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同学：

首先祝贺你们跨入大学的校门，成为一名法学专业的本科新生。一周多来的新生军训是否让你们感受良多呢？当初对于大学的遥远而抽象的想象，比对于如今对大学生活的最初的近切的体验，你们又有怎样的新的体会呢？

无论你们是怀着怎样的心情进入这所学校、这个专业的，你们的大学生活都即将全面展开了。这意味着，你们将要在这个城市和这个大学经历四度的春秋轮换、砥砺洗礼，最后破茧成蝶，各自飞向新的事业和学业的领地。因此，这个坐落于大青山下的农大校园，对于你们而言，便是个挥洒青春、集结理想、孕育希望、准备飞翔的所在了。

我是你们的班主任老师，未来的四年，我们将作为一个新的集体共同度过。我是去年才从北京来到呼市，也是第一次当班主任，并没有什么管理和管制的经验，但请相信，我是真诚的。我真诚地希望我们的这个集体能够成为一个温馨的家庭、充实的学苑，以及战斗的团队。

和你们2009级的学长们一样，你们也是农大法学双语授课专业的同学，而我本人，则是去年新进的专责法学双语授课的老师。因此，未来的四年里，我既是你们的班主任老师，也是你们的专业老师。双语专业开设之初衷，在型构学生的国际视野，并在全球化的时代拥有与这个日渐开放的世界进行沟通的能力。因此，你们与非双语授课专业的学生在这样一个意义上来说是不同的。而这同时也意味着，你们要有更宏大的专业格局、更高远的学术理想、更开阔的认知视野以及更严苛的努力学习。如此，方才不负“双语授课专业”的称谓，也才有可能不让短短四年的大学生活留下太多的遗憾。

八年以前，我和现在的你们一样，在北京昌平的中国政法大学本科校区开始了属于我的大学生活。那时候的心情，一则以亢奋，一则以忐忑，一则以迷茫。法大的昌平校区坐落于燕山支脉的军都山下，因此校园里流传着这样的两句话：“四年四度军都春，一生一世法大人” （这个句式你们也可以套用一下，所谓“四年四度青山春，一生一世农大人”是也）。初进校园，对这样一句标语并没有太多的感触，虽然它对仗得很工整。那个时候，大家对即将开始的大学生活，是充满真诚的期待的，就像你们现在一样。然而我的大学毕竟已成往事，此刻，我已经从一个城市来到了另一个城市，从一个校园进入了另一个校园，场景转换之间，身份也从学生变成了老师。良多感怀，不待多言。

然而，作为班主任老师，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这个大学生活刚刚开始的时候去认真地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我的大学将如何度过？”！作为老师，我尊重你们每一个人的个性，因此我不会过分干涉你们的学业方向和进行路径的自我设计。这里，我仅从最一般的意义上提几点小小的希望，算是过来人的分享吧。

1，爱惜知识，敬畏学术；思考独立，盲从是忌。

2，作息规律，调适合理；专心学习，业荒于嬉

3，仰望星空，脚踏实地；理想明晰，守一不移。

4，健全身心，动静自律；惟善是从，远离暴力。

5，尊重规则，淡泊名利；平和友善，宽容异己。

6，爱与奉献，责任牢记；止于至善，良心真理。

这样的六句话，当然是提纲挈领甚至语焉不详的。因此，我同时还带了学友的两份文字，或者说两份关于大学生活的视角独特的陈述（许志永：《法理学第一课》，张抒涵《我在法大的信仰之路》），印发给你们，希望能对你们释解之于大学新生活的困惑有所助益。

我是80后，你们是90后，代沟很可能是存在的，沟通却必须是真诚的。大学里的班主任老师，不是操心你们日常一切生活的全职家长，而更像是一个提灯引路的行者，带领你们穿越大学生活的重重迷雾、浅滩险阻，直至你们这一段学业航程完结，登上新的彼岸。我尤其希望你们能够把我当成知心的朋友，无论是学习、生活甚至是情感上的任何的纠结与困惑、欢欣与幸福，我们都可以一起来分担分享。

