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雷

　　富士康工人自杀事件实际上揭示了几个有关中国的生活常识和深刻危机：第一，底层中国人集体成为寡头满足欲望的生理工具，以及国家发展觊觎满足的燃料，中国经济体内在的能量失衡，使得许多中国人被物理化和异化，人被当做燃料和生产资料使用，地理环境被阉割和蹂躏，从这个角度上说，从iPhone中国代工帝国的大楼跳下的生命，与山西的“血煤”，因发展水电而被迫移民的中国人，遍布中国矿山的尘肺和医疗病例，渗透至中国山河肌理的污染所造成的癌症村村民是等同的。

　　第二，许多中国人都有一些国家节日的记忆，对于1970年代生人来说，小学和初中有密集的歌咏比赛，其中有首热门参赛歌曲叫《咱们工人有力量》，随着“现代企业制度”、“企业整合改造”、“工人内退下岗”、“工厂倒闭破产资不抵债”、“工人成为底层社会流民、手工业者和无产者”的一波波浪潮，旧的中国工人作为一个集体，其实已经在中国消失了，出现在富士康、广州、东莞、深圳龙岗的工业区产制的是一种新的工人阶层。他们相对年轻，从未有过工人荣誉感和归属感的教育，他们自己给出的标签是打工仔——这和工人有着本质区别，他们处在一种工人、农民、小知识分子、自谋职业者的中间状态，他们的生活空间在农村、城镇和大城市之间，他们在春节的时候回家会嘲笑不出门同乡的土气，但是也会在回到城市的时候，发现自己内在的渺小和“屌毛”感（许多富士康的员工私下以“屌毛”相称）。

　　如果中国的工会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已经沦为发避孕套、劳保用品的“国家货郎”的话，2000年以降，工会作为争取工人权益和力量凝聚的组织，其实在中国已经高调消失了，国家不说，工人也不问。上世纪九十年的中国新兴工人，仍然可以在歌手李春波、陈升、《打工妹》、《情满珠江》之类的怀乡、青涩恋情和励志情绪里生活；现在的中国城市打工者，他们面对的是极其恶劣的都市生活环境，无可企及的生活愿景和几乎绝望的个体成长空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甚至丧失了自己重新做农民的能力和愿力。

富士康自杀事件的国家缺席

　　第三，作为纳税大户，富士康基本上是一个中等城市，自成一体，形成了一个具有封闭和主权意识的城市庄园，这里的一切，原理上仍然是“生长在红旗下”，在国家和党的监督之下，不知道富士康有没有自己的党委书记？汶川地震期间有没有交特殊党费？但是这些监督，不过就是邀请企业主列席地区两会建言，国际劳动节、春节回家、春运高峰、城市办国际会议和国际活动的时候，借关怀城市建设者的名义上演一些秀场。对于企业内部的严刑峻法、规章制度、军营管理、工人的嫔妃化和奴婢化，国家基本上是缺席的（宋山木是另外一种注脚，同时请不要忘记早些时期，中国工人的下跪事件）。只要富士康持续贡献几十个亿，它的下场顶多是个“大力整改”， 两个“关怀”，四个“回头看”。在这个意义上，富士康是被当做精子使用的，只要仍然有几个亿，保持经济的持续受孕能力，就是个好种子。

　　2007年我曾经调查过沿海工人的尘肺病以及工伤赔偿案例，采访了重庆的知名工人维权律师周立太，前往四川达州去采访尘肺病人的家属，并在因公致残工人的带领下，重新进入他们曾工作的工厂。从大城市、核心和龙头产业，到产业工人乡缘、血缘、业缘所联系的、处在凋零中的城镇和农村，任何像富士康这样的大企业，实际上处在一个异常复杂的利益链条中，如果这个环节发生问题，它涉及到的是中国工人的公民权、中国公民的迁徙权、中国的户籍管理、中国的职业正义、全球产业连锁与危害补偿、伤害（区域、集体、个体）的跨国诉讼、国际公平贸易、国际代工的制度细节、国际代工的所属地国家干预、国家赔偿、工人原籍所在地集体安置、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等一系列问题。

　　1999年，作为本科生刚毕业，我曾经有过短暂的广东打工经历，在拥挤成沙丁鱼罐头的车厢里坐车到广东境内，然后因为证件资料不全，被樟木头的公安拦下，统一用车装运到一个工人集散中心，有些外表对城市更为恐慌的底层打工者，被送到采石场打工，作为对不办证进入特区的惩罚，我因为有大学毕业证，被中途放走（如果态度强硬，将成为孙志刚）。我辗转来到广东虎门，作为一名技术翻译工作了几个月，当时的生活还没有电脑，网络也没有普及，我记得当时这家当地比较大的皮革厂，周围有黄色录像厅、小卖铺、烧烤店、电话亭、性用品商店，宿舍里没有电视，下班的时候许多人是穿着短裤、光着上身，到电话亭打电话，然后在烧烤摊上喝上几瓶啤酒，男工人聊得大多数是性和女人。我曾经到我的工友家访问过，他住在广州，具体地址是石牌，那是一个城中村的超级版本，所有的建筑在跳贴面舞，坐在房间里只要有电话，所有的要求都可以搞定，房间比较脆薄，经常夜里能听到隔壁亲昵的声音。

