       以上是我关于法院几个问题的一点想法，大多观点也都是舶来品，希望也能给大家带来些许思考。

       快开学了，随着开学日期的临近，不免思量起自己已经过去和即将面对的大学生活，也不禁开始了对我以及我看到的人们的生活状态的思考。　　

       很早之前就想写一篇关于中国律师的文字，但苦于没怎么接触过律师，对中国的律师没什么感性的认识，只是从书本和身边的老师和同学那里了解到只言片语因此始终没敢下笔。这两天一个朋友让我帮他写一些关于律师的文字，我也只好赶鸭子上架谈一下我对这一群体的粗浅看法。

       如果将从事与法有关的人群大体分类的话，大致可以分为法学界和法律界。在法学界中，人们（主要是学者）关注的是法对于这个社会的意义，无论是对法理学法制史这样的理论法学的研究还是对于民商法刑法这样的部门法学研究，无论是着眼于立法、法的运行还是法的效果，总之这群人的共同目标是用法律造福这个社会。而在法律界总人们关注的是利用已有的法律解决实际的问题同时从中获取自己相应的报酬，他们是法律的实践者，他们掌握的是法律这一技术，是技术人材。因此他们更注重法律技术的掌握，比如他们不用懂得法律为什么要写成这样甚至是批判这样立法有多么不合理（虽然很多律师也在做相似的事情但这对于一个律师来说不是必需的而且过多地思考这些也会影响他的工作，因为这些会阻碍其利用法律），他们更多关心的是法条到底写的是什么，它可能表达几个方面的意思，通过它哪方面的意思能够更好地保护自己当事人的利益。甚至，律师学会了查字典，学会了玩文字游戏和语言游戏，总之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保护当事人的利益。而前面所说的只是律师要达到这一目的所必需掌握的技能。

       如果说前面我所列举的律师的技能只是针对标准意义上的律师或者说我们通常所说的法治健全的国家的律师的话，在中国做一名合格的律师前述技能是远远不够的。中国律师最重要的一个技能就是所谓的“搞好人济关系”，甚至有人说集中体现中国律师水平的地方就是他们的人济交往能力。

       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从文化角度进行简单的剖析。我认为这依然源于费孝通先生提及的中国人的“差序格局”。中国人习惯的交往方式是以自己为中心编织网，中国人一生在交往方面所做的事情就是将自己的网与别人的网织在一起，从而将每个人的网越扩越大，每个人的利益也就通过这张网得到了保护。在法律介入中国人的生活之前，人们解决纠纷最主要的方式就是求诸自己的关系网，分别通过自己的关系网联系到自己觉得最有权力的人（自然，这种关系越近越好）然后通过这种权力的比较以及利益的权衡解决纠纷。法律出现之后，所谓的政治国家希望通过诉讼等一系列新的模式介入人们的生活，希望通过法律的方法来解决人们的纠纷，甚至出现了送发下乡等现象，这一切都表明国家希望通过一系列努力改变人们以往陈旧的解决纠纷的方式，那种方式太不公平了，也太不正义了，太“人治”了，太“官本位”了。而多年的习惯是难以改变的，而且使用国家推荐的新方法太费钱了（诉讼成本太高），不值得。这种国家思想和百姓思想的冲突造就了我们目前看到的中国律师。

       他们是法律界的人，同时法官检察官甚至是某些警察也是法律界的人，他们先前是同学，朋友，同学的同学，朋友的朋友，总之律师拥有法律界的关系网而案子的胜负又与法官、检察官甚至是警察息息相关。于是，有意思的中国现象出现了，百姓们依据自己习惯的逻辑，当他们不得不花钱通过法律解决问题的时候，他们就用金钱将自己暂时地与律师的关系网连上，于是乎他们又找到了那个有权力的人，当事人双方依然在比较自己所雇的律师与那个权利人之间的关系远近来决定自己案子的成败。自然关系硬的律师胜算高一些，收费也自然高一些，这就回到了我先前提到的中国律师最重要的技能“人际关系”。

       中国律师的技能不光体现在这一点上，还有一点我认为就体现在他们的“人情练达上”。在法律出现之前，人们出现纠纷的时候习惯找一个德高望重的调停人出面调解，这是中国人自古就有的习惯比如说古时候的族长往往就充当这一角色。法律出现之后，这一任务很多都落到了律师身上。这一方面源于法律对于中国人还很陌生因此对这一领域就抱着某种敬畏，同时大家从欧美的电影中看到欧美律师在庭上滔滔不绝巧舌如簧的辩论，被他们的机智与口才所打动，再加上律师往往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人们认为他们受过解决纠纷方面的专业训练所以人们愿意让律师出面调停；另一方面源于中国人“息讼”的传统，在人们的脑海中打官司总是不光彩的事，所以秉承“和为贵”的中国人能不上庭就不上庭。于是，还没有进入正式的司法程序，很多律师就靠着私下调节将问题解决了，同时也收取了一定代理费用。

       以上只是从一个角度谈了谈我对律师职业的理解，相信从事律师行业的人以及和律师们接触更紧密的人对这一群体有更深入的了解，在此我也算是抛砖引玉，希望能够对律师了解更多。

