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原刊于《检察日报》2010年5月24日

司法能动和司法被动的适用都受到一定时空和条件的限制，任何相对的事物都处在辩证关系之中，司法能动和司法被动也处于一种辩证关系之中。本文拟从司法能动和司法被动的三重具体辩证关系进行论述，以图加深对司法能动的认识，增强对司法能动的理性科学的把握。

一、空间条件下司法能动与司法被动的辩证关系

司法能动与司法被动的辩证关系首先表现在空间的范畴里，不同的空间环境形成不同的法治，孟德斯鸠早就对此有过详细描述。城市和农村、经济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各自有不同的司法需求。

（1）城市与农村。各地的城市都是一样的，各地的农村各有各的不同。这句很普通的话语里面包含了一种法治的意蕴。城市因人为创造的成分比较大，同一性、均一性比较强。农村依自然环境的成分比较多，差异性、个性化比较多。司法能动更适合农村，城市却更适合司法被动。具体说来，（1）城镇居民的素质比农村居民要高。司法被动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司法参与者必须具备一定的法律素养，而法律素质比较低的司法参与者更希望法官能动地介入他们的事情。（2）城市的法律服务比农村要好。被动司法和消极司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有辅助性的司法服务来帮助司法形成一种形式化的作茧自缚的格局。（３）城市的案件比较多。在案件数量很多的情况下，程序化、形式化的司法被动更能满足整体的法治需求。相比来说，司法能动需要投入更多的司法资源，因而只能处理比较少的案件。

（2）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的概念相比城市和农村的概念有一定范围的重合，但并不是完全等同。城市也存在熟人社会，农村也存在陌生人社会。司法能动更适用于熟人社会之间。交往的规则，以及交往规则被破坏之后的恢复秩序所需的规则（前者是法律的创设，后者是司法），都是为了陌生人社会而存在的。在熟人社会，规定人们行为的规则本来就不多，要有也是模糊的那么一些原则。正常秩序破坏之后的秩序恢复也依据同样的逻辑，并不需要很程序化的规则，也就是司法不需要很程序化。我们熟知的秋菊、山杠爷的故事都是熟人社会里的故事，在那些地方，纠纷之后的司法需求是很特殊的，现代化的程序性很强的司法会越陷越深。如果换一个角度，司法的运行势态改为能动，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爷的悲剧也许都可以避免。

（3）经济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这对概念和城市与农村的概念也有重合的地方，但是城市并不代表发达，农村不必然代表落后。在法律和社会演进的过程中，法律的变迁就是跟随了经济的发展。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方必然有着不同的对法律的需要。司法被动从本质上来说正是符合经济发达之要求的。司法的历史演变经历了与行政一体到与行政适度分离，初步的分离到精致的分离，再到符合政治理性的消极被动，以至到今天的高度科学与理性。这一个过程随着经济不断发展而不断演进，因为这演进的每一个过程都需要经济条件的支持。可以说，一个国家司法能动程度和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成一个反向的比例，一个地区的司法能动程度和一个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也成一个反向的比例。

二、时间条件下司法能动与司法被动的辩证关系

   从时间的角度看，社会分为转型时期与平稳时期、正常时期和危机时期。相比而言，转型时期和危机时期对司法能动的要求比较强烈，而平稳时期和正常时期更适合司法被动。

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旧的观念和制度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新的观念和制度尚未完全发挥效用,传统观念与现代观念、固有制度与现代制度产生碰撞、博弈、交融,社会规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冲击，社会秩序要求得到重构。为完成秩序重构,单靠立法机关大规模制定成文法不能起到立竿见影的实效，必须更加依赖行政和司法的力量。行政的能动性自不待言，在司法角度，能动司法显得非常迫切。司法能动通过个案阐释、整体司法的法律解释等手段弥补了立法的不足，帮助一个社会顺利实现转型。

此外，与平稳时期和转型时期的对照不同，社会发展在时间的维度上还存在一个正常时期和危机时期的划分。转型时期在很多时候也是处于正常的社会状态，平稳时期也有些时候会出现危机，比如经济危机、自然灾害危机。在经济危机和自然灾害时期，司法必然应当有更多对于当下社会需求的政策考量。在地震时期和金融危机时期以及非典时期，司法表现形式、司法对法律的解释倾向、司法的责任担当都必然和正常时期不一样，司法的能动性在很多时候使得社会的特殊需求和法律的理性结合起来。

三、案件条件下司法能动与司法被动的辩证关系

不同的案件具有不同的社会原因，不同案件需要不同的处理方式。有些案件的事实显得更为清楚，有些案件的事实则比较模糊，有些案件的法律界定很分明，有些案件没有明确的法律界定。单一的、同质化的、理想化的纠纷解决模式并不能完全满足错综复杂的现实司法需求。

