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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恶法非法”？严重不正义的法律有约束力吗？法律上的呢？

 

在这种情况下，根据社会事实来源制定的法律，由于失去了对法官和公民的指令性，那它是否也失去了其法律效力呢？答案取决于该问题提出的语境。如果一项反思性话语使得这是适当的，即承认规则之“既定”或“设定”特征是根据社会事实来源可认知的，那么人们可以认为，它在法律上是有效的，虽然它过于不正义而不能遵守或适用。或者，如果推论性语境使其指向对法官和国民的指令性的缺乏，人们可以认为，尽管规则与社会事实来源相联系，但它不仅缺乏道德上的指令性，而且在法律上也是无效的。上述每种话语方式都说出了一项真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说出了包含有相互区别的重点的真理。

“恶法非法”的意思与哈特所谓“这是法律，但由于极不正义而不能被适用或遵守”（或作为辩护来使用）基本上是一致的。前一种话语方式在现代法律理论家（尤其是哈特）中引起的刺激和敌意完全是不必要的。在理解诸如“无效论证并非论证”、“不忠诚的朋友并非朋友”、“冒牌药物并非药物”等惯用语时，没有人会觉得困难。“恶法非法”有着同样的逻辑；在其开头语中它承认问题在于法律的某些重要方面（或许通常和推定性地是决定性方面），但接着它用谓词撤销或拒绝了它所肯定的，因为归根结底正义是拥有和尊重法律的关键点，这一特定法律在正义上的缺乏剥夺了它的决定性意义，而那是为所有法都声称拥有的。因此，只有在它被判定为扭曲的、次级的和非核心性的意义上，它才是法。

 

注：关于这一类比性概念或短语之核心的和扭曲的、边缘性的意义区别，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等人阐述的古典政治理论经常适用，因此，阿奎那从来没有简单地说“恶法非法”，而是说“非正义的法律并不能直接称为法律，或者说是不适格的法律”，或者是“法律的误用”以及类似的说法。不过，在其他地方，他也确实提到“（法院做出的）不正义的判决并不是判决”，显然，他似乎将关于法律的这种简化或口号形式的惯用语用作了一种速记方法。

 

在哈特反对“恶法非法”的论战（哈特，1961，204-7；1994，208-12）中，他似乎将所有这些都忽略了。哈特的观点——即口号的使用往往会防止或混淆法律之道德批判——看起来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站不住脚的。作为这样一种批判的表现和参与此种批判的煽动，口号是难以理解的，没有第一次的误引（哈特和那些赞同其观点的人几乎都是这样做的，他们避开了对该口号第一个谓词和隐含主张的关注，即正在谈论的不正义的规则是一项法律规则），它很难被拒绝。

某些理论一经采用了自然法理论的某些主要原则，并自称为自然法理论，但它们宣称，即便是最为不正义的法律也创设了一项不论法律还是道德上都应遵守的义务。康德的理论（参加阿列克谢，2002，117-121）便属于此种：一个法律制度可以完全由实定法构成，但必须“在前面加上确立了……仅仅用其任意行为来约束其他人……的立法者权威的自然法”。不过，这种自称的自然法基本规范并未涉及既定法律规则之内容的正义性，而是专门为了满足法律确定性和公民和平的需要，康德借此排除了任何抵制非正义法和否认其完全合法性的权利的存在。康德试图回避这一古典立场，即严重不正义的法律可以并且应当被否认具有法律之合法性质，公民和法院，尤其是法院在道德上和法律上有权将其不作为法律来对待；对此，阿列克谢已经指出了其中的混淆和不一致之处。与其他许多方面一样，在这个方面，十七和十八世纪的哲学发展（与他们二十和二十一世纪的同行一样）与其说是一种进步，还不如说是一种倒退。

 

V．一般的法律理论可能是价值无涉的吗？道德价值无涉吗？

 

特定人员或组织所作出的价值评判当然可能是价值无涉的。无疑，历史学家、侦探和其他观察者认为，在做调查并撰写由此产生的情况说明时存在着某种价值，但该价值绝对不能进入到情况说明当中，更不能将其价值偏好带入到说明中去。但是，如果某人的愿望是要提供关于人类做法或机制——例如法律、友谊和章程等等——的一般说明，那情形便是不同的。在此，人们面对着选择和确定次序的必要，这不仅仅涉及到调查本身，而且涉及到将某套概念（和相应术语）从研究中的个人和组织的自我理解时已经使用的术语和概念范围中（或之外）拣选出来。

如果设计描述性一般阐述的主题由于理性（或多或少适当的）的规划而具有某种实践性或体制性，并着重于个人和群体的理性权衡的话，那么通常情况下，就没有好的理由不给那些比其他“同样的”或类似的实践和机制形式更理性、更合理、更适合理由的实践和机制形式以优先性。在后者的分析中，对于这一理论目的而言，评价合理性的标准在于，描述性理论家在处理他们自己生活中同样的实践问题时使用的那套合理性标准。

概念和术语之价值负载（value-laden）选择的这种必要性被应用在类似法律这样的社会现实之一般理论中，“价值无涉”社会科学的倡导者马克斯·韦伯的著作阐明了这一点。例如，他对统治形式（Herrlichkeit）的阐述确定了三种纯粹的、核心性的、特有的类型（ideal Typen）：卡里斯玛的、传统的和理性（官僚、法律）的。但是，前两种类型的阐释几乎完全是按照它们如何与理性类型相区别的方式来进行的，对于韦伯和他的读者来说，基于他们自身关于人类善（对人类福祉的基本尊重）的知识和相关的实践真理，理性类型的合理性是不证自明的（参见菲尼斯，1985，170-72）。正如我们已经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政治学》中所看到的一样，自然法理论已然使得这些评价公开而明确（不再隐含和窘迫），并令其服从于理性的审查和辩论。

拉兹、迪克森和其他一些人承认某些这样的评价是必要的，但否认它是道德的（迪克森，2001）。不过，一旦人们开始探求理由，那么还有什么比好的理由更值得采纳呢？如果道德理由完全是更为充分、更为有力的实践理由，那么道德理由便将在包括描述性一般法律理论的社会科学的概念构成中占有一个决定性的地位。并且，这不会产生令哈特担忧的那种影响，即将恶法或邪恶机制的研究留给某个其他的机构（哈特，1961，205；1994，209）。相反，它们在这种理论中是持续受到关注的主题，这恰恰因为它们反对（实体上和程序上）道德上良好类型的法律制度。就整体而言，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虽然在方法论上并不完美，但它却是这种关于不合理社会形式（由理论家的道德判断所确定的描述性理论中的实践和机制）之富于洞察力的确认和描述的主要证据。

