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法治社会需要公民的理性和有序的实际参与，这是构造公民社会的必经环节。本着“坐而论道何如起来行动”的参与精神，我在人民网E政广场提交了下列提案。现在征集联署人，希望支持在中国设立陪审团制度的朋友鼎力支持，联署提案，推动我国司法改革和司法独立与公正的实现，也推动我国法治社会的社会发展水平日益进步。

联署该提案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动动鼠标和键盘而已。但是对法治进步而言，就是添砖加瓦、就是集合众人之力，共同参与推动我国法治进步的历史过程！

敬请愿意参加联署的朋友请点击下面的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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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谢！

编号：E政案第6246号

案由（提案主题）：建议在我国实行陪审团制度

提案类别：时政类

主办（上报部门）：中央政法委员会

协办：最高人民法院，各省高级人民法院

提案人： 天平与剑 政治面貌：民建会员

内容：2009年，我国河南省开始实施人民陪审团制度，至今试点已经一年多，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达到了“案结事了”、让人民满意的试点目的。据《法制日报》报道：试点陪审团制度一年多以来……河南省通过人民陪审团制度审理刑事案件107起，无一起出现信访告状现象，实现了服判息诉、案结事了的目的。其中的科学原理在于：在由陪审团参审的案件中，无论法庭最终如何判决，因对判决不服而“缠讼”或者实施涉诉信访者的数量都会远低于非陪审团参审的案件。导致出现这一现象的主观原因是心理因素：败诉方基于“是非已有公论”的心理认同而难以产生上诉、信访的内在动机——因对法院与法官的不信任而上访；导致出现这一现象的客观原因是政治风险转移——在陪审团参审的案件中，法官或者法院有效地转移了案件裁断的政治风险，使败诉方难以找到明确的“攻击目标”。但是，假如法庭不加说明地拒绝陪审团意见，将会导致涉诉上访的增加。 在我国，实行陪审团制度至少有以下好处： ——陪审团是随机组建的，这使得陪审团成员“来不及受贿”，从而可以防止腐败和司法不公。 ——经过陪审团裁断的案件是当庭宣判的，这又使得职业法官“来不及受贿”。 ——陪审团成员的组成是开放的、回避的，这保证了当事人对陪审团成员的“无利害关系”信任。 ——陪审团的成员一般都是“法盲”，这就构成了“同侪认同”（基于同等的平民身份、“法盲”身份而导致的认同），这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当事人对法律本身的不信任。 更加重要的是，陪审团对案件的裁断是建立在良心和道德基础之上的“自由心证”的，这更增加了当事人出于内心自省、忏悔等心理动因认同陪审团裁断的可能性。 在由陪审团审理的案件中，陪审团成员对证据的判断是基于自身的良知和生活经验的，换一句话说，陪审团中的“法盲”对于证据的判定基础是“自由心证”，而职业法官则主要倾向于“法定证据”。在这里，所谓“自由”，是指陪审团成员在审查判断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时，依据“良心”和“理性”的启示，不受任何限制和束缚——这种“良心”和“理性”与当事人的“良心”和“理性”是同步的。所谓“心证”，即指陪审团成员通过对证据的审查判断所形成的内心信念。而这种“心证”达到深信不疑或排除任何合理怀疑的程度，便成为“确信”。这种由自由判断证据所形成的“内心确信”被认为是一种理性状态，是陪审团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综上，通过上述论证，我的结论是：首先，从外在方面看，陪审团组建的随机性、裁断的当场性促进了当事人对陪审团和法庭的信任；其次，从内在方面看，陪审团的自由心证或者“论心定罪”促进了当事人的内省与忏悔。总之，在上述两种心理效应下，陪审团参审促进了当事人的心理认同，这一心理认同将决定当事人对案件审理结果的“心服口服”，直接决定当事人选择作出放弃上诉、缠讼和“信访”的决定。但是，假如法院不是当庭采纳陪审团意见、也不当庭裁断，将会加大当事人的不信任，有可能导致更大的“心理不认同”，从而加大当事人上诉、缠讼乃至信访的可能性。 另外，陪审团是转移司法政治风险的最好方式 首先，任何当事人都可以将自己案件的一切挫折和损失都归罪于法官，却无法将这种责任施加到陪审团的全体成员头上的。其中最主要原因就是，陪审团是基于良心和道德对他的案件进行裁断的——在任何社会中，道德和良心都对人的内心有着强大的影响和说服的能力。一个罪犯可以铤而走险、甚至杀人越货，但是他或者她还是有自己内心的道德考量的（盗亦有道），因此，一些社会公认的道德、良心对任何人的内心的制约性让理亏的败诉当事人不但“心服口服”，而且无从对陪审团产生敌视与仇恨。 其次，就中外陪审团裁断的事实来看，在刑事案件中，往往多数陪审团成员出于“同情弱者”的心态，倾向于作出有利于被告的裁断；在民事案件中，往往也能作出对遭受经济损失的当事人有利的判断。因此，多数当事人出于对自己作出有利裁判的陪审团的感激之情不会产生不满情绪。即使是少数对案件结果不满的当事人，也会受到陪审团的这种同情心的影响，从而表示尊重或者理解陪审团的裁断结论，他们选择上诉、缠讼乃至信访的概率也很低。 最后，更加重要的是，陪审团是随机性组建的，其成员是临时产生的，一旦作出裁定，陪审团就自动解散，成员星散四走。即使当事人对陪审团的裁断有所不满，也失去了“政治攻击”的靶子和目标。当事人完全有可能针对真名实姓的法官进行上访并要求追究法官的责任，但是，当事人是完全无法对随机组建的“平民陪审团”进行上访、要求追究普通平民的法律责任的。 总之，由陪审团参加的诉讼，在一定的程度上促进了民主进步，满足了参审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愿望和诉求，其民主化的程度要高于“法庭之外的民主”。在整个审判过程中，陪审团对案件的法官的实质性裁断产生了直接影响，这种影响也扩展到了案件的当事人，尤其是败诉的原告，使得原被告双方基本上都能理解并接受法院的判决，基本上能实现“案结事了”的效果和作用。 因此，我建议在我国实行陪审团审判制度