（1）刑事案件、民事案件、行政案件各不一样。刑事案件适用司法能动的空间最小，行政案件空间最大，民事案件次之。司法裁判本质特征的中立和被动性在刑事案件中表现得最为突出。诸多司法克制制度都是为刑事案件专门设计的，如无罪推定、罪刑法定、零口供等。刑事案件就是在特殊的时期和特殊的空间环境下，也要求我们保持司法克制的态度。行政案件司法能动的空间最大。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时期，相关的法律不健全，利益格局尚未完全形成，行政权力的能动性要求突出，行政案件中的司法能动也更显必要。民事案件对于司法能动的需求则处在刑事和行政二者之间。

（2）家事案件和商事案件不一样。家事案件包括身份关系案件、与身份关系相联系的财产案件、婚姻家庭的侵权案件,以及其他涉及婚姻家庭关系的案件。这种案件不同于一般商事纠纷,具有牵连性、私益性以及纠纷解决的紧迫性等特点，在管辖、当事人、起诉、言辞辩论、诉讼中止和终结及承受、判决的效力、调解程序等方面，都有别于通常诉讼。在家事案件中，诉讼一般否定自认的效力；在证据收集方面法官应当依职权主动收集证据；在诉讼请求方面法官可以依职权考虑双方未提出的事实。通常的司法被动主义在处理家事案件方面往往难以取得预期效果，很多方面都需要发挥司法的能动作用。而商事案件则不一样，一般都可以以被动司法的方式去处理。

（3）常规案件和复杂案件、传统案件和新型案件也不一样。法律关系简单明了的常规案件一般没有司法能动适用的余地。但是复杂案件，比如劳资纠纷案件、山林案件、涉及下岗职工案件，司法能动就大有用场。在我国古代司法历史上，以包公案为典型的流传至今的诸多经典案件，都是因为在复杂案件中发挥了司法能动的智慧。与此类似，传统案件与新型案件也不一样。传统案件的司法处理机制比较健全，司法技术比较成熟，司法能动的空间不大，如杀人案件、盗窃案件、普通债务纠纷案件，无论是从法律规定，还是法官理解，人们基本可以做出清晰的预测。但内幕交易、洗钱、网络侵权等新类型案件在诸多方面和传统案件不一样，其相关的法律漏洞比较多，涉及的利益关系较为复杂，法律效果无法准确估计，司法能动的空间比较大。

除本文论述的时间、空间、案件属性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影响到司法的运行。比如案件的不同阶段和不同侧面具有不同的司法需求，立案阶段和执行阶段对司法能动的需求大于案件的审理阶段，案件的实体层面对司法能动的需求大于案件的程序层面，等等。本文论述的影响因素只是三种最关键、最常见的因素，在诸多其他因素里，司法能动和司法被动照样存在辩证关系。

四、结语

司法能动和司法被动的具体辩证关系说明了司法能动的必要性，也说明了司法能动的条件性。司法能动只适合在特殊的空间、特殊的时期、特殊的案件中予以运用。从空间角度看，司法被动主要适用于城市、陌生人社会与经济发达地区，而在农村、熟人社会和经济落后地区则更适合司法能动。从时间角度看，司法能动更适用于转型时期、危机时期，在社会的平稳时期和正常时期则更适合司法被动。从案件属性角度看，刑事案件、商事案件、简单案件、传统案件适用司法能动的时候比较少，而行政案件、家事案件、复杂案件、新型案件适用司法能动比较多。

在当前司法能动受到强烈关注的时候，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号的层面，而应当加深对司法能动的理性和科学探究。应当在法律科学的层面去探究司法能动，应当把司法能动的把握化解到可以操作的技术层面。司法能动背后有什么样的法哲学根基？如何把握司法能动的边界？司法能动在政策的层面和法律技术的层面如何体现？等等。有了对这些基本问题的清楚认识，司法才会在理性科学的能动之路上运行，而不至于陷入司法盲动的误区。本文就算是在科学理性的司法能动这样一个方向上的一点努力。

       如此，我们可以说，21世纪的中国法学，不读《边城》，照样是残缺的。

小时候的山里
常常梦见美丽而宽广的蓝天
长大后
为强赋诗词
也常赞美蓝天
到了青海湖
才知道了
真正的蓝天

那是一片
一望无垠的蓝天
远远的天边
几朵淡淡的白云
陪伴着隐隐的山峰
勾起你思念
那远方的情人

那是一片
沁人心脾的蓝天
凉凉的水
清清的风
偶尔有
穿着长袄的牧民
让你忘记了
这是一个酷热的夏天

那是一片
带着丝丝芳香的蓝天
三月的油菜花
在这七月的高原
竞相开放
如片片金绢
镶嵌在这蓝天绿草的碧湖边
望眼去
疑似换了人间

那是一片
悠然自在的蓝天
群群的牛羊静静地走
美丽的姑娘微微地笑
青海湖的水淡淡地摇
金银滩的歌声轻轻地飘

那是青海湖的蓝天
那是一片
注定了
令人魂牵梦萦的蓝天-----

附：王洛宾先生创作于金银滩草原的

《在那遥远的地方》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
人们走过了她的帐房
都要回头留恋地张望