未来四年，风雨兼程的路上，让我们携手同行，并且，一路走好！

你们的班主任：刘显刚老师

2010-09-01

鸟鸣竹声上，舟动水歌长；

山幽心且静，林深趣亦泱；

且罢夫子道，结庐忘城隍。

庚寅仲夏，余与父母省亲于广安，山水清明，因寄诸友同消炎夏也。

无才可去补苍天

枉入红尘若许年

一样青春同入梦

离离原上草空寒

岁有枯荣皆次第

凉宵别绪鹧鸪天

伤情不语犹思望

相逢何日慰因缘

庚寅初夏为鄂托克之行作

时维五月之末，序属炎夏之初，师生一气兮，千里跋涉。

沿途经略，满座声歌，青春作赋兮，远意几何！

棋盘天井，苍莽碧坡，识法治之具象兮，小大皆作。

尘灰起落，工坊厚泽，触感纠结兮，山水有隔。

亦曾登临望岳，对影欢歌，呼号奋发兮，五月流火。

疾风是凛，温雨豪泼，人力何极兮，造化因果。

逶迤穿梭，高原朗阔，罗网细密兮，今古一色。

太一真定，浩宇言说，心意悠长兮，别鄂托克！

刘显刚于大青山下/2010.05.29

三月云霓温翠柳

美庐烟雨共悠游

人生到处知何似

不效功名不系舟

分明上元夜，星汉何迢迢

思君不见君，霜冷下夕桥

途穷难切省，村荒备疏肴

偕影南淮夜，一味洞庭箫

去岁而今，几番音问，而终竟不得一见，甚憾。

汝年齿初成，已负文名，心思敏觉，下笔有神，此诚吾淮南刘氏之宗幸也。虽然，汝既长育于沪城市井，则于故土风物，必多隔膜，是以宗亲之谓，亦必淡漠，此又一憾者也。

小叔今夏经停上海之时，家嫂曾赐以汝之手稿，一阅之下，颇多触怀。汝对尔父显伟兄之深情，字句之间，率皆呈现。情深至此，而两界永隔，怎不令人扼腕深恸！

显伟兄与吾年齿微隔，虽然，当年其自老家负笈南下之情景，小叔犹且深记。幼时年节，兄弟每相叩问，手足情深，不待多饰。其后，尔父只身沪地，苦心孤诣，开辟一片生活境界，其豪勇壮毅，每常得闻，亦深为感佩也。然而风云丕测、造化弄人，值吾京北游学之年，噩耗突至，兄弟一场，竟不得再续亲缘，何其谬而痛者！经此事变，家嫂与汝身心所受之创痛，必至大深沉也。

汝父崩逝之后，家嫂独力持家教子，深具勇毅，其辛其苦，不问而知。所幸者，汝少年俊才、学业优异，此汝母所深慰者也。汝母辛劳，汝当多所体谅，更为慰藉。

小叔当年，十有五而志于学，如是一路走来，义更无反顾者。人生之志业愿景，原不过“三立”者，即谓“立德、立功、立言”。宋儒张载亦曾言道问学之意义，乃“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其志如此！

今汝羽翼方开、慧智兼具，正当呼号奋发、矢志努力之时，深望汝能常自惕厉、更为进取，法古今之完人，建不世之功业也。即不能至，心向往之，善哉！

小叔漂泊半生、身无长物，惟理想与志虑赠汝，人生百年，当取法往圣今贤，多自修炼，以求人格与事功之完满！

漏夜提笔，心思切切，竟不知所云。

已丑岁末草于青城寓所

月下一壶酒，微醺演壮囚

永夜人不寐，花开天尽头

最惜千古事，夫子何自由

马放烟波外，谁上岳阳楼

——瞿同祖先生辞世周年祭

刘显刚，为《民主与法制》杂志作

2009年10月3日，是瞿同祖先生辞世一周年的日子。一年以前，当先生谢世的噩耗传来，浮躁的学界在齐声扼腕之余，亦多出了几篇久违了的追思缅怀的文字。一年以后，健忘的人们似乎已记不起先生——他们中的很多人重又开始日复一日地忙碌于时新话题的拣择和学术泡沫的鼓吹了。

