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油田、花园还是湖泊？ 

近两天的雅典，由于我的几则对话小文的贴出，引来了又一场争论，先有新月先生撰文《一种病毒的新变种》，直称我为“病毒携带体”，又“抬举”我为“新的领袖式的人物”，让我深深领略了《风俗通》——“长吏马肥，观者快之，乘者喜其言，驰驱不已，至于死。”——的深意，后有水沐先生的《新月这孩子——我给“一种病毒的新变种”评论》、江南孤雁先生的《谁是一种病毒的新变种》、oldfrankly的《该怎样维护“学术”》等文章贴出，观点各异，蔚为壮观。

虽然我已与水沐先生言我并不想直接介入这场争论，但是考虑到这场争论直接与我相关，并因此而牵连到江南孤雁、冷眼向洋、追真求恒等诸先生，所以还是忍不住要说两句，也尝试着弄清楚这争论有意义吗？其根子在什么地方？每个涉入其中的人到底是被什么所驱使？是偏激？还是偏见抑或偏执？

《读书》2009年第9期登载了李辉先生的一篇《民主：油田、花园还是湖泊？》的文章，是已故美国政治学巨擘查尔斯–蒂利的《欧洲的抗争与民主（一六五零—二零零零）》的译后记，读来深有感触，更为这个比喻拍案叫绝，所以我想借用李先生的标题格式，将小文的标题定为——学术：油田、花园还是湖泊？

在《民主：油田、花园还是湖泊？》中，李辉先生引用了查尔斯–蒂利先生的一个精妙的比喻，来说明人们对于民主化问题的偏见：“民主不像一座油田，只有在特定条件下经过数百年乃至上千年才能形成。民主也不像一片花园，一名巧夺天工的园丁，可以在几乎任何环境下，在一两个季节内就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让它焕发生机。民主更像是一个湖泊。一个湖泊是一个庞大的内陆水体，以数量有限的几种差异很大的方式形成……但是一旦形成就与其他湖泊共享很多特性：潮起潮落、固定落差和平面水流，温度和生物的井层分布，水波冲击成沙，等等。”

而如果跳开蒂利先生的话题场域，将“民主”替换为“学术”，我觉得这样的比喻也可以用来说明人们对于学术化问题的偏见：“学术不像一座油田，非得在特定条件下按照固定的程式才能开采和挖掘，从业人员非得是工程师和油田工人。学术也不像一片花园，一名“读书破万卷”的园丁，可以在几乎不对所扎根的“土壤”与“生存环境”做任何鉴定与判别的情况下，在一两个季节内就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让它焕发生机。学术更像是一个湖泊。一个湖泊是以数量有限的几种差异很大的方式形成……与其他湖泊共享很多特性：潮起潮落、固定落差和平面水流，温度和生物的井层分布，水波冲击成沙，等等。”

是的，学术不像一座油田。如果我们可以对学术史的发展轨迹进行分析，就会发现学术的展开并非是单向度的，学术更不能发展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毋宁是参差不齐的、宽容的。如果我们一味的强调“学术不是那些文艺青年随随便便进进出出的地方”,并且将其推向极端，那它所体现的也不过是一种虚假的“意识形态”罢了。毕竟，无论是所谓的“学术研究者”还是“文艺青年”都并非“单面人”。倘若我们一味的强调“学术专有化”，那么学术也就只能灌输、控制并促进一种虚假意识，这种意识并不因自己虚假而受影响，以至于学术家们所携带的“训诫”就不再是宣传而是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而且，作为一种“美好的生活方式”，它抗拒“质变”。应该说，对于现代社会语境里普遍使用的“学术”一词进行必要的区分是有益的，毕竟为致力于学术从传统向现代的进军提供了一个视角。但是，从新月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绝不仅仅满足这样的区分，而是深深地浸入了自己的情感倾向，对它们的优劣、高低作出了错误的评价。——不信你看，“学术”已经成为了新月先生的生活方式了，并且新月先生极其反感别人对其生活方式的干涉，以至于如此的抗拒质变，抗拒一种“整全性”的学术概念，霸道的维护自己的“对比性”的学术概念——与之相同的是学术，其他的都是非学术。