她那粉红的笑脸好像红太阳
她那美丽动人的眼睛
好像晚上明媚的月亮

我愿抛弃了财产跟她去放羊
每天看着那粉红的笑脸
和那美丽金边的衣裳

我愿做一只小羊跟在她身旁
我愿她拿着细细的皮鞭
不断轻轻的打在我身上------

伍玉联

近几日读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一书。遵循迦氏书中阐述了一个“解释学循环”原理，依据该原理，要了解一个学者的学术，就需要了解其学术的理论源流、社会背景，等等，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要了解该学者本身的许多东西，比如其个人爱好、其人生经历、身世背景，等。

在严平先生《走向解释学的真理——伽达默尔》一书中，我读到关于伽达默尔生平的一段描述。很短，但是我感觉颇有趣味。书中说，伽达默尔小时被父亲寄予学习自然科学的厚望，而迦氏却对自然科学非常冷谈，迦的父亲对迦的冷谈表示很大不满。结果，出于人之心理的逆反本能，伽达默尔日后创造了一整套影响世界的反对自然科学之真理概念和方法的哲学解释学。他从根本上批判了自然科学的真理性和价值性。

我想，要是伽达默尔的父亲对迦的兴趣爱好不予干预的话，伽达默尔日后是否会创造出一套反自然科学之理论，是不可知的。或者就是他反自然科学，也不会那么彻底。正是其父亲对伽达默尔不喜欢自然科学之态度的强烈反感，导致了伽达默尔知耻而后勇，用自己的辉煌成就批判了自然科学，也批判了自己的父亲，为自己儿时的兴趣进行了理论论证。

由伽达默尔的事情，我还想起了人类历史上几位哲人的学识与身世。在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里，他们从各自的角度做出了自己的理论贡献。我们当然可以从很多方面论述他们为什么会提出各不一样的理论，但是一段以笑话的方式从他们的身世来解释他们理论贡献的论述不由得不引起我们的思考。

有人开玩笑说，霍布斯因为胆小，生怕性命丢掉，在战事一起的时候，从英国跑到法国，后来法国发生危险的时候，又从法国跑回英国。在霍布斯的一生里，好像很多时候都是在为了躲命。所以他毕竟自己的精力论证了生命权。他论证生命权的重要性，是他自己把生命看得很重要。

而洛克呢，因为家境殷实，颇有财产，最怕的就是强权对财产的无理剥夺。所以，他尽力论证了财产权。他论证财产的不可剥夺性，最终地是要维护自己的财产。

卢梭呢，自己一辈子大部分时间靠一些有钱的女人养起来，自己没有财产，对生命的恐惧也比较少，但是最受不了因为自己寄人篱下的那种不平等的感觉，所以，卢梭极力论证了平等权。他论证天下人之平等的重要性，最终的就是要表达他自己要求与那些养他的有钱女人的平等。

还有就是，孟德斯鸠和卢梭的区别。孟德斯鸠出身于贵族，有充足的钱财做学问，所以是个真正的学者，写出来的《论法的精神》厚厚的、逻辑严谨、论证充分。但是卢梭生性放荡，沉不住气来认真做学问，坐不得也坐不起冷板凳。称得上一个思想家，而不是标准的学者，因此，其文章很短小，《社会契约论》的篇幅和逻辑性都无法与《论法的精神》相比较。卢梭本来想就社会契约相关的政治问题写成一本篇幅很大的巨著，但是由于其懒散的、经不住寂寞的心态，最终展现给我们的只是薄薄的一本《社会契约论》（当然，篇幅多少与思想贡献多大倒没有必然联系）。

笑话归笑话，但是我们深究起来，这些说法未必没有道理。佛洛依德说，我们每一个人说什么，做什么，背后都是有一种深深的潜意识支配的。任何人都有各种潜在欲望，这些欲望在不同的人身上通过不同的方式表露出来而已。

老百姓的潜意识，表露出来就是一些赤裸裸的要求，没有掩饰，没有遮拦，就像电影里说的。

“放羊干什么？”“娶媳妇。”

“娶媳妇干什么？”“生娃 。”

“生娃干什么？”“放羊。”

 “放羊干什么？娶媳妇。”

而哲人们呢，出于学识修养的缘故和体面的考虑，不会表达得这么直接。用佛洛依德的话说，就是文明人身上的潜意识多了几道压制机制和过滤机制，但是最终的还是来源于人的这些最本能的需求和欲望的。我和朋友说到这里，朋友提示我说，你看中国当下的法学家，也好像存在这个问题的呢。比如谁出身官宦之家，就没有对老百姓的阶级同情，谁出生平民，就有阶级同情。呵呵。

