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本案的主审法官在接到这个申请后，来自各方面的压力都很大，首先是270名死难者的家属，难以宽恕如此一个魔鬼般的凶犯；然后是苏格兰政府也不同意，认为这个案犯太过凶残，应该死在监狱中，受到正义的处罚；英国政府和远在美国的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也公开发表意见认为不应该释放他。

但是，很奇怪，苏格兰的法官所表现出来的超然独立性，竟然谁都在他眼里视而不见。最终，于十几分钟前宣布释放这个罪大恶极的罪犯。

我一直在纳闷，苏格兰政府、英国政府、美国政府都是如此位高权重的人，为什么不直接打个电话给这个法官呢？就像中国政府官员打电话给中国法官一样，或者打电话给他们院长，让院长跟他说，不行？很明显，不行。英国法庭上没有院长，英国法官也没有领导。所以Mr MacAskill 做出了最后决定，释放他。

Scottish Justice Secretary MacAskill说，“这是我的决定，基于慈悲理由释放他，并允许他回到利比亚去死。”“al-Megrahi先生没有对这些死难者显示出任何宽慰和同情。....但是，这不是一个理由让我们对他和他的家人在他弥留之际拒绝同情。”他又说，同情和慈悲是我们坚定我们寻求赖以生存的信仰，维系作为人的价值观的真谛，而不论这件罪行和他所犯的暴行有多残暴。”“仅仅是因为这个，我释放他回去利比亚去死。”

普通法系培养出来的法官，真的令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不说他超然于政府的独立性，就说他超然于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就让我肃然起敬！而他给出的理由更让我叹为观止。

研究这个制度和权利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中华民族一直在寻找一条能够避免朝代革命、灾难轮回的宿命的道路，至今仍不见结论。对比英国，这个从来没有朝代革命的国家，问题就迎刃而解了。那就是，英国人民自从有了民决团制度之后，就具有了最高权力决定社会纠纷，包括私人纠纷以及私人与国家之间的纠纷。民决团能够避免革命还在于，它能让个人都独立自治；建立科学的财产权；培养整个社会进行社会协商的风气；纠正社会政治优势者的因为权利而来的错误和错误倾向……总之，具有民决团的社会，实际上法律就是人民契约；法治也是人民契约。只有人民契约的法律才是真正的法律，否则都是伪法律。

对比法国和德国，民决团英国也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法德两国的《民法典》和《宪法》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是专制、法西斯、流血、杀戮。尽管法国有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但是，这些都偏离了民决团所决定的法律和法治。在民决团人民最高权力那里，不是三权分立，而是两权分立，因为无论立法权还是行政权，都是人民授权出去交给特定人行使的公权力，所以，只存在人民作为授权人与政府官员、议员作为受权人的两权分立；而卢梭的社会契约，会在具体实施的时候，不自觉地陷入社会公权力如政府、议会等代表人民订立法律，因此，是受权人订立的契约，可以称为社会契约，但是不是人民契约。也正是因为法国人法学理论的错误性，违反了人民最高权力规律，因此所受到了规律的惩罚。

民决团规律，应用在社会中，民决团是宪法之母，英国历史告诉我们，先有民决团才有宪法；民决团还是宪法车轮，只有民决团制度得到了落实，宪法中的宏大理论和人民理念才能得到具体实施。没有民决团，民主就是无本之末，所以，民主并非好东西，如今世界的民主国家笔笔都是，连伊朗也是民主选举的，但是，在这些国家，腐败、专制、压迫照样横行。民决团还决定了人类社会必然是司法审查权高于议会至上，因为从民决团审判而来的法官，已经培养了驾驭、领导、善于帮助人民并获得人民支持的人民契约，从律师而来的法官，必然是领导人民达成人民契约的独一无二的专家。因此，美国法官，是律师中的最杰出领袖自然就是人民契约的最佳保护者，因此只有他们才能监督议会立法。法德今天能够成为法治和谐的社会，原因在于在原来发生动乱的制定、颁行《宪法》、《民法典》基础上，增加了全欧洲的人权法院，并以人权法院的专制法官作为人权的捍卫者，实际上就是学习美国的司法审查权的结果。可见，人民最高权力，民决团审判，司法审查权才是法律、法治最真理性的本质。只有如此，社会才会和谐稳定，人民才会幸福。

       道德的问题，一般人是无法改变让其从良的。而愚蠢的问题，人类也是对此无计可施的。人类能够做出让两个星球不相撞这么伟大的诚如上帝般能耐的事业，但是，的的确确改变不了一个愚蠢的脑袋为聪明。所以，彼得大帝说过一句话，不能从思想上改变它，那就从肉体上消灭它。但是，现代文明社会讲人权，从肉体上消灭谁都有被人权所不容。人权这个东西是聪明人创造的，就此来说，也赐福于那些极度愚蠢的人。所以，有人权，有人类的能力的局限性，我所能的是，仅仅就文法问题给出一些解释，以免如此的谬误误了别人。不能因为某人的愚蠢，害了其他人。套用流行的台词就是，“你蠢就算了，不要连带别人跟你一样蠢。”