当然，我赞赏新月对于一味的使用道德手段的批判，就像王德威在《想像中国的方法》中的所说的——“种种创作，苟若不感时忧国或呐喊彷徨，便被视为无足可观。”但是，我还是觉得有必要指出：蹩脚的学术家们最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不懂得对于意义世界的认识和表达从来不是研究出来的，而是从生命深处涌现出来的；他们忽略了孙哥先生所谓的“抽象的理论预设和直观的事实考索之间具有的共谋关系”：它容易使得人们将观念大大简化，将学术推上神殿而具有神性的光环，以便于“伸张收缩”的功效利用，可以做到“表达或实践时有大量信息渗漏，理解时有大量信息潜入”，以应对那丰富复杂且苦难的现实。

学术也不像一片花园，学术家也不仅是“读书破万卷”的园丁。“搞学问”并非依靠纯粹的文本阅读、独立于外部自成一系就可以花繁叶茂，更重要的还在于拥有独立的判断力、辨别力和批判力，即，所谓的学术必须首先确立研究者的“主体性”（“主体性”在某种绝对的意义上即是“道德性”），否则，其研究必将是迷失的，种种理论名词术语迷失在“思想的幌子”下招摇过市，貌似深奥而错误百出，以至于蜕变为流水线上的技术工人。这里我还是要重新强调：学术家不要仅仅用你的思维去阅读和写作，请更多的关注你在读书和写作时的情感反应，还有从你内心深处浮起的认同感，也希望学术家可以抛开“学术”的桎梏，重新将个体感受置于核心。因为无论是学术还是世俗，贯穿我们一生的还是“人”这个关键字，不能把“人的学术”化变为“非人的学术”。其实，学术有着学术化的历史，并非从一开始就那样的，而是屡经与神学、宗教、迷信以及人文之间的斗争、辩论和融合，甚至我们更可以说，“学术化”的历史同时也是“去学术化”的历史。而我所理解的“去学术化”就是“人化”。

油田和花园这两个形象的比喻，告诉我们通向学术的道路是复杂多线的，学术并不必然是油田和花园这样美好的东西，它毋宁是一个湖泊，正如李辉先生所言——湖泊有着造福人类的巨大潜能，但并不必然向人类显露出来。

我曾在一篇小文里说过——“中国的知识分子思想最深层的缺失和灵魂拷打是他们并没有走出几千年的传统历史所设置的“语义场”，没有能够发见传统与现代的最不衔接之处竟是思想的封闭性与开放性的差异以及怀疑、追问的向度；没有能够发见传统与现代的临界点并不在于学说与制度的单纯变迁，而在于是否下意识的觉得错失了许多人生的意义，下意识的觉得可能还有大自然赋予人类的享受的更加美好的人生，而我们现在却失去了它们？”

是的，可以这么武断的说，时至今日，现代的学术家们依然没有走出历史为其设置的“语义场”——此处的“语义场”的意旨为：我们眼里的并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已经从根本上被彻底地抿去了灵魂；大凡一切以某种方式令人联想到自我的个人生命体验，都不单止遭到压抑，更是遭到排斥和消解。因此，传统文化与历史为我们设置的“语义场”，与其说能够带来繁衍，倒不如说造成了人与人类存在的真正目的的日益加深的疏离；相反的，它还由此使得我们（包括学术家）自以为真成了社会或政治或学术研究的主体，殊不知那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或自欺欺人罢了，虽然我们不容易相信自己欺骗了人，或“被欺骗”。

无论是在传统社会或现代社会的语境里，“学术”的概念并非如它的字面意义那样容易使人辨认，殊不知人世间有多少的罪恶假借它的名义（如费希特的纳粹哲学）予以施行。在它的“温和”的外表下，其实遮掩了太多的潜意识或暗流。况且，我们始终没有弄明白的是，我们的所谓的学术研究的主体到底是谁？这样宣称的主体到底拥有一个什么样的释义学背景呢？

我一直无知的以为：之于学术，之于一些问题的讨论或争论，思考的方法可能比问题本身更重要，表达的方式可能比所要表达的内容本身更重要，表达的心态可能比表达的手段本身更重要；辩论的目的是求同，但正如“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异或同也会随着语境的不同而变化；而且，说的更大一点，“法内之理更在法外”，尽量不要将自己的视野仅仅限定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

虽然学问本身可能需要选定一块“视域”，是“视域”就必然有“界”，但如果从大处着眼，我认同张五常先生的一个判断——如果我们能置身其外，把学问的整体浓缩起来看，不论细节，人类积累下来的智慧其实并不多。

我非常佩服那些执著于专业的研究者与“学问家”，更佩服那些“读书破万卷”的求学者，但是，我还是一直无知的以为——“视域有界，大道无界”，或者说，“学术有域，大道无界。” 