　　那是中国的1999年，我大学毕业，我随后觉得这种打工没有出路，去继续读书，我同时间下海打工的同学和朋友，小部分自己创业成功，开始有了自己的一些产业和生意，当时流行的做法是，在学到了老板的一些做法后，转过身就可以模仿成立一个新公司，做任何可以挣钱的事情。至于中国新兴工人的生活环境，我相信他们会过得更加数字化，但或许和1999年一样糟，甚至可能在伙食上更糟糕，因为可能在极热的广东喝不起一碗绿豆汤。

作者是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转自联合早报

　　胡锦涛4月18日到玉树州孤儿学校看望师生时，在教室黑板上写下“新校园，会有的！新家园 ，会有的”粉笔字。据“东方网”报道，这块黑板被送到青海省档案馆永久珍藏。由于粉笔字在黑板上附着力很弱，极易脱落，不能触摸、不能包裹、怕风吹等，很不耐久。上周，陕西师范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博士生导师、全国着名档案保护专家李玉虎教授等人应邀到青海，现场对黑板的保护进行实地考察研究。

　　报道引述李玉虎称，为使这块黑板粉笔字档案永久保存，需根据黑板尺寸专门为其设计加工一个环保型防火、防虫、防霉、防有害气体的特藏装俱，为其营造环保型的安全环境。

　　“能否先保护好孩子？”

　　“保留胡总题字黑板”的消息引起内地网民强烈反响，在中国最大的门户网站新浪网上，网站显示至昨晚有逾38万条留言，但能显示的不足10条，且均是赞好字句，而在新浪微博上，有关留言则激烈很多。

　　有人针对近日连续发生的小学、幼儿园斩童血案质问，“能否像保护黑板一样先保护好幼儿园和小学中的孩子？”有网友幽默地反问，“保护黑板也许能陞官，保护孩子能么？”有网友指出，“胡总出国都不让大使馆组织华侨华人接机了，但总有这些奴才们自以为善体圣意，自甘下贱！”

转引自联合早报

她手里拿着遥控器，不肯关上。我生气了，拿眼睛瞪着她，让她关上电视。她仍不愿关。我和她商议：“现在动画片放完了，学一会英语后，再接着看。”“不行，马上还放呢！”她就是不肯听话。我们俩就这样僵持着，我就越发生气了。“如果再不关上，我就把电源关上！”看她没有关的意思，我没有办法，就关上了电源，并要逼她拿英语书来学习。她不肯去拿书，而是坐在沙发上不动，手里拿着遥控。我突然像火山爆发一样，过去抓住她的衣服，把她揪起来，让她把遥控扔掉。她可能没有反应过来，惊恐万状，手里还攥着遥控。愤怒像烈火在头脑中燃烧，我狠狠在她屁股上打了两巴掌，她扔掉了遥控。冲动已经支配了理智，我又实实在在把她揍一顿，打得坐在地上，半天没有起来。看着她，我心里猛地一阵难受，心想：她毕竟是个孩子！后来，她起来坐在沙发上，头仰起倚在靠垫上，流着泪，但没有哭出声来。

看着她，我心里又一阵难受，不可名状的难受，内疚，自责……。我不该这样对待孩子，或许对她的伤害是永远的，我不知道。我至今仍然记得小时侯父亲狠狠地揍我的情形，尽管我早已原谅了父亲，理解了父亲。那时我还没有上学读书，我当时就发誓，要一定记住那次挨打的痛苦。

如今，我也已经成了父亲，我不应该是这样一个简单、粗暴的父亲，一个不合格的父亲。难道我已经变成了一个魔鬼？！

今日，闵行区的潘女士家房子被强制拆迁，潘女士在三楼投掷自制燃烧弹，无奈家庭作坊做的燃烧弹只能用瓶子，技术上自然就遇到了瓶颈，威力太小，被消防车轻松扑灭以后，消防车的高压水枪对准潘女士扫射，最终潘女士缴械投降。

看到这则新闻，我欣慰的感到，经过了二十年的发展，社会进步了。冲锋枪换成了高压水枪。那么，为什么会导致如此惨烈的抗衡呢？因为这次大虹桥的建设，潘女士家的面积有480米，而政府只愿意赔偿67万，也就是每平方米761元的房屋重置补贴和1480元的土地补偿。

当这个城市的商品房均价是在用万衡量的时候，强制拆迁的价格还在用百来计算，这就是居民投掷燃烧弹的原因，也就是说，人家本来住了480平方，你要征用人家的土地进行所谓的建设，也就是做生意，你赔偿人家的钱只够人家买40个平方，然后强拆队就来了，换做任何一个有武器的人都忍不住得掏武器。