建议：一、尽快由中央政法委组织最高人民法院召集河南省高级法院、法学专家学者进行论证，在年内制定《关于对重大疑难案件试点陪审团审判的若干指导意见》，对即将推广的陪审团试点制定初步的规范。 二、由最高人民法院主办，在河南省召开陪审团审判现场经验交流暨《关于对重大疑难案件试点陪审团审判的若干指导意见》研讨会，由各省级法院领导参加，集思广益，形成被各地法院接受的《关于对重大疑难案件试点陪审团审判的若干指导意见》。 三、从2011年元旦开始，正式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推广试点陪审团审判。 四、在修订刑事诉讼法时优先考虑陪审团制度的相关规定的制定。

1、法哲学作为对法律进行的哲学沉思，从最初的开端便要求成为一种严格的科学，在其中人们可以得到关于法律本质的最清晰的回答，以满足人们最高的理论要求。这种要求作为推动法哲学发展的动力，在每个历史时期都会有自己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力量，去影响每个时期的法哲学发展。但是这种力量本身从来没有被放弃过。事实上，这种力量栖身于人们对于任何一种哲学沉思最基本的，也是最严格的要求，即面向实事本身。但是另一方面，毫无疑问的是，法哲学在二战之后的发展，始终没有能满足这一基本的，但也是最严格的理论要求。甚至，它现在越走越远了。

那么是否将法哲学定位为一种严格的科学本身就是对法哲学不切实际的要求？这种怀疑显然已经以不同形式的怀疑论反复的出现在法哲学讨论的舞台上。怀疑论否定任何客观知识的可能性，否定一切稳固的哲学沉思的基础以及相关的结论。它们认为法律本身并不具有任何本质，法律之所以为法律仅仅是因为人们将某种行为规则贴上了法律的标签，而这仅仅是一个社会偶然的习惯而已，没有任何值得深究的东西在这一现象的背后作怪。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在另一方面，存在一个有力的事实使我们不能回避，即我们生活在一个确定的社会中，不同道德观念、宗教信仰甚至不同的民族生活在同一个国家中，而这个社会并没有导致解体或者陷入混乱。法律作为某种广泛的规范体系，介入到不同的生活模式中的人们的行为决断中。甚至外国人进入到另一个国家中，自然的受到了母国法律的制约，而根本无关乎此人是否将某种行为规范视为当然的法律。对于法律的哲学沉思并非要解决概念本身的问题，而是透过概念去解决我们用此一概念指涉的某种行为规范系统本身的问题。这种规范系统并非是普通公民能够任意左右的，并且这些公民共享了一套法律体系。