不过，描述性社会理论只是法律之自然法理论的一种附属方面。它们的主要焦点一般在于，在何种法律下状态是合理的，这既包括在无政府状态、专制甚至是仁慈的“人治”状态下，法律能够和应该更可取，也包括对行为的选择理由和声言理由来说，这种或那种原则、机制或规则可以被判断为更可取。正如格林2003年所言：

 

对于更为一般的法哲学而言，评价性论证当然是核心性的。任何法哲学家都不可能只是个法律实证主义者。一项完整的法律理论也需要对哪种事物可能被算作法律的价值（像公正那样，法律也必须是有效的或者雅致的吗？）；在裁判中法律应当发挥何种作用（有效的法律应当永远被适用吗？）；何种法律值得我们遵守（存在一项守法的义务吗？）；以及我们应当拥有哪种法律和我们究竟是否拥有法律这个关键问题做出阐释。法律实证主义并不想要回答这些问题，虽然它所谓的法律之存在和内容仅仅取决于社会事实的主张使其具体化了。

 

也许不如这样说：任何法律哲学家都不需要，或者不应当成为一个法律实证主义者？因为在法律之自然法理论中，法律对于社会事实的依赖是被完全承认的，也是被解释清楚了的。这并不是自然法理论家所做出的一种“让步”，因为他们的主要立场在法律实证主义出现并对自然法进行挑战之前数个世纪便由阿奎那明确阐述过了。实证主义对自然法理论的批判如果并不取决于对道德判断可能性的怀疑，那么怀疑便在上述段落中被含蓄地推翻了，该种怀疑取决于对自然法理论家所论的误解。关于这种误解，参见菲尼斯，1980，23-55；索帕，1992。

再次提出：就法律之存在和内容取决于社会事实的实证主义命题而言，他如何能够让类似“我们真的需要法律吗？”这样基本的问题“具体化”呢？格林的主张是否颠倒了调查和思考的合理次序呢？基本的人类需要和情景向人们有力地提出，在几乎所有时间和地点，他们都应该制定和坚持某种类型的我们可以称作法律的规范，这种规范直接依赖于社会事实的大部分，诸如习惯、权威的规则制定和裁判。法律哲学批判地回溯并澄清了作为要素的实践推理，哈特1961年所做的就是这样，在此他通过解释规则如何区别于习惯，权力如何具有区别于义务的功能和社会价值并被不恰当地归之为义务，以及禁止严重暴力、盗窃和欺诈的“初始”规则由于在内容上缺乏确定性和应用性及其静止性，它们如何需要承认、审判和改变等“次级”规则——将社会转变为法治和法律制度的社会的补救性补充——的补充。难道不可以将哈特著作中的那些要素理解为自然法理论在对实践理性的来源（该来源是由法律之整体解释性的一般描述来确定的）进行不完全审查的情况下，以根本描述性（而不是根本正当性）模型做出的实例吗？由于哈特的描述发掘出了某些蕴含着的要素性理由，并由那些其行为为描述提供了材料的人们付诸应用，所以尽管它不甚完备，但难道不可以将其作为精确的来加以运用吗？他在确定何谓法律（“法律的概念”）取决于他对为什么说法律是对共同的人类需要之合理回应的解释时，难道他没有分享亚里士多德深刻的方法论和自然法传统（菲尼斯，2003b）。

这并不是说，这个词条中的这种适当的法律理论需要被称之为“自然法理论”。像所有哲学一样，它应该通过思考性命题（considering propositions）而不是标签来进行。

 

VI．自然法理论的其他要素

 

要想成为适于指导我们寻求存在于每一个社会及其成员中的共同善之实践理性的综合理论的一部分，任何法律之自然法理论都要涉及到与所有在自然法理论的道德和政治部分、人类构成和我们境遇之持久特征的适当理解中提出和辩护的命题有关的法律。因此，除了上文第V部分引用的由格林列举的问题以外，诸如下文三个问题（参见菲尼斯，2002列举的其他问题）也被自然法理论认为是法律科学、理论或哲学所不可或缺的。

VI．1 行为和言语中的意图

法律规则是实践理性的命题，它适合于被当作法律之个体对象在判断、选择（决定）和行为（包括被选定的容忍）过程中的指令。因此，一种适当的法律理论将会对选择行为的结构，特别是目的意图、适用方法和几乎所有也是方法的目的之双重特性与包含着与其他选择之好坏不可化约（不完全化约）的好坏的自由选择之间的关系，有一种综合的和批判性的理解。这种理解将会澄清犯罪行为（actus reus）和犯罪意图（mens rea）这个刑法教义（判例法和教科书）中给出的粗略阐释，这个往往不能加以区分的阐释将行为当作是肉体的或传统划定的行为，是由自由选择所展开的行为，它是有目的有计划的，并因此在行为对象的权衡中获得了优先的叙述。意图或选定方法（或目的）与可预见性或者甚至完全预见的效果（“副作用”——比如随之产生的道德和推定的个别可适用于意图而非无意图的效果之法律标准间的差异——在心理上和道德上是真实的。但它往往被一个简单的法律教义扭曲了，该教义过于太过含糊，以至于辩护者难以说明他们心中想的是什么。实际上他们考虑的或者尽管含糊但往往能够推断出的是，在被选择的行为是在辩护者的实际权衡中对其有吸引力的那种行为描述（与行为者通过理性更为合理的行为描述相区别）。

在与意义理解领域相区别但相互联系的意图之现实也将得到法律之自然法理论的揭示和辩护。这并不涉及宪法解释中不合格和简单的原意主义，或者对协议或声明参与者的意图是被“客观的（而不是主观的）”的被确定——即，根据合理的观察者在意图问题中将会采纳的声明——这一法律教义的简单否定。因为，这种观察者（因而是“客观的”观点）将被推定在解释声明作者实际（主观）意图（想要表达的）时具有权威地位（就观察者能够看清声明者决策或言语的情景而言）。

VI．2 责任与惩罚

刑事责任（罪过）主要涉及犯罪者的行为和意图后果。在现代刑法上，疏忽责任是相对特殊的，虽然它是现代赔偿法（“民法”）的主要责任形式。（侵权/不法/民事责任归责中使用的照顾义务和标准部分地直接来自道德，部分地来自于传统——在法律实证主义赋予来源无限制的首要地位的意义上，它们都并非以来源为基础的。）