       语言这个东西，文法仅仅是其中的辅助相。因为人们之间的交流，重点和本质是互相之间能够通过语言的表达理解某些事物，只要做到这一点，一般的文法规则就是大节不拘小让了。因此，你可以看到，古代在私塾中教书，没有什么文法，而在于背诵古代文章等让人们熟悉语言的运用。那些摇头晃脑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人之初，性本善”的学生们，就是通过这样的办法熟悉语言并逐渐掌握语言的。所以，你看中国古文，经常是各种各样的断句、遣词、假借、通假、省略等或单独存在，或同时存在。但是这并不妨碍人们理解，而且永久了，还成为经典。例如《尚书》中，“观厥刑于二女”，说的是帝尧看看接班人舜调教两个女儿，但是，却用了个很奇怪的词“刑”，你要在这里讲文法，就只能是庸人自扰。但毫无疑问，这句话很经典，我想在当时，谁听了这句话都明白是啥意思。有人在论语中断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确，在中文文法上也绝对没错。其实中国文字就是这样，灵活、多变、只要能表达其中传神的意思，就行了。这也是中华文字能够在日本、韩国等传播的缘故。这些都说明一个道理，中华文字的文法，就是如此的现实主义，只要你能够把事情说清楚明白，就行。

       而在平常老百姓的语言中，你也会发现同样的类似文法。例如，文法会要求，一般状语放在动词的前面，“你先走”，但是，南方许多省份，老百姓却偏偏爱说，“你走先”，类似的有，“你们吃先”，“你们搞先”。而中国表示感概的词句，也有自己的特色，例如，“好高兴！”，但人们有时会表达为“好不高兴！”；“好快活”，“好不快活！”从文法上看，“好”跟“好不”完全是相反的，但是表达的则是同一个意思，甚至“好不”表达在程度上更强烈。但是，如果说“好不情愿”跟“好情愿”或“很不情愿”或“很情愿”，则是完全相反的意思了。所以，文法在这里只能让位给现实生活中鲜活的表达能力和方式。总之，语言文字，目的是为了人民传神地表达某些事情、情绪等，所以，你如果太拘泥文字，那就成了扛着木头不会转弯了。其实，今天我们的文字也同样很鲜活灵动，例如随着网络的发展，许多新词汇被人们创造，或者被赋予新的意思，例如“雷到了”，“帅呆了”，“酷毙了”，你要说文法，似乎都不好解释，但的确这些表达很传神。而且，现在人们还创造新词，例如“囧”，以前基本没看到，现在google输入法就能够输入这个字，还有“槑”，很形象。

       中华文字讲究文法，应该是从西学之后，例如英文会很讲究主语谓语等。而中国话则经常省略这些，但是你不能说中国文法不行，要完全学英文。你只能说，中国文字有自己的规则，你不能拿外国的东西生搬硬套。例如“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句话显然没有主语，于是翻译成英文你就必须加上主语。但是，你不能说这句话没有文法，这就是中国的文法。可见中国的文法比较复杂。而如今的教育，应试教育把中国人在文法上的这些鲜活和灵动都桎梏死了。因此，新培养出来的这些学生，就已经不会做本来中国人很自然会做的事情了。这就诚如古代的故事，财主的儿子学字，一，二，三……。但财主要儿子写“万”字的时候，这个半桶水的儿子要画一万个“一”出来。这都是半桶水的学问害死人。因此，许多学生在看鲁迅的文章的时候，就觉得文法不对，其实错了，鲁迅的东西就是中国人当时都认可，都在使用的文法。因为鲁迅为了让文学更接近老百姓的生活，与一大帮知识分子再搞白话文运动，于是，清末遗留下来的古文风，加上当时流行的白话文风，就组合成了鲁迅的文风。

       可见文法这个东西，就是这样，有很多一般的规则，但是也有特殊的规则。而其主旨仅仅是服务于人，只要人们在其生活的社会中能够用来表达一个事物或情绪等，很传神，意思很到位，它就是文法。如今，中国人做学问有时的确比较迂腐。中国从西文学文法，主要是英文。其实，英文的文法也同样如此，有些东西是现实中鲜活的事情，表达习惯，人们理解，就是文法。例如I wish I would，这个虚拟句子，英文是不常用的，不合文法的，因为为什么不行呢？你要讲道理，讲不出来，所以，只能说文法就是这样，你可以说，I wish I could，但是不能说I wish I would，这就是文法。再如，表达思想、状态的词不能用进行时，但是，It‘s becoming经常会被用到，I’m trying也经常会用，这就是文法。再如Yours sincerely，我曾经问过两个英语老师，这里的文法是什么，怎么代词后面要加上个副词或状语呢？得到的回答是多种的，但最终他们都会告诉你，英语就是这么用的。的确，语言这个东西就是这么个学问。每个民族、每种语言都不一样，你不能让语言因为死板的一般性规则的文法而失去灵性。再如，gorgeous，terrible这些单词，前面不能加very形容，我当时就极不理解，后来问了，说有文法，因为这些词本身就包含了very的意思。但倘若中文，例如非常漂亮，中文可以说是“惊艳”，但你要对惊艳加上个非常，似乎也不无不可，“奥黛丽赫本非常惊艳，或者惊艳非常”，但是英文就只能说“Audrey Hepburn is gorgeous”。