予生也晚，得窥真学术的门径更加迟延，因而对于瞿同祖先生，从来只是积存了一份晚生后学的敬重的心意，并无缘亲往拜见。随着先生的谢世，这份深藏心底的敬意终于也失去了尘世的此在的寄托，转而化为一种薪火承续的惋叹与志愿了。一年以后的这个冬天，在四围的寂静中再次重温瞿先生一生的行状与言述，最令笔者动容的，仍旧是那些令人肃然起敬的学人生命的细节。

自学《尚书》：“就是想从难的入手”

先生出生世家，其祖父是晚清重臣瞿鸿禨，因此孩提时代便受到了扎实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启蒙教育——“清廷退位，鸿禨隐居上海。时同祖先生一岁，亦随迁沪上，陪伴祖父，前后八年。因家学渊源，同祖先生之文史知识远远胜过同龄儿童。祖父教学方法独特，一是让爱孙为无任何标点的《论语》断句；二是自己以朱笔写正楷，命爱孙上面描摹。这种教学方法一直延续到祖父去世为止。经过上述两项基本功训练，九岁的同祖不但练得一手好字，更培养了阅读古代典籍的能力” 。（邸永君：《瞿同祖先生的家学渊源》）

翰林后裔、家学渊源，这些已久为世人所瞩目，然而最能反映瞿同祖先生年少时节进学特质的，可能还是他在中学时自学《尚书》的经历。根据一般的说法，《尚书》之难，居五经之首，甚至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也说它“佶屈聱牙”。那为什么不找一本稍为容易一点的书来自学呢？对于这个问题，瞿同祖先生的回答是“为什么要选《尚书》，那是因为知道它难，自己想学，就从《尚书》入手，就是想从难的入手”。（赵利栋：《为学贵在勤奋与一丝不苟——瞿同祖先生访谈录》）

“就是想从难的入手”，这朴实无华的话中不仅仅包含着为学不畏艰困的少年意气，更重要的是，它为瞿同祖先生壮年治学的心境与志趣提供了一种智识养成阶段的心向烛照。

拒绝“被翻译”的诱惑：“尚有自知之明”

一如众知，瞿同祖先生的第一本著作是他在燕京大学的硕士学位论文《中国封建社会》。这本书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5年后被译成日文在东京出版。其时，国内多所大学亦将此书列为研读中国社会的重要参考书目。

然而，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实际的学术价值与知识意义，瞿同祖先生本人一直有着清醒的认知。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他之婉拒这本书英文版的翻译出版上。“我写此书时年纪尚轻，才疏学浅，我个人认为20多岁写不出好的书……《中国封建社会》一书，我自己并不满意，自认为是我的著作中最不成熟的一本。我在美时，华盛顿大学拟请人译成英文，已译了一章。但我认为无翻译出书的价值，便婉言谢绝了。可谓尚有自知之明。”（赵利栋：《为学贵在勤奋与一丝不苟——瞿同祖先生访谈录》）

这“婉言谢绝”本身不仅仅是一种“自知之明”的呈示，更是一种恬淡放达、不昧虚名的心灵境界。放眼今日之浮躁学界的现实，试问有几人能有如此之气魄拒绝大洋彼岸递来的“被翻译”的诱惑？而且公允地说，作为先生之研究中国社会史的最初尝试，《中国封建社会》一书虽或不尽成熟，但其影响的广布已经说明了其学术史上的意义与价值。

问心无愧：“我比较认真，不乱写书”