我想，这就是知识社会学研究的那些课题吧，或者又成了阐释学的本体问题。知识的生产者和知识的表现，知识的延续和知识的存在，循环而又循环，实在而又虚无为一体。从这个意义上说，伽达默尔不比我们国家的老子强了。时间上说起来，老子还是上古时代的人，伽达默尔还是站在那么多前人的肩膀上呢。

作者按：最高法院开展“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征文，特撰一文，把自己对人民与审判事业的一些思索予以表达。

       人民，审判事业的终极依存

因为人民，审判作为事业才得以进行。是人民创造了人类文明，人民支撑了这个国度的一切，人民保证了这个民族的繁荣。审判事业从物质的到制度的，从工作的到生活的，均由人民提供。人民养育了我们，人民为我们提供了审判工作的一切基础与条件。离开人民，审判事业将无从进行。

因为人民，审判作为事业才得以发展。一个民族的生活创造了一个民族的法治。是人民创造了法律的理论与法律的制度。只有在活生生的人民的生活中，我们才可以发现法治的不足，才可以完善法治的学说，才可以推动法治实践的发展。只有心里装有人民，法官的审判工作才有发展的原动力。离开人民，审判的技术障碍将无从解决，审判的实践难题将无从消除。走进人民，融入人民，审判工作才能得以推进，审判事业才能得以发展。

因为人民，审判工作才得以成为一种崇高的伟大事业。因为人民，我们耳中才有了“民间疾苦声”的萦绕，因为人民，审判才不至于成为一种仅仅为了五斗米的职业，因为人民，审判才不至于成为一种苟且营生的手段。人民的体验成为审判事业价值的依存。因为人民，审判才得以成为一种值得追求的事业。只有把审判的事业与人民利益结合起来，审判事业的崇高与伟大才得以真切显示。

因为人民，因为上面的所有。审判事业才得以终极依存。因为人民，审判事业得以保障，因为人民，审判事业得以发展，因为人民，审判事业得以成为一种崇高的追求。人民与善良从来相守，人民与理性永恒相依。因为人民，法官的心灵有了皈依，法官的理想有了载体。因为人民，法官得以实现审判工作和生活享受的终极统一。因为人民，法官得以实现个人理想与祖国法治理想的终极统一。离开人民，法官的审判事业将无所依托、无从发展、无从崇高，离开人民，法官的之存在将没有意义，审判之价值将无从寻找。因为人民，审判才能作为普世的永恒的事业得以终极依存。

一切，因为人民，一切，也必须为了人民。

内容摘要：本文的分析表明，90%以上的西方著名哲学家都属于富家之子，30%以上的西方著名哲学家家世显赫，普通家庭出身的著名哲学家还不到10%。这些结论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人文社会科学人才的培养、青年人职业的选择等方面给予我们一些启发。

关 键 词：哲学家；身世背景；启示

一 话题的提出

还是几年前，我和一位朋友谈起想考博士的事情。朋友说，他的一位老师跟他讲，向来都是“富家养学子”，穷人家很难出学问家的。像他这样来自农村的学生，想在学术上有所成就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原因大概是说，来自农村的孩子小时候难以形成学术爱好和学术的系统基础，而且成年后更多的时候会为了自己的生计去琢磨，很难以进入纯粹的学术的境界。我当时候感觉到很悲观，我自己来自农村，我想投身学术，认为一个人想在学术上有所贡献应当是一件只要有崇高心愿就可以的事情，不能为自己的身世所累。当时候，我对那位说话的老师产生了一丝不满。

几年过去了，我和我的朋友还真的没有继续读书。回想一下原因，家里不能再支撑博士期间需要的费用，而且我们当时候的年龄已经赋予我们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种种迹象已经不太支持我们继续读书了。自身的经历确实成为“富家养学子”的一个明证。

这几天，空闲下来的时候，我就翻阅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几年来“富家养学子”这样的一个话题有意无意地进入我的思维，大概是佛罗伊德所说的那种潜意识的心理作用，自己真的没能正儿八经进入学界，多少有点心不甘情不愿，所以这种意识只是被压抑，但时不时地会躲躲闪闪进入自己的思维。

于是，我认真地选择了三十位罗素《西方哲学史》里描述的哲学家，对照网上的百度百科提供的资料，把他们的身世背景搜集起来，进行了一下认真地分析考证。我还真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现象。

二 以罗素《西方哲学史》里三十位主要哲学家为材料的一个证明

首先，我按一定的标准选取了三十位哲学家。主要是看罗素用来描述他们的篇幅与罗素认为的重要性。专章进行描述的哲学家基本上入选，比如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阿奎纳、马基雅维利、莫尔、培根、霍布斯、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洛克、贝克莱、休谟卢梭、康德、黑格尔、拜伦、叔本华、尼采、马克思、柏格森、杜威等26位，这些基本上也是最重要的哲学家。比较有影响的学派领袖，虽然没有专章描述，也入选，比如泰勒斯、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等3位。然后就是罗素本人。那些在罗素的书里和百度上没有生平与背景描述的则被剔除，比如巴门尼德、恩培多克勒、约翰-司各脱、威廉-詹姆士等。我想这种选择的方式应当具有很大的科学性和代表性，因为我纯粹是按照他们的重要性进行选择。当然，比如那些没有生平描述的人被我剔除，很有可能他们没有生平的原因就是因为身世不显赫，但是这样的可能性依我们的直观感受是基本不存在的，只要历史上有记载，不管是身世显赫还是卑微，历史学家和哲学史学家都会予以如实记录。