       说了这么多，希望文法学问只学到半桶水的人应该明白了。半桶水的学问会害死自己，但我们现在看到许多中文文章索然寡味，如同嚼蜡的时候，就是因为现代的文法教育把人教傻了。无论英文和中文，如果对于语言文字非常精通，你都会发现，运用文字的那种驾驭感，诚如驾驶一辆超级法拉利跑车一样令你随心所欲的痛快和舒畅。所以，孔子做学问会说一个境界是“随心所欲不逾矩”。因此，当你对中国文字了解透彻，当你把中国文字的精华，例如《十三经》、《水浒》《红楼梦》通读几遍，并且背诵其中你觉得朗朗上口的章段，多看些《古文观止》，你不用死搬硬套文法，你就会熟捻地掌握汉语言文字的运用规则和习惯。有了这个基础，对于文章对于文法，你将会游刃有余。

       法律伪学问也是如此，它要表达的意思，就是法律中的伪学问，或者立成法律的伪学问。但是中文的省略就是其文法。如果表达成“伪法律学问”就什么也不是了。而竟然料不到，有人竟会如此愚蠢，硬要来摆出正宗的脸谱，说有文法问题。还把自己邯郸学步那些小儿科的本事拿出来亮丑。还要拿定语修辞的各种规定来昭示。怎么会这么愚蠢的呢，那些定语修辞的规定都是人规定的，怎么这样的规定就是唯一呢？而所有的文法，并不是那些所谓的文法家弄出来的，文法家仅仅是对现实生活中的文法进行归纳总结。而中国人做学问有多是浮躁的很，因此，即便做这么简单的总结的时候，常常会出现错误。所以，毛泽东就坚决反对本本主义，道理就在这里。文法是现实生活中的人民做主的东西，因此才有其鲜活灵性。因此才有今天的网络用语，才会“雷人”，才会“晕”，才会有“囧”，才会有“酷毙了”，如果让中国那些做浮躁学问的人来，中国可能永远不会有文字和文法进步和创新了。

法助红颜 评论：

回应  发信  删除    2009-06-18 07:38:52

首先，很多法律人喜欢概念，例如什么是故意，什么是过失，什么是民事权利，什么是表见代理等。这是国人研究法律的一个主要方法。但是，这种研究方法其实并不正确。例如故意和过失的分别，你可以从很多理论上将它们分别开来，心理学的、行为论的等等，但是，一旦用在实际中，就会发现这种分别似乎并不管用。这就好像学习游泳，自由泳、蛙泳各有特色，在岸上讲了一大通理论，而且还辅助以动作练习，但终究如果不下水，还是学不会。甭说区分自由泳和蛙泳，就是浮在水面都成问题。所以，往往简单的概念，一道真正的法庭审判，就复杂了。邓玉娇案件也是如此，到底是故意杀人，还是故意伤害，还是正当防卫，其实本来很简单的问题，要说概念，中国那些法官也学得多了，但是，放在实际中，他们就不会了。所以，美国人研究法律，对概念是不感兴趣的。他们从来就不会专注于某个法律的概念。我在我的《和谐社会的财产权》一书中就陈述了他们这个特点，去概念化。财产权这个么概念，他们都不会去定义。所以，有人认为我的“法律伪学问”是概念，可能是他们无法理解概念这么个复杂问题吧。

而至于认为是有文法错误。这使得我以前的一贯看法再次得到了证实。那就是中国学习法律的人，似乎哪样的不是。你说文章写得好吧，他们不如文学系的。而且，由于法律主要由国外传来，所以，这些人又不得不学习英语等，于是，中文还没学好，又要学英文，结果两边都是半吊子水。这样的人才可能太多了，乃至于分不清是非。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自己的半吊子水的中文水平，所以，如果别人的东西，他们不理解，就认为是错的。这有点像以前广东假洋酒猖獗的时候，人们几乎就喝不到真的洋酒，于是，有天真的有人拿了瓶真洋酒来，反而被人们怪罪是假酒。

法律伪学问，从文法上讲，完全可以站得住脚。只是这个说法可能是我第一次说出来，让那些喝惯了假酒的人不习惯了。法律伪学问，中心词是学问，有两个定语修辞，“法律的”，“伪的”，但中国人的语法习惯，经常会把定语的“的”字去掉，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上是“中华的人民的共和国”，因此，英文就是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英国人的文法就是这样，比较死板，必须把中间定语修饰的那个“的”写出来。再如古文，“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其实如果按照严格的文法，那是应该是，战战兢兢地，如履薄冰，中文文法会把壮语修辞的“地”省去。所以，法律伪学问，如果我按照严格的文法，应该是“法律的伪的学问”，但是中国文法习惯省略，所以，就按照习惯就是“法律伪学问”了。

