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继明委员说：“中国权威部门的一份报告显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财富集中度高于美国。”

“有钱人”是谁

查阅了几组权威数据显示，中国财富的确在以全球最快的速度流入富人钱包。

2007年5月，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指出，在中国，0.4%的家庭占有70%的国民财富;而在日本、澳大利亚等成熟市场，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国家50%—60%的财富。

2008年8月，美林集团与欧洲最大的咨询公司凯捷咨询在北京联合发布的《2008亚太财富报告》指出，截至2007年底，中国共有41.5万位个人资产超过100万美元的富人。从财富平均拥有量来看，中国百万富翁人均掌握资产达510万美元，高于340万美元的亚太地区平均值。

专家指出，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财富最为高度集中的国家。中国财富向富人的集中度正在以年均12.3%的加速度在增长，是全球平均增速的2倍。

而中国国内的一份报告，则清晰地表明了社会财富集中在什么人手上。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科院等部门一份联合调查报告的数据，截至2006年3月底，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含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 5000万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在超过1亿元以上的富豪当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占据了亿元户的91%，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而考证其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资本。

不患寡而患不公

3.8亿元一套的别墅，1.4亿元一架的游艇，4300万元一辆的汽车，1800万元一只的腕表，天价奢侈品纷纷登场。

6月10日，《福布斯》中文版首次发布的“中国奢侈品市场调查”显示，当全球陷入经济衰退之际，中国已经成为国际奢侈品品牌最看好的市场。6月22日，“中国第一豪宅”汤臣一品一天内卖出了5套，均价每平方米11万元。这并非个案。5月底，深圳华侨城推出的7套别墅一天全卖光，均价每平方米 12万元。

在蔡继明看来，正是这种大部分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格局，导致了中国的畸形消费现象。

目前，畸高的房价成为财富过度集中的一种典型体现。对中国的中产阶级有着深入研究的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周晓虹教授表示：“高房价成为中国中产阶级成长的主要障碍。在中国，收入差距的拉大不仅伤害着底层的人民，也开始伤害中产阶级。”

可以被划为中产阶级之列的副厅级干部、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惠武在6月20日表示，“以目前的广州楼价，有七八成广州市民买不起房。 ”他还以自己为例说明，“广州很多房子价格超过2万元/平方米了。我是副厅级职称，每月工资8000多元，两个月工资也买不起一平方米的房子。”

据资料显示，如今出现了中产塌陷的M型社会倾向，精英循环与精英结盟成为一种定型，其他阶层的发展空间不断遭到侵占。1994到2004年10年间，中小企业和个体户生存环境恶化，全国有770万家个体户消失;相反，垄断行业占有了全民资源，垄断企业并无企业精神，它们只是权力的衍生品。

难解权力魔咒

《法国大革命讲稿》作者、19世纪英国知识界和政治生活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阿克顿爵士说过一句被后人广为引用的话：“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当下的中国，改革的聚焦点，仍然是如何对过度集中的权力进行限制。

“倘若不从根本上解决权力过度集中的问题，就无法阻断这样的循环链条：社会不公平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必然地阻碍科教和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放缓，最后痛苦的承受者必然是底层百姓;老百姓的痛苦又会转化为对利益集团的痛恨，从而给社会的动荡埋下了伏笔。”一位分析人士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

周晓虹说：“改革30年来，能够肯定的是，经济的总量确实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对资源的分配，我们从来没有看到向好的方向发展”。

邓小平曾言，如果改革造成了两极分化，那改革就是失败的。目前，解决贫富两极分化，在周晓虹看来困难重重：“讲白了就是要对权力进行限制，但是在目前格局下，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而且，30年中间我们看到，经济总量在越来越增加，权力对经济的掌控是越来越高，而不是越来越低。格局不改变的话，问题会越来越严重，而不是越来越轻。”

(本文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韩洪刚)