但是另一种反对的声音接踵而至。这种声音认为法律并非如黄金或者水这些自然存在物一般，完全是独立于主观认识的。相反，法律是文化的产物，人们对于法律的认识通过某种途径能够对法律本身的存在形态发生影响。这种怀疑的声音无疑是有力的，指出了法律作为制度事实的存在和自然界事物之间的不同。但是这种不同实际上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上，即我们相信水、黄金等等自然事物的内在结构是自然客观决定的。但是问题在于比方说我们认为水的具有某种特定的分子结构，但是整套化学理论学说并非是绝对外在于人的。而是人自身建构的，这套理论相比于将水解释成某种神仙创造的结果，有更大的解释力，能够有效地解释更多的现象。因此，对于水的理论的建构，实际上包含了某种科学上对“明晰性”价值的追求。为什么我们不能假设，存在某种可能，使得产生另一种理论能更好的解释水这一自然现象。到时候我们恐怕没有任何理由坚持水内部的分子结构是必然的。

从更根本的角度来说，人们形成对某种事物的经验知识，一方面需要经验性的材料，一方面需要主体的主观能动的认识介入之中。这两个要素缺一不可。这些直观的杂多究竟能构筑出怎样的经验知识，这需要主体自身的统觉能力的运用，也就是康德所谓的“人为自然立法”。无疑，所谓的事实总是我们认知下的事实，事实的面向向我们展开，完全脱离于我们讨论某物是否是事实，是一个无聊的经院哲学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上述的怀疑的声音是令人疑惑的。它一方面承认自然科学的可能性，但是另一方面却没有提出更多理由而否定对于法律的研究本身的科学性。这无疑是不连贯的。

因此，法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并非是不可能的，相反这应当是法哲学追求的目标。对于法律的哲学沉思应当有普遍性和客观性，是一种一般的哲学的沉思。但是我们所面对的法哲学局面却是令人失望的，甚至我们连法哲学究竟应该思考怎样的问题都茫然不知。对于法律的哲学沉思难道是和对于法律的经验研究存在在同一个平面上的吗？毫无疑问这个答案越来越清晰的回答出来，是的。法律经济学以一种具有极强蛊惑力的姿态介入到法哲学的沉思中。但是毫无疑问的是，这个回答同时也是荒谬的。经验研究必然需要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工具，否则将是无从展开的。哲学的沉思本应当提供一套关于法律的本质的学说，提供一套认识的工具和向度。这套认识的工具是经验研究所必要的前提条件。如果当我们连法律究竟是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怎么可能进行“经济分析”呢？

2、而另一方面，声称自己是对法律进行一般的描述性研究的实证主义，实际上逐渐发展成为特定社会背景的法律的辩护士，而放弃了本身一般的描述性的任务。法律的权威理论毫无疑问的是当代实证主义最具理论说服力的命题。但是人们对于法律权威的认可并非是首先认可抽象的“法律”的权威，进而在个案中不假思索的认定法律成为权威性的理由。相反，人们是在个案中判断法律规则是否具有排他性。因此，这实际上依然包括一个作为前提的道德论证，即法律规则是否符合拉兹自己提出的“服务性权威观”的三个命题。因此，这就出现了一个循环论证：法律要成为排他性的理由，就必须排除当事人在一定范围的道德权衡，但是当事人之所以要接纳法律在个案中的权威，就必须首先进行道德权衡。当然，毫无疑问的是，可能在个案A中，法律规则提供了好的理由，那么同样一个人在B中就选择直接信任法律而不是继续进行道德权衡。但是显然，在个案B中，当事人放弃了自己的道德自主，而是选择无条件的相信法律。因此，法律要想和道德自主并不发生冲突，那么就必须要求法律是基于认可自主作为一个价值，换句话说，使得当事人的相信是有理由的：并非单独的法条偶然的尊重道德自主，而是整个法律体系，乃至整个社会形态是尊重道德自主作为一个价值的。如此才有可能培养对于法律整体的不加反思的信任，并且此一信任在实质上并不会影响道德自主。