然后就是把他们的身世背景用“贵族家庭”“很富裕家庭”“富裕家庭”“普通家庭”进行归类。历史文字记载用“贵族”表示身份的哲学家划分为“贵族家庭”，把个别“很有地位”这样的字眼进行描述的也划分为“贵族家庭”。用了“普通农家”“普通家庭”这样的字眼描述的哲学家划分为“普通家庭”。其他的在划分为“很富裕家庭”和“富裕家庭”，谈得上“富裕家庭”的至少要被描述为家里的父母亲掌握了一门比较好的求生技能或者有一个比较好的职业，比如休谟的父亲是律师，康德的父亲和卢梭的父亲是出色的技匠，黑格尔的父亲是地税官员，杜威的父亲是中产阶级杂货商。“很富裕家庭”就是被描述为成功的商人或者背景特别之类的，比如莱布尼茨是书香之家其父亲是教授，叔本华父亲是“非常成功的商人”，尼采父亲是“宫廷教师”，马克思的祖父是有名的“律法学家”其父亲是“非常有名的律师”。这些划分，只能说具有一定合理性，因为在很富裕和富裕之间，在贵族和很富裕之间，我们没有办法进行完全区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我们这种划分基本上可以把上述三十位主要的哲学家进行归类，而且不至于太模糊。

归类和分析的结果是我们得出下面这样的一张表格。

西方三十位著名哲学家的不同身世的阶层归属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出身普通家庭的在三十位著名哲学家里就只有两位，所占的比例仅仅为6.6%。而出身贵族家庭的就有11位，所占的比例为36.7%，富裕家庭和贵族家庭合起来作为“富家”来说，那就占到了30位里面的28位，比例为93.4%。也就是说，90%以上的西方著名哲学家都属于富家之子。30%以上的西方著名哲学家家世显赫，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阿奎纳这些显赫的哲学家身后伴随的是显赫的家世。普通家庭出身的著名哲学家还不到10%，现有的资料显示仅仅是苏格拉底和贝克莱出生于普通家庭。

我们在学生时代曾经还有人因为“柏拉图式的爱情”而以为柏拉图一辈子清苦枯燥，认为这样天才人物竟然好多人世间的荣华富贵与人伦快乐没有享受，还有点为他惋惜的意味。其实没想到，柏拉图竟是出身于雅典贵族，一个富裕的贵族家庭，其家庭宣称是古雅典国王的后代，他也是当时雅典知名的政治家柯里西亚斯的侄子。亚里士多德呢，我们也曾经有人以为他是以为无趣无乐刻板古怪的糟老头子，但其父亲是马其顿王的御医，公元前366年亚里士多德很年轻的时候被送到雅典的柏拉图学园学习，比我们这个年代很多为了生计而去读博士的学子幸福多了优越多了。

 “富家养学子”确实是一个现实的存在。年轻时候的知识积累，对学术能表达出来的赤诚的无条件的热爱，衣食无忧的学术创作环境，等等因素都表明“富家养学子”有着其话语的理由和特有逻辑。

三 一点小小的启示

虽然有点心理预期，但是当我得出上面这样一个结论的时候，多少有点惊讶，因为我根本没有想到出身贫寒的哲学家的数量是如此之少，富家学子竟然是如此之多，而且有那么的学子身世竟然如此显赫。这对于自身我来说也是一个很悲观的结论。好像跟我们现在还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哲学研究的很多同志们说，家境不殷实不富有是搞不出大学问来的，这样会招来好多人的谩骂。还好，这也意味我自身也是搞不出大学问，所以谩骂者可能会留下阶级的同情。

当然，事情倒也未必那么悲观。毕竟做大学问的人很少，世界上的有成就的哲学家就更少，大学问做不了，做点小学问还是可以，小学问也会有其意义和乐趣。或者，这些只是普遍性的现象，还有特殊，特殊性的现象也是很多的，特殊降临在我们身上很有可能。或者，这些都是外部条件，我们可能发挥主观能动性，贫寒出生的学子卧薪尝胆照样是可以完成那些艰巨积累的，照样可以有一种超脱的学术热情，现实里这样的实例也确实很多。或者，毕竟哲学这样的学科存在很大特殊性，哲学成就的取得对一个人的学术积累和学术忍耐力的要求最强，也许在自然科学和其他的社会科学里不需要那么深厚的学术积累和那么强的学术忍耐力要求。我们不能由哲学家的现象就推出法学研究经济学研究的学术成就也和身世背景有那么大的关系，也许法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未必和身世背景有那么大的联系。其实，我想说的倒还不在于这些，因为出身不同的人注定发展路径也不一样，出身贫寒的人不能做大学问，歌唱家和艺术家也基本上不会诞生在贫寒之家，大的文学家也很少有贫寒出身的。这也是一些朴素的被大家认可了的道理，这也不成为一个会让人产生情绪的问题。可能在军事领域、商业领域、政治领域或者其他诸多领域的社会成就会具有另外的一种境况。