67岁的牟新生以直言而闻名。为了说真话，他付出了不少代价。到全国人大第一次发言就捅了娄子，在三鹿奶粉事件中“放炮”。

昨日，本报围绕“说真话”对其进行了专访。

人物简介

牟新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

生于1943年12月，陕西扶西人。1998年12月任海关总署副署长。1999年2月任国家禁毒委员会副主任。2001年4月任海关总署署长。2008年3月任第十一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牟新生曾参与查办“厦门远华走私案”，赖昌星曾经想要“灭了他”。

说真话

我一直比较敢讲真话

为何真话少、官话多？中国几千年的皇权意识作怪，官本位的思想太厉害了。

新京报：你看到张维庆委员关于“官员说真话越来越难”的言论吗，有什么感受？

牟新生：看到了他的讲话，很赞同，很有同感。

新京报：现在在一些地方，真话少、官话多，这是为什么？

牟新生：我个人的看法，现在一些地方的工作作风、文风、思想作风都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腐败问题成为社会焦点，中央反腐败的力度不断加大，但每年抓出来的省部级干部还是很多。改革开放成就很大，但社会发展不平衡，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不协调，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这是根本的问题。

另一个，也是中国几千年的皇权意识作怪，官本位的思想太厉害了，一些领导干部自觉不自觉就有这样的想法。

新京报：你当时在海关总署当署长时，敢不敢讲真话？

牟新生：我一直比较敢讲。我补充一点，腐败问题解决不好与用人机制也有关系。我曾给组织部门提过意见，本来各项法规规章都很不错，但没有执行到位，在目前体制下，地方和单位一把手的权力高度集中，特别在用人上。我在海关10年，当一把手8年。感觉就是一把手权力太大，尤其在用人上，说一句话，别人很少敢说不。后来发现这个问题，就很注意了。

领导视察

应对领导地方有“规则”

有的领导去视察，周围几十个人前呼后拥，大部分都是民警和干部化装的。

新京报：一把手的话对干部选拔有多大的作用？

牟新生：决定作用。干一把手时间长了，如果一把手有点意思，都不用直接表白，下面的人马上顺着你来，这种机制很危险。我发现这个苗头后就特别注意，后来就发现有的人不是我看到的那样，有的干部是两面人，领导面前一套，群众面前一套，群众评价和我的评价完全不一样，我就特别注意，领导人的决定起关键作用。

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好多问题解决不了，表现在用人上特别明显，制度是制度，说一套做一套———靠小集体定名单，靠主要领导定名单，视野不开阔。

新京报：张维庆还讲到领导下基层视察、调研的真实性问题，你怎么看？

牟新生：这个问题是存在的，譬如有领导下去视察，当地都预先进行了周密部署，安排得非常具体，领导人成为了一个“机器”，这是很可悲的。还有的领导去视察，周围几十个人前呼后拥，大部分都是民警和干部化装的，全是假的。这都是真实的事情。有的领导知道这个规则，所以经常搞突然袭击，但总是有限的。

文风

用一段话说一句话的事

现在一些领导讲话、报告前半部分全是套话。“党八股”太厉害了，本来一句话说的非常明白的，一定要绕来绕去说上一段。

新京报：文风也是社会反映强烈的问题。

牟新生：我在文风上意见提的很尖锐，现在一些领导讲话、报告前半部分全是套话，只有后半部分有点实在的，云山雾罩的，“党八股”太厉害了，本来一句话说的非常明白的，一定要绕来绕去说上一段。现在有些领导的讲话和报告都是秘书坐在屋子里编的，总会有江郎才尽的时候。

新京报：你当署长时，自己写讲话稿吗？

牟新生：说实话，一般开党组会都是自己写，开全国关长会，那不是自己写，因为是总体报告，我和助手先开几个座谈会，搜集意见，研究出一个提纲，再听取司局级干部的意见，先发表意见，我口述一个提纲，秘书写完后再发回去听取意见，写完以后再发给大家讨论，修改，最后成稿。但一般的会议从来都是我自己写。

