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明上元夜，星汉何迢迢

思君不见君，霜冷下夕桥

途穷难切省，村荒备疏肴

偕影南淮夜，一味洞庭箫

去岁而今，几番音问，而终竟不得一见，甚憾。

汝年齿初成，已负文名，心思敏觉，下笔有神，此诚吾淮南刘氏之宗幸也。虽然，汝既长育于沪城市井，则于故土风物，必多隔膜，是以宗亲之谓，亦必淡漠，此又一憾者也。

小叔今夏经停上海之时，家嫂曾赐以汝之手稿，一阅之下，颇多触怀。汝对尔父显伟兄之深情，字句之间，率皆呈现。情深至此，而两界永隔，怎不令人扼腕深恸！

显伟兄与吾年齿微隔，虽然，当年其自老家负笈南下之情景，小叔犹且深记。幼时年节，兄弟每相叩问，手足情深，不待多饰。其后，尔父只身沪地，苦心孤诣，开辟一片生活境界，其豪勇壮毅，每常得闻，亦深为感佩也。然而风云丕测、造化弄人，值吾京北游学之年，噩耗突至，兄弟一场，竟不得再续亲缘，何其谬而痛者！经此事变，家嫂与汝身心所受之创痛，必至大深沉也。

汝父崩逝之后，家嫂独力持家教子，深具勇毅，其辛其苦，不问而知。所幸者，汝少年俊才、学业优异，此汝母所深慰者也。汝母辛劳，汝当多所体谅，更为慰藉。

小叔当年，十有五而志于学，如是一路走来，义更无反顾者。人生之志业愿景，原不过“三立”者，即谓“立德、立功、立言”。宋儒张载亦曾言道问学之意义，乃“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其志如此！

今汝羽翼方开、慧智兼具，正当呼号奋发、矢志努力之时，深望汝能常自惕厉、更为进取，法古今之完人，建不世之功业也。即不能至，心向往之，善哉！

小叔漂泊半生、身无长物，惟理想与志虑赠汝，人生百年，当取法往圣今贤，多自修炼，以求人格与事功之完满！

漏夜提笔，心思切切，竟不知所云。

已丑岁末草于青城寓所

月下一壶酒，微醺演壮囚

永夜人不寐，花开天尽头

最惜千古事，夫子何自由

马放烟波外，谁上岳阳楼

——瞿同祖先生辞世周年祭

刘显刚，为《民主与法制》杂志作

2009年10月3日，是瞿同祖先生辞世一周年的日子。一年以前，当先生谢世的噩耗传来，浮躁的学界在齐声扼腕之余，亦多出了几篇久违了的追思缅怀的文字。一年以后，健忘的人们似乎已记不起先生——他们中的很多人重又开始日复一日地忙碌于时新话题的拣择和学术泡沫的鼓吹了。

予生也晚，得窥真学术的门径更加迟延，因而对于瞿同祖先生，从来只是积存了一份晚生后学的敬重的心意，并无缘亲往拜见。随着先生的谢世，这份深藏心底的敬意终于也失去了尘世的此在的寄托，转而化为一种薪火承续的惋叹与志愿了。一年以后的这个冬天，在四围的寂静中再次重温瞿先生一生的行状与言述，最令笔者动容的，仍旧是那些令人肃然起敬的学人生命的细节。

自学《尚书》：“就是想从难的入手”

先生出生世家，其祖父是晚清重臣瞿鸿禨，因此孩提时代便受到了扎实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启蒙教育——“清廷退位，鸿禨隐居上海。时同祖先生一岁，亦随迁沪上，陪伴祖父，前后八年。因家学渊源，同祖先生之文史知识远远胜过同龄儿童。祖父教学方法独特，一是让爱孙为无任何标点的《论语》断句；二是自己以朱笔写正楷，命爱孙上面描摹。这种教学方法一直延续到祖父去世为止。经过上述两项基本功训练，九岁的同祖不但练得一手好字，更培养了阅读古代典籍的能力” 。（邸永君：《瞿同祖先生的家学渊源》）

翰林后裔、家学渊源，这些已久为世人所瞩目，然而最能反映瞿同祖先生年少时节进学特质的，可能还是他在中学时自学《尚书》的经历。根据一般的说法，《尚书》之难，居五经之首，甚至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也说它“佶屈聱牙”。那为什么不找一本稍为容易一点的书来自学呢？对于这个问题，瞿同祖先生的回答是“为什么要选《尚书》，那是因为知道它难，自己想学，就从《尚书》入手，就是想从难的入手”。（赵利栋：《为学贵在勤奋与一丝不苟——瞿同祖先生访谈录》）

“就是想从难的入手”，这朴实无华的话中不仅仅包含着为学不畏艰困的少年意气，更重要的是，它为瞿同祖先生壮年治学的心境与志趣提供了一种智识养成阶段的心向烛照。

拒绝“被翻译”的诱惑：“尚有自知之明”

一如众知，瞿同祖先生的第一本著作是他在燕京大学的硕士学位论文《中国封建社会》。这本书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5年后被译成日文在东京出版。其时，国内多所大学亦将此书列为研读中国社会的重要参考书目。

然而，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实际的学术价值与知识意义，瞿同祖先生本人一直有着清醒的认知。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他之婉拒这本书英文版的翻译出版上。“我写此书时年纪尚轻，才疏学浅，我个人认为20多岁写不出好的书……《中国封建社会》一书，我自己并不满意，自认为是我的著作中最不成熟的一本。我在美时，华盛顿大学拟请人译成英文，已译了一章。但我认为无翻译出书的价值，便婉言谢绝了。可谓尚有自知之明。”（赵利栋：《为学贵在勤奋与一丝不苟——瞿同祖先生访谈录》）

这“婉言谢绝”本身不仅仅是一种“自知之明”的呈示，更是一种恬淡放达、不昧虚名的心灵境界。放眼今日之浮躁学界的现实，试问有几人能有如此之气魄拒绝大洋彼岸递来的“被翻译”的诱惑？而且公允地说，作为先生之研究中国社会史的最初尝试，《中国封建社会》一书虽或不尽成熟，但其影响的广布已经说明了其学术史上的意义与价值。

问心无愧：“我比较认真，不乱写书”

在被询及为什么学术成果数量有限时，瞿同祖先生回答说：“我不认为数量的多少是重要的。学术是对知识的求证过程，没有结论的求证是缺少实质意义的。所以，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如果没有新的观点、新的见解、新的方法，没有自己独到的思想，就不要写文，也不要写书。有些人为了出名，愿意多写，写了没有意思。当然，如果条件好，我也可能会有更多一些的成果。写书容易，人人都会写。可写本好书，就不容易了。要写本传世的书，就更难了……所以我一定要自己感到可以通过自己的标准时才写，有点新观点的时候才写，否则就不写。我问心无愧的，就是我比较认真，不乱写书，一定要有值得发表的心得才会写。”

瞿同祖先生的这段话中有两点值得当世学人留意：一，是他对于作文写书的自我省察的标准，是必须要有自己的新的观点、新的见解、新的方法，要有自己的独到的思想、值得发表的心得，否则就不去写；二，是他对于学术“生产”数量与质量的关系的看法，即“不认为数量的多少是重要的”，相对于数量，他更看重的是作品的质量，要写就应该是“好书”，最好是“传世的书”，作为学者，就应该在“不乱写书”的前提下努力写出好书和能够传世的著作。