当然，这个例子说明了一些问题，第一是中国政府当年禁枪是有道理的，我记得我很小时候我家里是有一把气枪的，用于打鸟，后来突然有一天政府突然下令说所有的气枪猎枪都必须上缴。这说明我们的政府是有远见的，他意识到了在十几年后，社会矛盾将会加剧，届时如果老百姓配备了气枪，那政府拆迁部门只能配备火箭炮了。

第二是中国政府当年的土地公有制是有远见的，连丝毫没有经济头脑的毛泽东也意识到了，政府吃喝玩乐成本会很大，光靠收税和资源能源垄断弄不好还不够花，土地将是一笔大收入。后来，领导们又担心土地在自己手里卖光了，导致党儿子党孙子们没有地可以卖，到时候自己就成了罪人，所以又规定，土地转让的年限是70年，以方便让孙子们再卖一次。

第三是肯定是政府很后悔的一个问题，早知道现在城市化进程这么有利可图，当时就不应该让农民们有宅基地和自己的房子，导致了现在很多的拆迁问题，想当年在建造监狱的时候，应该利用监狱的图纸顺便也给农民们把自己的村庄建好，一个村一个监狱，一户人家一个牢房，再利用人民日报灌输一下理念，说这就是社会主义新农村，从此自己不用再花钱建房，政府直接送房给大家，家家户户都是水泥混凝土，门直接就是用钢筋做的。当然，钥匙还是要给人家的。这样操作的好处之一是虽然前期花了一些成本，但是后期再也没有拆迁的苦恼。好处之二是万一谁犯了罪，直接给丫钥匙没收了就行了。

这个事件中还有几个亮点，就是闵行区一些领导的言论。总所周知，闵行区的领导总是一不小心就把真话给说出来了，我认为这个其实是值得鼓励的，因为他们坦率的真情流露，总是我嘴说我心，比起那些面上一套私下一套的官员至少要强多了。比如闵行区执法大队队长之前就钓鱼事件发表的言论说“没有利益驱动，为什么要帮你”。这句话的深刻与坦诚，只有郑州官员的“你到底是代表党，还是代表人民？”可以媲美。

这次闵行区领导的真心话大冒险接力接到了华漕镇。

华漕镇副镇长高宝金说：你跟政府对抗，那肯定触犯了法律，那肯定要处理的。

另外，建设公司委托给区政府的征地款是每亩地130万元，整个虹桥机场的拆迁总费用高达148亿元。但是政府补贴到农民手中的征地款是每亩地38万元。那么其中的差价为什么就归当地政府了呢？

上海市闵行区交通建设委员会的主任，闵行区动迁指挥部的一把手吴仲权的观点就比较新颖，他认为，闵行区虹桥枢纽这个地块，是在政府的改扩建消息出来以后才大幅提升的，因此由之获得的土地增值价值也不应该由群众取得。

你是不是觉得闵行区很可恶呢？你是不是奇怪为什么他们的官员位置还那么稳呢？如果你这么想，你就太嫩了，因为他们是上海市政府的得力干将。这就好比你是公司的部门经理，你要买一个市场价是1000的打印机，于是你给了你的一个员工1000元整，结果你的员工花了300块钱就把这个打印机给强行买来了，还给你开了一张1000的发票，又给了你400，他自己拿走300。不光如此，你还不用负责这个员工的伙食，因为他饿了可以自己钓鱼吃。这个员工唯一的问题是开车赶路的时候压死的几条狗，导致你的办公室外面经常有一堆狗对着你吼，你说，你会不会开除这个员工呢？当然不会。你只会想，这些狗真麻烦。

是的，那些倒霉蛋就是那几只狗，而我们就是那一堆狗。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01280b0100g03k.htm

上海居民汽油瓶对抗挖掘机 强制拆迁的法律矛盾

强行拆迁,业主以汽油瓶相抵,一场一个女人的燃烧瓶和政府铲车的拆迁大战正式上演。

消防车为铲车灭火后,消防车水枪开始喷向业主潘蓉。

“你们是哪个法院的,也没有法院的判决书,如果没有,就是强占我的土地,侵犯我的财产。”

八点15分,强行拆迁开始实行,拆迁人冲上来,扔石头然后进行谩骂。

潘蓉放弃了阻挠强制拆迁的行为,房屋最终被推平了。

[导读]唐福珍儿子否认阻挠救母，称自己背对着母亲未看到自焚，只看到有人往上冲就拼命阻止。

视频：成都金牛区拆迁工地设自焚者唐福珍灵堂

唐福珍生前照片

唐福珍曾是自主创业模范

唐福珍一家三口。（图片来源：老党博客）

独家：自焚抗拆迁女子唐福珍生前照片

昨日，唐福珍儿子胡柯的律师在看守所见到了胡柯。律师李劲松称会见持续了一个多小时，胡柯的情绪比较稳定。但是胡柯表示，他从未暴力阻挠执法人员营救唐福珍，“那是我的妈妈呀。”