新京报：其他领导干部的情况呢？

牟新生：我了解到的一些领导干部还是不错的，比较务实，发言都是自己写，甚至就写在一个破的小笔记本上；有的领导虽然用准备好的发言稿，但能看得出其中有自己的东西；但是也有一些干部发言，都是事先准备好的打印稿。总的来看，估算一下，大概三分之一的领导干部坚持自己写发言稿吧。

新京报：如何改变这种状况？

牟新生：我赞成张维庆的建议，倡议领导干部带头说实话，说真话，只有他们带头，下面才敢说，同时要批评不讲实话的、不讲真话的现象，这个风气才能够有所改变。应该说，多数干部是想说真话的，但存在不敢说、没办法说的情况。

工作作风

加强民主，畅所欲言

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征求意见时，我当时提意见说要认真解决一件事：让大家畅所欲言。

新京报：你提到过有一次工作人员篡改你的发言，导致你当场撕掉简报？

牟新生：是在一次会议上，我发言后，工作人员给我出了简报。简报上说我赞成什么，全是那些套话，都不是我说的话，而我说的话却一句没有，当时我就把简报撕了，弄的别人也挺尴尬，但我实在忍不住。我始终觉得，应该听取不同意见，不然开会干什么呢？官场不正之风的一个表现就是没有民主的气氛。现在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开会的氛围我就喜欢，你讲什么，简报录什么，觉得自己的话起作用了。

新京报：对这种风气你有什么药方？

牟新生：首先应该是加强民主，加强作风建设，不能搞官样文章，文书就是思想的反映。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征求意见时，我当时就提意见说要认真解决好一件事情：让大家畅所欲言。现在社会环境已经大不一样了，不能还是一个封闭的系统。

我的看法，中国社会发展到新的阶段，需要新的思想解放，需要真正的内部改革，特别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改革的核心就是公权力的法制化。首先还是加强民主，改进作风，风气变好，社会风气就会变化。其次，政治体制改革要有新的思路，要有作为。现在经济发展得很好，社会问题更要解决好，我看现在中央已经意识到了，比如重视收入分配问题，下决心扭转收入差距。我感到很欣慰，眼下的关键是需要具体的措施去落实到位。

(本文来源：新京报 作者：李立强 陈伟)

一剪梅：

剑兵师兄：你用“管教管教”这样的词汇，一剪梅不太赞同。学术交流，最好能互补有无。桃李兄的论证虽然粗略（或许在博客世界，就适宜于表达一时的灵感，所以，我们每个人的论证在这里都未免粗略），但总是在想问题。所以，建议兄能心平气和地和桃李兄交流。和他们相比，我们毕竟是年长者。

附：法家梁剑兵兄的回应：

谢谢梅兄提醒！借用秦人俗话说“一见怂人就拢不住火”。其实，一般的人我还真不愿意搭理他。见这个家伙有点那么个沾边的意思，只是有一股子邪火烧的，给他泼点冷水泻泻斜火。呵呵

一剪梅：

本文的论证、反驳比较到位。观点可以不赞同，批驳手法较高明。但一剪梅依然建议：抛开个人“恩怨”，专致学术争鸣。文中提到的法学家从政，或许存在很多问题，但两件事可能说明他们从政对法治的益处：夏勇从政以来，严格限定了保密范围，极大地扩大了国民的“知情权”，尽管还很不够；张文显去年针对最高院的滥指挥，据理力争，迫使最高法院收回成命。这些，在目前国情下，或许是其他法院院长难以做到的。桃李兄，“常识”确实重要，并且极其重要，但问题是，谁的常识？潘恩的常识？黑格尔的常识？卡西尔的常识？加达默尔的常识……农民的常识？市民的常识？当局的常识？罪犯的常识……还是我们每个人“感知”的常识？我想，常识不被如此细致地分类，可能常识和“正义”之类，一般抽象。兄从事商业活动，对这些细微处可能思考会更多。一剪梅期待兄的深入研究！这里的“嘴仗”，罢了、罢了！