显然，这已经放弃了对于法律本质的一般性的描述理论，而是基于某种特定的社会形态而进行的法律现象的经验性的总结。这种总结根本的依赖于法学家本人的道德信念和态度，而最重要的是，这一信念和态度是未经批判的，是独断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相信这一始基能够将法哲学完整的建立起来。相反，这种对于法律的哲学沉思已经转变成特定社会的辩护士，放弃了对于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法律现象的根本性的哲学解释的任务。毫无疑问的是，如果法律的权威性仅仅存在于承认自主价值的社会中，并且服务于此一价值，那么当存在一个多数人不承认自主是一个道德价值的社会中，建立在道德自主基础上的权威理论就不能适用。更重要的是，如果法律的权威性的一般性的说明需要建立在特殊形态社会上的特殊的道德立场，那么实证主义理论本身的合理性就必须进行自我辩护。从目前看到的辩护来说，实证主义已经放弃了那种一般的说明，而仅仅对“我们的概念”中的重要而有趣的方面作出揭示。这实际上已经后退到一个个别化的立场上，成了某种特定形态社会的辩护士。

3、我们似乎能从实证主义的理论发展中得到某些教训，让我们避开其中的险滩。毫无疑问的是，对于法律一般性的说明，必须澄清法律特殊的规范性究竟如何成为可能。但是规范性总是被设定于特殊的社会形态中，而与特殊社会形态的道德发生关系。因此，要想完整说明法律的规范性问题，就不可避免的深入到具体社会的道德哲学中，而这实际上已经走上了歧路。不过反过来，如果我们重新审视这个思路就会发现，之所以会导致最后的结果，重要的一点在于相信法律的规范性必须通过道德才能得到说明。这似乎断绝了法哲学作为一门严格科学的可能性。不可否认的是，这是我们目前为止面临的最大的考验。

无可置疑的是，任何对于法律的哲学沉思都需要从一个视角出发。因为我们确信法律的规范性需要通过道德得到解释，因此似乎要求我们必须抱持某种信念，否则理论将无从建构。但是这其中实际上预设了道德本身的规范性渊源地位，道德当然的具有正当的规范性，或者说人当然的是道德的人。但是我们必须追问，道德何以成为可能？当我们如此追问的时候，似乎将自己陷入了一个哲学的战场，因为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向来是各种道德哲学学说纷争的焦点问题。对于此一问题，我们不应该轻易作出回答，因为道德何以成为可能实际上是和人的境况相联系的。大量的道德哲学的观点都预设了人的某种境况，然后延伸出某种道德学说。但是这种对于人的境况的预设，实际上并没有强有力的根据，或者说实际上依然是从道德学家存在的现实社会中抽象出来的。我们没有理由直接的接受这些预设，哪怕这些预设似乎与我们自身在某个特定历史阶段的境况是如此的相似。这依然是独断的。

4、我们只有选择这样一种视角，这种视角是无可置疑的，是直接的给予，并不包含任何预先多余的判断。对于这样一种视角的追求，使得我们重新考虑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名言。“我思”的对象是偶然的事实，但是“我”对于意识到“我”在“我思”就具有直接的明证性。在“我思”中，一个反思的主体就能被直接的建立起来，无论在这个“我思”对象究竟是什么偶然的事实。换句话说，“我”之所以能够建立起来，重要的一点在于“我”意识到了“我思”本身。因此“我思对象—我思—自我”就是一个基本的主线。可以说，这个“我”就是直接给予的东西，没有任何多余的判断。除此之外，其余的全部都需要终止判断，都需要被悬置。然后从这个明证的“我”出发，重新审视这个世界。凡是能被纳入到主体结构中去的，才能取得自身稳固的地位，而凡是当我们在这种慎思中发现失去了自身的，就是假象。只有在哲学沉思的开端处保持绝对的真，才有可能在最后的结论中依然保持真。

另一方面，这个“我”究竟应当用何种方式将对象纳入到主体结构中去，即形成何种意向结构，实际上依然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因此，实际上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在于回到人的境况的检讨中去。这样，人的已然的状态就从前提变成了结果。必须通过分析人的境况才能回答人的问题，而只有解决了人的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建立作为严格科学的法哲学。这样，问题似乎走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因为关于人的境况的种种知识已经在上述的悬置中完全被悬置了，剩下的仅仅是一个建立起来的反思的自我。但是这并不成为问题，因为反思自我的建立实际上包含了一种最根本的制约人的境况的因素，这就是内在时间。