昨天，胡柯向律师讲述了当天的事情经过。他说，早上5点钟左右，唐福珍叫醒他，告诉他有人可能要强拆，让他负责拍录像。

他当时和唐福珍、大姨夫三个人在阁楼上。他说他和大姨夫当时背对唐福珍。他的任务是负责拍摄，并负责阻止其他人上来。他听到了妈妈喊话，但是没有回头看到妈妈真的把汽油浇在身上。

当时，唐福珍喊的是，你们要冲上来，我就烧死自己。胡柯说，他听了这句话，就是想着千万不要让人冲上来，只要不妈妈就不会真的点燃。

当唐福珍点燃汽油的那一刻，他背对着没有看到。只看到不断有人往上冲，他就拼命阻止。等他发现妈妈把自己点燃。他说他自己一下子哭了。他大声喊，我不闹了，快点救我妈。

胡柯说，当时妈妈情绪最激动的时候就是看到了三楼亲人被打。他最后悔的就是未能阻止妈妈往身上倒汽油。

- 现场

小女儿放假方知妈离世

陆续有市民到唐福珍灵堂祭拜

本报讯 昨日，在天回镇金华村可以看到，唐福珍的家变成了两个大土堆，土堆上插着花圈。而旁边推土机正在修路。

唐福珍的灵堂就设在土堆的后面，摆满了花圈。陆续有成都和周边各地的市民来到唐福珍家进行祭拜。

而昨天，唐福珍12岁的小女儿放假回家。她还不知道母亲去世的消息。放学后，亲人告诉了她。小女儿趴在母亲的照片前大哭，并喊着妈妈你回来。

她说，这一次考试她考了12名。是她的最好成绩。她前几天还给妈妈发短信说这件事情，妈妈没有回。她想着这次回家来可以告诉妈妈让她高兴一下。没想到得到的是妈妈去世的消息。 （新京报）

转自腾讯网

——国庆6/0周年前夕一位老同/志的谈/话 

 （北/京奥/运期间,万你和家人一起观看网球比赛）

    建国六/十周年了，听说正忙着阅兵/准备，我已经老了，腿脚不灵了，可能去不了天/安门城楼了。以前，我不分管宣传报道这一块，但我知道，为了六/十年大庆，会有很多大规模的宣传，主要为了宣传国家的成就和进步，这是六/十年来的老办法了，一直没有变过。前些天，中央/党/校一位年轻的教授到我这里来聊天，他很年轻，很有思想的。他总说他是改革的一代，而我这样的老头子是革命的一代，现在的年轻人思想很活跃，给我出的难题不少，有些看法好像冒犯了我们/党/的一些说法和做法。可是，和他们谈得多了，我就越相信，他们还是真诚的，没有乱来的意思。有时候，我觉得被他们的问题冒犯了，这可能说明我本人还不如这些年轻人真诚，我只是经常告诉他们，年轻人要多知道一些历史。 

    前些天，他又来了，说要向我请教历史，问题还不是他提的，而是他教的那个地厅级干部班的学员提的，他说他回答不出来，就把问题提给了我。那些学员干部在讨论时提出的问题是：建国都六/十年了，我们国家的哪些东西没有变？为什么没有变？会不会变？他的意思我明白，六/十年大庆的宣传报道天天向老百姓说发生了什么样什么样的变化，能不能换个角度来想一下，一个国家让一个政/党/领导六/十年了，也不算短的时间了，这六/十年到底应该怎么来概括、怎么来总结，我们/党/有责任向老百姓说清楚讲明白。一时说不清楚讲不明白，有疑问，也没有关系，重要的是要讲出来，公开讲出来，不要藏着不讲或私下里讲。建国都六/十年了，还不能公开地讨论一些问题，这六/十年该当何论呢？我们是过来人，有责任说清楚讲明白，尤其是一些基本事实，一些基本道理，不能令已昏昏，也不能让人昏昏。

     我告诉年轻教授，建国六/十年了，我们这个国家没有变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最基本的事实是，这个国家还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个事实谁都明白，但这个事实的背后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党/有7000多万/党/员，是一个最大的/党/，而这个/党/至今还没有在社团管理部门登记过，这个事实背后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国家还没有一部“政/党/法”，六/十年了，还是空白，没有变，我们国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制度。“国家还是/党/的国家”，而不是“/党/是国家的/党/”。六/十年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个概念没有变。在财政上，/党/库与国库之间的那堵墙还没有建立起来。再看看，数百万军队还叫解放军，没有变，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武装力量。军队的最高领导人还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党/军一体没有被国家对军队的领导来代替。六/十年了，这一点也没有变。即便在/党/内，六/十年了，也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性选举制度，更不用说在国家范围内了。经常说到的协商，实际上还是战争时期的秘密运作传统。这都是一些基本的事实，它们能引伸出什么基本道理，应该好好讨论。这些讨论离不开这些基本事实的，年轻人真应该多多了解历史。我记得建国初期，几个民主/党/派人士给中央写信，建议把中南海还给老百姓，这个皇家园林最好作为公益文化的纪念物保存下来。80年代初，书/记处又接到过类似的建议，还加了一条：/党/中央机关应该挂牌办公，办公厅、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等，都是执政/党/的机关，不是非法的地下机关，这个建议转了好几个书记的手里，最后没有上会讨论。这两件事，也是六/十年来没有变化的。 