我可能想点出来的倒是一些其他的问题。

比如，这个结论和朱苏力老师强调的一种社会学的视角是相符合的。对这些哲学家身份的探究也是一种社会学的视角，社会学的视角确实会带来一些新鲜的结论。对于知识学也好，法学也好，或者其他的社会科学也好，引入一种社会学的视角，我们可能会得到一些别开洞天的结论。知识产生需要什么样的主体条件？知识创造的主体需要什么样的环境？这些认识的加深可能有利于我们深一步的人文社会科学或者科学的研究。

比如，这个结论对我们现在的学术评价体制可能会存在比较大的批评。这些著名的哲学家基本上是在家境殷实的基础上选择了哲学的思考和知识的探求作为他们的爱好和生活，基本上没有把学术作为一种谋生的技能。知识的创造特别是哲学的思考可能主要是出于一种水到渠成的自然兴趣和爱好。被动性地逼迫生产可能很难产生真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命题型的科研工作可能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认真，一种浪费和掩耳盗铃。热爱对于学术的意义也许非常之大。为了谋生的知识生产的价值和意义也许很小。如果某一位哲学研究者或者法学研究经济学研究者仅仅是为了生计而从事此类研究，我们可能需要对他的成果有另外的评价角度。

还比如，这个结论也会给我们社会科学人才的培养给出一点启示。如果大学的教师需要为了生计奔波，那么社会科学的成果估计很难有所突破。想要社会科学成果得到很大的突破，对于从事这些科学研究的教授必须予以物质上的保障，保证这样的一个群体过上一种体面的不为五斗米发愁的生活。大学教授如果停留在为生计奔波的层面，不仅仅是对自己生命的浪费，也算是对国家科学研究资源的浪费。国家不仅为了国力强盛，也为了什么样的什么的人们过上什么样的生活，需要对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进行物质上的保障。

还比如，这个结论也会给在校的从事人文社会科学学习的学生在自己将来职业选择上提出一些指导性的启示。家境能否支撑自己学业，从事学术在哪些情况下会得到比较好的发展，把读博士作为谋生技能的可行性和必要性，等等。

希望这个话题得到大家的讨论和交流。

附录：西方三十位主要哲学家的详细身世背景资料

        转贴自：怀着乡愁，寻找家园http://juror.blogbus.com/logs/27176103.html

    朱苏力死了吗？前段时间只是怀疑，而今天我终于确定了。

    当然，我所说的朱苏力死了，跟说俄罗斯的良心索尔仁尼琴死了不一样，不是指朱苏力肉体上的死亡。事实上，自从贺卫方决意离开北京大学后，朱苏力的心情应该不会太差，身体方面也不大可能有突发性事件。我所说的朱苏力死了，也不同于尼采所言的“上帝死了”。尼采在宣告上帝死了的同时，自动供述他自己就是杀死上帝的刽子手。尼采很坦白：如果有一个上帝，而那个上帝却不是我，我如何能够容忍？我必须杀了他！也就是说，尼采宣布“上帝死了”，实际上是为了让自己取代上帝的位置。但本文中，我说朱苏力死了，却决不表明我是杀死朱苏力的凶手，更不表明我想取代朱苏力的位置。我所说的朱苏力死了，套用的是福柯“人死了”的用法。是的，作为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的朱苏力正活着，但作为一个法学家的朱苏力却已经死了。

    在中国法学界，朱苏力是一个非常另类的人。虽然他改革开放后较早在美国获得法学博士学位，但其学术观点却非常保守。比如，他否认普适价值的存在，公开声称自己不喜欢宪政、法治、人权等“现代”法学概念，执意强调法律的地方性和局限性，热衷于纠缠秋菊打官司一类的乡土社会与法制潮流的冲突。在九十年代初，当政府提出建设市场经济的目标时，国内法学界一些人随即提出了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的观念。虽然这一点现在已经为人们普遍接受，但就是那个朱苏力最早对这种观念发出了挑战和质疑。虽然常常发出异于主流观点的声音，算不上一个积极的法治现代化论者，但由于其早期的观点都建立在严谨的学术论证和冷静的现实关怀上，加之其对美国法学大家波斯纳的鼎力译介，朱苏力还是迅速确立起了其在中国法学界的学术地位。尽管对此前朱苏力倡导的许多观点，我都不认同，但由于钦佩其广博的学识以及考察问题时独到的视野，我仍然视朱苏力为中国法学界少数几个具有独到学术贡献的人。只是隐隐有些担忧其在学术上的保守立场很可能被民族主义者、犬儒主义者甚至极  权 主义者利用。不过此前，我对朱苏力文章中流露出来的知识分子的操守以及对法学学术的追求还是有信心的。