但是，有人还是不理解，说要么是“法律”，要么是“学问”，要么是“伪法律”，要么是“伪学问”，要么是“伪法律学问”，似乎听见不同于这几个要么的，就错了。然则，实际上不是这样。“法律伪学问”是有必要如此创造的。因为这里所指的不是“伪法律”，而是法律，而且是真法律，而学问，则是“伪学问”。为什么这么说呢，主要针对的是中国现在的法律现状。正如有人说，中国年年立法，但是法治却没有什么进步，可见，法律并不怎么样。但是，如果你要说中国立法出来的法律，是“伪法律”，显然是不对的，因此，这些法律都是真真切切的真法律。例如要你安装绿坝软件，这么个东西你不能说是伪法律，或伪规定，相反它是真的规定。但是，这个真规定，或真法律却是有学问的，其学问在于，政府担心青少年浏览低俗的东西，或者其他一些敏感的东西。这是个学问，这个学问告诉大家，绿坝软件必须装，而且是为了大家好，为了社会主义的中国更安定团结和谐。显然，很多人知道，这个学问实际上政府害怕的就是人们太多的言论自由了。因此，这个学问，根本上讲是逆时代潮流而行的，所以，这样的学问是假冒伪劣的学问，是“伪的”学问，按照中国文法，“伪学问”。由这个“伪学问”为基础形成的法律，要记住，是真法律，所以，可以称之为，“法律伪学问”。它既不同于“伪法律学问”，也不是简单的“伪学问”或“伪法律”。

做了这么个解释后，我想，大家该清楚了吧。我之被批评，不仅加深了我的担忧，那就是，中国法律界内，如果大家都是这样的中文水平，实在不是一件光荣的事。而如果因为这个水平，还去抨击别人，那就更是不值得提倡了。但中国的确是这样，例如，很多法学界的知名人士，翻译英文的原著，汉语语法，中文写作能力，实在令人感到汗颜，但居然还成套成套地出版了。不信你去找找中国的法律翻译，今天的质量，较之于原来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的那些译著，质量不是进步了，而是退步得厉害。其实，原因就是学法律的人在翻译的，因为这些人，中文懂一半，英文懂一半，参合在一起，就有了这样别扭的感觉。

写这篇文章，也不是自诩自己多能干，而是希望同仁们共勉，能够让法律研究，法律学问上个台阶。不要因为一些基本的语言性的东西被人取笑。当然，更需要大家自己清楚自己的能力，如果总是喝惯了假酒，去骂真酒，那就实在不应该。（为了害怕别人再挑我这篇文章的文法，我想先告诉大家，我仅仅是讲述个人意见，没有空仔细三读的检查，如果有错误，甚至文法错误，还请谅解。）

但居然没有料想到邓玉娇能够如此善报？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的法律能够让这样的英雄，既为民除害，又善终善报。那就是美国，因为美国有jury。邓玉娇案件对于美国jury来说，毫无疑问会判邓玉娇无罪。在jury面前，去他妈的法律条文，去他妈的法学理论，去他妈的伪法学，去他妈的国会立法，jurors可以让所有这些禁锢人民的东西滚他妈的蛋！只要jury觉得自己眼前的这个当事人，是值得同情的，是出于正义的，是有着充分理由的，是跟自己同类相惜的，他们就会判决这个当事人无罪。光明正大的，无需任何理由的，更无须任何矫情和借口地，判决被告无罪。然后举国沸腾，然后人民欢呼，然后法治因为这个案例让社会进步，幸福，和谐！

然而，竟然中国人也能做出这样的判决？难道不值得为我们自己的判决而欢呼吗？难道不值得我们自己夸一下自己是伟大的吗？而如果稍微注意一下，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你不难发觉，在这个案件得出这个判决的过程中，是网民的力量，是那些能够上网的人民的力量，人民的心声，人民的民意，一直在左右着，影响着，监督着，警惕着，关注着，热衷着这个案件。这个弱女子太值得同情，恰如人民自己太值得同情一样，中国的官员太混太恶，太让人令人义愤填膺，这就是人民的良知，这就是人民的共同的感觉，有着个良知，有这个共同感觉，在美国，无需任何理由，当事人就会被人民的代表，jury光荣地宣告无罪。而在中国，今天也做到了！这就是伟大的中国人民！

尽管中国的法庭杜撰了邓玉娇有精神问题的鉴定，尽管法庭在给予这个判决结果的时候杜撰了“且邓玉娇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借口，尽管中国的法律似乎还要给自己一个台阶顺着民意而下以示自己挽回些脸面，尽管中国的法官还囿于自己的法学理论和僵硬的法律不能自拔，尽管许多官员可能都想惩戒一些这个胆敢杀死他们同行的罪犯，但这一切，都挡不住滔滔漫漫的民意，都挡不住人民的正义呼声，都挡不住正义的力量战胜邪恶！邓玉娇案，比不久前的杨佳案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进步！是人民让这样的进步成为可能！成为现实中的判决！所以，让我们学学美国的jury吧，去他妈的精神问题，去他妈的防卫过当，去他妈的其他自欺欺人的法律借口和法律理论，去他妈的这一切伪学问，假道学，去他妈的——是人民，让邓玉娇无罪！难道这样的人民不伟大吗？不值得我们自己为自己骄傲吗？