    后来，教授告诉我，他自认为对一些问题特别有研究，但还是没有想到怎么样来理解这么一些基本事实。我通过很多渠道知道这十多年来的新思潮、新提法，不管什么样的理论什么样的流派，对国家六/十年变化了的东西、没有变化的东西，先要搞明白基本事实。有些东西应不应该变、可不可以变、能不能变，要区分起来，比较困难。要讨论问题，那就从搞清楚基本事实入手。我对年轻的教授说，你提那么个问题，我别无选择，只有说事实，基本的事实。基本事实搞明白了，有头脑的人就会思考了，这种“没有变化”是一种政/治优势吗？还是一种政/治惯性？还是一种政/治停滞？都要好好研究，要具体分析，不要下空洞的结论。 

    前些年，一位老同志病重，我去看他，他花了一个多小时向我说他对国家、对/党/的现状的种种担忧，说很想对中央领导同志直接谈。他说他没有这个机会了，我说，我保证转达到。后来，一位常委同志来看我，我就传了话，我特别忘不了的是，这位老同志专门提到，革命了一辈子，到头来怎么向老百姓、向历史作个交代，还有那么多疑点没有搞清楚，怎么交代才好呢？建国六/十年了，我想，这是好机会，应该好好总结，好好讨论的。我是个老头子了，为国家为/党/也工作了一辈子，那种感情是怎么也割舍不了的，可我一直就不同意“辉煌五十年”、“辉煌六/十年”的提法。这不符合事实的。大跃进困难时期那三、四年，“文革”动乱那十年，总不能说是辉煌的吧，宣传用的词，也要讲究精准，要符合基本事实。你不把那几年扣除，老百姓在心里会扣掉的，历史学家也会扣除的。普通/党/员也会那么做的。在90年代的那几年，我说过不止一次，政/治宣传离事实太远，那叫什么？那就是不文明的，是野蛮的宣传。那几年治理码头车站上的野蛮装卸，这野蛮宣传也要治一治。我的话没有人听。这六/十年来，为什么这一点没有变，不但年轻人要想一想，我们这些过来人更要想一想，这叫反思。六/十年了，应该好好庆祝了，也应该好好反思。要举国反思，要举/党/反思。一个执政/党/，一个大国的唯一的执政/党/，执政了六/十年的执政/党/，总应该有起码的反思勇气吧。这实际上是一种责任，是政/党/的责任。这反思，肯定会引出许多不同的看法来，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要是搞得气氛紧张，搞一些封杀动作，这显得我们共产/党/人太没有气度了。在我看来，老百姓的看法，民主/党/派人士的看法，专家学者的看法，政/治上不得志的人的看法，这四类人的看法，尤其应该好好听听，封杀不得，六/十年了，我还在这里说一些一千多年前古人说过的那些道理，想起来让人感到很不舒服。 

    有一位八十年代初主持书/记处工作的老同志，晚年在深圳住过几年，有一次我去看他，谈到他那曲折的人生经历，他说，对这个国家、对这个/党/，他有一大欣慰，两大遗憾。欣慰的是，他亲手推动的华南地区的改革开放成为国家发展的先行者。一个遗憾的是，没有能为/党/的历史上一个重大冤案平反，另一个遗憾的是没有推动/党/对不同意见的容忍政策。他的话不多，说完了，我们俩只是相对无语。建国都六/十年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些政策有些政/治上的理由，那也不至于六/十年来都是如此呀。那些理由现在还存在吗？还站得住脚吗？如果那些理由还站得住脚的话，那么，六/十年的政权建设、思想建设、文化建设，还能用“辉煌”两个字来概括吗？容忍不同看法的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这只能说明，斯大林主义的那一套还在作怪：革命建设越成功，敌人的反抗就越严重。否则，何至于六/十年在这一方面还没有变化呢？那位老同志前几年已经故去了，他的夙愿还依然是个夙愿。这怎么向老百姓交代、向历史交代？从国共第一次合作分裂开始，到1949年我们赶走国民/党/，国民/党/压制了我们22年，封杀我们的报刊，捕杀我们的/党/员，在学校里压制不同的意见。历史证明，他们失败了。我们绝对不能用类似的手段来对待不同意见，对待其他人士。六/十年对二十二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时间概念？ 

    我曾经是这个/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现在享受着很高的政/治待遇。我问年轻教授、由我来说出这些话，是不是让他觉得不可思议呢？他老实告诉我说，他真的不知道是不是不可思议。我想要说的是，正因为是高级干部，就更应该从历史责任的高度来考虑问题，否则，高级干部就等于高级官员，这万万要不得。历史责任就是一个政/治伦/理的问题，对一个政/党/要负责，就要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 