“我”之所以能反思到“我思”本身，就在于自我意识的二重性。这种二重性之所以成为可能，就在于内在时间的存在使得自我意识能够不断的审视自我，而不会认为是两个自我。在后一刻的“我”注意到了前一刻的“我”的活动，并且从此确立了“我”的存在。换句话说，反思的自我的建立是需要对之前自我意识的活动形成一个内在的反省，一个觉悟，意识到“我”的存在是之前活动的前提。这实际上既是一个逻辑上的前提，也是一个内在时间上的先后。只有首先进行了对对象的“我思”，然后将视线转向内在的反省，才能意识到“我”的存在。这样，我们就会发现，自我意识实际上和内在时间是不能分离的。同时，“我”对于各种现象的统觉实际上也是建立在内在时间的基础上的。之所以我们能意识到一个物体的不同侧面实际上依然是同一个物体，而非不同的物体，还是依赖于内在时间才得以成为可能。因此，对于各种人的境况的因素的分析，必须揭示其对于内在时间的影响，也就是说，各种因素仅仅是通过影响自我意识的内在时间性对人产生影响的。

补充：“那种普遍的我思对象就是在其无限敞开的统一和整体性中的普遍的生活本身。正因为我思对象不会不呈现为全部的统一，所以人们就可以在注意—把握的活动这样一种非同一般的方式中对它进行考察，并且把它作为普通认识的论题。这种使其他一切意识综合成为可能的普遍综合的根本形式，就是无所不包的内省时间意识。与它相关的东西是内在的实践性本身。由此，一切凭借反省而得到的自我的体验本身——在那个始终是无限的内在时间的视域中——就一定表现为时间上的序列，具有时间上的开端、终结、同时、相继”（——《笛卡尔的沉思》）

5、因此道德的规范性也好，法律的规范性也好，之所以能够对人产生影响，仅仅是因为其中的因素能够对内在时间产生影响。这个共同的基础实际上也就导致了实证主义最后发现法律的规范性最终需要通过道德来说明这一现象。但是法律的规范性本身具有独特的一面，即法律是人们制定的，而不是如道德一样自发形成的，那么它何以具有规范性？显然，这里面只存在一种可能性，即内在时间在现代社会已经外在化、客观化，法律能够人为地调整已经外在化的时间，进而产生规范性。而另一方面，内在时间即使已经外在化、客观化，但是依然需要栖身于个人身上，那么这个时间就成了与主体对立的外在的异化物。当某种情况下，主体的内在时间并没有完全外在化的时候，当此二者产生了冲突，也就产生了邪恶法律和个人之间的冲突。而现代社会更多的时候，个人对于环境根本没有任何时间概念，而环境存在的时间性实际上已经被“不在场”的因素所决定，因此个人在这种环境下所能做的仅仅是跟随外在时间来与自己“对表”。他对这个环境根本没有判断的知识。这实际上就能说明当代社会大量的技术化的，细节性的立法，实际上使得人们在道德判断已经失效，比方说网路犯罪和金融犯罪等等。而法律经济学之所以能够在这个时代大张旗鼓，就在于货币，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成为外在时间的基本刻度，能够告诉人们在特定的情境中何种判断才是符合整个社会结构的“内在时间”的判断。

6、通过对于时间的深刻揭示，我们便有可能绕开之前的种种失败，达至一种严格科学的对于法律的哲学沉思。这种沉思的结果将有力的提供关于法律各种本质属性的见解，并且使得我们对于法律现象的全体有更深入的把握。法哲学作为对一切法律科学前提的检讨，其必须保证自己的客观性和必然性，而非任意的陷入某种独断论之中。因此，法哲学的彻底性，以及从始基上升而建立自身体系的要求，必须以绝对清晰的开端和方法来完成。“哲学的真正成就必定在于：它回溯到最终的起源上，它通过哲学直观，即哲学的本质把握，无须推理和证明的辅助，借助于直接的看而获得大量最为严格的奠基性的认识。”