我要欢呼，伟大的中国人民！

       在于大陆法系的司法体制，是见风使舵，畏惧权势，欺凌弱小的欺软怕硬的中山狼，得意便猖狂，不得意就夹尾巴。看看，阿扁，检察官要求不得保释阿扁，试问阿扁在台上的时候，检察官为什么不去检查阿扁，为什么施明德号召如此代表民心的百万大军倒扁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一个检察官出来检查阿扁呢？阿扁也是，如此施明德要他下台，他就死赖着不下台。阿扁是既得益于大陆法系的司法体制，又受害于它。真乃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句话正点，成败萧何就是大陆法系典型的骑墙作风。为什么说大陆法系是骑墙作风的法系呢？以阿扁为例，尽管台湾号称是民主法治的社会，但是，实际上，法治、司法体系还是行政强权的跟屁虫。因此，法官、检察官等司法中本来应该像美国那样独立的司法权力圈，是卵翼于行政权力的，所以根本不会有美国司法体系那样的独立性。倘有，当阿扁被施明德号召施明的时候，作为独立的司法体系，那么，就会产生一个独立的听证机构，认真仔细地、独立审慎地来负责实施一件事，阿扁是不是犯了错误到了必须让他来接受检查听证的程度。要注意的是，这种听证，不同于施明德那种浩浩荡荡的政治运动，因为政治运动很容易引发群众的盲从，被一些煽动性的语言或人格魅力所蛊惑，从而人来疯，聚在一起，这就是政治中群众的无理性。文化大革命就是典型例子，彭德怀、刘少奇被群众性大政治运动整趴下，实际上群众根本就不知道这些被他们打到的人错在哪里？但是他们却这样做了，照着他们认为的错了的事情整理了被认为负责的责任人。

所以，科学的听证一定应该是美国式的听证，还记得可怜的克林顿吗？在台上的时候，就被叫去听证问话，关于他裤裆里面的事情，而他也不得不去被问话。尽管顿哥，身为总统被人询问有关自己隐私的糗事的确有点丢面子，但是，顿哥应该庆幸，倘在台湾，他就惨了。因为在台上的时候，人们不能让你发糗，在台下的时候，就整死你。这就是阿扁。同样，武铉兄也是如此。所以，武铉兄选择这条路，如果是自杀，多少令我有点意外，但是我能理解。因为，在大陆法系的司法体制中，不但是骑墙作风的问题，而是一个更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大陆法系的司法体制能够把白的说成黑，把黑的说成白，彻底底颠倒黑白。可能许多没有经历的朋友觉得，怎么可能呢？黑就是黑，白就是白，谁有那个能耐颠倒黑白？不妨回过头来看看阿扁的例子。阿扁凭什么能够在与国民党候选人的竞争中胜出？如果稍有记性的，就应该发现，不说第二次，至少第一次，他是靠旗帜鲜明地反腐而获得选票的。这么一个反腐斗士，这么一个曾经蹲过监狱，曾经死过的人，从地狱到天堂，成为总统，然后，还如此贪污受贿（今天在他下台后被检查的预期结果），多少令我有点不相信。但是，现在的检查结果，种种迹象表明他是贪污犯。

我通过自己的经历知道大陆法系的检察官是如何让黑白颠倒的。我经历过几个案件是检查贪污犯的。我的几个当官的朋友被检察机关认为是贪污，于是，在中国的司法中，很容易地就把他双规起来。但是，其实，大陆法系在治理贪污的时候，有一个最大的死穴，那就是，它几乎很难通过直接由证据定罪的手段来控诉贪污。道理很简单，你说我受贿，你证明呀？检察官说，张三说给你送了钱，李四给你送了钱……我靠，奥巴马还给我送了钱，你信不信？一句话就会把检察官打在墙上去。但是，既然检察官在检查案件，那么他就有权力，想办法，搞定你。于是，他就从你的亲朋好友入手，把所有跟你沾点边的人搞得鸡犬不宁。而嫌疑人在这种鸡犬不宁的环境下，逐渐进入心理崩溃的状态。例如，你的儿子要高考，把你关在监狱，说你儿子现在受到很大影响，无法面对高考；告诉你母亲，70高龄的母亲，你的问题很严重，严重到令人想到死刑、无期徒刑，或者至少10年有期徒刑以上，于是，你的母亲崩溃；于是，又找到你的好朋友，曾经经常跟你打牌、打球、K歌的死党，当然，当官的死党，玩在一起的人肯定一般也是有身份的人，于是，把他们控制起来，两边讹。这边说，你的死党承认在跟你干什么的时候送给你20万，那边说，你已经承认了受贿，叫你的死党作证确认。当然，你的死党不会如此就范，你也不会如此就范。但是，检察官还有办法，那就是，打你和你的死党的七寸。如果你的死党有公司，有财产，那么就把这些财产封起来，资金账户冻结起来。这一来，你的死党就不是死党了，因为他被这么一折腾，可能损失的不止二十万，而是所有家当了。这个时候，你被逼崩溃，你的家人被逼崩溃，死党也崩溃。于是，最有效的一招出来了，只要你承认受贿，就不再插这个案件了，而且，给你也从宽处理。对你的死党则说，只要你承认行贿，就解封所有查封的你的财产，以及账户，也不以行贿罪起诉你，毕竟行贿罪是很轻的。于是面对如此局面，很多人就这样束手就擒。