    说明：看了水沐先生、oldfrankly先生、如花妹妹、周诗淳先生的评论，对小文结尾做了补充，可能更合主题，所以要谢谢诸位先生/女士的评议。

说实话，我来雅典时间虽然很短，但也注意到露珠儿君和追真求恒君应是雅典比较活跃的会员，参与度非常高，并且我也多次与两位就某些问题有过回应，特别是还向露珠儿君就某些问题请教过，一直都还非常愉快，没有发生过什么冲突。孰料因为参与了一剪梅先生“转：校友牟新生批政界歪风”一文的某些争论，表达了个人的一些可能与追真求恒君相左的观点，竟惹得追真求恒君指谓我“你应该指责自己，了却你的′怕怕′心理”和“你不能把你这愿望，通过指责我来完成”的指责，并暗示我是“那种文人”。

这里我也不想做什么辩驳，更何况我误以为这一切都还是缘于误会，并非不可调和。所以，基于这样的认识以及所争论的“什么是真话”的问题的重要性（我一直以为当下中国社会最缺乏的就是“常识”与“真话”），我将争论的文字整理于此，独立成一小文，目的是表达对于参与者的敬意，而非诋毁。

（露珠儿）评论：

大家都起来讲真话，如同那【皇帝的新衣】的孩子！孩子没有大人思想观念复杂，一是一，二是二！谢谢老师的转载。这就是【皇帝的新衣】为什么是孩子出来说了真相，这就是我为什么不说【大人】出来讲真话。

一剪梅评论：

问题是：什么是“真话”呢？“真话”是自己想说的话，还是自己说的话符合“真相”？不弄清楚这一点，“讲真话”可能就只能是口号。

杰瑞回应：

看样子，说真话是个比较复杂的学术问题。

柔情判官评论：

谢老师说到点子上了，一般来说批判会赢得更多的掌声，其实批判的内容未必都是客观的，但它与支持者的某种倾向或者意愿形成某方面的共鸣。

一剪梅回应：

人总要说话，分清这些标准，说出来的才可能是“真话”。

追真求恒评论：

问题是：什么是“真话”呢？“真话”是自己想说的话，还是自己说的话符合“真相”？不弄清楚这一点，“讲真话”可能就只能是口号。

——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就根据上逻辑，发明了“谎言重复1000遍，就是真理”的世界名言。

新月 回应：
    呵呵，根据追真求恒的逻辑。美国刮起了轰轰烈烈的麦卡锡主义，创造连自己居功甚伟的核物理专家都送上电椅的奇景。 

一剪梅 回应：
    我不相信追真求恒说过1000遍谎言，不过说说他说过500遍，一剪梅完全相信。“‘真相’尚未成功，‘追真’‘恒持’努力”！呵呵。

追真求恒 评论：

我不相信追真求恒说过1000遍谎言，不过说说他说过500遍，一剪梅完全相信。

——说的真好呀，验证了那个萨达姆的宣传部长就是这样要诞生在雅典学园了。因为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毕竟年代长了些，说上话的学者学起来有些功力不足

新月 回应：
    围观文痞  

追真求恒 回应：
    你这白痴，以为我是你的同类？

一剪梅 回应：
    追真，从你这里的逻辑清晰、想象丰富，就知道你赢官司是没商量的。好好再说三年假话吧，那时候你的官司就可能成“真相”了。就一定能“赢”了。

追真求恒 回应：
    呵呵， 一剪梅你的官幸亏混的不大，但还是只能混出个昏官来，你能指出具体的我哪里语无伦次、胡说八道了？就是这句也不对“就知道你输官司是没商量的”，我的官司现在已经胜了，你还以为有你们这批精英太监作恶，中国就没有民主、法治的希望了？太自不量力了。

一剪梅 回应：
    追真，你的科研确实搞的不差，企业确实搞的不赖，可惜，就是假话还少说了一些，继续说吧，还能赢更多的官司。啊……

一剪梅 回应：
    你这位“大众”主动上门和我打交道已经三年之久了，如果你不怕麻烦，请把你留在我网页上的的所有高见全部摘抄出来，发表吧？但今天之后，请你好好到别处去伸冤，你太高明了，我这里庙太小。请好自为之。 