在被询及为什么学术成果数量有限时，瞿同祖先生回答说：“我不认为数量的多少是重要的。学术是对知识的求证过程，没有结论的求证是缺少实质意义的。所以，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如果没有新的观点、新的见解、新的方法，没有自己独到的思想，就不要写文，也不要写书。有些人为了出名，愿意多写，写了没有意思。当然，如果条件好，我也可能会有更多一些的成果。写书容易，人人都会写。可写本好书，就不容易了。要写本传世的书，就更难了……所以我一定要自己感到可以通过自己的标准时才写，有点新观点的时候才写，否则就不写。我问心无愧的，就是我比较认真，不乱写书，一定要有值得发表的心得才会写。”

瞿同祖先生的这段话中有两点值得当世学人留意：一，是他对于作文写书的自我省察的标准，是必须要有自己的新的观点、新的见解、新的方法，要有自己的独到的思想、值得发表的心得，否则就不去写；二，是他对于学术“生产”数量与质量的关系的看法，即“不认为数量的多少是重要的”，相对于数量，他更看重的是作品的质量，要写就应该是“好书”，最好是“传世的书”，作为学者，就应该在“不乱写书”的前提下努力写出好书和能够传世的著作。

先生的这一种主张在当世自然是“不合时宜”的，因为我们早已进入了学术的工业化生产时代，太多的学者已经不仅是著作等身，而且是等好几身的高产“大师”了；太多的学者沉浸在自己所堆砌的文字构件里不能自拔了，他们并且存有太多的出版和诉说的欲望，其间往往又裹挟着职称学术与吃饭学术的钻营与投机。于是，大师的标签漫天飞舞，教授的头衔满街都是，博士的帽子被成批量的生产和复制，规划学术与等级学术也成为国家学术的常态，而每年数以百万计、耗资数十亿的学术作品的工业化组装和生产亦着实为国家学术GDP的成长做出了“贡献”。

只是，浮华终将散去，对于每一次学术文字的发表与出版的意义，历史终会做出公正的审判。在日复一日地陶醉和忙碌于炒作、制造和出版的时候，当世的知识小众们是不是也应该偶或想一想瞿同祖先生的“不乱写书”的自我省察，想一想先生的“写本好书，最好是能够传世的书”的自我砥砺呢？当所有的源于权宜和个人的小得意的文字构件在历史的暗河中疾速消隐的时候，只有真正认真而独到著述才会最终经受住时间之水的冲刷——一如先生那不多的几本书和论文，久远地绽放出夺目的光辉。

未招学生的“博士生导师”

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官方讣告里，瞿同祖先生有一项“博士生导师”的头衔。事实上，先生是新中国第一批获得博士生指导教师资格的学者，但他从来没有招过学生。个中原因，瞿同祖先生的儿子瞿泽祁后来解释说，是因为父亲年纪大了，精力不济，如果他要收学生，倘若不能够亲自教授指点，他是宁肯不做这件事的。

任事须克其功，育人必收其效，毫无疑问，这是一种真正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境界。因为年龄和身体的原因，瞿同祖先生晚岁未能收一二门徒弟子传承学术之衣钵，这本身是一件颇为遗憾的事情，但坚持在精力不济的时候不招学生，这件事本身却正又说明了先生任事的认真与执着，对于这一点，他问心无愧，也为当世之人树立下了一种永堪垂范的标尺和高度。

学风问题：“国内对于抄袭行为的处分太轻”

在生前所接受的最后一次访谈中，先生专意表达了对于学术风气的意见，直言“国内对于抄袭行为的处分太轻”。

“比如有人的书一字不漏的抄了我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二节的内容。《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重印后，一个外地读者发现了，写信告诉我，我通知中华书局，中华书局通知那个出版社，那本书由出版社收回，而那个作者继续在原单位供职。要在国外，此人马上开除，不但本单位开除，而且美国所有单位都不要他。国外发生了这样的事，一辈子都完了，而在中国却无所谓。后来社科院有人来看我，说要允许人犯错误。可这是关系到学风的问题。为什么外国学风那么好，就是一发现就不要他。” （赵利栋：《为学贵在勤奋与一丝不苟——瞿同祖先生访谈录》）