    他毕业于日本京都大学，执教于北海道大学。我“奉命”到机场接他，第一眼见到他感觉他很开朗甚至说有些活泼，也很有学者的风度，他懂英语和我交流得很顺畅，这在日本学者中是少有的。

    言归正传，谈谈他的学术观点和我的相关思考。

他演讲的核心依旧是私法独立问题，然而在这一问题的探讨上他给我们带来了来自日本的气息。他认为，在立法方面国家应该尽可能少地介入。法律是活的，它源于人们的生活，在人们生活的反复博弈中自然会形成相关的规则，而法律只是对这一规则的确认，如果公权力过多地干预私法（他称之为社会法或市民法，与国家法相对应）一方面会干扰人们本来和谐的生活；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它是死的法，它并非来自人们的生活，很难得到人们的认同，也就很难得到运用。在操作方面，他主张将英美国家的判例法制度引入大陆法国家，当人们遇到纠纷时便诉诸法律，通过法律确认规则，这样法律才真正活在人们的生活中。

关于这一措施我认为在中国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中会存在一定问题。费孝通先生在其社会学经典著作《乡土中国》中曾很明确地指出中国“乡土社会”的社会形态，指出中国人人际关系方面的差序格局以及中国人处理纠纷时的特有方式，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乡土社会”已集中体现在中国农村地区，而在中国城市地区逐渐形成了“政治国家”，也就是说我们所理解的法律主要在政治国家中起作用，而并未覆盖广大的农村地区，即使在城市地区，我认为也不乏“城市乡村”，也就是说，人们虽然生活在城市中也会努力构建以自己为中心的关系网络从而形成整个社会的关系网，营造一个又一个关系群体从而形成一个又一个城市村落。从这一个角度上说，当人们遇到纠纷时大多会求洙身边的关系网，在群体内部消化（比如，找一个群体内部德高望重的人出面调停等等），而很少惊动公权力。同时，还有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成本问题，诉讼成本太高了，需要请律师需要交诉讼费，这不论是对生活在乡村还是生活在城市中的普通人来说都是难以支付的或者说是不划算的。因此人们宁肯牺牲一些正义和公平也愿意支付低廉的成本寻求“私利救济”，有的时候甚至是所谓的送礼、贿赂都要比诉讼成本要小得多，虽然这是与正义背道而驰的。因此，我认为法学家们在研究这一问题时需要考虑到这些因素，让法律送本质上真正为普通人服务。这可能会涉及对于法律的一个全新的诠释，这就是是否只有诉诸法院的或者与法院相关的菜算是法律，这需要我们更深入的研究和思考。

在整个讲座的过程中我还在考虑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的”经济法问题。

日本教授在谈及日本在七十年代通过私法途径进行环境立法时认为环境问题仍然关乎个人权利即所谓的“幸福权”。我质疑，诸如环境这样的问题通过私法来解决是否妥当。众所周知，环境问题关乎社会公共利益，也就是一个国家甚至是整个世界人民以及其后代的共同利益，诚然，它与个人权利息息相关，但是运用保护个人权利的途径来保护这种社会公共利益是欠妥当的，也正是基于诸如环境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法学领域中出现了介于公法与私法之间的第三法域，中国人称之为经济法，我之所以强调中国，是因为这一问题被中国人尤为重视。

这种重视一方面源自中国长期以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当时所有的企业都是国有企业，换句话说所有的企业都在为整个国家的社会公共利益服务。因此，我们无法利用商法这样典型的私法来调整相应的关系，于是我们只能借鉴前苏联这位“社会主义老大哥”的经济立法。另一方面源自经济法对于当今中国甚至是世界的现实意义。

虽然经济法产生的基础（计划经济）已经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甚至有学者认为经济法这一法律部门已经没有存在的意义了，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经济法发展到今天已经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我认为经济法应该被定义成“运用经济（学）的法”。经济生活是人们最基本的社会生活，它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所有的法律甚至是刑法都与经济息息相关。不过，不管是其他法律部门的何种法律都只是符合或者是遵循经济规律的法，即使是经济分析法学从经济角度研究各种法律现象也只是对法律遵循经济规律的一种揭示，唯独经济法在“利用”经济规律，也正是这种利用需要公权力与私权利的配合。

上个世纪初，凯恩斯主义拯救了美国经济，也正是在此时人们意识到市场自身对于经济的调节作用并非万能的，我们还要通过看得见的手来调节经济。这种看得见的手在经济学看来就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在法学看来就是公权力对于私权领域的适时介入。经济学方面的发展呼唤经济法的出现。

同时，人们在关注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在关注社会利益和社会公平，而这两方面仅靠私法是绝对不够的，因为私法是基于人们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而产生的。因此我们需要公权力出现，比如在环境问题上我们出台了《环境保护法》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在保护劳动者利益和消费者利益方面我们出台了《劳动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来保证社会的实质公平。

总之，经济法的存在是必要的而且随着世界的发展，它将具有更为广泛的研究空间。

法律是让人们活得更睿智的学问，关于法学理论的探讨，不论在任何时候都是有价值的。所以，让我们一起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