桃李江湖（Gulliver） 回应：
    追真求恒先生：
    问题是：什么是“真话”呢？“真话”是自己想说的话，还是自己说的话符合“真相”？不弄清楚这一点，“讲真话”可能就只能是口号。——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就根据上逻辑，发明了“谎言重复1000遍，就是真理”的世界名言。（引述的追真求恒先生的话）
    ——说实话，我不太懂你说这些话的逻辑。这又怎么和希特勒联系的上？我个人觉得一剪梅老师这里的发言没有什么问题，而且还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你这样的评论是不是过了？因为你的这句话的含义虽然非常明显，但是和一剪梅老师的话没有任何逻辑上的必然联系。所以，我个人非常不赞同你这样的表达。
    其实，“什么是真话”确实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一剪梅老师这里的反问也确实值得深思。所以建议你仔细琢磨琢磨，不要被偏见左右了自己的判断。

这里我想说的是：真话应该是自己想说的话，是自己就这么认为的，且是从自己内心涌出来的，不为别人和外力所左右；它与“真相”和“正确与否”没有必然联系。举例来说，假如一个人说“希特勒消灭犹太人的主张是对的”，虽然我们可以说这样的见解是反人类的，但是我们却不能就因此判断说这不是真话，只要这个人确实是如此认为的，就不能否定“希特勒消灭犹太人的主张是对的”是真话。

当然，我们可以在更深层的意义上来理解“什么是真话”：也许“真话”的本质含义更倾向于“某种确定语境下的一种知行合一”。这里也举例来说，被称为“最后一个儒家”的梁漱溟为例，1953年，他公开批评政府，“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很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依然艰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包括北京）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却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这种批评引发了最高领袖的暴怒，而梁漱溟不为所动。到了“批林批孔”时期，他又坚持己见，不参与这种运动，在他身上，体现了一个现代儒者那种“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傲骨。

追真求恒 评论：

桃李江湖先生：你的评说针对我明显出现了两个错误，

1，和一剪梅老师的话没有任何逻辑上的必然联系？

2，不要被偏见左右了自己的判断？

那么你对我的这指责，说明了你自己和一剪梅的那一场争论才有这毛病。你应该指责自己，了却你的“怕怕”心理。你不能把你这愿望，通过指责我来完成。我不是你那种文人。鄙人没有“怕怕”这毛病。

一剪梅先生是针对（露珠儿）的评论： 大家都起来讲真话，如同那【皇帝的新衣】的孩子！孩子没有大人思想观念复杂，一是一，二是二！谢谢老师的转载。这就是【皇帝的新衣】为什么是孩子出来说了真相，这就是我为什么不说【大人】出来讲真话。

一剪梅给予了这样的评论，问题是：什么是“真话”呢？“真话”是自己想说的话，还是自己说的话符合“真相”？不弄清楚这一点，“讲真话”可能就只能是口号。

暗喻（露珠儿）评论是喊口号，这公平吗？才有了我的评论。你善意的评论一剪梅文章，他说你喊口号，你以为公平是你的事，但你不能说我没逻辑。一剪梅先生凭空能说我已经讲了500句的谎言，你没看到？难道是我被偏见左右了自己的判断？还是杰瑞先生说得好，看样子，说真话是个比较复杂的学术问题。你和一剪梅先生去精心研究说真话的学术问题吧，鄙人没工夫陪你们这两位学者研究。

（露珠儿） 回应：

追真求恒老师好！因为我的留言牵涉了你，我很难过，您的冤情也因此受到嘲笑，在伤口撒盐......老师，不要留言了，我们走吧，我再也不想来留言了！........  

桃李江湖（Gulliver） 回应：
    露珠儿，您误会了。 

桃李江湖（Gulliver） 回应：
    追真求恒兄：可能你有所误会，我的发言针对的你下边的这句话——
    
    问题是：什么是“真话”呢？“真话”是自己想说的话，还是自己说的话符合“真相”？不弄清楚这一点，“讲真话”可能就只能是口号。
    ——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就根据上逻辑，发明了“谎言重复1000遍，就是真理”的世界名言。
    
    ——我认为在这个地方你是误读了，所以才说没有逻辑上的必然联系。另外，我不认为一剪梅回复露珠儿的话语有何不妥或恶意。当然这是我个人的认识。

另外，我想你所谓的“怕怕”心理，我只是想说：你可以这样理解，但是，我依然认为：对长者予以尊重和“怕怕”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其实，这里的一切误会，我认为关键在于你之暗喻一剪梅为“希特勒的宣传部长”和那个所谓的“新月”的“围观文痞”以及什么“精英太监”的说辞，这是引起下面不愉快的根源。我想当然的认为你们陷入了纯粹的意气之争。一是一，二是二，我们还是不要任意的将一些正常话语予以无限制的引申，这可能是导致争论偏离各自的主旨的原由所在。