先生的这一种主张在当世自然是“不合时宜”的，因为我们早已进入了学术的工业化生产时代，太多的学者已经不仅是著作等身，而且是等好几身的高产“大师”了；太多的学者沉浸在自己所堆砌的文字构件里不能自拔了，他们并且存有太多的出版和诉说的欲望，其间往往又裹挟着职称学术与吃饭学术的钻营与投机。于是，大师的标签漫天飞舞，教授的头衔满街都是，博士的帽子被成批量的生产和复制，规划学术与等级学术也成为国家学术的常态，而每年数以百万计、耗资数十亿的学术作品的工业化组装和生产亦着实为国家学术GDP的成长做出了“贡献”。

只是，浮华终将散去，对于每一次学术文字的发表与出版的意义，历史终会做出公正的审判。在日复一日地陶醉和忙碌于炒作、制造和出版的时候，当世的知识小众们是不是也应该偶或想一想瞿同祖先生的“不乱写书”的自我省察，想一想先生的“写本好书，最好是能够传世的书”的自我砥砺呢？当所有的源于权宜和个人的小得意的文字构件在历史的暗河中疾速消隐的时候，只有真正认真而独到著述才会最终经受住时间之水的冲刷——一如先生那不多的几本书和论文，久远地绽放出夺目的光辉。

未招学生的“博士生导师”

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官方讣告里，瞿同祖先生有一项“博士生导师”的头衔。事实上，先生是新中国第一批获得博士生指导教师资格的学者，但他从来没有招过学生。个中原因，瞿同祖先生的儿子瞿泽祁后来解释说，是因为父亲年纪大了，精力不济，如果他要收学生，倘若不能够亲自教授指点，他是宁肯不做这件事的。

任事须克其功，育人必收其效，毫无疑问，这是一种真正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境界。因为年龄和身体的原因，瞿同祖先生晚岁未能收一二门徒弟子传承学术之衣钵，这本身是一件颇为遗憾的事情，但坚持在精力不济的时候不招学生，这件事本身却正又说明了先生任事的认真与执着，对于这一点，他问心无愧，也为当世之人树立下了一种永堪垂范的标尺和高度。

学风问题：“国内对于抄袭行为的处分太轻”

在生前所接受的最后一次访谈中，先生专意表达了对于学术风气的意见，直言“国内对于抄袭行为的处分太轻”。

“比如有人的书一字不漏的抄了我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二节的内容。《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重印后，一个外地读者发现了，写信告诉我，我通知中华书局，中华书局通知那个出版社，那本书由出版社收回，而那个作者继续在原单位供职。要在国外，此人马上开除，不但本单位开除，而且美国所有单位都不要他。国外发生了这样的事，一辈子都完了，而在中国却无所谓。后来社科院有人来看我，说要允许人犯错误。可这是关系到学风的问题。为什么外国学风那么好，就是一发现就不要他。” （赵利栋：《为学贵在勤奋与一丝不苟——瞿同祖先生访谈录》）

学术抄袭行为“在中国却无所谓”，“要允许人犯错误”，这是瞿同祖先生所不能理解的。先生的敏觉与介意并不是什么不允许人犯错误，而是一份对于学术伦理与职业道德的自觉的守护与坚持，因为这是“关系到学风”的大问题，学风不正，则假学术横行而真学术不彰——这显然是不需要复杂的逻辑建构就能得出的简单的道理。

对于学风呵护的迟钝，对于学术抄袭行为的无原则的宽容甚或是纵容，终于引致了中国学术界造假与抄袭的风行；学术伦理的缺失与职业道德的缺位，也使得中国学人在集体上面临着一种诚信危机。那些被曝光的抄袭者，要么矢口否认，要么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动作，很少能够反躬自省，在根本上，这正是因为那些无原则的“要允许人犯错误”的论调所造成的恶劣的学术风气。

如果你也和我一样每常悲愤于假学术的横行无忌，悲哀于真学术的精神缺失，那么就让我们一起记住瞿同祖先生的叮咛与坚持，从我做起吧！

在被要求对自己一生的治学心得做总结的时候，瞿同祖先生回答说“我一生治学得力于‘勤奋’、‘认真’四字。为学贵在勤奋与一丝不苟的精神，这是我的座右铭”。勤奋认真、一丝不苟，这简简单单、朴实无华的几个字，没有丝毫的浮华，传递出的却是最平易也最深刻的为学为人的道理。

中国社科院青年学者赵利栋说：“瞿同祖不能够算是同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的出身就决定了他的不具代表性，使得他有能力不求名利、努力工作，永远不会因为受到一点挫折而走向偏激。”世家之出身固然使得瞿同祖先生更加豁达，但他的不求名利与努力工作，却或者并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出身的特异，还因于一种深深镌刻于灵魂中的对于真学术的敬畏和坚持。

关于瞿同祖先生一生行状，署名紫川的作者曾在一篇文字中作了很好的陈述，兹录如下：

“平心而论，瞿先生并不是西人所谓的传奇学者。他不是体制内或学术圈的宗师或学阀，没有一长串的行政、社会和学术头衔；他并不是著作等身的“学术大师”，毕生只有4本书和几篇论文，其中有两本他自认学术价值“不高”，一直不情愿再版；他经历近百年的人生历程，主要学术成果却主要完成在52岁之前；他跨越社会学、历史学、法学和政治学等多个领域，却多半因为这个原因缺少同道，也没有嫡传弟子，他的几代仰慕者几乎都是从著作中知道他的名字。加之，瞿先生虽然家学渊源，名师良友甚多，但他的性格未免太过于平和温顺，并没有太多奇闻佚事、壮怀激烈供后人评头论足或者缅怀。”（紫川：《书生天下事，生前身后名——追记瞿同祖先生》）

不知不觉间，瞿同祖先生已经离开我们整整一年了，时间会冲走生命的记忆，然而，瞿同祖先生的谦和淡泊、认真勤奋、敏觉坚持，以及不以学科自限、敢于突破藩篱而直面问题的治学姿态，都将继续照映在后代的仰慕者与追随者的心中，给予他们坚持下去的勇气和力量，使他们能够擎起真学术的火把，继续行走在那条洗尽铅华也明净澄澈的智识小路上。

是为祭，先生千古！

[作者简介：刘显刚，男，汉族，1982年生，安徽淮南人，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学士（2006.7）、法理学硕士（2009.7,现为内蒙古农业大学法律系中英双语教学专任教师。]

【附录】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在瞿同祖先生辞世之际发布的官方讣告

沉痛哀悼瞿同祖先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著名的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瞿同祖先生因病于2008年10月3日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98岁。根据瞿同祖先生遗愿，丧事从简，不举行告别仪式，遗体供医学解剖后火化。 

瞿同祖先生，字天贶，后改天况，1910年7月12日生于湖南长沙。瞿先生出身世家，幼承庭训，奠国学之始基，少年时代先后就读北京育英中学、汇文中学，1930年以优异成绩被保送到燕京大学，主修社会学。1934年，瞿同祖先生获燕京大学文学士学位后，即入燕京大学研究院，在吴文藻与杨开道的指引下，从事中国社会史研究，1936年获硕士学位。其学位论文《中国封建社会》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旋即成为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参考书，并被译成日文在东京出版。瞿同祖先生以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古代中国社会，引起国内学界的瞩目。