    我这样说，是因为我对许多问题想了很久。记得七十年代末的时候，乔木同志有一次/党/内讲话时提到了政/治伦/理这个词，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有一次开会休息的时候，我专门向他请教，他说他经历了/党/内太多的风风雨雨，政/治伦/理问题真是一言难尽。可惜他后来再也没有谈过这个问题。是啊，到了建国三十年，/党/内才有这么一位大秀才提了这么一句。之后，又不提了。又是三十年了，还是没有人再提。我是做具体工作的，没有那么高的理论水平，可脑袋里一个疑问转了三十年了：我们共产/党/人就那么不堪谈政/治伦/理吗？我要说的是，人家封杀我们22年，我们就有必要花六/十年时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吗？这样的道理不就是政/治伦/理问题吗？我们不公开谈，能阻止老百姓去想这样的问题吗？这么多问题，在那次深圳谈话以后，一直在我的脑袋里撞来撞去，赶也赶不走。说老实话，我还没有想明白，这恐怕不能用“只缘身在此山中”来解释。这正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好好研究的。 

    去年，在电视上看到我们的领导人在国庆那一天到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行礼献花。后人向过去为主义、为理想的献身者表达敬意，不正是一种基本的政/治伦/理吗？没有他们的牺牲，就没有共产/党/掌权，这是基本的事实。可是，有谁站出来向老百姓解释一下，为什么过去五十多年就没有这样做？没有，连个简单的交代都没有。看来，要一下子找回政/治伦/理也难。你属下几千万/党/员，你治下十几亿国民，五十多年了，连个庄重的致敬仪式都没有，是不是应该有个庄重的道歉呢。谁没有做应该做的事情，谁做错了事情，谁就要站出来担责任的。这是起码的伦/理。我们/党/有不少人总是习惯夸耀说现在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同时，却对过去为什么不做正确的事情连个起码的交代都没有。人们常说浪子回头金不换，这金不换要有前提，就是要有反思，要有承担责任。我们这么一个泱泱大国，这么一个堂堂大/党/，总这样含混过去，成了什么样子！用人用错了，举荐的人不负责任，考察评价系统也不负责任，协商机制不负责任，纪律检查委员会也只管查处，不管用人过程中的失察责任，把人关起来了或者枪毙了，就算了结了，还要说查处此人是伟大的成就。这样，这个国家不就成了没人负责任的国家了吗？我们的/党/不就成了没有人负责任的/党/了吗？这么下去，这政/治伦/理又从何谈起呢？ 

    仔细想想，我们/党/的那些重大失误都属于撞到了南墙上才回头的，这堵墙是自然规律、国家发展的客观规律，你违反了规律，就头破血流了。为什么会这样？六/十年了，我们国家没有成长起应该有的社会性力量来与我们共产/党/竞争，来提醒、来监督我们/党/，那些不同意见统统因为不能反映我们/党/的正确就听也不听。那么全权施政，那就全权独担责任吧，又不是。六/十年里有多少时间，国家发展受到阻碍，国民的发展机会失去了，宪法权利也得不到实现。这种现象是很不伦/理的。那位让我传话的老同志对我说过：你我都垂垂老矣，怕的是盖棺难定论呀！我已经走到了晚年的晚年了，这样的自责总摆脱不了。 

    人一旦有了伦/理责任，肯定活得不轻松。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大概也是如此。我这么一个老人总想和年轻人在一起，就是要竖起耳朵，听听这些后来人怎么说我。这位年轻教授对我说，六/十年了，我们国家还没有出现完整意义上的选民，我们/党/也没有出现权利完整的/党/员，我们还没有建立起来容许其他人发挥政/治作用的制度，这些是不是您个人最大的不安？我和教授的忘年之交，是因为他通过我的孩子转给他写的一篇短文，他说他不为了发表，只是希望能在/党/内流传，引起讨论，文章说的是“/党/章”上的那么多权利为什么落不到实处，为什么落不到实处却又不加修改。我就找他来谈了很多次。还是要从基本事实说起。从建/党/的时候起，我们/党/就说自己代表了农工，四九年以后，又说代表了几万万中国人民，到建国六/十年的现在，还是这么来讲。大家同时还看到，六/十年了，并没有严肃严谨的政/治程序来赋予那种代表权，选举的、非选举的，都没有。 

    老家的一些省市长经常来看我，我总是对他们讲，你们的职位是需要选举才能得到的，要凭自己的本事来当选，不要老是寄希望于人大代表团中/党/组织的幕后作用。靠这种作用选上的，脸要红的，对有选举权的/党/员进行/党/纪约束来统一贯彻/党/的决定，这就是“议会中的/党/员活动”，应该是合法的，可是，在很多情况下，这就变成了压制不同意见的优势，哪里有像共产/党/这样大的/党/团呢？这不是平等竞争的机制，六/十年来都是如此，没有变，很难说这样的程序是严肃的、严谨的。依照现在的选举法，这没有违法之处，但却是违背政/治伦/理的，等于一家政/党/掌控了选举机器，民意要真正表达，就是一件难事了。这是谁都看得见的。 