学术抄袭行为“在中国却无所谓”，“要允许人犯错误”，这是瞿同祖先生所不能理解的。先生的敏觉与介意并不是什么不允许人犯错误，而是一份对于学术伦理与职业道德的自觉的守护与坚持，因为这是“关系到学风”的大问题，学风不正，则假学术横行而真学术不彰——这显然是不需要复杂的逻辑建构就能得出的简单的道理。

对于学风呵护的迟钝，对于学术抄袭行为的无原则的宽容甚或是纵容，终于引致了中国学术界造假与抄袭的风行；学术伦理的缺失与职业道德的缺位，也使得中国学人在集体上面临着一种诚信危机。那些被曝光的抄袭者，要么矢口否认，要么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动作，很少能够反躬自省，在根本上，这正是因为那些无原则的“要允许人犯错误”的论调所造成的恶劣的学术风气。

如果你也和我一样每常悲愤于假学术的横行无忌，悲哀于真学术的精神缺失，那么就让我们一起记住瞿同祖先生的叮咛与坚持，从我做起吧！

在被要求对自己一生的治学心得做总结的时候，瞿同祖先生回答说“我一生治学得力于‘勤奋’、‘认真’四字。为学贵在勤奋与一丝不苟的精神，这是我的座右铭”。勤奋认真、一丝不苟，这简简单单、朴实无华的几个字，没有丝毫的浮华，传递出的却是最平易也最深刻的为学为人的道理。

中国社科院青年学者赵利栋说：“瞿同祖不能够算是同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的出身就决定了他的不具代表性，使得他有能力不求名利、努力工作，永远不会因为受到一点挫折而走向偏激。”世家之出身固然使得瞿同祖先生更加豁达，但他的不求名利与努力工作，却或者并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出身的特异，还因于一种深深镌刻于灵魂中的对于真学术的敬畏和坚持。

关于瞿同祖先生一生行状，署名紫川的作者曾在一篇文字中作了很好的陈述，兹录如下：

“平心而论，瞿先生并不是西人所谓的传奇学者。他不是体制内或学术圈的宗师或学阀，没有一长串的行政、社会和学术头衔；他并不是著作等身的“学术大师”，毕生只有4本书和几篇论文，其中有两本他自认学术价值“不高”，一直不情愿再版；他经历近百年的人生历程，主要学术成果却主要完成在52岁之前；他跨越社会学、历史学、法学和政治学等多个领域，却多半因为这个原因缺少同道，也没有嫡传弟子，他的几代仰慕者几乎都是从著作中知道他的名字。加之，瞿先生虽然家学渊源，名师良友甚多，但他的性格未免太过于平和温顺，并没有太多奇闻佚事、壮怀激烈供后人评头论足或者缅怀。”（紫川：《书生天下事，生前身后名——追记瞿同祖先生》）

不知不觉间，瞿同祖先生已经离开我们整整一年了，时间会冲走生命的记忆，然而，瞿同祖先生的谦和淡泊、认真勤奋、敏觉坚持，以及不以学科自限、敢于突破藩篱而直面问题的治学姿态，都将继续照映在后代的仰慕者与追随者的心中，给予他们坚持下去的勇气和力量，使他们能够擎起真学术的火把，继续行走在那条洗尽铅华也明净澄澈的智识小路上。

是为祭，先生千古！

[作者简介：刘显刚，男，汉族，1982年生，安徽淮南人，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学士（2006.7）、法理学硕士（2009.7,现为内蒙古农业大学法律系中英双语教学专任教师。]

【附录】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在瞿同祖先生辞世之际发布的官方讣告

沉痛哀悼瞿同祖先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著名的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瞿同祖先生因病于2008年10月3日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98岁。根据瞿同祖先生遗愿，丧事从简，不举行告别仪式，遗体供医学解剖后火化。 