抗日战争爆发后，瞿同祖先生不甘做亡国奴，只身南下，1938年在重庆任国民政府贸易委员会调查处处员，1939年任云南大学社会、政经、法律三系讲师，后升任副教授、教授，开设“中国经济史”、“中国社会史”及“中国法制史”三门课程，1944年兼任西南联合大学讲师。在此期间，瞿同祖先生撰写了《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从法律和社会的角度研究中国历史。这一专著探赜发微，独辟蹊径，既是法制史，也是社会史，成为学术界的开新之作。他认为，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及其主要特征表现在家族主义和阶级概念上，二者是儒家意识形态的核心和中国社会的基础，是中国古代法律所着重维护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在法律上占有极为突出的地位。该书194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中文版，1961年以《传统中国的法律与社会》书名在巴黎和海牙出版英文版，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好评，成为研究中国法律和中国社会的必读参考书，被认为是关于中国法律研究最好的西文著作。该书中、英文版均多次再版，是中国法律史研究的经典之作。

1945年春，瞿同祖先生应邀赴美国，任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历史研究室研究员，从事汉史研究。在此期间，他完成《汉代社会结构》初稿，对汉代的家族、婚姻、妇女地位、社会阶级、豪族等专题进行研究，该书后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1955年，费正清教授在哈佛大学成立东亚研究中心，他被聘为研究员，继续中国史研究，并与人合开“中国法律”课。在此期间，他完成《清代地方政府》一书，并于1962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这本书中，瞿同祖先生采用政治社会学的方法，既描述、分析和诠释中国清代州、县级地方政府的结构与运作，也探索了绅士在地方行政上的作用，这一研究大大推进了对传统中国政府和行政的研究，成为其学术历程中又一重要创新之作。该书英文本多次再版，其观点为不少专家所引用、接受，在西方汉学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1962年，他应邀前往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系任教，开设“中国通史”课，并讲授古汉语。

瞿同祖先生在国外任职期间，始终关心着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为了参加祖国的建设事业，他于1965年辞去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职，经欧洲回国。不久举国罹受“文革”灾难，但瞿同祖先生始终保持对祖国前途的坚定信念。1971年，他被安排在湖南省文史馆工作。1978年，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任二级研究员；1985年起享受终身在职的专家待遇；2006年当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在此期间，除编译出版《艾登回忆录》、《史迪威资料》外，瞿同祖先生还代表中国出席了一系列国际学术会议，如1980年8月作为中国历史学家代表团团员出席在罗马尼亚举行的第15届国际历史科学会议，同年9月出席在瑞士举行的第27届欧洲汉学会议，1983年在香港大学讲学，1985年应美中学术委员会高级学者交流计划的邀请访美，在美国多所著名学府讲学。在这些讲学与学术交流活动中，他进一步阐述了法律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儒家思想与中国法律发展的关系，以及法律儒家化等重要学术见解，为国际学术界所广泛关注。

瞿同祖先生是一位国际知名学者，他在法律、社会、政制史方面的卓越成就和勤奋笃学、一丝不苟、立意创新的治学精神，惠及了无数学人。

瞿同祖先生是一位坚定而忠实的爱国者，他放弃了国外优越的教职、投身祖国建设；他拥护和支持国家的改革开放事业，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

瞿同祖先生生性谦和平易，年高德劭，自到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后，始终关心研究所的建设和后辈学人的成长，近代史研究所同仁感怀在心。斯人已去，其精神、其品德、其著述足可垂范后世，传之久远。

瞿同祖先生安息！

    瞿同祖同志治丧小组

    2008年10月6日

——以杨兆龙先生新文集出版为契机之省思 
 

刘显刚 
 

    杨兆龙先生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不可等闲视之的法学大哲，他的九篇文字新近被有心之编者（陈夏红君）抽列编排，以《大陆法与英美法的区别》为名结集，并由北大出版社出版。故贤得以重温，珠玑得由散布，无论是编辑者还是出版者，皆可谓功莫大焉。笔者既躬逢其盛，则于欣慰之外，亦颇有一种诉说的欲望，希望藉由杨先生文集出版的机会，对法学界这几年来逐渐流行的圣徒叙事，做一点热闹之后的或者并不多余的省思。

    圣徒叙事之谓，系笔者个人所杜撰，意指近年来流行于法学界的一种论述努力，它意图将某些故去的和老去的法律人（律师、法学家、司法官员）之作为及作品以一种仪式化也形式化的语言解读界定，然后贴上理想（有时甚至是空想）色彩浓厚的标签，在有意无意中造出一个个“法律圣徒”的偶像来供后人礼拜。

    中国的文化传统本就特别容易滋生出某种形式的偶像崇拜，然而法律人-圣徒叙事之流行，还特别与法学界近年来所存在的两种心绪相关。一者，当代中国的法学，自遭逢“幼稚”之讥讽以来，法学者们便惯有一种自卑与自觉，希冀早日洗脱“幼稚”之嫌疑——而法律圣徒的型塑与鼓吹，则或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抚平被轻视的焦虑。另一方面，当代中国之法学因为其发展过程的曲折，断层代有，隔膜亦多，如此便渐有一种际遇遭逢的悲情沉淀下来，易于引起大范围的共鸣——公允地说，这种有着厚重历史感的悲情认知具有相当的正当性。

    以此二种心绪之累积为背景，法学界近年来在继续舶来品之卖售的同时，又有相当数量的学人开始致力于故纸堆里先贤旧作的发掘工作。这种“知识考古”确亦取得了相当的成果，一些近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法学大哲（如吴经熊、王世杰、王宠惠、徐道邻以及杨兆龙诸先生）的文字与故事被陆续追述新刊，一时之间，盛况成焉。

    然而，将故贤耋宿的文字与故事作一种在一定意义上抽离了历史语境的追怀重述——虽然其论述本身在言辞表达上充满了历史感——此种圣徒叙事的努力，如果不是完全地疏离了事实及其语境，也多半是一厢情愿的意义解读和偶像型塑。

    例证之一，是法学界近年来对吴经熊与霍姆斯之所谓“伟大友谊”的猎奇与追捧。原本，作为两位在各自的国家里有着极高声望的法律大哲，吴氏与霍氏的书信往来与智识交换值得研究者端详论列，琢磨品评。但对这种正常的学人间的交往做一种夸张的当代追述与意义重构，则没有任何的必要。对于这段历史，一般猎奇与追捧者更关注的往往是交往双方各自的身份与学界影响，而非交往本身。如果不带有任何前见而审视这段历史，则或者可以看到，吴氏与霍氏的交往，不过是一位来自中国的颇有才情与抱负的法学青年与其时在世界上声誉隆重的美国法学大哲间的意义有限的互动而已。这互动本身之所以意义有限，就在于它仅是一方的主动亲近与另一方的礼貌回应——霍氏的礼貌回应可以理解为对异国年轻同行的关切和对学术后进的提携，也许还有某种关联于彼此间文化隔膜与文化无知的好奇。我们看到，吴氏与霍氏的通信，大都是吴氏向霍氏“汇报”一己的求学工作与学术思考的近况，霍氏则对这位来自中国的才思敏捷并且英文书写流畅的青年后进给予了相当程度的热情鼓励——但，仅此而已，至少在已经刊布的信件中，看不到那种有深度的学术意见的交换与等量的亲密的私人情感，也就更谈不上什么“伟大友谊”了。

    圣徒叙事之一厢情愿，很多时候是因于时空区隔之下所产生的距离感。距离的存在不仅会使解读发生语境上的疏离，也同时会有某种正当化或者优美化的效果出来，换言之，会产生美感——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很多致力于追怀的真诚努力最后会变成模式化的圣徒叙事了。

    接续开篇，笔者之所以认为杨兆龙先生之新文集《大陆法与英美法的区别》的出版值得欣慰，原因之一乃是斯书的出版本身特别有一种象征的意义，那就是，打破了伟大、光荣、正确的圣徒叙事模式，重新让文字直面历史与受众，而不事先定调，或者让“前见”左右“意义”。此殊值大欣慰也！