附：桃李江湖兄的回应：

    回一剪梅老师：原本我不想与具体的个人继续缠斗、争吵下去的，您的建议我是慎重对待了的，也大部分都接受了您的建议。但是，法家先生的一些让我感觉俗不可耐的粗鄙回应实在是太不高明，也太流俗，所以我才写了这篇小文予以回应。当然，我也已经把其加入了我的黑名单，是自我接触网络以来的第一人，原因还不在于他的回应内容，而是我觉得其回应的方式和手段太粗俗、太小儿科了。我多少还是一个“尚智”的人。所以，他只好入了我的黑名单了。

    关于“法学家从政”，我本质上是认可老师的评述的，但在这里我是在一种极端的语境里使用的，因为我一直认为“偏激”有时是一种强调的策略——我们别有所激，见解当然会另有所偏——就是这个意指。我同意您的说法，对于夏勇先生和张文显先生我是很敬重的，何况夏勇先生还是我的校友并且与王老师更是同门。所以，这里也可以间接看出这更多是一种表达策略。

关于“常识”问题，我以前的确做过一些思考，待有时间我会整理出来请老师指教。这里可以用一句话表述我对常识的认识——农民进城为什么要进行户口隔离，这就是常识。下一步，我会抽空相对学术化的予以阐述。

莫须有兄的留言：

你这公平的老人不能拉偏架. 你那师兄也该好好回回炉. 

一剪梅的回应：

   莫须有兄：和你交往有年，坦率地说，一剪梅欣赏一个人行为光明磊落。两人有气，有纠纷，按国人的常理，是劝架说和，被劝者听不听是一回事，自己能做到劝架说和是另一回事。像兄在这里这般意图明显，想继续激化矛盾的做法，实在非“君子”之所为。一剪梅是否拉偏架，想必桃李还知悉。还有，方才看到有人在桃李这里留言时谈到“西北”什么的，让我才知道，以前化名不断在我那里污言秽语的，原来是此公——一向文质彬彬的嘛，唉，怎么也喜欢搞这一套？真让人大跌眼镜了！

   （一剪梅按：东行侠影和桃李江湖二位，皆是我在网络世界认识的青年才俊。前者曾在京城见过几面，我们共为甘肃天水人。其通英文、德文，并初识拉丁文，对罗马法和古典中国法钻研颇深，倘能持之以恒，必为中西法律文化比较方面的学术翘楚！后者则“认识”不久，很为其才华、见解所激动，也为其真诚所感动。他来信，居然将其两个博客的密码都交给我，尽管交给我其中有因，但这种真诚，典型地体现了山东人的豪爽透明。山东作为一剪梅真正的第二故乡，为能在这里结识桃李兄而自豪。如下对话，是这两周评阅学生论文休息时的一些学术心得，专门整理后贴在这里，以为存念。）

一、与东行侠影兄对谈《国法大全》和《周礼》

东行侠影：

没有罗马帝国时期的法学家，哪里来的国法大全？……没有法国的法学家，哪里来的法国民法典？……没有中国的法学家，那里来的周礼、唐律、《六法全书》和今天的各种法典？

呵呵，看来梁教授连《国法大全》的内容都没搞清楚；周礼都成了法律，估计中国法制史又要改写了。

一剪梅：

呵呵，侠影兄：弄清《国法大全》的内容，恐非一个人一生之功吧？况且即便它是查士丁尼在位期间和之后编订，但其内容，受诸法学家重大影响者似是公论吧？至于《周礼》从“治”的角度讲，说它是法，也可以理解。荀云：“治之经，礼与刑”嘛。当代法学家中主张礼属于法，或者“礼法”者，不乏其人吧？兄专研法史，或许更有发言权，一剪梅愿聆垂教！  

东行侠影：

呵呵，谢老师说得不无道理。

但是，只要肯坐冷板凳，要弄清《国法大全》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每次看欧美学者写的罗马法著作，那种历史功底让人叹服。至于国内，更多的只是期待。若论影响，《国法大全》确实深受法学家的影响，但罗马帝国历代皇帝的功绩不容抹杀。如果说没有法学家就没有国法大全，那么照样也可以说没有西罗马历代皇帝和拜占庭的优士丁尼，依旧没有《国法大全》。