    然而，这些信心最近终于被击碎了。第一次对朱苏力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学术操守及法学立场产生质疑始于他在北大法学院2008届毕业典礼上的致辞。在该篇致辞中，他故意混淆政 府和国 家的区别，将对政 府的批 评歪曲为对国 家的仇 恨，进而在词藻的掩饰下不动声色的宣扬民族主义。如果说这篇致辞还只是初露端倪的话，那么其最近发表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资本主义法治思想的比较》一文则是赤裸裸的自我坦白。在该文中，作者大肆鼓吹法律的阶级属性，中国的特殊国情以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特别之处。作者声称：“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在处理国内的局部法律问题时，要充分考虑对国家整体、全局和长远利益的影响，在处理看起来仅仅是法条问题之际，也必须兼有一种政治家的眼光。”、“党 的领 导是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的一个突出特点。……在当下，至少有些国际势力并不希望中国强大和崛起，甚至希望中国分 裂，想用西方的法治民主观来改革中国的政治法律结构。通过强调三 权 分 立或片面强调司法独立来弱化 党 的领 导，甚至排斥 党 的 领 导，其实是某些国际政治势力破 坏中国社会主义建 设和破坏中国法治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对这一点，必须要有充分的警惕”。

    看完上面这些话，人们不禁要问：这是那个一贯自我标榜不在乎“政治正确”、常忧心仲仲的追问“什么是我们的贡献”的朱苏力所写的文章吗？千真万确，这篇文章正是朱苏力所写。虽然充斥着教科书式的政治宣言，这篇文章仍极力拼装出法学论文的外貌特征。比如，文中加入了不少转折句式，试图以此证明文章的逻辑成分。可是，只要我们细究一下，就会发现这样的转折句式里面包含着怎样的法学智识。比如，朱苏力在强调顾全大局的时候就进行了一次转折：“顾全大局并不是迁就现状，它也意味着，必要时，有利于整个社会之际，要坚持法律的制度要求，坚持法律的统一，甚至以法律制度的变革来推动对整个社会的改革、发展和调整”。厉害，只能在必要时、有利于“整个社会”之际，才能坚持法律的制度要求，才能坚持法律的统一。看来，在一般情况下是不必坚持法律的制度要求、不必坚持法律的统一了。可没有制度要求、不讲究统一的法律还是法律吗？难道统一性、制度性不是法律最基本的属性要求吗？作为法学教授的朱苏力先生说出如此违逆常识的话，难道是在故意装傻装天真？再让我们看看朱苏力所设定的那个可以坚持法律制度性、统一性的条件吧。众所周知，现代社会利益主体非常多元、主体之间充满了利益对立，几乎不存在一种情况是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劳动合同法提高了劳动者的法律地位，对用人单位就不再有利；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对社会公众是有利了，却未必符合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利益。正因为如此，法国哲学家萨特才说他人就是地狱。根据经济学上的阿罗不可能定理，要产生一种安排能对整个社会都有利，只有在君主专制社会下才可能做到。对于翻译过经济分析法学大师波斯纳作品的朱苏力来说，想必肯定知道阿罗不可能定理的内容。这种情况下，朱苏力仍作出上文的表述，莫非是想要在中国恢复帝制？看到朱先生的满纸荒唐言，中国的法学学术不知道又要为之流下多少辛酸泪了！

    其实，对于中国学术界腐烂透顶的状况，我早已熟知，本不想多说什么。只是对于自己曾经信任过、欣赏过的人突然产生这样的转变，一时还是不能接受。对于朱苏力，我该说些什么呢？也许，的确，他已经死了。

姜剑锋(北大国际法学院第一届新生)

鸿鹤鸣空，百鸟仰闻；鲸鲵巡海，万波荡漾。即使与奥运同年，国际法学院的建立也引众多世人瞩目注意，指点评论。

一

有人怀疑。

     一个外国人、一个中国人，和五十几个年轻人，在南方搞什么名堂？国际法学院是个什么玩意？中国的还是美国的？实用的还是摆设的？这块牌子能立多久？是一己私利，还是为国为民？有人答曰：北大向来如此,哗众取宠！其败可指而待，并嗤之一笑。