            ——驳吴情树的《四大刑事名案再现法治乱象》

                         于伏海

    一九九七年，江泽民先生在中共十七大上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大战略任务。今年是2009年，短短12年，法治国家的建设目标依然在步履艰难地前行，这十二年里，举国上下为了这个目标而努力，但是几千年的人治社会的根基依然牢固，典型的表现就是今年报道出来的两起因言获罪的案例，一例是内蒙古汉子发帖揭露政府征地的黑幕而被以诽谤政府罪判刑两年的案例，一例是在上海工作的河南小伙因在网上发帖揭露老家政府征地黑幕而遭遇跨省抓捕并被非法拘禁的案例。其实，媒体上只是关注了这么两个个案，类似这样的因言获罪因举报获罪的事情不在少数。宪法确立了我国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和监督政府的权利，这是法治建设的进步，但是法治不能停留在纸上。广大老百姓的言论自由得不到满足，许多人因发言而遭迫害，恰恰说明我们连宪法确立的最基本的权利都难以实现。这个问题同样可以用一些地方官员围追堵截上访者来证明，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上网搜搜这方面的内容，如果这些内容还没因为维护稳定的理由而遭删除的话，我相信各位能搜索到很多，而且我还相信各位看完这些报道后会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会全身心地充满不安全感。其实，我每每发完一篇文章后就非常地感到不安全，我不知道下一个因言获罪的会不会是我，我其实很怕，我有老父老母，怕。

    所以，纵观这十二年的光景，梳理这十二年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我只能悲哀地告诉大家，我们离法治社会还有太远太远的路，我们仍然需要辛苦百倍地为这个目标而努力，在这期间，不知道还会有多少人因为人治的遗毒和荒唐而遭迫害。孙志刚死了，他的死换来了恶劣的收容制度的废止。我们不合理的制度还有很多，户籍制度、暂住制度是其中典型代表。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再从身边举出不合理的限制公民权利的制度。

    公民权利能否顺利实现是法治社会一个重要的标志，而我国公民的各种权利动不动就会遭受一些地方政府和不良官员的剥夺，这说明我们连起码的公民社会都没有建立起来，我们现在仍然还只是一个官民社会，要么是官要么是民，官是管着民的，而不是“法治社会下”官是为民服务的，民是受管束的，而不是“法治社会下”民是在交完税款后享受着官员提供的优质服务。我们稍微进步的表现是：我们不再三呼万岁，我们不再叩头谢恩，我们不再衙门长跪。

    既然我们还谈不上是法治社会，又缘何而谈“再现法治社会的乱像”呢？乱象倒是有，但不是法治社会的乱象，而是绵延了几千年几百年几十年的人治社会专制社会的乱象。我们随意地搞大跃进瞎折腾，我们随意地搞文革瞎胡闹，我们觉得自己错了，于是就开始改，我们制定了许许多多地法律，但是法治社会不是因为有法才叫法治社会，而是因为人们普遍有权利意识，普遍有公民意识，普遍有自主决断意识。但是许许多多的事情因为大家长的包办，我们的百姓缺乏权利意识，权利意识的缺乏也导致义务意识的缺乏，所以我们国人才会是随地吐痰乱扔纸屑乱穿马路乱开汽车的丑陋形象。好在互联网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国人的权利意识日记觉醒并日益成长，权利意识助长公民意识，而这两个方面的表现就是公民的对社会问题的自我观点和自我决断，对自己命运的自我掌握，这些是法治社会最重要的基础。

    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许霆从无期徒刑到五年徒刑的转变，出现了杭州飙车速度司法鉴定的真实化，出现了邓玉娇能够被有罪免罚的稍稍可以宽慰人心的判决。但是，所有这些绝不是“全民皆法官”的证明，这些不过是有关机关改过自新的表现，特别是杭州飙车案，一开始那个欺实马的鉴定结论无疑是把百姓当猴耍，而邓玉娇案，因为其关系到每一个平民以后的生存安全，所以才导致许多人的关注，但是人们的关注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到司法，因为在这个案件中政府的一只大手始终悬在司法的上面，老百姓喘不过气来，法律也喘不过气来。舆论何曾干预过司法，如果舆论真的干预了司法，那这个舆论肯定是被权力干预或者阉割过的舆论！而这恰恰是人治社会的典型特征，所以这也是人治社会的乱象之一。那么是什么导致乱象的出现呢？

    首先，记者报道的不全面不是这种乱象的导火索。记者为什么无法全面报道呢？这个问题，在目前稳定超过一切的情况下就不必回答了。再说，记者为什么就不能在案件还没有查清楚之前就报道呢？即使是为了吸引眼球又有什么罪过呢？如果记者的报道没有人看不吸引眼球那这个报道印在纸上不是白白地浪费资源是什么？其实说记者不能全面真实地报道，表面上批评的是记者，实质上却是在骂老百姓没脑子。但是老百姓真的没脑子吗？非也。这几天人们对绿坝的评说就说明老百姓是智慧的。记住老百姓是智慧的，恰恰有些人喜欢在智慧的老百姓面前耍聪明，故意制造一则编制出来的谴责某网站的新闻来让人们一心一意地听他们的，可是中国的老百姓不比十年前了。别以为记者说的老百姓都姓，老百姓对记者的每个字都会在智慧的词典里寻求解释的。所以，担心记者的不全面的报道会影响人们对一些案件的是非评判是非常之多余，非常之没必要。中国人对中国的媒体那是太了解了！媒体、记者岂能误导民众？