可以看到，这似乎不是为了正义而办案，而是为了办案而办案。这种对人进行的心理的斗争，对人进行整顿的作为，明摆着就是把事实颠倒，就是让案件依照检察官的构想去编造情节，去罗织材料。但是，这就是的大陆法系的司法体制所必然要走的道路。而这条道路在大陆法系能够走得通，通在什么地方呢？通在法官那里。当检察官把罗织好的案件送到法庭，交给法官审判的时候，法官作为一个对案件不知情的人，一个被动的审判者来说，他要去辨别是非。而当是非已经罗织好了，已经让检察官自己都认为可以过关了，那么法官也没有理由不相信了。而另外的情况则是情况对于被告来说，更加恶化。那就是，在大陆法系中，法官能够独立吗？一般人可能认为中国法官不独立，是因为政府官员施加影响。如果出去这个因素，法官就可以独立了。谬也。这是因为法律教学仅只交些愚昧的学问，而真正的学问他们教不了。在这个情况下，有关法官的真学问是，法官在检察官营造的这个案件中，独立不了。法官极难对付的首先，就是媒体，当检察官把这些消息放出去，阿扁妻子，干么干么，儿子干么干么，朋友干嘛吗的，法官也是人呀，他能不受影响吗？林彪主席的经典名言是谎话说百变成真理。退一步讲，即便法官不受影响，那么法官也不敢独立办案，例如阿扁的案子，如果给予阿扁保释出狱，法官不是不可以，也不是受现执政当局的压力不能这样做，而是，法官，还你做了法官，你有勇气保释阿扁吗？所以，在大陆法系的司法体制中，检察官总是最有权力的人。他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左右案件，左右法官，最后左右判决。我国最近出现的躲猫猫、俯卧撑、广西法官黎朝阳等案件，其实，就是大陆法系这种办案情况的一个典型。到了今天，谁能够说清楚，这躲猫猫、俯卧撑到底怎么回事？黎法官还好是有人揭发，而且揭发的如此富有戏剧性。但是，其他案件就难有这样的幸运了。所以，其他案件都会被大陆法系的司法体制成功地按照他们构想的事实发展下去，直到在法官那里完结。

可见，大陆法系实在是很容易颠倒黑白的，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在被大陆法系的权力机构检查的时候，基本上就是瓮中捉鳖那么简单了。而一旦事实随着办案的权利人像导演一样导演下去的时候，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到了后来，你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大陆法系的这个恶果，作为台大法律系的高材生，阿扁可能也没有想到，甚至想不到。

而到了普通法，这条道路就走不通了。为什么呢？（请听下回费分解）

    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起义是很值得我们研究的，一个如此荒谬的谎言，就能够让中国万千人众跟随闹革命。洪本人对于基督教可能一无所知，但是却借基督教之名号召了千万不明真相的百姓暴动。但他却与冯云山、洪仁玕等建立拜上帝会，自称上帝之子，并称呼上帝为天父、耶稣为天兄。并以此为名发动广西桂平金田村起义，建国号“太平天国”，改元“太平天国元年”，自称“天王”。从洪将“天”与上帝等同起来，就知道他对基督教的无知，就可见他的号召农民起义完全不是西方文明中基督教的宗教权能，及其合理性和吸引力。

    太平天国之所以能够爆发，说明了一个中国极其严重的问题，那就是一点点小小的谎言，就可以欺骗广大愚昧的群众蜂拥而至，形成民众的暴力。中国历史上发生的，某个地方的一点小事，都会让当地形成一股造反闹事的力量，而且人数众多，而且大家几乎都不明真相，但是，大家都有个想法唯恐天下不乱，个个都想改变现状，比今天“群众性事件”要恶劣得多。当然，本书分析的腐败、政治竞争导致的人们不满以及经济竞争导致的不满仇富等都是这些群众性事件的促发原因之一。但是，还有更深层次的，那就是，在当时，许多百姓都很容易听信谣言，上当受骗。谎言在中国社会如此奏效，其实不单在洪秀全时期，而是在很多中国朝代，都能依靠谎言挑起暴动，而一旦暴动成为全社会的动乱，局势就无法控制，就演变成全社会的革命、杀戮。

    中国大一统之后第一个造反暴动就是依靠谎言发动的。陈胜吴广起义，陈胜将布条塞在鱼肚子中，

“……今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宜多应者。吴广以为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陈胜、吴广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众耳。”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卒买鱼烹食，得鱼腹中书，固以怪之矣。又间令吴广之次所旁丛祠中，夜篝火，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卒皆夜惊恐。旦日，卒中往往语，皆指目陈胜。

陈胜吴广显然知道谎言的重要性，于是专门通过制造谎言来挑起暴动。

    而东汉末年的张角黄巾军起义其实同样是依靠谎言，为了获得人民跟随，他到处散布“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创办太平道，自称大贤良师，为总首领；他的两个弟弟张梁、张宝则自称大医，亦为太平道的首领之一。张角常持九节杖，在民间传统医术的基础上，加以符水、咒语，为人治病。并以此为掩护，发展信众，深得穷苦大众的拥护。张角又派出弟子八人，到四面八方去宣传。十余年间，太平道势力遍布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徒众达数十万人。