不笑不足以彰显国际法学院横空出世之雄伟。凡豪杰之士，发一言、动一行、谋一事、立一志，必有众口纷讥，世人非议。为何？民可与乐成不可与虑始也。凡夫之所见，利也、得也、名也，而大事之开端，唯有害也、失也、劳也，其遭人笑，岂不宜乎！是所谓，对夏蝉不可言霜雪之威，其生仅一旬，岂得试秋冬之萧寒；与井蛙不可言湖海之广，其居仅一穴，哪会知江河之浩荡！对于开拓者没有成功与成就，不会有认可与认同。然而这一过程殊为漫长，其中滋味非不愿与人道也，乃不可道也；这一事业特别艰难，不但探索试验，又多有作梗作祟。心不静不达，志不明不达，血不冷不达。非有千万人吾往矣之志向之刚强，则结局必不出众人之所料。要抵挡怀疑，必先以过人之心志，才学则在其次。故当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美利坚合众国创设之时，其开创者所遇之疑阻可想象而知矣。今日国际法学院草创初建，我辈唯有苦心孤诣而已，斯境真正是：万山不许一溪奔，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

二

有人赞同。

赞同这种中西结合敢为天下先的勇气；赞同这种不拘一格育人才的革新；赞同这种为国家民族立百代基业、开万里坦途的英明与气度。国际法学院的建立，非校长院长一人之事也、非深圳一城之事也、亦非北大一校之事也，是中国之事、民族之事、天下之事也。何出此言？略翻史书方可见一斑，否则无人确知国际法学院为何物、有何作为、前途在何方。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遭两千年以来未有之大变局，概国门倾倒、异族排闼而入也；中华文明盛极而衰、生死存亡之秋也；科技制度落后于人百有余年也。何为衰国弱民之药石？唯发奋求学而已，是所谓师夷之长技。同治中兴时期，清廷建立福建水师学堂，开中国水军现代化之端，十数年后其学生多有为一国轻重者；后西学东渐，再建京师大学堂，肇中国教育现代化之始，不逾廿载其师生竟成民族冀望国家梁栋；民国初年，民国政府建立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发中国军事现代化之轫，历史证明几乎是它的学生主宰了中国内战的全部过程。一国之进退兴衰竞系于几所学校，何以如此？必曰：学校育贤才之所也。先有贤才后自昌盛，自古未见有无贤才而兴之国，若英杰尽出于他国尽趋聚他国，其败必矣。

中国近代史波鸿澜臣，学校正是浩荡之风也。闭关锁国数百载，天下不再是四书五经之天下，已为四夷五湖之天下矣；而今洞开三十年，天下不再是四海五湖之天下，已为四洋五洲之天下矣。惩痼疾必下猛药，救弱国必以革新。其先必以器物，所谓科技现代化是也，所谓枪炮车船是也；其后必已法制，所谓开放搞活是也，所谓法制政经体制改革是也。潜心经营、发愤图强三十年，（自洋务运动算起则应为160余年，）中国器物文明已蔚为可观，今日之急在法在制而已。然变祖宗之法，革本人之制，非有英伟才器者孰知为之？孰能为之？熟敢为之？国际法学院应运而生。

三

有人骄傲。

北大乃为国家最重学府，名动九州、饮誉四海。国际法学院又是其得意之作，堪称神来之笔、王冠之珠。以其为荣，不足为怪！以其为傲，固当其分！然得进此院仅需一考之功一笔之力矣，吾辈同学应常怀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之忧；除此，亦当总持如履如临之感、警惕戒备之心。为何？持洋枪洋炮者、笑土枪土炮，吃洋米洋面者、鄙土米土面，故为不当；然操洋语洋音、学洋法洋律者嘲华语华音、中法中律岂可称宜？国际法学院之在我国自是一流，若置于国际，则不知甚在何列矣；其之创建固为国家进步之征，然亦是我国我民仍落后于人之证也。举目四望，扪心自问，当今所有精良器具、所有优越制度，有几出自国人之手？进入国际法学院者，以此自立图强则可，骄之国人则失矣！

有前辈曰：大学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详推之，大学非大楼之谓也，亦非大师之谓也，乃大人之谓也。今日之状况，不特大楼可数夜使之林立，大师亦几可掷重金使之如云。大学，大人君子之学也。一大学之学生，若不能出为一国重轻之大人、引领世风时局之君子，而仅产富豪权贵但图私利者，焉可称大学？

国际法学院，生逢其时，然其欲经久不废、得其不朽，必造福于民、遗爱人间。其志为何：中国法制法律现代化也

                 后记

清末，国人开始模范西方，然近邻苏联于上世纪初之忽然建立与崛兴，则完全改变了中国的发展轨迹，其影响及于各领域，非亲历中国开放前时代者不敢信其深远。纵其解体之后，其余威犹存，舍政治经济不提，仅言教育一事，翻阅中国各法学院校教科书，追其宗祖、寻其渊源，必苏联也，概念、原则、体系概莫能外。故中国法本属中华法系，亦常归入社会主义法系。邓公之改革，或可认作中国脱苏入欧之举也，国人再次向西方看齐也，其自经济始，渐深渐远，今日国际法学院之创建，似可表明其已达法学教育之层次矣。

   08年十月，终结了一个时代，开始了一个时代，可以想见，此一星火，异日必成燎原之势。

2008年10月03日 

                                姜剑锋/10847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