    欣慰的因由之二，在于杨氏此书自身的价值。《大陆法与英美法的区别》所收录的九篇文字，通读下来，确如编者之言，是杨兆龙先生学术作品的精华节选。无论是对于大陆法与英美法的精到梳理，对中外司法制度的比较研究还是对法治、宪政、法学、法律教育以及司法改革的确当之论，皆具有显明的当下意义，这一点殊为难得，亦是杨先生法学上之深厚造诣与深刻洞见的表现。

    当然，欣慰之外，对于杨书是次编辑与出版之细节，笔者亦有些许商榷处，主要在本书题名遴选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遴选书名，一般不外二途，著者存世之日，则由著者酌定；著者既殁，则由受命之编者酌定。本书属于后一种情形。文集题名之定，所要考量者，第一为收录篇目有无概括之主题，如有，则取可体现该主题者名之；若无可予概括之主题或纲目，则取其最具代表性之篇目以概括全书，此亦并不鲜见。本书题名之确定，从结果看，当属后者，但似亦不确然——其虽与所收录之第一篇文章（《大陆法与英美法的区别究竟在哪里？》）主题相关，但并未直取其题。而通观全书所收录之九篇文字，其似乎仍有可予概括之主题或纲目者，则编者为何独以第一篇文字之主题概括全书之内容，笔者实有惑焉。

    斯人没于历史，智识存于文字，而文字不朽。希望杨书以及其他法学大哲之系列作品的陆续刊出，能够使滞陷于伟大、光荣、正确中的法律人圣徒叙事真正地走入历史，淡没于黄昏暗角的某处。 
 

《大陆法与英美法的区别》，杨兆龙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版

大漠总无边，清秋欲广寒 

衰草连天际，游涯满塞川 

问道揖牧老，温酒礼霭贤 

武川新雨后，轻骑响沙湾

“天上的飞机好看吗？”一个年轻母亲的声音，温柔的发问。

“好看！”一声清脆的童音，伴随着“大鸟”飞过时的轰鸣。

周六的午后，我从这对话与轰鸣声中醒来，望向窗外，那飞机果然飞得够低。终于又让我想起，呼和浩特，这个别称青城并且有着蓝蓝的天空的城市，到底是不大的。

我其实是不喜欢太大的城市的。来呼市已经有半个月了，生活在和缓地步入轨道——

在社科院的家属楼里租定了房子，室友是重庆大学的硕士，今年签到农大的计算机学院任教。我叫他老马，他喊我老刘，因为都是新人，并且都是从遥远或不太遥远的大城市赶来，所以彼此心气相通，颇有一种惺惺相惜的味道。

书记在学院新学期的教师大会上把介绍我这个新人作为了第一项议程。按照人文社科学院的传统，新到的教师要兼任为期一年的教学秘书，这意味着，除了有课的时间外，工作日我还须要到院办坐班。从管理的角度，这样的安排自然有其道理——可以让新人尽快地与老人们混个脸熟，同时熟悉一系列的有关教学的显规则与潜规则。在我个人的感受，这样的被安排也还不错，因为我可以方便地使用学院的某些行政资源，还可以在事务性工作的间隙看书备课。

这学期有三门课，专业外语和比较法律文化是计划内的课程，给法学专业的本科生上，法律社会学是计划外的遭遇，给社会学专业的本科生开。因为是以中英双语教学师资的名义被签约的，我索性就少少地用了一点特权：专业外语与比较法律文化都是每周带着学生们直接去读英文原著（两门课两本书，Comparative Law In A Changing World, Comparative Law In A Global Context），绕开了国内的专家们所营造的教材马其顿防线。法律社会学的部分则是带着学生围绕国内某知名教授的同名大作（因为是计划外，所以教材亦是事先由他人指定）作批判性的阅读与讲授。这样地一周下来，虽然备课的工作量不小，但感觉还是蛮充实的。

因为白天要坐班和上课，所以计划中每天六个小时的看书时间只好挪到晚上和清晨。下班回来吃过晚饭从八点半看书到十一点半，然后洗漱睡觉，清晨四点再起来看书到七点，然后洗漱吃饭上班，午饭之后再美美地睡上一个小时——比照《黄帝内经》的说法，这样的作息还是挺健康的，呵呵J

个人的生活皆有在地的属性，所以往往容易对“他处”形成某种标签式的臆想。过去的半月，很多的好朋友都对我的境况表示了关切，问我在大草原遛马的感觉。为了配合他们的想象，我有时开玩笑说，我每天的生活场景是：住在一个蒙古包里，每天早晨醒来，蒙族大嫂会端上热腾腾的奶茶和手抓肉，吃饱喝足之后，骑着我的白龙马去另一个蒙古包里给学生上课…哈哈~

真实的情况是，呼和浩特是个纯粹的城市，离草原还远着呢！加之我们的住所处于内蒙三所高校（内大、内师大、内农大）的交汇区域，附近又有不少省直机关什么的，因此算是呼市的文化中心地带了，生活各方面都非常方便，没有机会产生塞外苦寒的感触，反而感觉像是北京生活的继续。

从北京到深圳、从法制日报到北大国际法学院，从四月初的疲累折返到五月中的青城演绎，从中国政法到内蒙农大，过去这一年我个人的生活遭遇了很多的计划内与计划外，不堪回首者有之，难以释怀者有之，心存感激者有之，温暖铭记者有之……伤情之后，过去的已经过去，而梦想与坚持、承诺与责任、事业与生活，都还要继续！

九月的青城的天空，是蔚蓝的。

九月的青城的空气，是清新的。

九月的青城的我，是愉悦而充实的。

——以此敬答关心着我和我所关心着的老师和朋友们！J

刘显刚

2009年9月5日于青城

这个后记，我不打算再说论文了，虽然它从立意到最终答辩通过有很多师友的助益，这些显刚永远铭感五内。

从本科到硕士，掐一掐手指头，我在法大呆了七年，结识了很多的人，经历了很多的事，相较于当年那个怀揣着大学录取通知书懵懂进京的毛头小子，今天的我，的确在这个不大也不小的法律学堂里长了不少的见识。

要感谢很多的人，他们各自经历了某一时段的我，感谢他们所给予我的肯定否定、包容教训。相逢是缘，因由聚散，无论如何，过去的已经过去，只剩下脑海中的印痕和很多年后重逢时会心的微笑。

三年前的昌平，我为了与军都山的分别整整惆怅了三个月。三年后的蓟门桥，除了心头偶或浮起的感伤，一切都很平静。当然，感慨还是有的。

有些人，实在远远的看着就好了，走得太近，会破坏那初见时刻的美感与青葱岁月的想象。

有些人，是注定要分道扬镳的。我们只是在彼此的生命中短暂遭遇，然后随缘造化，各走各的阳关道或者独木桥。

有些幻想，越早丢掉越好。选择与被选择，放弃与被放弃，在自己可以左右的时候就不要让别人来操弄你的命运。

有些理想，还是不要丢掉的好。权变与权宜虽然可以正当化某些追逐，但人字的歪掉与人格的毁损，却是自我堕落的表征。

名山事业，是所有读书人的梦想。读书人，尤其出身草根的读书人，手里除了文字没有别的牌可以打，于是便有了形形色色的文字里的钻营。看不透，放不开，不逐浮利便沽虚名，终究，是多数士子的宿命。