刑法规则的法律制度（主要是“禁止性的”）之主要目的是消除或者至少防止特定类型的行为（或不作为）。在刑事法律和惩罚的法律制度方面，该目标可以被称为威慑。然而，该目标部分通过违法和定罪过程中威胁性制裁的实行和适用来完成的事实，并未指向作为惩罚之形式或主要目标的威慑。事实上，惩罚制度有其主要的意义和理由，这并不在于威慑，而是在于犯罪者打破的负担和利益之公平平衡之恢复，正是要在选择他们自己的目的和利益中限制他们的行为以避免触犯法律。在进行自主选择时，犯罪者将其自身利益超越于那些限制自身以尊重法律的所有人之上。犯罪者因而打破了他们自身与守法者之间利益和负担的公平平衡。因此，惩罚的主要目的便合理地成为通过对他们加以制裁，剥夺被定罪者不公平地获得的利益——行为的过度自由——来恢复被打破的平衡，其目的恰恰是恢复他们的行为自由，不论是通过罚款还是监禁（视其沉迷于自我偏好的程度而定）。这种方式的惩罚旨在确保，任何人都不能通过违法犯罪获得超越其同侪之上的利益。

因此，民法（侵权、违法行为等）中的赔偿矫正的是侵权人及其受害者之间被打破的利益和负担的平衡，而刑法中的惩罚矫正的则是犯罪者与社会之所有守法成员之间的关系。惩罚的这一报应性理由（一般的合理目的）解释了为什么心理能力和犯罪意图会成为惩罚罪行和责任的法律上预先设定的标准。它与威慑、保护和改革，以及报应判决的副作用，以及类似监狱等组织特点的具体措施和方案等共同发挥作用。这两个先决条件强化了像我们的社会一样的政治社会中对犯罪者和守法者的法律态度。

VI．3 每一个法律体系都是和为了特定的政治社会

第一，一个法律体系如何通过合法程序而独立于另一个法律体系，第二，一个法律体系的一部分（例如，其宪法或者其确定公职人员的规则）如何通过政变或改革的非法程序而被取代（参加，拉兹，1979，100-109）；对这两个问题的考察揭示了，作为同一法律规范体系的原有法律体系的同一性不能通过仅仅将规范及其相互关系作为验证规范和验证准则来阐释（或者甚至是融贯地描述）。一个法律体系之非一时性的特征是其法律体系如此的社会之永续性特征的一项功能。对于一个社会（作为例证，这个民族国家）及其成员——而不是人和事的偶然聚集——的历史理解（包括自我认识）而言，法律理论是次交替性的，并且，这种理解肯定是某些并不取决于社会可能成功为其自身及其成员构建的法律规范的实质性标准。无疑，在一种法律统治下生活的共享目的，以及对这种法律作为我们的法律的共享记忆和承认通常是对这种共享的政治社会和法律同一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其他共享的行为目的、记忆和意向肯定也是实际现存的，如果合法的独立和革命的宪法改变等现象被视为就是如此的话。

在其区别于深谋远虑和疏忽大意的意图现实，以及自我偏好的选择和犯罪者与守法者、侵权者与受害人之间的不同关系的进路上，自然法理论之批判现实主义得到了证明，这仅仅使得它能够在广义的法律理论中，对社会通过法律体系维续和排列的能力类型进行批判性地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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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 2007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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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见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natural-law-theories/

 

 

 

 

 

 

II．人并不是法律的产物，而是其固有点（proper point）

 

在谈及人类繁荣或福祉的话题以及实践理性的原则时，我们不应该忽视一项重要的真理，它不仅隐含在古希腊、罗马关于正义的法学探讨中，也隐含在现代关于人权的法学研究中。实际上，《世界人权宣言》（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1948）通过将第一条的核心（“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置于“在本质上，从一开始所有人都是生而自由并且平等的”罗马法谚（Institutes 1.2.2）——这是一条将正义作为法律的基础与标准的法谚——之上，将两种话语传统联系在了一起。优士丁尼在533—535年间作为永恒法颁布的同样的罗马法文本不止一次地阐明，法律的要点（其“终极”原因、解释性原因）在于通过法律所实现的人类利益，也就是说，所有人的利益，除非万民法——各民族的共同法——因战争和奴役而被扭曲。在达致道德上合理的判断时，法律处于实践推理的指导性地位之上，它是为了人类的利益而制定的：共同体的所有成员都由该法规制，所有其他人也都处于该法的调整范围之内。

这一命题属于为当代法律实证主义所承认，但并未予以太多关注的那部分法律理论所持有。在凯尔森等人的早期法律实证主义形式中，它被忽视甚至是被否认了，他们雄心勃勃地试图将之适用于整个的法律哲学。凯尔森认为，法律、适当的法律理论或法学并不是以人为关注点的，除非他们被作为一项设定的法律规则的对象。与这种限制相反（它已经误导了某些将凯尔森的法学作为司法推理之指导的法院），有人认为（菲尼斯，2000），基本的平等和人类的尊严应当被承认为法律之理性、适当理解（概念）的构成部分。这种主张要求一种差异阐述，该差异存在于此刻被激活的能力，或者或多或少准备被激活的能力与诸如存在甚至幼儿的后成性原基（the epigenetic primordia）、甚至严重残疾者的基因性和细胞体性的体质当中的固有能力之间。虽然这样一种阐述使得为人类的基本平等，进而人文主义的法律理论的辩护成为可能，但该观点的核心并不在于赋予这种生物物种以特权，而是肯定人的地位——理性自然的本质——的法律意义是权利之固有享有者（主体），此种权利不同于那种往往作为一种技术手段，由法律归之于动物、偶像、船舶或其他法律程序的对象的权利，甚至比其更值得尊重、更为终极。

 

III．法律原则是对有缺陷的实定法的补救

 

III．1 排他性与包容性法律实证主义

正如拉兹“排他性法律实证主义”（拉兹，1980，212-224；拉兹，1985）所言，所有法律的存在、有效性和强制力都取决于其社会事实来源，这种实证主义命题往往伴随着另一项命题，即法官作为“基本的法律适用机构”，有义务通过适用需要修正甚至废弃部分现行法的道德原则或规则来判决某些类型的案件（例如，现行法会导致不正义的案件）。而“包容性”法律实证主义则调和这种观点，它认为，司法义务和权威通过适用道德规则或原则来脱离现行法必须受到某种限制，即只能在以现存的社会事实为来源的法律规则要求法院这样做的那种案件中才可以；也就是说，这种指令的效果是包含在法律制度当中的，道德规则或原则（如果有的话）也因此而被指明了。