    /党/校这位教授告诉我，六/十年来，共产/党/应对各种危机，比如政/治动荡、内部纷争、舆论压力、人事不正常变动，已经有了许多很定型的危机处置办法了，人才也聚积了不少，有这么大的优势，为什么还没有打算搞平等的/党/际竞争呢？我说，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总觉得竞争选举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现在还有人说，在中国搞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条件不成熟，这好像是说，中国农民多，素质不高，中国没有民主传统，这都是劣势。可是，当这些劣势转变为优势了，共产/党/组织的优势可能就没有了，到那时候，就又有理由不开放民主选举了。这政/治伦/理上的死结，什么时候能彻底解开？六/十年已经过去了，还要再等几十年？ 

    建国六/十年了，应该回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上去。这个国家国民的意愿到底是什么？应该通过什么样的办法来表达真正的民意？这个问题，苏联没有搞明白，六/十九年就亡国亡/党/了，我从来就不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凭我几十年的政/治阅历，我敢说，表达民意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基础设施”，也是衡量一个国家进步、文明程度的主要标准。我总能收到许多老百姓写来的信，我就让秘书挑一些让我看看，多年来都是这么做的。去年，接到山东一位农民的信，他问我：你们北/京的领导到底知道不知道我们在想什么、想要什么？我就想起六/十年代困难时期，毛/主席他老人家号召我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我下到农村，走了两个月，汇总起来报告给毛/主席/党/中央一大堆问题，其中就有这个问题。四十年过去了，这个问题还是让老百姓又问出来了。老百姓从我们的广播电视、报纸上找不到答案，就又问到我们头上来了。当然，民意本身是很复杂的，有各种各样的人，就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这很正常。关键是，我们/党/是不是正视了民意，又在用什么样的制度来保证民意能获得充分的、真实的表达。现在电视上报道了老百姓想致富想发展、想生活得好一些。这是一个进步，因为以前不让公开这么讲。这不让讲的责任，由谁来负？现在老百姓老想发财致富吗？他们想参与更多的社会政/治事务，想要有更多的权利，更多的发展机会。这些为什么不让公开讲？这不让讲的责任，又由谁来负？六/十年了，我们是不是应该说，在民意处理上的失误，是我们共产/党/最大的失误，这是要写进史书的。90年初那几年，有不少签名信、万言书、公开信，我说过多少次，不要大惊小怪，不要乱查封杀，人家有话说，就让他说出来，有什么忍受不了的。我的话就是没有人听。一位管思想宣传的领导跑到我那里说，我不敢不管呀，中央说守土有责，我是管这个的，不管就是失责，你看看，这就是他的责任观念，就是不对民意负责。 

    让我特别痛心的是，有许多人还把对民意的引导庸俗化、功利化。歪曲民意，挟持民意为“人质”，来抵制对改革的正当要求，抵制对一些错误决策的修正。这造成很严重的后果，更是违反政/治伦/理的。九十年代末的时候，一些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同志给中央写信，要求禁止一些学者发表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最新研究成果，他们认为，这些研究修正了过去的一些定论，让他们感情上受不了。这是民意吧，可这是什么样的民意呢？这些老同志到底了解那场战争多少？那些专家则不过是到前苏联那里查了刚刚公开的档案，做了学术上的研究。这有什么错？有一个学者写信给我喊屈叫冤，我给有关领导转了他的信，最后还是石沉大海了。那些老同志脑袋里的定论到底从哪里来的？还不是从外面灌输给他们的。要用事实来纠正他们的一些老观念，就说不行，就说要照顾老同志们的感情，就说“/党/史无小事”，这是什么政/治逻辑？ 

    六/十年了，许多应该变而且可以变的东西，在这样的逻辑下，就变成了不能变、不可变的东西，要树立起基本的政/治伦/理，还有许多障碍要克服。第一条，六/十年了，我们/党/把国家的治乱要系于一身，过去那么多年的折腾，没有不起因于我们/党/自身的折腾的。这让我痛心，我们/党/的折腾殃及了国家，殃及了老百姓。这么多年了，我们告诉老百姓说，这个国家没有共产/党/的话，就会大乱的，老百姓真是怕折腾怕到极点了，他们对稳定的盼望，就成了我们/党/再单独执政下去的“民意”，这一循环什么时候能够打破呢？