《周礼》又名《周官》，依照现代历史学家的考证，先秦时期并无此书，其内容多为具有法家思想的儒家设计的一个理想国的蓝图。既是蓝图，岂能称其为“法”？现代的法史教科书在论及西周法律制度之时，多引此书，殊不知，未经确证的东西岂能当作历史事实。

一剪梅：

诚然，没有当局的行政作为，再伟大的法学家，只能留下一堆书本。《国法大全》的成功是如此，商鞅变法的成功也是如此……这里存在着一个值得关注的悖论：学术见解要登上庙堂，总需要依赖某种权力（除非当政者本身是学术家，但这又相当罕见），但任何学术见解又和权力之间总是存在种种张力的。

《周礼》作为一部作品何时产生的争论，和“礼”作为人们行为规范、甚至“政制”规范，当是两码事。还有，尽管在史学学术上，强调“信史”是至关重要的，但在诠释学上，所谓“信史”，不过是作者自己阐释的信史。不知这样理解可否？很遗憾，我们俩不能经常执手对谈！

东行侠影：

谢老师说得没错，“历史不是一个文本，可除了文本，历史无法企及”。看待过去，我们始终戴着一副有色眼镜，只是色彩的深重不同罢了。

 很想留在京城，跟随谢师左右，朝夕闻道，一起畅谈学术，只是福缘浅薄，难以遂愿。若能去北京，定去拜会！也希望谢老师有机会能来深大讲学。

 至于周礼，可能是我理解错误。我把周礼理解成了《周礼》，因为看到它与唐律、《六法全书》并列。如果是一般意义上的周礼，说它是法，我没任何异议。

二、和桃李江湖兄谈法理学的影响

桃李江湖：

回一剪梅老师：

老师，我赞同“每个人都适度谦逊些，或许才能有所得。”的见解，也深以为然。写这篇胡言乱语小文的初衷，可以说是源于近日的论战，源于“法理学是政治文明的第一推动力”这样让人惊赞的表述，源于如下的认知：我们生活中的每个人都要去思想，至于怎么去思想，这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情。我隐含的所有批判（如果可以被称之为批判的话），当然一定意味着接受所有博友对我的批判。至于破坏性和建设性之理解，我会抽时间再去仔细阅读您的推荐（《人类的破坏性分析》）。至于老师对我的“期许”（指写出一部法理学教材），那是学生万不能承当的。因为我不懂学术亦非“法学中人”，更不受所谓的学术规则的影响，但是学生愿意指出的是：作为一个所谓的法学的边缘人，确实有中国法学似乎存在着某种“阿克琉斯之踵”这样的强烈感受，这是这样书写的初衷。当然，老师也可以理解为我更阿Q，理解我有多么的不谦逊。其实，《易经》对此有一个精妙的解释：“谦，尊而光，卑而不可愈。君子之终也。”，而我对它的理解有所不同，我的理解是：“上帝第一，别人第二，你永远只是第三。”

一剪梅：

说“法理学是政治文明的第一推动力”，确实值得惊赞。看看商鞅及《商君书》是如何影响秦帝国的；看看儒、法是如何影响中华帝国的；看看亚里士多德是如何影响亚历山大、乃至罗马帝国的；看看《圣训》以及伊斯兰教法学家的解释是如何影响伊斯兰世界的；看看“塔姆德”和斐洛学派是如何影响犹太世界的；再看看孟德斯鸠、密尔、边沁、卢梭等是如何影响近、现代政治文明的；甚至还可以看看“法律治国论”、“权利本位论”、“法律文化论”、“本土资源论”等学说是如何深刻地影响当代中国的法制、民众的思维、甚至兄本人的见解的……人们可以在他们面前出言不逊，但必须拿出像样的活计来。我在如上帖子中只说“最有大志的做法，当是写一部超越它的出来。”目前兄的做法，属于我们私下通讯时我所说的“逞口舌之快”（我注意到兄已经把这一点公之于众，所以，我在这里也把这一节公开），而与“志”无所瓜葛了。我严厉批评新月的不冷静，自然，蒙你抬爱和信任，也会不太客气地表达我对你的文章的意见，请谅解。你如此崇信人博兄，但恕我直言，人博兄的豪爽你有，至于他的学问，还需要你认真学习。凭目前我了解的你的才华，假十年之功，兄会写出王人博“法治论”、“宪政的中国之道”以及“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这样比较优秀的作品来的。