自然法理论与拉兹、加德纳都认为包容性的限制条件是毫无根据的，他们的区别在于，后者认为（德沃金也如此认为：德沃金，1978，47），法院——正是作为法院——有义务或被授权适用的任何道德规则或原则都可以被合理地当作或承认为法律，即视为应当已经被看作我们法律之一部分的规则或原则。与一般意义上的实证主义不同，自然法理论认为：（1）没有什么证据表明，对法院——正是作为法院——有约束力的道德原则应当被当作我们法律的一部分；（2）如果确实能够表明——例如，如果它证明法院不会对任何并不属于“我们法律之一部分”的规则或原则（例如，鉴于对外国法律规则的尊重，必须听取了规则存在和内容的证据）予以“司法上的关注”——的话，更为合理的观点是，司法对于道德规则和原则（与适用外国法不同）的适用，当然（即正是道德和司法上的适用）属于法治的范畴。这种规则属于我们法律中万民法的那一部分。

这是否等于承认，与当代法律实证主义理论相比，自然法理论对构建我们共同体以社会事实为来源的（制定的、纯粹实证的）法律之精准界限和内容明显不太关注呢？并非如此。因为（1）当代法律实证主义理论已经放弃了诸如边沁等“古典”法律实证主义者的命题，即法官和公民都应当（作为政治—道德义务的问题）遵守他们共同体中的实定法：他们关于法律理论的专著或论文或明或暗地向法官和公民推荐的是哈特的观点，“这是法律；但它过于邪恶而不能被适用或遵守”（哈特，1961，203；1994，208），而不是边沁的观点，“在法律的支配下，……严格的遵守和……自由的谴责”（边沁，1776）；因此，对于后者的分析（尽管是表面上的）而言，他们对于将实定法与其他适当、合法的裁判标准区分开来的观点表明，那仅仅是暂时性的。在另一方面，（2）与任何实证主义理论一样，自然法理论强烈地认为，适当合法的判决应对社会事实来源和由这种来源导致的规则和原则之认真严谨的关注赋予优先性，只有在他们“它过于邪恶而不能被适用”的时候才能将其置于一边，修改产生新的规则，以便尽可能地与法官进行判决的特定法律制度中的所有其他（不太邪恶的）学说、规则和原则相符合。

III．1.1 一个检验性案例：纽伦堡问题

在德国向其占领国投降以后，根据占领国之间签订的一项协议（“1945年8月8日伦敦协议和宪章”）所规定的罪行，主要的德国战犯受到了审判。法官们认为，被告在所有相关时间内都受到伦敦宪章规定的原则和规则的约束（并且在多数情况下均不得违反），当然，这种义务并不是由协议（它是针对有关行为事后制定的）推导出来的，而是从国际法（涉及被指控的某些罪行）和“人性的基本命令”（涉及被指控的“反人类罪”）中推导出来的。为了确保那些被告对违反这些规则和命令负责，并且拒绝类似于他们的行为符合德国法，这使得他们的行为合法等抗辩理由，那就不能（法庭便是如此裁判的）违背除了违法，任何人都不能受到惩罚的法律和正义的原则。

这些裁决结果可能被（1）排他性实证主义解释为：法庭在道德上被授权适用道德规则，尽管如此适用的规则不管是在犯罪时还是在起诉时都并非法律规则。但是，该裁决的措辞（刚才概括的那种）可能被（2）包容性实证主义解释为：宪章是法庭的实定法，它指示它适用道德规则，因为法律的指示也是法律规则。不过，（3）自然法理论的解释似乎是最具有说明力的：所适用的道德规则也是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因而在德国及其领土上，在宪章制定之前或之后）都可以适用的“高级法”的规则，那是“依法”论证和裁判的来源，而当时由于命令的支配，作为法律之通常支配性、准排他性来源地社会事实来源在正义上并不足以指导人们履行义务，例如依法主持正义的司法义务，或者任何遵照基本人性行事的义务，即使那些命令根据某些现行法律制度之形式或社会事实的标准，具有制度内的法律效力。如果有人对战胜国的正义表示怀疑，那么该种怀疑也可以同样被用于相同的高级法（万民法）或理性和人性法则的原则。

III．2 作为法律推理之共相维度的自然法和（纯粹的）实定法

在这方面，正如罗纳德·德沃金对法律和审判所作的解释，法律的自然法理论不仅面对着像纽伦堡那样的新出现的情势，而且面对着复杂法律制度的日常工作。通常的审判和司法推理在确定正确性时有两个维度或者标准。一个维度由社会事实来源（法规、判例和惯例等），德沃金将其称为“法律材料”（legal materials）。另一个维度由道德标准构成，可以推定，这些道德标准在法官的共同体中是占优势的，但在最终的分析中，我们只是把那些作为法官可以当成道德上适当的真理来接受的标准。

对于我们的法律而言，道德更为适当的解释在法律上也是正确的，即便与其他解释——假设它与那些社会事实来源更为“符合”——相比，它与法律材料不太符合。因此道德标准是适用的，德沃金（与自然法理论相符合）将其视为能够在道德上客观的和真实的，因而功能上是法律的直接来源，在一定意义上说也就是法律本身，除非它们在适应相关共同体的整个社会事实来源时是如此不充分，以至于（按照德沃金的说法）认为适用它们的法官在适用道德而非法律的说法更为准确（因而，如果他们说他们在适用法律，那是错误的或说谎的——这是一种有些时候德沃金认为值得赞许的谎言）（德沃金，1978，326-7，340）。

有种不同于德沃金主张的法律理论，它将自身置于自然法理论化的传统之中，并在两个方面与这种立场相背离。（1）它不会接受德沃金所谓即使在疑难案件中都存在一项独特的法律上正确答案的命题；它也否认了德沃金的假设，即至于许可使用道德标准来确定合法正确的法律解释，要符合现存的法律材料（社会事实来源）到什么程度才是“充分的”（必要的和足够的），存在一项独特的正确而又合理的确定标准。在这种单一的标准缺乏的情况下，法律推理必须经常地——在极为疑难的案件中，通常地——满足于通过证明两项或三项可供选择的解释是正确的——也就是说，不是错误的（尽管不是唯一正确）——来从无限多样的其他解释中区别出来。（2）当法官为了避免严重的不正义而偏离了法律之既定的理解（也许偏离了一项法令之明确的规定），并适用替代性的道德上规定的解释（他们认为自己基于理性、自然和人性的法则，被许可这样做）时，他们不需要撒谎说他们这样做是在矫正和适用（他们国家的）法律。参加下文III. 4。