     第二条，涉及到怎么样让老百姓认清历史、认清现实，就是要认清一些基本事实。六/十年来，我们说得最多的一段话是“几千万革命先烈换来了红色江山”。这是关于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最大理由之一。为了新中国，死了数千万人，这是基本事实。还有一个事实是，他们是为什么牺牲的？他们前仆后继，为的是当时我们中国共产/党/设立的目标和理想，现在，有多少老百姓知道那时共产/党/设立了什么具体目标？我知道，90年时，出过一本书，书名叫《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承诺》，很快被查封了。我让秘书找了一本我看看，用了一个周末的两天，我全部看完了，我还找了一些专门研究那段历史的专家来问了情况，他们告诉我，这本书里收集的，全部是我们/党/在三四十年代公开发表的社论、评论、声明，没有一份是伪造的。当时，我们/党/向全中国人民做了承诺，要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独立的国家。那时，国民/党/不搞民主，不给自由，也没有能力让国家真正独立，才有共产/党/肩负那些承诺来取而代之。这些承诺的确吸引了无数志士仁人。那些牺牲的人就属于这部分人。其实，那些承诺在毛/主席三四十年代的许多著作中都有。可是，到了五六/十年代都被那个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修改掉了。我看到过一份文献研究室送来的原稿与修改稿，当时让我心里震动很大。现在，我能公开说出二十多年前我脑袋里就产生的疑问，这么个修改法，那几千万人不是白白牺牲了吗？那是白纸黑字，确实推翻了当年我们/党/的承诺。说轻了，这是不尊重历史，本质上，这就是违反政/治伦/理，这就等于是把我们/党/执政掌权的基础建在沙滩上，这能牢固吗？历史总会把真相还给老百姓的，六/十年不行，七十年，七十年不行，八十年，老百姓总要知道的。91年的时候，有专家给中央写出苏联解体原因的分析报告，说是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毁掉了苏共、毁掉了苏联。我在这个结论下是划了大大问号的。照我看，不是公开性搞错了，而是搞迟了。在许多事情上，我们有一些人总是把经验当教训，把教训当经验，这不改是绝对不行的。 

    建国六/十年了，还有多少事情没有向老百姓说清楚，80年起草《决议》时，许多同志提出了许多疑问，后来都被一句“粗线条”打发过去了，这个原则在今天还在起作用，被一些人用来做为掩盖真相、推卸历史责任的挡箭牌，让我们/党/的改革更加艰难。去年，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候，一些当事人就那个历史转折的真相做了一点披露，但还是被设置了许多规矩，以致“活人讳”、“圣人讳”成了一种习惯，难改。那一年我到广东视察，就有一些当事人向我聊起1976年月10月6日的一些事情，印证了我以前的一些道听途说，这一事件的内幕，我们的老百姓在去年的一份南方报纸上看到。在处理“四人帮”过程中，/党/的秘密情报机关起到了特殊作用，难以说明、又不可缺少的作用，老帅要利用自己的亲属与情报机关作沟通打招呼。这一事实被隐瞒了整整三十二年。谁承担这种隐瞒的责任？一个执政/党/的领导人运用亲属、情报机关、军队的力量来解决/党/内纠纷，这种“下不为例”的事情，真的下不为例了吗？周总理在建国之初就告诫过李克农同志，情报机关不要卷入/党/内斗争，他的告诫防止了我们/党/内的那些不规范行为了吗？六/十年了，执政/党/即使不方便向老百姓说清楚，至少也应该先向几千万/党/内同志讲清楚，在赞扬那些为国家进入新局面作出了特殊贡献的人的同时，也应该明确地否定他们所使用的手段，这才符合基本的政/治伦/理。现在，还没有听到这种否定。一个执政/党/执政了六/十年还不注意这一点，要执政能力有什么用？没有政/治伦/理为基础的执政能力，会变成什么样的能力，我想，大家会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 

    我们/党/执政六/十年了，开始说到了决策科学化，开始说到了权力制衡，但做得到底怎么样？看来不说到政/治伦/理不行，光说到还不行，还要有办法、有制度来落实这种伦/理。毛/主席在没有建国的时候，就提出了“为人民服务“，这是最高的政/治伦/理目标，可是怎么为人民服务，他老人家没有回答好这个问题。这“服务”不知要比“执政为民”要谦卑、要诚恳多少倍，但做得怎么样呢？我的结论是，光有“为人民服务”、“执政为民”的宗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这一宗旨也还是要有政/治伦/理作基础的。有一个姓康的年轻学者前几年提出第三种合法性来源，说是一个政/党/只要发誓为老百姓服务，就有了执政的合法性，我看，这种看法是不成熟的，对基本事实都没有搞清楚。 

    六/十年了，只要关心国家发展前途的人，都会想到怎么样推进政/治民主的问题，我们的老百姓、社会团体对国家政/治生活既表达不了独立的看法，又参与不了实际政/治过程，又监督不了执政/党/，人微言轻，这种“三不”状态总不能这样延续下去吧，不能总是一成不变地讲话如仪、视察如仪、批示如仪吧。要多想想执政/党/对国家、对老百姓、对历史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 

    我这么老了，说了这么多。有些年轻人会骂我，在位的时候怎么不说，怎么不做，这种责骂是有道理的，我个人不能用客观环境、客观因素来推卸我应该承担的那一部分历史责任。说了那么多政/治伦/理，我本人就要好好养成那种政/治伦/理。80年起草《决议》的时候，小/平同志说，他最有资格来评价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政/治品质。可他却认为，这种评价应该让后人去做。这么一来，难题就留下了。如果后人既没有小/平同志那种资格，又不讲基本的政/治伦/理，这事情又要赖给后后人了。总要有人出来讲话的，我算是其中的一个吧。

（此稿由四次谈/话整理而成，经谈话人审定。标题为整理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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