    ……从陈胜吴广开始，到太平天国起义，漫漫历史2000年，中国式的革命是与谎言相互助长的。革命与谎言的关系，其实并不奇怪，因为如果考虑到，中国朝廷的政权以及政权组织制度礼等，实际上也是依靠谎言而产生的。建立在谎言基础上的文明，既得益于谎言，也毁堕于谎言。刑德出来的“一”是个谎言，大禹治水也并非真实，因此从源泉处开始，谎言就是奠定中国秩序的开始。那个号称大德的圣人，天子，其实就是第一个撒谎者。他们与受他们欺骗甘于服从的臣子，正如西方文明所表现的一样，从原本就平等，他们并不比任何人更贤德。所以，《尚书》所阐述的五帝三王的德，本身就像近代歌颂红太阳一样是个虚构。万物皆由一出，中华秩序由一缔造，只不过是一篡夺了天功——正如西方故事告诉人们的那样，人们互相残杀之后，就会有暴风骤雨后的风平浪静，而不是某个人主导了世界的和平。西方文明将这个现象归结于神秘的力量——神。但这种归结至少比归结为一个凡人更好。因为归结于神，那么神灵面前就人人平等了；而归结于凡人，那么这个凡人所处所营造的自己的巨大权威，势必让社会中的各个其他人在其权威之下，从而形成自己一人独大便建立从自己开始往下的人与人的不平等关系，无怪乎中国有礼，而西人无礼。

    既然一虚构了自己成为人间的权威，那么，一就有必要负责起来世间的秩序。但是，当建立秩序的时候，还需要说服大家，因为，如果这个秩序不能够让明白人认为合理，没有一定的科学性，就会遭到人们的怀疑从而影响一的权威性。所以，谎言就必须用后来的谎言维持信任。《尚书》中，国王说，“我不知其彝伦攸叙。”得到的回答是，“……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周易·系辞上》的“河出图，洛出书”说的就是《洪范》的彝伦攸叙。因此“圣人则之”。这被后世的祖先们认为是天人合一的哲理。而实际上，不难看出，这种社会秩序的架构，用以令人信之的方式，如陈胜所设计的谎言几乎如出一辙。陈胜将写有“陈胜王”的布条塞进鱼肚子从而寄托天象欺骗人们，而我们的圣贤帝王用河水中出来一幅图画和图书来规范人们的秩序，二者本质上有何区别？所不同的是，陈胜没有成功就死了，而帝王们成功了，所以，陈胜与帝王的区别就在于，因为失败那是谎言，因为成功则变成了文明。

    但我们的文明显然与平等自由的西方文明不同。其实，中西文明都会将自己的哲理诉诸自然的力量。然而，西方文明很自然地会认为众生皆平等，因此，无论雅典的梭伦立法，还是罗马的法律，还是日耳曼文明，大家都是平等地一块来商讨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应该有的关系，于是人民集会、民众会、大众会、民决团就自然而然的诞生了。但是，中华文明同样出于对天地的观察，却得出了一个与西方众生平等的完全不同的结论，那就是，自然界中天统治地，天在高高，地在底底。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从天高到地卑的大小尊卑的不平等的礼制。在这个礼制中，最重要的是，“皇极”，因此，皇极与其他人之间，就不是平等协商法律，而是训斥，“曰皇极之敷言，是彝是训，于帝其训。凡厥庶民，极之敷言，是训是行，以近天子之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不是朋友的关系，更不是哥们儿的关系，“无有淫朋；人无有比德”。于是，西方人从古希腊就有的党争，党派，在中国就是不存在的，“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

       很明显，中华文明建立的这个秩序是个谎言，在人们兽处群争的时代，不可能人们不像动物一样，结成狼群，互相争斗。人们也不可能不与自己的朋友朋比相好、结党结私。人们同样不可能随便就把某个人的话当成自己应当接受的教训。所以，帝王必须撒谎，必须用谎言欺骗人民。正如一开始就对人民进行的欺骗，自己是刑德，是一，是首善，是元一样。帝王必须把谎言继续进行下去，于是，在人与人之间的秩序上，中国的礼并不科学，如果看看《周礼》中有关职位的设置，再看看《尚书》中有关秩序的安排，都会令人感到如此的繁文缛节、如此的复杂的管理队伍是否必要？这就不像西方文明，有关公共事务，大家商量出来一个一致意见就行了，简单明了。而中国则必须通过谎言来让权威的意见成为人人服从的训令。

       《尚书》本身的内容可以作为证据证明其是把社会真实状况扭曲的谎言骗局：

       稽疑：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立时人作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身其康强，子孙其逢：吉。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庶民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卿士逆：吉。汝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

在决定事情的时候，分为五个部分，帝王、卿士、庶民、龟、筮，“卜五，占用二”，只要有两项相同就可以了。这简直就是在玩自欺欺人的游戏，五分之二就能通过一个决定，而且，把帝王个人、官僚、庶民放在同等权利的票选位置，一个帝王的一票，相等于千万众人的一票，相等于百官卿士的一票，这样的设置，要让事情通过简直易如反掌，庶民基本上就是个举手机器。相比西方，人民集会具有最高权力，中国在这个时候，就玩弄了人民大众。这是一个典型的骗局，这让人民降低了自己的身份，是绝对不正义的。