III．3 法治的内容需要实证性

按照德沃金的二维阐述，（因而合格的）自然法理论就要赞同格林所谓的法律实证主义的特征性命题：

 

（1）对于认为它是一项实际的法律而言，一项策略要公正、明智、高效或审慎的事实从来不是充分的理由；（2）对于怀疑（它是法律）而言，（一项法律）不公正、不明智、不效率或不审慎的事实也从不是充分的理由。

 

因为对于（1）来说，法治而非人治要求的是国法制度（a corpus iuris）的制定，因此，一项道德（自然法）或万民法的原则所意味的将是，适当的法治还不是我们法律——那仅仅“审慎”或“高效”的策略制定了法律——的一部分，除非它的内容、体系和形式被制定——无论是在司法或其他法学思维中，还是在判决或立法中——与我们法律的其他部分（特别是邻近的部分）相符合。

对于（2）来说，在与既定（以社会事实来源为基础的）的法律相偏离这个问题上，一种关注法治而非法官之通常可取性的自然法理论是更为谨慎的。在那些这种偏离是道德上必要的情况下，该理论会认为，根据人性之高级法和永恒法——即为所有文明民族所共有的万民法或一套法律和正义之普遍原则，它剥夺了既定法律（更确切地说，已经在司法中被承认是既定法律）对国民和法官的指令性——法官被授权如此作为。这种道德授权也是“合法的”和“依法作出”的吗？即便它在传播时比法官作出的判决更为优先，法官在道德上被授权置于一边的既定法因而便要被视为并非法律吗？下文将会指出，这个问题的回答既是肯定的，又是否定的。

 

 

I．3 法治是对统治者之存在风险的救济方式

对于通过“法治（法律第一、法律至上）”还是“人治”——比如某个至人，或者某个民主大会，或者甚至是某个法院（《修辞学》I 1 1354a32–b16）——统治，政治权威运作的更好这个问题，亚里士多德（《政治学》III.15.1286a–IV 4 1292a）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给出的答案是，在几乎所有的社会中，对于几乎所有的场合和问题，政府最好通过或者根据法律来统治，因为（1）法律是理性而非激情的产物，（2）某个统治者或大会的主权趋向于暴政（即为了部分人而非共同的善而统治），（3）法律平等地要求每个成熟的人在统治中都占有某些份额，以及（4）官员的轮替是可取的，但没有法律制度，它很难控制。因此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实践权威的核心问题便是通过法律和法律规制下的统治者治理的城邦政府。

托马斯·阿奎那对人定实证法的阐述认为，政府的核心问题在于自由民众通过他们为其指定了目标的统治者和机构而实现的自治，法律的核心问题则是自治国民通过法律进行的协作，因为其公开性（颁布）、明确性、一般性、稳定性和实用性等特征将那些国民当成了公共理性中的合作伙伴（《神学大全》I-II q. 90 a. 4c; q. 95 a. 3c; q. 96 a. 1; q. 97 a. 2）。因为他将法律界定为普遍（逻辑学家所谓“普遍”）实践性命题，该命题包含在统治者的理性中并传达至被统治者的理性，以至于后者的意志将那些命题（至少是假设地）视为行为的理由——此理由对每个被统治者而言都是决定性的，就好像他们是通过个人的判断和选择来构思和适用它们的一样。

1969年，朗·富勒在其关于法律制度的形式和程序方面的讨论中承认了阿奎那的基础作用，并将阿奎那相关的分散、零碎的言论归纳为法治八项要素的有序清单。他认为，这些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套必备条件（必需品），因为它们包含着将人民视为——从公平正义推导而来——有权被当作自由人来统治，他们在根本上是与其统治者平等的人，而不是通过操纵、不确定性或恐惧等来管理的木偶或工具这样一种热望和义务的意义或阐释。在制定和维持法律的程序中，这种公平的正常结果也会强化法律的效力。可惜的是，富勒的文本表面上更为突出的是成效而非公平，因此，在纵览了富勒关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相互作用之典故的道德内涵之后，许多批评者（例如，哈特、德沃金）指出，他的著作的标题《法律的道德性》（The Morality of Law）是名不副实的。这个问题已经被拉兹（1979）和克雷默（2004a、2004b）根据不同的基础更为详细地阐述过了：虽然法治（及其遵守）具有道德上的重要性，甚至构成了一项道德美德（因为在一个正义的社会里，特别是为了缓解因政治权威和法律自身存在所引起的危险，一个完全正义的政府通常是必需的），但它自身在道德上是中立的，因为（在运用法律形式的国家里）即使是最为不正义的统治者，为了推进其非道德的目的实现，通常也需要采用法律的形式。它就像一把锋利的刀子，其锋利使其可能成为拯救生命的手术刀，也同样可能成为冷酷谋杀的凶器（拉兹，1979，224-6）。

菲尼斯（980，273-4）和西蒙兹（Simmonds，2004、2005、2006）已经对这种准经验主义的观点——为了加强其统治，即便是恶毒的暴君也需要或发现其易于符合法治的要求——进行了质疑。富勒法治要素的第八项，即统治者在其政府行为中遵守其自身的规则，尤其是能阻碍而非推进暴君的目的的。但是，富勒关注的焦点及其最富成果的论证路向，并不在于历史的或社会的现象，而在于存亡攸关的“内在的”、实践的原因。如果某个地方的统治者并不尊重他们的某些国民与实质性问题（生命、身体安全、自由、财产等）相关的权利和利益，他们为什么会——怎么会——在与法治有关的程序性事务（对他们所希望的给予平等的关注；作为统治者，在评价国民的行为和其他有关国民的政府行为中，遵守已经颁布的法律）中尊重其国民的权利或利益呢？对于通过严格遵守程序正义但同时也是实质不正义而言，统治者在意愿上都是或多或少自相矛盾的，这当然具有心理学上的可能性。不过，与更为宽泛的自然法理论传统类似，富勒最为关注的是理性和充分融贯的合理性的具体含义：道德上合理的判断和选择。

I．4 万民法（ius gentium）——强行法（ius cogens）——自然犯（mala in se）——人权：由于存在于任何法律体系中的道德必要部分所设定的法律规则和权利

富勒给出的只是一个纯粹程序性的自然法理论，虽然他并不否认实质自然法理论是可能的和适当的。事实上，在思考对于一个自我约束并承认法律适用的政治社会而言，什么是必需的这个实践性—理论性问题时，我们并没有必要局限于富勒的研究范围。因为显而易见的是，法律之程序和机制都是为实质目的而服务的：限制暴力、盗窃和诈骗，返还非法侵占物和赔偿不当施加的损失，保护诸如名誉等精神利益免受无端诽谤，保护未成年人、精神病人和其他弱势群体免受性侵害或其他侵害，如此等等。