瞿同祖先生，字天贶，后改天况，1910年7月12日生于湖南长沙。瞿先生出身世家，幼承庭训，奠国学之始基，少年时代先后就读北京育英中学、汇文中学，1930年以优异成绩被保送到燕京大学，主修社会学。1934年，瞿同祖先生获燕京大学文学士学位后，即入燕京大学研究院，在吴文藻与杨开道的指引下，从事中国社会史研究，1936年获硕士学位。其学位论文《中国封建社会》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旋即成为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参考书，并被译成日文在东京出版。瞿同祖先生以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古代中国社会，引起国内学界的瞩目。

抗日战争爆发后，瞿同祖先生不甘做亡国奴，只身南下，1938年在重庆任国民政府贸易委员会调查处处员，1939年任云南大学社会、政经、法律三系讲师，后升任副教授、教授，开设“中国经济史”、“中国社会史”及“中国法制史”三门课程，1944年兼任西南联合大学讲师。在此期间，瞿同祖先生撰写了《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从法律和社会的角度研究中国历史。这一专著探赜发微，独辟蹊径，既是法制史，也是社会史，成为学术界的开新之作。他认为，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及其主要特征表现在家族主义和阶级概念上，二者是儒家意识形态的核心和中国社会的基础，是中国古代法律所着重维护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在法律上占有极为突出的地位。该书194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中文版，1961年以《传统中国的法律与社会》书名在巴黎和海牙出版英文版，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好评，成为研究中国法律和中国社会的必读参考书，被认为是关于中国法律研究最好的西文著作。该书中、英文版均多次再版，是中国法律史研究的经典之作。

1945年春，瞿同祖先生应邀赴美国，任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历史研究室研究员，从事汉史研究。在此期间，他完成《汉代社会结构》初稿，对汉代的家族、婚姻、妇女地位、社会阶级、豪族等专题进行研究，该书后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1955年，费正清教授在哈佛大学成立东亚研究中心，他被聘为研究员，继续中国史研究，并与人合开“中国法律”课。在此期间，他完成《清代地方政府》一书，并于1962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这本书中，瞿同祖先生采用政治社会学的方法，既描述、分析和诠释中国清代州、县级地方政府的结构与运作，也探索了绅士在地方行政上的作用，这一研究大大推进了对传统中国政府和行政的研究，成为其学术历程中又一重要创新之作。该书英文本多次再版，其观点为不少专家所引用、接受，在西方汉学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1962年，他应邀前往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系任教，开设“中国通史”课，并讲授古汉语。

瞿同祖先生在国外任职期间，始终关心着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为了参加祖国的建设事业，他于1965年辞去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职，经欧洲回国。不久举国罹受“文革”灾难，但瞿同祖先生始终保持对祖国前途的坚定信念。1971年，他被安排在湖南省文史馆工作。1978年，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任二级研究员；1985年起享受终身在职的专家待遇；2006年当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在此期间，除编译出版《艾登回忆录》、《史迪威资料》外，瞿同祖先生还代表中国出席了一系列国际学术会议，如1980年8月作为中国历史学家代表团团员出席在罗马尼亚举行的第15届国际历史科学会议，同年9月出席在瑞士举行的第27届欧洲汉学会议，1983年在香港大学讲学，1985年应美中学术委员会高级学者交流计划的邀请访美，在美国多所著名学府讲学。在这些讲学与学术交流活动中，他进一步阐述了法律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儒家思想与中国法律发展的关系，以及法律儒家化等重要学术见解，为国际学术界所广泛关注。

瞿同祖先生是一位国际知名学者，他在法律、社会、政制史方面的卓越成就和勤奋笃学、一丝不苟、立意创新的治学精神，惠及了无数学人。

瞿同祖先生是一位坚定而忠实的爱国者，他放弃了国外优越的教职、投身祖国建设；他拥护和支持国家的改革开放事业，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

瞿同祖先生生性谦和平易，年高德劭，自到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后，始终关心研究所的建设和后辈学人的成长，近代史研究所同仁感怀在心。斯人已去，其精神、其品德、其著述足可垂范后世，传之久远。

瞿同祖先生安息！

    瞿同祖同志治丧小组

    2008年10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