这轮回从无始终处来，好像亦不见其尽处。

真就逃不掉吗？

抖擞精神，擦亮眼睛，继续，这不自由的旅程……

刘显刚，乙丑岁夏于雨后天晴的蓟门

劉顯剛/题于腊八

1，在生理年龄上，你早已经成年，也老大不小了，生活的角色与责任、生命的路径和愿景都已不再是个假以时日才要面对的问题。那么请你常常问问自己，是不是很好地负担了你的角色与责任，清楚地明晰了你的路径和愿景？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请你返躬自省、好好检讨；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请你深自惕厉、继续加油。

2，这一路走来，你从一方水土走进另一方水土，从一个圈子走到另一个圈子，从一个学校来到另一个学校，你身上的标签已经越来越多了，这其中有一些是从娘胎里带来的，有一些是经过努力获得的，还有一些是别人（包括运气）送给你的。享受标签，享受它们的每一个（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但不要迷恋，不要执著，更不要因为标签带来的小得意、小幸福、小舒服而迷失自我。虽说生活是知足常乐，但那是一种不妄不执的心境，而不是躲在标签后面的沾沾自得。你若依赖标签（不论它是什么），它便会绑架你和你的生活。

3，当别人误会、刻薄或者以某种令你感到不快的面目设定你时，不要去埋怨别人，你首先要做的是问问自己：是不是哪里做错了，或者是否在不经意间伤害了别人，是否自己真得就那么问心无愧、理直气壮、心安理得？既非圣人，便自然会犯错（无论有心还是无意），犯了错并不可怕，重要的是坦荡面对、谦卑反省、即时更正。公德私德，恒念在我；毁誉不计，常思己过；宽以待人，心地磊落。

面向古·拉的沉思[1]

——纪念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诞辰130周年[2]

刘显刚[3]

远古

让我们通过《诗篇》的作者知情

正义与和平彼此相亲

尘世间，有二物难以统一并行

一个是善法，一个是可爱的和平

决没有中间之路，即使在本书里——

一个真正、确然、冷峭的矛盾

答案，托付给了果敢的心灵

勇于决定——这就是人生！

                                                ——拉德布鲁赫[4]

提到拉德布鲁赫，脑海中会立刻浮现出他的那许多灿若辰星并且时刻令人醒觉的文字。他是一个让人经常需要仰视但却不会产生任何距离感的人。他的文字有一种炽热并且深沉的力道，浸于其中，你感觉到的不只有智识蒙受启迪的震撼，更有灵魂得凭关照的温暖。某种意义上，他是一个很难被定性或者根本就拒绝被定性的人。

他之修习法律，原本只是依从父亲的愿望，但在遇到并领略了现代刑法学的奠基人之一的李斯特的“榜样的力量”之后，他决心专注地投入于法学的学习中。他身上有浓郁的诗人、文人的气质，青年时期甚至很长时间“都没能从诗人和作家的梦中醒来”[5]，他将这种深沉的人文气息与人本关切落实于笔下，并在法学的研究与表达中贯彻始终，其文字的灵动、深沉、准确和凝炼足以使那些文风干瘪却又自诩为平实的人哑然失言。作为学而优则仕的政治家，他从来不留恋于权力和职位，政治，在他而言只是志业的延续；他加入社会民主党，但却从不局限于一党一派的立场，并且以其专业的操守和公正的人格赢得了即使是政治对手的尊敬。作为法哲学家，他拒绝投向法律实证主义抑或自然法学派的任一阵营，而欲以其无执、淡定、圆通但经常被人误读的“相对主义”开出一兼具超越性、开放性与包容性的法学第三条进路。

拉德布鲁赫的人生是一幅色彩斑斓、气势磅礴的画卷。他的横溢的才情、宏阔深沉的思想、富有正义感的作为和传至今时的文字都无不让人有一种由衷的感佩与惜念。以此之故，在其诞辰130周年之际，笔者不惴浅陋，作是文而为纪念。

诗·文：一份敏觉

日本东京大学法理学教授尾高朝雄曾经这样评价拉德布鲁赫的法哲学：“拉德布鲁赫德法哲学理论有非常丰富的内容。其理论不但具有多方面的光彩，丰富的内容，并且还充满高度的艺术芳香。其思想系适用精密的哲学的方法，有条不紊地展开议论，从这一点看来，无论如何是属于德国式的。对于多方面精彩的题目，有时甚至于渗入文学的表现，从这一点看来，当然是属于法国式的。以锐敏的现实感觉，来处理实证法现象间的各种问题，从这一点看来，可以说也是英美式的作风。综合上述各点来看，拉德布鲁赫的确是当代第一流的法哲学家”[6]

这一评价是十分中肯的。作为一个法学家，其著述竟然能多方面的光彩、丰富的内容、高度的艺术芳香，并且将德国式、法国式和英国式的作风完美融合，这一切初看起来似乎不可思议，但如果我们将拉德布鲁赫身上所具有的诗人的、文学的才华和气质叠加到他的学术里，一切或者便会豁然开朗。

拉德布鲁赫在北德意志的田园中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在那里，“路德教的良心道德、人文主义的熏陶教养和北德人的独立性格，悄然地滋润着一种可爱的乡土美德…同时也造就了拉德布鲁赫那种蕴含着乡土气息的德行品质和艺术天分。”[7]

拉德布鲁赫的诗人梦很早就开始了。还在中学的时候，当时的抒情诗人Carl Busse已经这样评价他的诗歌处女作：“从那里可以看到天分！”，这令他颇感自豪，也大受鼓舞。尽管拉德布鲁赫没有把写诗作为一种职业，但诗人的天赋却伴随了他的一生，浸透于他的几乎所有的文字和表达。在他因李斯特的感召而终于没有“从法学院逃逸”之后，他用诗一般的语言写出了一本令他声名鹊起的《法学导论》；在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几乎都会以诗明志，即使在晚年丧子的巨大悲痛中，他也同样选择以诗歌来寄托哀思[8]。诚如米健先生所言，“在拉德鲁赫的内心最深处，他的思想生命完全是一种与诗人同源的、出于诗的传统敏感的、以诗的语言造就的思想表达的跃动。”[9]

拉德布鲁赫的艺术天分还表现在诗歌以外的文学创作上，尽管他从来没有为文学而文学，那些可以被视作文学作品的文字，也只是他之于逝者的真切追怀和对每一个过往与当下的内在省思的自然流露。在那部显然经过了深思熟虑的作品《P·J·安塞尔姆·费尔巴哈——一个法学家的生平》中，思想家的语言与诗人的语言被几近完美的糅合在了一起，交错穿插却不显突兀的描写与评价、富于技巧的思想阐发与充满活力而令人信服的描绘手法等等，共同绘就了一个具有科学、艺术双重天分的刑法学家的画像——它在艺术上的成就甫一出版就赢得了包括托马斯曼、胡赫在内的作家们的称许。拉德布鲁赫并且还将自己的文艺体验在《人物与思想》（Gestalten und Gedenken）这本文集中作了一种概括式的展示。在这本集子里，他谈论的人物包括了西塞罗、米开朗琪罗、莎士比亚、约翰逊、杜米埃、费尔巴哈和歌德——费氏的一生行状和歌德诗文深刻地影响了拉德布鲁赫的一生——他叙说着他们，同时也在叙说着自己，最后，他以一种诗性的自我感怀来为这一叙说作结：“我们要抛弃不偏不倚，以全部身心坚定地，追求善良、美好的生活。”[10]