桃李江湖：

自然是师生关系，这点毫无疑问，因为早些年真是读着谢老师、王老师、徐老师他们主编的那套《法理文库》过来的，之后才读了一些国外的著作。在此之前我是只读文学与“哲学”的，呵呵，记得印象最深的是罗素和卡西尔的作品，尤其是卡西尔的《人论》（甘阳翻译的）给了我巨大的影响。

柠檬的回复，是迄今为止我在雅典听到的最最舒服的一句话，谢谢，心情很愉快。呵呵

   一剪梅：

   二位（桃李和柠檬）愉快，一剪梅也很愉快！真正钟情于学问的人，有所为有所不为。可能他们在学术主张上都很冲，但在为人上一般较为谦和。在法律博客上被不少著名学者狠狠批评、甚至欲扫地出门的“酷吏”，却在我面前从来没“撒过野”，不但如此，还交往甚善。因为我比较理解他的为人和为学。但问题在于，在论战者之间并不熟悉、不了解时，文辞的尖酸刻薄，只能把双方推向“论敌”，而不是诤友。这正是我经常提醒新月、剑兵的地方。至于那些个根本就厌恶学术，还喜欢装腔作势、说三道四、指手画脚的人，就另当别论了。从事博客活动五年来，这类人我只见到过五、六位。对他们，我的基本态度要么是闭嘴，任他们恣意；要么是请出，不愿与之为伍。呵呵。

1、 判例制作与法律方法的一般关系；

2、 事实认定中的法律方法；

3、 法律适用中的法律方法；

4、 判例、说理与法律方法；

5、 遵循先例与法律方法；

6、 先例识别与法律方法[特别是先例识别（水平效力识别）与一般法律效力识别中法律方法运用的差别问题]；

7、 判例的创造与法律方法；

8、判例制作中的法律解释；

9、判例制作中的法律推理；

10、判例制作中的法律论证；

11、判例制作中的效力识别（侧重于成文法国家的判例制作）；

12、判例制作中的利益衡量；

13、判例制作中的事实替代；

14、判例制作中的类推适用；

15、判例制作中的法律发现；

16、判例制作中的法律续造；

17、判例制作中的法律方法与司法判例关系的其他问题。

投稿信箱：

folklaw@163.com

俺也是阿Q，

你也是阿Q。

大家都阿Q，

谁人不阿Q？

阿Q批阿Q，

终然是阿Q。

如此地阿Q，

何不阿自由？

        呵呵，桃李兄：你真费心了。有道是：“俺也是阿Q，你也是阿Q，大家都阿Q，谁人不阿Q？”我个人的意见是：每个人都适度谦逊些，或许才能有所得。人类文明不愁大毁，弗罗姆的《人类的破坏性分析》早已详尽地言明之；“五四”以来的“全面反传统”也早已证明之。鄙以为：人类文明所缺的，恰是丝丝入扣的穿针引线功夫。倘若你认为某一法理学教材不好，最有大志的做法，当是写一部超越它的出来。在这里阿Q来阿Q去，或许永远停留在阿Q。意气之争，莫过于此；文人相轻互贱，亦莫甚于此；国民不知进取，更莫过于此。不知兄以为呢？

隐逸峻山中。

击鼓回声荡，

弹弦对韵空。

2010/3/1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