    其次，学者的不适当的分析确实是添加剂，但不是法治乱象的添加剂，是什么东西的添加剂呢？一时说不出来，因为有的学者的分析，智慧的老百姓一眼就能看穿这些分析是想干什么，比如对于邓玉娇案，有的学者就分析得让人心寒。至于是哪些学者，我想大概多数人都知道,我就不一一列明了。不过邓玉娇案中，“按到”和“推坐”并不是学者们所抛出的高论，而是该案侦查机关侦查的结果通报，公布在当地政府网站上，发布人是侦查机关，学者和记者都没有为这个通报添油加醋。不过，当”按到“改为”推坐“后，有的学者不辱使命开始为其做各种各样的昧良心的解释了，但是当“推坐”被许多人特别是律师界仍然认为是强奸的典型动作是，侦查机关的结论又改为“推搡”，口径一改，学者跟进，说是邓玉娇的重大权利没有受到威胁，所以邓玉娇杀死邓贵大就是防卫过当，是啊，推搡一下嘛！我只希望法治社会前进的道路上少一些这样的学者，因为他们这种添加剂是黑色的，可以把很黑的东西加染的更黑。

    第三，除了学者教授之外，冷静的恰恰是公众，能够做出冷静评价的也恰恰是公众。邓玉娇案就是明显的例证，我很感动，有的网友绘制了案件现场图，通过图例分析案件的情况，有的网友熟悉了刑法，他们完全掌握了什么是正当防卫，他们清楚地知道对于哪些犯罪受害人防卫时可以不为再严重的防卫后果承担责任，他们掌握刑事诉讼的三个阶段，他们掌握了证据学方面的知识。智慧的老百姓知道，如果自己在网上发表观点不用几个法律术语，肯定得有一帮子专家学者教授出来说他们不理智，说他们愚昧，说他们不过是梁山好汉。所以，智慧的老百姓去学习，去钻研，为了营救和自己一般命运的邓玉娇而努力着！

    请注意，官员和老百姓的关系被撕裂，对此，官员首先应该承担责任。当把一个把人撞飞几十米的高度的飙车速度被鉴定为欺实马时，老百姓怎么能信得过官员呢？当一个一个官员因为违法或者犯罪问题得不到追究或者追究不久又复出后，人们怎么才能对官员信任有加呢？我再重申，老百姓是用智慧生活的。

    在我国的现代社会，新闻媒体不可能干预司法，因为新闻媒体根本就没有干预司法的能力，恰恰可能是司法干预了新闻，政府干预了司法，权力强奸了民意。为什么，因为我国根本就没有独立的媒体。这种独立指的是按照宪法来进行自由报道的独立，我们没有这样的媒体，因为我们的媒体都被定义为宣传机器和喉舌，媒体的东西一旦被鉴定为不利于宣传时，马上就得改道。这个老百姓也是清楚的，人们对绿坝的认识就证明了这一点。

    记者如何对得起媒体对得起自己的职业，学者如何能够代表社会良知，官员如何对待媒体的言论和善良智慧饿老百姓，官员如何对待有良知学者的观点，社会公众如何从新闻媒体中学会更加智慧地去分析其中的真假，这些才是建立法治社会非常严肃、值得长期思考的问题，很欣慰，邓玉娇案让我看到了点点微亮和希望！

原文：“四大刑事名案”再现法治乱象

             吴情树

  这段时间以来，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所发生的四大刑事名案：即贵州习水的“嫖宿幼女案”、浙江杭州的“飙车案”、深圳梁丽的“金首饰案”以及湖北武汉的“邓玉娇刺杀官员案”，这些刑事案件在今天极为发达的媒体舆论的强烈关注下迅速演变成一个个轰动全国的“影响性诉讼”，成为我国刑事法治发展史上一个个富有里程碑意义的名案。他们的发生不仅成了专家、学者解读刑法条文的“生动样本”，也成为普及刑法知识的一个重要平台，更成为我们这些刑法老师课堂教学的重要内容。