甚至在法学的研究与书写中，这种文学意蕴的修辞也十分显明。无论是最早的《法学导论》，还是后来的《法哲学》、《刑法的优雅》、《犯罪史》（与Heinrich Gwinner合著）等作品，他的个性的灵动的书写是一以贯之的。在这一点上，拉德布鲁赫或许注定是个伟大的异数，因为一般关于法学上之表达应该平白的主流观念已经在相当的程度上扼杀了法学语言的想象力。文字一如书写，表征的是一个人的气质与才情，这在文学作品中最是显见。但是，要是在法学这一惯常讲求“精确言说”的学科之下，还能够无碍地做文字的挥洒，写出那种有多方面光彩的、内容丰富并且充满高度的艺术芳香的作品来，而且丝毫不让人感到有任何的做作、虚无、空洞与模糊，就不仅是难得，更是令人叹为观止的了。

学·政：一种志业

拉德布鲁赫晚年的时候承认，他虽然不是基督徒，但骨子里却有一个“基督徒的灵魂”。的确，他的一生，正是一个拥有坚定信仰者的生动写照。无论是治学还是出仕，拉德布鲁赫从来没有把法律或者政治的职位只是当作简单的借以谋名取利的职业，而毋宁是一种包含着类似宗教情愫的充满献身精神的志业。他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同时也是具备行动力和实践精神的人，拒绝夸夸其谈抑或只是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他并不只是在学院里讲授精致学问的法学教授，同时还是一个充满社会担当意识与博爱精神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他的经历充分显示，只要可能，他总是愿意与别人分享他的理念或者亲力促成一种助益于现实的改变。

我们已经知道，之于法学，他最初的确是志不在此，纯粹是十分不情愿地依从父亲的愿望，因为那个时候，在父亲面前，他还“不能以绝对的说服力去表达我的另一些愿望和才能”（《心灵之路》，第19页）。但是，当他在F.V.李斯特那里领受到“榜样的力量”之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莱比锡，Karl Binding的警告反过来刺激了拉德布鲁赫接近李斯特的著作的欲望，结果，“一经阅读，他那危险的魔力一下子敲击着我，并使我成为弗朗茨·冯·李斯特的一个仰慕者和李斯特学派的一位活跃的战友”（《心灵之路》，第35页）。李斯特学派的从不终结的讨论、攻击、防守，为有力的论证或仅仅为得出精辟的关键词而作瞬间的浓缩，以及导师和学生在平等地位上的讨论，所有这一切都让拉德布鲁赫感觉到了非常的快意。这样，当李斯特在他获得博士学位后鼓励他以学术为业的时候，他没有丝毫犹豫便踏上了学者之途。[11]

作为教授，拉德布鲁赫的课堂——优美的表达、睿智的言语加上古典式的单纯，常常令学生们觉得陶醉——尽管不是从一开始就是这样[12]。作为法学学者，拉德布鲁赫同时在刑法学和法哲学领域里耕耘，他的全部的法律和正义学说“始终不渝地指向作为一切法的根据和目标的人类”[13]。在这里，犹可以清楚地看到，治学，之于拉德布鲁赫，是一项与其作为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社会担当意识联系在一起的志业，或者至少是其志业的实现方式和表达路径。在全部的学术努力中，拉德布鲁赫关注现实的人和人类的境遇与遭际，拒绝那种学院里知识小众们的立场主义的自得其乐的文字游戏和社会感的冷漠，他从一开始就对那种为学术而学术的象牙塔姿态保持了警惕。

这样，自然地，他的志业未止步于学术，天生的敏觉和悲天悯人之心促使他将目光投向了法学之外的领地——政治的事业。

拉德布鲁赫是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一个社会主义者。乍看之下，这多少令人觉得有些突兀，为什么一个富商的后代、一个生活惬意而自足的大学教授会不仅深切同情于另一个与他不相干的阶级，而且还把自己的相当大一部分精力奉献于社会民主党的事业？是出于虚荣心或者是渴望有集体的狂欢、群众的集会和共同的歌唱吗？当然不是。

拉德布鲁赫之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是出于一种朴素的休戚感，或者按照他自己的话说，是“本不想比别人更好”，“那种对优越地位（它由于不公正的分配生活财富而影响着个人）的警醒，作为一种折磨，一种负疚，一种内在的矛盾，活生生地存在于个人身上，因而就有效地孕育着个人的社会同情心和社会奉献感。我得承认，理念和现实之间的反差使我感到坐立不安，折磨着我的心，使我彻夜难眠，惊魂不定。”（《心灵之路》，第101页）可以确知，拉德布鲁赫并不是在社会主义话语流行之时而作一种时髦的姿态，按照阿图尔·考夫曼的话说，拉德布鲁赫对于社会主义有一种非常理想主义同时也非常具有伦理性的态度，在对待普通民众的态度上，他遵循着歌德的教诲，人民尽管“意味着是较为低微的，但在上帝面前却是最高的”[14]。

这样，在“主义”的感召之下，拉德布鲁赫热心地投入到了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事业之中。然而，他的从政，与一般的以政治为职业的政客又不同，因为他不想当官，只想为其社会理想做出实际的努力，他并且在面对政治问题时“总是理性的”（《心灵之路》，第81页）。在他的著名的两次联邦政府司法部长任内，他将自己的职责定位于懂业务的专业部长，并且在司法部长的职责范围内作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这其中包括推动《少年法院法》、《妇女任司法官特准法》的通过、新设劳工法院、签署罚金刑法等，当然最突出的是对刑法改革的推动。

在著名的1922年《德意志通用刑法典草案》（Entwurf eines Allgemeinen deutschen Strafgesetzbuchues，史称《拉德布鲁赫草案》（Entwurf Radbruch））中，拉德布鲁赫引人注目地把矫正思想置于完全的中心地位，有计划地把罚金而非自由刑安排为基本的刑罚，并因此主张废除死刑、监禁刑和名誉刑（Ehrenstrafen）。犹须提及的是拉德布鲁赫对待所谓信仰犯（Überzeugungsverbrechers）问题的态度，他认为“这样的犯罪是由于绝对地主宰行为人的道德的、宗教的和政治的信仰而发生的”，所谓的信仰犯绝不是“犯罪者”，而只是“异端思想者”，对他们不可从其自身进行反驳——他们充其量只是站在体现为国家权力的另一种封闭信仰的对立面，因此应该在平等的道德层面上加以对待。[15]

早在加入社会民主党之前，拉德布鲁赫就已经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因此他的工作是超越了党派意识形态的。拉德布鲁赫主政时期的共和国司法部成了“优秀法律家的孕育之地”，这些法律家的水平应当归因于他们能够长期保持不介入政治。拉德布鲁赫用以评价古斯塔夫·斯特莱斯曼的一段话也适用于评价他本人从政时期的表现：“在合适的时间总是做得很得体，根据形势的变化不经意地让自己从以前的行为中不断重新吸取教训，这构成了其伟大的政治艺术。其意图越成熟，其越不知不觉地顶住来自本党内部的阻力，而贯彻其业已看出符合道理的东西……在此，他的策略技巧糅进了如此大量人间的温情，以至于他即使在人格上也获得了成功。”（《心灵之路》，第124页）[16]

也许，拉德布鲁赫早年在其成名之作《法学导论》的结尾部分所题下的句子，已经可以让我们理解和预见到他后来的在知识与社会、学术与政治之间的穿梭往返——那是一种志业担当者的必然的抉择：

每一个人的面前都竖立着

一幅应是他未来的肖像

只要他还未成为这肖像的化身

他就不能完全安详

“决裂”：一个著名的误解？[17]