有些法律原则或规则有助于上列目标的实现，对于我们实定法中由这些原则或规则构成的部分，自然法理论往往称之为万民法。这个称谓是由诸如盖尤斯（约公元165年）等那些古典罗马法学家创造出来的，它——字面上指的是“the law of peoples”——指向的是在几乎所有法律体系中以类似甚至同一的形式被发现的一套规则和原则。一般来说，它们无处不在的原因是，任何针对一起生活在政治社会中的个人、家庭和其他组织对考察，如果你能够称得上合理的话，都要将这些原则和规则认定为不可或缺的。现代法中，它们基本上被用“文明国家所承认的一般法律原则”（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law recognized by civilized nations，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art. 38）、“普遍适用的强制法”（ius cogens erga omnes，其字面意义为“[未经协商、制定或其他通过形式]强迫每个人适用的法”）、“高级法”（higher law）或“基本人权”（fundamental human rights）等来称谓。在阿奎那的法学理论中，它们被称为极高级的结论（蕴涵）、最为一般的道德原则。在普通法传统中，由这些原则确定的法律过错被称为与法定犯（mala prohibita）正相对应的自然犯，即与仅仅由于（实定）法律禁止而构成的过错行为相区别的本身过错行为，这一区分有理由在司法推理中继续适用。

鉴于某种“概念上的”必要性，某些法律理论认为这些原则和规则属于法。哈特（1961）便可以被如此解读。但是如果深入研究，即使是哈特的阐述，也将相关的必要性确定为并非概念性或语言性的，而是作为并未选择性的稳妥目的所需要的意义之理性必要的一个实例。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哈特才指出它们构成了“自然法的最低限度的内容”。如果他不是使用“实定法的最低限度的内容，由于必要的合理性——关于人性和人类困境，给出了某些基本的自明之理——，为了保全为所有存在的人类社会所共享的目的而形成的最低限度的一套原则可以被称为自然法”这种表述方式，那他会将自己的意思表达得更为清楚。事实上，我们法律中的这些要素既是实证的（官方实践所制定并构成其一部分）也是自然的（至少是最低限度的人类繁荣所合理必需的）。

这个问题将在第三部分进一步探讨。

I．5 “纯粹的实定法”：公民与法官的确定标准（determinationes）及其法律—道德权威（构成行为之理由的事实）

法学的自然法理论认为，纯粹的实定法指的是，虽然它“完全地”取决于被某个（些）人或机构权威地设定出来的法律规定，但无论如何都分享了——虽然是推定地、可废止的——法律之必须遵守道德义务的特征的法律，它的这种阐述有着最为鲜明的特色。关于实定法律制度的这些规则，阿奎那认为，虽然它们当然应当，并且已经被推定为“由自然法派生而来”，但它们的法律效力只能从其设定之制度的部分中产生出来（ex sola lege humana vigorem habent: ST I-II, q. 95 a. 3）。

稍作更新，他的阐述可以解读为：我们法律中的很大部分可能已经合理地有所不同了，其方式类似于某个妇产医院的每个细节都可能已经有所不同，并且设计的大部分都可能已经变化，即使某些特征（例如，大门和天花板都要超过二英尺高）都是由委员会为建造一所小镇妇产医院而规定的，并且每项特征都与委员会有着某种合理的联系。阿奎那将这种甚至体现在建筑师——他在无限多样化的可能中有着广泛的选择自由——工作中的合理联系称为原则的确定，这是一般性的具体化，是将原则的合理必要性与可能事物中的选择自由（该种自由甚至包含了有益的随意性因素）相联系的特殊化。

一旦测定被有效做出，即满足了相关法律体系中宪法规定的有效性标准，那它就通过引入一项新的或修订过的法律规则和法律命题改变了先在的法律状态。新的或修订过的法律规则为法官、其他官员和公民提供了一种新的或修订过的行为（或忍耐）理由。新的或修订过的规则取决于由确定行为所构成或运用的社会—事实渊源，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一项规范性理由（“应当”）在逻辑上来源于一项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毋宁说，新的或修订过的规则是规范性的、指导性的和（如果就其法律意义而言）强制性的，因为在实践性三段论中社会事实只是小前提，其大前提是规范性的：“这个小镇上应当有个妇产医院”，“人们应当对杀人性攻击进行反抗”，“人们应当被要求承担适当的政府职能运作的公共成本”，“人们应当因伤害、盗窃、违约和疏忽等进行赔偿”，“道路交通应当予以管制以减少交通事故”，如此等等。原则的道德规范性在确定标准所创制的大多具体规则中得到了复制，即便后者并不属于前者的蕴涵。

也就是说：具体化的规则（在道德以及法律上）是规范性的，因为这种规范性是（推定地、可废止地）由道德性原则——共同善（其基本内容是由实践理性的基本原则赋予的：I. 1）要求权威机构在相关事务中去指定、适用和执行某些规则——所决定的。社会事实为行为理由提供了一项实证的法律规则，因为作为共同善之保护手段的权威机构以及“法治而非人治”的可向往性，是将这些事实承认为一项——为遵守提供了推定的充分理由的有效立法的——实例之强有力的理由。法律上有效的纯粹实定法在道德上（推定地、可废止地）也是有效和有约束力的，即存在着法律义务的道德形式或意义，当或者因为它在实践推理的体系中占有自己的位置，这种实践推理的基本出发点是正义和和平的道德需要，其更为基本的出发点是人类福祉可以获得促进和保护的基本方式，即实践理性的第一性原则挑选出的那些方式。

因此，相对于确定的实定法，自然法理论分享了当代法律实证主义的原则性命题，即法律的存在和有效性取决于社会事实，这已经获得了许多法律实证主义者——例如拉兹，1980，213；加德纳，2001，227——的承认。