    综之，中华文明帝王自身就是一个骗子，所谓圣贤，其实就是拿人民做玩偶，需要的时候，用用，不需要的时候，放在一边闲置。这表面上看，有助于帝王领导人民，历史表明的确如此。但是，实际上，它却建立了整个社会极其脆弱的不稳定的根基，为中国后世的朝代革命埋下了定时炸弹。

    第一，人民因为帝王的欺骗，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个没有独立性思考能力的群体，这个群体不像英国人民，能够高度自治，即便没有任何国王，人民也能够自己保护自己、自己决断自己。因此，中国人民如墙头草，就有了两个促进因素，前已述的没有个人财产权使得中国人民如墙头草，现在，帝王的谎言和我们文明先设性的骗局也让人们从一开始就受骗，一开始，就有意识地让人们失去正确判断事物的能力。第二，这也为那些唯恐天下不乱，奸雄枭雄们，有了一个非常好利用的把柄。其实，帝王跟这些乱世英雄们没有两样，只不过是成功与失败的区别，成功了就是帝王就有德，失败了就是奸雄就无德。的确，既然谎言能够如此大地影响中国人民，那么谁都可资利用。谎言是把双刃剑，它既能被自命为好人的人利用，也能为所谓的坏人所利用。第三，受谎言的欺骗，最后会遇到人民报复性的反弹。开始人民相信帝王，于是按照帝王的设计的位置和游戏规则进行活动，刑德礼教，运行良好，但是这必须是一个能够确保人人生活良好的基础上才行得通，而一旦人们生活疾苦（经过分析，我们的制度必然是会导致人们生活疾苦的），受骗的人一个最前提性的条件就是完全相信骗子，而一旦觉得痛苦是上当的，那么矛头就直指骗子，于是，从古到今中国帝王都因为这种骗子获得报复性反弹而陷入惨境。秦始皇、汉皇帝、唐皇帝……有几个善终过？甚至有人还遭到鞭尸泄愤，人们的报复走到了极端。的确，中国人民对皇帝的反扑是极为极端的，中国皇室家族从来没有一个能够享受英王家族所受到的英国人民给予信任、和善和礼遇。

    最后，已经习惯说谎的中国社会，帝王开始的说谎，到人民也经常说谎，因为为了讨帝王的欢心，就必须像奴才一样谄媚趋炎。而所有这一切，最终的结果是，整个社会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上，帝王无法知道最下层的贫民是如何感受，尽管各朝都有帝王排除官员巡查人民疾苦并在发现疾苦之后给予临时的救助，但是，这一切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因为谎言，因为虚假的情报，因为人们只有说谎才能在皇帝礼制官位的网络中攀爬上升。只要看看王莽如何在汉朝的位置上攀爬，你就会理解中华文明必然炼造出来的大奸大贼之人有多奸诈，其奸诈的程度竟胜于大贤德，王莽的野心勃勃，而他的妻子却穿着如佣人，王莽要篡夺王位，但是，皇帝要他升官他却总是推脱，最后好像总是不得已接受晋升，这如我们今天，家财千万的贪官总是吃几块钱的盒饭那样的节省似乎古今一然。而如此的官僚制度中，有几人能够真正为皇帝分忧，真正把社会真实情况报告上去，而且，即便能够报告上去，诚如历史有时表现得那样，又有几次能够真正解决问题？命令总会坏死在神经末梢。

    而另一方面，中国最后朝代的生民涂炭，也可以看成是谎言的因果报应。中国帝王其实根本不是什么大贤德，其实他们也没有能够带领人们致富，相反，正如西方文明显示的那样，社会的财富必然是每个私人自己辛勤劳动创造的，只要和平，只要人们能够安心生产不自相残杀，那么，社会的恩德就不是帝王的德施普也，而是人们自力更生丰衣足食。但是，帝王偏偏布下这样弥天大谎，是他带领人们生产致富，是他的恩德让人们丰衣足食。因此，帝王控制了整个社会的财富分配权，当帝王必然必须通过官僚分配和管理财富的时候，帝王权力控制财富，就实际上是政治权力都能控制财富，于是通过权力积累财富就明显要比粒粒皆辛苦的男耕女织流汗生产财富容易，于是，人们纷纷都去当官，都要在权力的金字塔中谋取位置从而获得财富。而当人人都去当官，都不从事生产的时候，自然进入土地生产的农民就少了，而且，即便不少，那些农民看到这帮蛀虫不稼不穑就能花天酒地，人们也没有生产的积极性了，商鞅、汉朝等都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所以，才不得不强制人们必须进入土地进行农业生产，但是，当朝廷到了最后无法控制，无法有效地让农人务农，人们最后都倾向于用权力去获得财富。所不同的是，皇帝和官僚是自命正统的权力，而造反的农民则是报复性暴力的权力，进行对财富的疯狂掠夺和毁损，他们报复皇帝财富以及他们原来的美好日子，他们无所不用极其地抢劫一切财富，他们摧毁了世界，他们完全没有头脑，他们已经不再具有英国社会人民的良好素质：那样的无论怎样动乱，社会和平的根基，社会财产权的根基仍然健康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