对于拉德布鲁赫的法哲学立场，有一个广为传布的见解，认为在拉德布鲁赫的晚年，由于对纳粹主义不法国家的深切痛感，因此在法哲学立场上同其早年的建基于价值相对主义之上的法律实证主义主张有一种“决裂”，而变成了一个自然法论者，或至少是“修改了过去对自然法观念的轻视”[18]。

单从拉德布鲁赫的著述中抽出某些只言片语或者如考夫曼教授所说，引用某些欠考虑的证据来佐证这一“决裂”似乎并不困难。拉德布鲁赫早年在其著作的某些部分确实写下了许多初看之下非常实证主义并且足够轻忽自然法的文字，比如：法哲学的效力论“没有资格”“以令人信服的理由否定某个偏执狂的命令或国王自以为是的命令具有效力”（《法哲学》（1932），第77页）。与此同时，在其晚年的言论中，却似乎看不到多少对于对于法律实证主义的鼓吹，而多了一份之于自然法的温情：对超法律的法之问题作出回答，这个方向“早就出现了，所以本课程讲义……应该在课程目录上加上一个副标题：自然法，这个标题几十年来已弃之不用了”（《法哲学入门》，第109页）。1949年版的《社会主义文化论》的后跋中，他再次写道：“存在着一种基督教的自然法。”（《社会主义文化论》，第82页）[19]

事情似乎是明摆着的。然而果真是这样吗？

不错，如Günter Spendel所指出的，拉德布鲁赫是一个“身处时代转折的法学家”（Jurist in einer Zeitenwende），他经历了德国历史上的四个时期——帝制时代（1919年以前）、魏玛共和国（1919-1933年）、纳粹统治时期（1933-1945年）以及战后时期（1945年后）——而且重要的还有，他并不是一般地经历这些时期，他本身就同很多的历史事件一起形成和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如果说他在思想上发生了什么变化或转圜，似乎是十分自然而合乎逻辑的。

但是，这种解读方式至少是部分地误读了拉德布鲁赫和他的相对主义。

如果只是要提供某些欠考虑的证据，那我们可以很轻易地对“决裂”论者提出质疑。因为拉德布鲁赫早年虽然在价值相对主义之下很重视法的安定性价值，但同一时期他也做过相反的表达。1919年，拉德布鲁赫曾经把法律实证主义说成是“对权力的盲目崇拜”（《年轻的法律学生》，第13页）；1932年他又写道：“没有最低限度的自然法，法哲学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恰如实证主义法哲学对于实在法的效力，也需要有某种超实在法的、即自然法的立场。”（《法哲学和法律实务》，第37、38页）另一方面，恰如考夫曼教授指出的，拉德布鲁赫即使在蒙受纳粹国家的重压和迫害之下，也没有完全否弃法律实证主义所强调的法的安定性原则（Rechtssicherheit）的价值，他在战后对自然法的表达亦不是对传统上那种客观的、绝对的和一贯真实的自然法律原则体系的认受——“拉德布鲁赫看做是自然法和承认为自然法的东西，是人类的主观权利，这些权利先于国家立法而存在，是（国家）不可处分的”。

要解决在拉德布鲁赫的思想中“决裂”是否真得发生过这个问题，最关键的部分，不是去徒劳地捡拾其著述中的只言片语或者在特定语境下的表态。要厘清这一疑问，就必须要明晰拉德布鲁赫的那种新康德主义的二律背反的思维方式[20]。这种思维方式在面对法律实证主义和自然法时并不同于一般“非此即彼”（Entweder-Oder）的二元认知模式，而毋宁是一种“亦此亦彼”（Sowohl-als-Aush）的认知思维。在这种对极性的思维（polare Denkweise）之下，事物是多重交织的，并没有什么廉价的答案和可以除尽的余数，这时候，所需要的是“理性地揭示最终的矛盾，而不是陷入其非理性的迷雾之中”（《法哲学》，第8章）。“亦此亦彼”也意味着，要在“互不否认”之下作衡平的适于具体语境的表达。或者，换作中国的语言，也可以说，这时候需要的是一种“执两用中”的中庸技艺。

这样也便可以理解，拉德布鲁赫在不同时期的著述中对法律实证主义和自然法的那些看似彼此抵牾的表达，其实只是在特定语境下的有针对性的强调姿态。或者恰如他本人所言，他并未“改变以前思想的精髓，而只是强调其他之点，使这些还处于隐暗之中的东西，缓缓进入完全的光照之下”（《社会主义文化论》，第81页）。

那些宣称或者追问拉德布鲁赫是否早年是一个法律实证主义者或者晚年转向了自然法的人，其提问立场本身或者就是错的，他们在一种“非此即彼”的思考模式之下也不可能理解拉德布鲁赫的那种二律背反的“亦此亦彼”的认知思维。

或许，考夫曼教授下面的这段话可以终结“决裂”论者的讨论和疑问了：

“（拉德布鲁赫）总是同是属于二者，但随时又各有侧重，因而归根结底是超越于自然法和法律实证主义的。在他看来，正确的东西从来不仅仅存在于实在法律规范之中，不仅仅存在于超实证的自然法规范之中，而且也存在于实在性与正确性内容间的互动关系之中，存在于两者的契合过程之中，这个契合过程，不是作为一劳永逸的状态而存在的，而必须总是按照所处的状况循序渐进地发展得着。”[21]

附图：               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的法概念[22]

自然法则            文化法则    （价值关联性）  →    理想法则

                                            ←  （演绎）

价值无涉            价值关联                          纯粹的价值

事实存在            真实有效                          理想有效

必须                应该                              乌托邦

强制                自由                              绝对性

因果性              目的性                            自在

解释                理解                              自我反思

                     ----------                   ---------

                    科学            ————————————＞    真理
                                         ＜————————————   

                    道德            ————————————＞    善（伦理性）

                                         ＜————————————

                    美学（艺术）    ————————————＞     美

                                         ＜————————————

法             ————————————＞     正义

（法律、习惯法、法官法）  ＜————————————    （法观念）

             ↙    ↓                            ↙    ↓

实证性（法之确定性）   规范性（法律之目的）    一般性、平等性、普遍性    社会性

人的社会关系之秩序

  定义：“法是具有服务于正义这一意义的现实”（拉德布鲁赫，《法哲学》）

          或法是“规范社会生活的一般的、实证的规范之总和”（拉德布鲁赫，《法哲学入门》）

时间永在流逝，纪念者和被纪念者最终都会被历史所“淹没”。然而适当的回望终究还有其意义，先贤的人生路径、思想行动至少会令碌碌如我者产生若干的触动与自省。

那些经常因为服翕于一种传统和立场而变得极端自负、极端封闭和极端不宽容的知识小众们，那些日日以学术名义、摆着高尚的姿态却做着“稻粱谋”的学术商人们，那些游走于学术与政治之间却从来不把它们作为志业的权力的追逐者们，在拉德布鲁赫面前，会不会感到一丝的不安、局促与汗颜？

肉体的此在随风而去，灵魂的光亮永驻心矶，从根本上说，怀念不是因为习惯或者痴迷，而是源于当下的遭际，源于一种心有戚戚。

晨曦终于还是在落笔之前到来，窗外的夜气已然散尽，当此拉德布鲁赫诞辰130周年之际，笔者谨在遥远的东方，奉上这微薄文字，聊作祭意。

戊子年五月廿八日草于北京蓟门

附1：拉德布赫年谱

1878年       是年11月21日生于德国吕贝克

1884年       入布塞纽斯博士文科中学预科班

1892-1898年  入卡塔琳娜文科中学高年级班

1898年       以“甲等全优”成绩文科中学毕业；是夏，入慕尼黑大学学习法律

1901年       于柏林通过第一次法学国家考试，获法院候补司法官资格

1901-1902年  在吕贝克任候补司法官，其间休假参加弗朗茨·冯·李斯特教授在柏林主持的刑法研讨班并准备博士论文

1902年       在柏林以《相当因果论》通过博士口试和论文答辩，成绩“甚优”