I．5.1 “推定的”、“可废止的”强制性（obligatoriness）

一项法律规则的法律—道德义务或强制性是与其制定者（颁布者）或其他来源的法律—道德权威或权威性相对应的。权威性观念已经获得了诸如拉兹和哈特这些当代法律理论家的澄清，他们深入反思了据说是由实践权威之存在而决定的潜在反应行为的那种理由。相关的实践理性类型被分别称为排他的、绝对的或优先的、与内容无关的。其核心观念是，在人们对选择和行为进行权衡时，他们被指示要将所持的理由（例如，一项条文规定，或者一项司法命令）视为并非仅仅添加到他们已经持有的理由当中的理由，而是排除或取代了其中某些理由的理由。并且，这种排他的、绝对的或优先的效力并非归因于所持理由（的内容）的理由的固有吸引力，而是归因于其有权——例如，为了政治共同体之协调问题的解决，其在政府的宪政规划中的作用——被服从的制定者或其他来源的地位，它被当作权威来对待（参加，拉兹，1986，35-69）。权威理由的内容独立性导致了他们推定的强制性的出现。由于这种理由的绝对性、优先性或排他性效力取决于假定基本的人类需要和善，以及基本的道德原则和规范的背景，所以该推定必然是可废止的。该背景要求，如果一个所谓的权威提出（设定）的理由与那些常在的需要、善、原则或规范显而易见地冲突，那么其排他性效力便不复存在了，而所谓的强制性也便丧失了。

更为具体地说，不论是解决协调问题的法律效力，还是共同善之促进，以及他们所尊奉的公平性，都取决于它们是否被法律制度内的国民或管理者视为法律和道德上是有权——特别是在法律意义上——超越所有其他保留了更强道德义务的规范的。而法律或法律制度之严重不正义所否定的恰恰是这种权利（参见下文II、III部分）。

 

 

 

这个词条只考察作为法律理论的自然法理论。这并不是说，法律理论能够独立于道德和政治理论而得到适当的确认和研究；也不是要否认，存在着与道德和政治理论中的基础性问题比与法律或法律理论的联系更为紧密的有价值的自然法理论。这种更为广泛和更为基础性的理论的一个样本，便是“阿奎那的道德、政治和法律哲学”这个词条（菲尼斯，2005）。在当前这个词条中，“自然法理论”只是在它们与法律有关，它们是法律的或者关于法律的理论这个意义上被作为自然法的简略形式的。这一重点有着重要的附带效果，即许多历史上的自然法理论家之间的分歧是可以被省略的，这些分歧更多地涉及到规范性的基础，而不是实定法的性质和功能（或“概念”）。

那些将他们的理论作为“实证的”或者“法律实证主义”来提出和理解的法律理论家，认为他们的理论是与自然法理论相对立的，或者至少是与自然法理论有着明显区别的。而另一方面，自然法理论家并不认为他们的理论与法律实证主义相对立，或者甚至与其相区别［与索珀（Soper），1992，第2395页相反］。“实定法”这个术语最初是由阿奎那纳入到广泛的哲学思考之中的，自然法理论分享，或者至少是没有尝试去否认许多或者几乎所有的“实证的”命题，除了那种赤裸裸地声称自然法理论是错误的话语。自然法理论承认，法律是可以既被作为一种纯粹的权力和实践的社会事实，也被作为一套行为的理由——能够是，并且往往是作为原因，并因此对理性的人们而言，是由他们所满足的规范——来考察和言说的。实定法的这一双重性质，是通过著名的口号“恶法非法”（Unjust laws are not laws）来预先假定的。恰当理解的话，这个口号表明的是，为什么——除非以某种怀疑主义的否认，即否认存在任何行动的合理原因为基础（这种否认可以置之不理，因为它是自我反驳的）——对自然法理论的实证主义反对是无意义的，也就是说是多余的：实证主义作为特征要确认的现实已经被自然法理论确认了，它们作为特征要被消除的谬误，也并不是自然法理论的组成部分。但是，因为总体来说，由它们的作为实证主义者的作者所提出的法律理论，是在那些很可能会阅读这个词条的人们的社会中占有主导地位，所以，看起来沿着这条道路，带有着消除已经产生了某些不必要的争论的希望，指出那些理论是适当的。

上一段所提出的观点也被奥雷格（Orrego，待出版）以另一种方式提出来了。当由当代主流法律理论所提出的审判和司法推理的根据被添加到那些法律（概念）的理论阐释中去的时候，它清晰地表明，在命题（与名称、语词和公式不同）的层次上，那些理论共享（虽然并非总是自相矛盾的）了诸如阿奎那那些古典自然法理论家所提出的关于法德原则性命题：（1）法律规定了行为的理由；（2）其规则可能并假设性（可作废）地创造了并不比规则先在的道德义务；（3）这种法律—道德义务被设定规则之严重不道德（不正义）所废除了；（4）司法和其他典型的法律审查、推理和判断同时包括了自然（道德）法和（纯粹的）实定法。奥雷格的观点似乎得到了关于法律实证主义的词条［格林（Green），2003］的证实。看来，当代“实证”理论就是自然法理论，它在以下几个方面有别于主流自然法理论：（1）它们否认（区别于判决、司法职责和公民忠诚等理论）法律理论必定或最适于处理刚刚罗列的相关事务，因此（2）它们的法律理论存在不完备性，那便是它们并未对其提出或假定的道德和其他规范性主张的基础予以系统的不可或缺的关注（在他们对那些相关事务进行的阐释中，此种关注通常是，虽然并不总是欠缺的）。

总之，关于法律（性质）的自然法理论既对法律的实是性（facticity）给出了解释，有对理解法律的核心性问题做出了回答。正如格林所列举的（他评论道“任何法律哲学家都不可能只是个法律实证主义者”），这些进一步的问题（那是“法律实证主义并不想要回答的”）是：什么东西可能被算作法律的优点？判决中法律应当发挥什么作用？法律如何要求我们遵守它？我们应当拥有什么样的法律？我们真的需要法律吗？虽然组织和阐释略有不同，但所有这些问题都将在这个词条中予以考察。

 

I．实证性如何可能：社会事实为造就了行为的理由

 

法律之自然法理论的支点和核心问题是：法律及其在立法、司法判决和习惯中的设定，如何以及为什么能够为与之相关的行为提供合理的理由呢？一项规则或者判决，某个机构法律的（“正式的”、“成体系的”）效力或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例如官方的做法）的真实性或有效性，如何能够使其在对象考察中具有权威性呢？