    有人说，这些案件的发生和评论，开创了一个“全民法官”的时代。但也要看到，也许是记者报道信息的不及时、不充分、不准确、不全面，也许是社会上不同阶层人士的不同价值观和生活阅历，每个人在解读和判断案件时候也出现了不少分歧和争议，这些分歧和争议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甚至干预了司法，从而也使得我们走进了一个“法治乱象”的时代。

     1、记者报道的不全面是法治乱象的导火索。在案件事实还没有查清楚之前，记者最好不要去报道，即使做了报道，也要客观如实地报道，千万不要捕风捉影。而现实是，当一个案件发生后，公安机关还没有调查清楚，许多媒体为了刺激读者的眼球，为了提升新闻的时效性，便在第一时间采访报道了案件的情况。而且，许多媒体在采访报道中，偏听偏信，并使用了许多具有价值判断色彩的标题。在这些报道中，由于漏掉了许多具有价值的客观信息，很容易误导社会公众。一些人看到报道后便义愤填膺，满腔怒火，慢慢地就在社会公众中产生、弥漫着着一股非理性的不满情绪。此时，即使这些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非常认真、努力、公正地处理案件，还是有不少人怀疑他们司法的公正性，这可能会在不同程度上动摇了公众对司法公正的信赖。

    2、学者分析的不适当是法治乱象的添加剂。在不完全知道案件真实情况下，学者不要轻易做出自己所谓的“专家意见”的判断。由于每个人都不可能是该案件的当事人，所以，大家都不可能真正知道案件的真相。我们所能了解的所谓案件事实仅仅是那些记载在报纸或者网络上的信息，而这些信息也仅仅是构成一个案件的大概轮廓，不可能是案件的全部事实。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学者在解析和判断案件性质的时候，就要非常的谨慎，千万不要凭借自己所了解和掌握的片面信息就轻易做出自己的判断。例如，在邓玉娇杀人案件中，许多媒体就用了“按”、“推”等富有动感的词语，但由于这些词语本身就有程度之分，我们在没有其他证据相互佐证的情况下，我们还是难以认定邓贵大等人的行为是否属于刑法第20条第3款所规定“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难以认定邓玉娇的行为到底是否属于没有限度要求的特殊的正当防卫。

     3、公众评论的不理性是法治乱象的表征。社会公众在在评断这些案件的时候，最好能够先熟悉一下这些案件可能涉及的刑法条文，并运用法律的思维和理性的语言来进行评论。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却看到这样一幅乱象，一旦有案件发生，许多社会公众开始凭借自己对法律的一种模糊认识，轻易地下结论，而且在解释和判断案件的过程中，往往夹入了许多个人的偏见和价值观，对这些案件往往进行了一些“过度的阐释”，尤其是当这些案件与官员有关联的时候，他们那种对官员腐败的不满开始转移到对这些涉案官员的不满，从而上演了一幕幕民众与官员撕裂的现象。

     在现代社会，新闻媒体永远都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有效监督司法，又有可能干预司法，用之得当，国家和社会两受其益，用之不当，国家和社会两受其害。因此，记者、学者、官员以及社会公众如何对待新闻媒体，如何对待现实生活中“热点”案件，是一个非常严肃、值得长期思考的话题。

细看这个管理办法，除了这些加分、扣分项，还有专门一栏“一票否决项”，里面列出了一些严令禁止的行为，中间有一项“不组织、不参与影响社会稳定的活动。”这一条还是蛮有意思的，不由得想起前几天报纸上刊登的罗氏抹黑说。那位姓名被人用的的罗彩霞，为了要回自己的名字，起诉了当地的有关部门，结果，这个罗彩霞就被当地政府认定为给当地抹黑。考虑到所掌握的话语权分量不同，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互联网的介入，罗彩霞很有可能成为给当地抹黑的典型，时不时会被点名批评，至于那赤裸裸的真理，反而变得羞于见人了。

接下来就说这所谓的稳定一说，其实也是有个话语权的稳定，就是什么算影响稳定。比如说，某地方拆迁，不安置、不赔偿，动用警力强制拆迁了。这时候，被拆迁人如果老老实实走了，那赔偿款等问题又由谁来解决，若不走，而是去申诉，去上访，那是不是又算是不稳定束缚呢？所以，这真是个难把握的问题，需要中国特色的智慧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