1903年       是年底获海德堡大学教授资格，教授资格论文：《行为概念：其对刑法体系的意义——兼谈法学体系论》（1904年出版，1967年再版）

1906年       夏季学期在曼海姆商事高等学院受聘授课；6月，与琳娜·格茨订婚

1907年       9月28日，与琳娜·格茨结婚

1908年       当选海德堡市行政委员会民主委员，与琳娜·格茨离婚

1910年       2月，由弗里德里希大公二世委任为编制外副教授；夏，出版《法学导论》

1910-1914年  任海德堡市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及孤儿事务委员会成员

1914年       3月，应聘担任柯尼斯堡大学编制内副教授；夏，出版《法哲学纲要》

1915年       9月，女儿蕾娜特出世；11月，与莉迪娅·申克结婚

1915-1918年  服兵役

1918年       7月，在军中担任少尉；12月，儿子安塞尔姆出世

1919年       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10月1日起任基尔大学正教授

1920年       当选德国社会民主党议员党团成员；在海德堡参与修订新社民党党纲；3月13-19日，在卡普政变的几天里被拘禁于基尔；担任德国国民议会宪法制定委员会委员

1921年       10月26日，出任维尔特内阁司法部长

1922年       6月起先后起草《保卫共和国法》、《关于陪审员和陪审法官补偿法》、《关于妇女任司法官与职业法官特准法》；10月，决定制定《德意志通用刑法典草案》；11月，因维尔特内阁倒台返回基尔大学重任教职

1923年       8月，再度接手斯特莱斯曼第一和第二届内阁司法部；11月退出斯特莱斯曼内阁，仍回基尔大学任教

1926年       8月，在议会发表题为《共和国的义务论》的纪念宪法日演讲；秋，受聘海德堡大学；11月，在海德堡大学发表就职演讲《法律上的人》

1929年       担任布鲁赫扎尔男性监狱顾问

1932年       《法哲学纲要》新修订版以《法哲学》为名出版

1933年                           5月9日，被解除巴登邦公职

1934年       被迫回绝国外多所大学的聘任和邀请（考纳斯大学、纽约大学、苏黎世大学、里昂大学）；在维也纳出版《保罗·约翰·安塞尔姆·冯·费尔巴哈：一个法学家的生平》

1935-1936年  任牛津大学大学院客座研究员，在牛津访学一年

1938年       11月，东京商科大学（一桥大学）出版其60周岁祝寿文集；《论刑法的优雅》在巴塞尔出版

1939年       3月，女儿蕾娜特在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雪崩事故中遇难

1942年       12月，儿子安塞尔姆少尉在东部前线严重受伤后死亡

1945年       口述自传体札记《心灵之路：我的生活片断》出版；9月，恢复教职并担任海德堡大学法学院院长

1948年       7月13日，发表告别（教坛）演讲；7月14日，重新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11月21日，举行七十寿辰纪念；获授海德堡大学、歌廷根大学名誉博士学位；出版祝寿论文集《文化哲学与法哲学论稿》；入选海德堡科学院

1949年       11月21日，突发心肌梗塞；11月23日，在海德堡逝世

附2：拉德布鲁赫本人著述录略

Die Lehre von der adäquaten Verursachung, Berlin 1902(RGA 7, 7-74)

Der Handlungsbegriff in seiner Bedeutung für das Strafrechtssystem. Zugleich ein Beitrag zur Lehre von der rechtswissenschaftlichen Systematik, Berlin 1904(RGA 7, 75-167), Neuaufl.,hg.v.Arthur Kaufmann, Darmstadt 1967

Einführung in die Rechtswissenschaft, Leipzig 1910(RGA 1, 91-209), 7./8. Aufl. 1929(RGA 1, 211-405), 13. Aufl., hg.v.Konrad Zweigert, Stuttgart 1980

Grundzüge der Rechtsphilosophie des Rechts, in: Gustav Radbruch/Paul Tillich, Religionsphilosophie der Kultur, Berlin 1919, 2. Aufl. 1921, Nachdruck Stuttgart 1968, S.9-16(Philosophische Vorträge der Kant-Gesellschaft, Nr.24)

Kulturlehre des Sozialismus, Stuttgart/Berlin 1922, 4. Aufl., hg.v.Arthur Kaufmann, Frankfurt/M.1970

Entwurf eins Allgemeinen Deutschen Strafgesetzbuches(1922), zuerst veröffentlicht Tübingen 1953(RGA 9, 47-160)

Der Mensch im Recht, Heidelberger Antrittsvorlesung, Tübingen 1927(Recht und Staat, Heft 46), auch in: MiR S. 9-22(RGA 2, 467-476)

Rechtsphilosophie (= 3., neu bearbeitete und eweiterte Aufl. der “Grundzüge”),Leipzig 1932(RGA 2, 206-450), 4.-7. Aufl., hg. v. Erik Wolf, Stuttgart 1950-1970, 8. Aufl., hg. v. Erik Wolf und Hans-Peter Schneider, Stuttgart 1973

Paul Johann Anselm Feuerbach. Ein Juristenleben, Wien 1934 (RGA 6, 27-273), 2. und 3. Aufl. Göttingen 1957/69

Elegantiae Juris Criminalis. Sieben 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s Strafrechts, Basel 1938,2. Aufl. 1950(enthält vierzehn Studien) (in der Radbruch-Gesamtausgabe aufgelöst)

Gestalten und Gedanken. Neun Studien, Heidelberg 1945, 5. Aufl. Göttingen 1965

Vorschule der Rechtsphilosophie, Heidelberg 1947 (von Radlbruch autorisierte Vorlesungsnachschrift seiner Hörer Harald Schubert und Joachim Stoltzenberg) (RAG 3, 121-227), 2. und 3. Aufl., besorgt von Arthur Kaufmann, Göttingen 1959/63

Der innere Weg. AufriÜ meines Lebens, hg. v. Lydia Radbruch, Göttingen 1952, 2. Aufl. 1981(RGA 16, 167-297)

Eine Feuerbach-Gedenkrede sowie drei Aufsätze aus dem wissenschaftlichen

Nachlaß, hg. v. Eberhardt Schmidt, Tübingen 1952(Recht und Staat Heft 1972)(Feuerbach-Gedenkrede:RGA 6, 296-305)

Kleines Rechtsbrevier. Spruchbuch für Anselm, hg. v. Fritz von Hippel, Göttingen 1954

Der Mensch im Recht. Ausgewählte Aufsätze und Vorträge zu Grundfragen des Rechts, besorgt von Fritz von Hippel, Göttingen 1957, 3. Aufl. 1969(zit. Als MiR)(in der Radbruch-Gesamtausgabe aufgelöst)

Aphorismen zur Rechtsweisheit, hg. v. Arthur Kaufmann, Göttingen 1963

Gustav Radbruch, Gesamtausgabe, hg. v. Arthur Kaufmann, 20 Bde, Heidelberg 1987 ff

Manfred Stange(Hg.), Gustav Radbruch: Nachlaßverzeichnis, Heidelberg 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