对于这些问题的意义和影响力，以及自然法理论给出的回答的主要特征，我们可以简单概括如下。一方面，自然法理论认为，法律之“基于来源的特征”（source-based character）——它对诸如立法、习惯或司法确立的先例等社会事实的依赖——在“法律促进共同善，保护人权或善治的功能”（参见格林，2003）中，是一项根本的主要的内容。另一方面（也参见格林，2003），“究其本质而言，法律是否在道德上是不确定的”这个问题从一开始便是传统的导引者考虑的主题。[关于人法，阿奎那在其对法律的定位讨论（Summa Theologiae, I-II, q. 95 a. 1）中）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人法（实定法）是否是有益的呢——或许我们不能通过劝诫和警告，或者授权只是“伸张正义”的法官，或者按他们认为适当的方式去统治的明智领导人而做得更好？也可参见下文I.3。] 自然法理论之古典文本和当代杰出文本都将法律看作是道德上不确定的，它们认为法律通常是实现大善之不可或缺的手段，但也是很容易促成大恶的手段，除非在设定其规则和原则的内容，以及他们制定和管理其的程序和机制时，其制定者通过坚定且警觉地承认并履行其道德义务，维持其善。自然法理论都将法律理解为一种对抗无政府状态（无法无天）和暴政的救济手段。并且，暴政的特色形式之一便是以法律和合法性来掩盖绝对非法判决时对法律的利用。

I.1 行为的基本理由和政府权威的需要

如果人们洞察且认真地思考一下什么是值得追求（或避开）和作为（或不作为）的，那他就会很容易理解和同意这样一些实际的命题，即生命、健康、知识和与他人和谐相处是每个人所向往的。对于类似生命和健康的勃勃生机、知识和与他人友好关系的良性发展这些事务状态的固有向往，便体现在实践推理（面向选择和行为的推理）的基本和本源性原则之中。这种实践推理的第一项原则指导人们去行为、部署和安排，以便促进这种智识的善，该指导性或规范性在意义上通过“我应当……”或“我必须……”表达出来，虽然真正的规范最初只是道德性的。

自然法的道德理论给出了一种路向阐释，据此，通过考察——并非一个有一个地，而是根据其统一的（整体的）指导性——实践推理的第一性原则具有了一种道德力量。该整体指导性在诸如强制像爱自己那样爱你的邻人，或者“己所欲而施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黄金法则，或者要尊重自身和他人的人性（人类繁荣的根本观点）的“绝对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s），并将其作为内在价值来对待等原则中得到了具体（尽管非常笼统）的体现，以至于每个人类共同体都被视为一个目的——以其自身为目的的人的——王国。这种高阶但并非内容空洞的道德原则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进一步具体化：（1）鉴于人类现实中的某些大致稳定的特征，来确定他们需要什么（参见下文I.2-4）；（2）在不同规范中进行合理但或多或少并非推论性的选择，阿奎那将这种选择称为确定（determinatio）（参见下文I.5）。政治共同体是这样一种机制，其合理状态是通常向往和必需的目标，而内容是协作行为（和自制），这些都在基本的实践和道德原则中是不可或缺的。在这种共同体中，作出必要决定的通常方式是，政府权威机构首先要通过立法及其他制定法律的形式来行为，即被作为实证（设定）法的社会事实来源。

自然法理论中的政治理论部分解答和阐释了政府权威的基础和适当形式。它揭示了统治者的实践权威（包括代议选举或直选决策的民主制选民）与专家和有着准确判断力的个人的理论权威之间的相似之处与区别。它表明了设立和承认实践原则作为预防伤害和疏忽之几乎总是不可或缺的方式的基础，这种原则与高阶的道德原则不同（至少它们包含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们会涉及到不正义。政治理论涵盖了作为其分支之一的法律理论。就法律理论而言，政治理论解释了某种正常的可欲性，即政治共同体中的政府权威是在（经典口号）“法治而非人治”（I.3）的框架之中运作的。

I．1.1 为什么是“自然”法？自然主义的谬误？

自然法理论的主流通过使用“自然”这词来命名该理论，想要表达什么意思呢？最简短准确的回答便是“理性”，就像“理性法”或“理性的要求”一样。在这方面，阿奎那的观点是特别清楚明确的，他认为，“自然”是以某种事物（比如一项法律或美德）为前提的，而作为前提的该种事物必须与理性、实践理性或实践理性的要求相一致（参见菲尼斯，1980，35-6）。此外，在他所有作品中，他都使用了一个方法论公式：X的性质要通过理解X的能力来理解，而其能力要通过理解其行为来理解，其行为要通过理解其对象来理解。但是，选择行为的对象是我们通过实践理性的第一性原则来指向的可理解的内在的善（人类繁荣）。因此，在这种语境中，“自然”或“理性”及其同源词的等式不仅不会混淆，而且奠基于本体论和认识论之间复杂的区别当中：在存在的序列中，对我们来说善好和合理的，是那些基础性的、我们给定的自然的结果；但是，在认识的序列中，我们对于我们自然的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对选择的何种可能对象是善之理解的一个结果。

虽然自然法理论的经典和主流的核心因而被某种“自然主义的谬误”（菲尼斯，2005，2.4.2）所玷污了，但在该种理论中，非实践性事实知识是以不同的方式来认识的。就理解而言，事实可能性（比如，获取知识，失去或挽救生命等）的知识是一项基准（并非假设），而这种可能性也是一个机会——可能性的实现对自身和他人都是善好的。其他类型的相关事实包括某些人类固有的能力，及其在其他动物中的缺乏——这些事实是考察“对自身和他人善好”的意义以及“他人”之等级界限（个人、人类）的依据。换言之，关于资源有限供应和人类意志之有限力量（激励的需要等）的事实按照非所有者和所有者一样的对正义的正常需求标准，将资源分配给了特定的所有者。

I．2 政治权威是对暴政、非正义和贫困的救济方式

在自然法理论的传统中，最早[例如，柏拉图或伪托柏拉图的《米诺斯》：刘易斯（Lewis），2006）]和最为基础性（例如，柏拉图的《高尔吉亚》、《理想国》和《法律篇》，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的文本提醒其读者注意无政府状态之显著的恶：在这种状态中，任何个人或组织都难以有效地主张应当限制暴力、盗窃和诈骗的使用，他们的主张也难以获得广泛的承认；在这种状态中，任何传统的行为规范都因不能解决相关的纠纷而变得毫无价值。在这种状态中，弱肉强食，儿童的教育（那需要家庭以外的资源）难以实现，经济活动受到财产不安全性和事业不可靠性的阻碍。对于表明和执行那些将会促进人身安全之共同善，资源之可持续获取，经济和教育活动方面之合作，以及至少是对营业过程中佣金和疏忽导致的人际之间的伤害进行的矫正（通过惩罚、赔偿和补偿）之行为标准的人，存在着明显的需要。为了阐明这种需要，就要确定建立和支持政治权威的理由，特别是确定好政府机关和法律，其条件是，这些机构执行其立法、行政和司法行为要在实质上为了有关领土上的居民之共同善，而不是为了不公平地漠视或敌视其他人之利益和福利的部分人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