试想一下：如果别人说你是“希特勒的宣传部长”和“精英太监”，你会是什么想法？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必须首先得实证说明别人是怎么做“希特勒的宣传部长”的？哪些行为和“精英太监”挂上了钩。倘若你真能实例证明，那么我会很佩服你，佩服你说的是真话。但是，反之，你该作何说辞？！

也许我的话听起来刺耳，甚或你也可以认为是“怕怕”策略下的“文人”（你看，你已经把新月给我安的帽子又重新给我带了回来）说辞，这我也尊重；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我的心是好的。谢谢！

     引文：柔情判官2010-02-27发表的一个帖子，引来法天下很多博友评论，看了Protagoras  老师的观点，有点不同意见，本来是想在该帖子下面直接回应，不料回复有字数限制，只好以日志的形式予以回应。柔情判官帖子内容引述如下：某男之妻不能生育，为传宗接代该男子盯上邻家女孩（20岁），某日将该女子骗到自己家中，以枪相威胁，用事先准备的注射器将精液通过阴道注入该女体内，后该女怀孕，问本案如何定性？

      一般人的认识里，针头注射和强奸是有明显区别的，两者对被害人的伤害是否一样也值得怀疑，个人觉得强奸对被害人的身心伤害更大，罪行更为严重，尽管protagoras使用了诸如立法意图、目的解释、扩张性解释等精妙理论来说明推定强奸的合理性，但该主张不符合一般人的认识，有加重刑罚的嫌疑。另外，我认为针头注射的行为符合也没有超出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的犯罪构成，虽然该罪名不能囊括被害人被强迫怀孕这一后果，但我认为具有犯罪性的是该行为，而不是被害人怀孕了这一结果，基于此，我倾向于本案定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五年以下的刑罚对此类行为来说，也是适当的，既没加重也没轻纵。值得说明的是，若此类行为对被害人的身体造成损害的，可以实行数罪并罚，以严惩Protagoras 担心的如此判决可能引发的更为恶劣的行为。
   本案另外一个法律难点是，能否把被害人怀孕视为犯罪的一个严重危害后果，该问题不仅影响本案量刑，也影响到对本案定性。Protagoras即是把此点作为定罪的一个主要事实，通过目的解释的方法把本案定为强奸，好像不如此处罚，就是让犯罪行为人的犯罪目的得逞了，而犯罪行为没有得到应有的有力打击。我认为此种观点不妥。怀孕即意味着一个新生命的诞生，而把一个新生命的诞生视为严重危害后果是违法宪法的。虽然该新生命的诞生不是出于被害人的意愿，是被强迫的，对被害人来说是一种耻辱，也许还可能是一种沉重的经济负担，但人的生命的高贵性在于人的生命本身，任何对此的否定评价都是对人生命的高贵性的一种侮辱，违反宪法赋予人生命的最高价值性。（该观点从德沃金关于堕胎问题的著作中得来）因此，我认为，把被害人怀孕视为犯罪的一个严重危害后果是违反宪法价值观的。
   为了打击犯罪行为人想通过犯罪来达到自己目的的想法，又不违反宪法，我认为可以根据被害人的选择采取下面的方法：1、被害人选择堕胎的，如果对被害人身体造成损害，可以将此作为一个对犯罪行为人加重处罚的情节，被害人并可依此对犯罪行为人提起精神损害、人身损害赔偿；2、被害人如果选择保留并生下胎儿，被害人可请求补偿，并请求法院禁止犯罪行为人接触他们。3、当然，如果特殊情况下，被害人承认了犯罪行为人作为孩子父亲的身份，法律对此应宽容对之。
   以上观点，欢迎批评、讨论。

要了解中国国情，农村是个不得不谈的话题。自从村委会组织法出台以来，农村的选举进行的如火如荼。本文的出发点就是将一个小小的村庄比做一个国家，将村民委员会和村党支部比作是它的权力机关。这种逻辑并不严谨，但我不想在这里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某种程度上，这只是一种猜想，但我要证明这种猜想是有根据的，也许农村的治理结构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宪政的模型。

我们分析一下实行宪政的国家所共同具备的一些特征，或者说是宪政实现的条件，大概有以下几点：1.有一部制定完备的宪法，2. 人民享有相当的自由，3. 公众积极参与政治的热情，4.有对立的政党（多党制或两党制），5权力有制约。（为了比较和描述上的方便，以上几点为不完全归纳，主要根据宪法学教材）

首先说第一个条件：有一部制定良好的宪法。本文把村庄比作国家，村庄当然不可能有宪法，但是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４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虽然不是村民自主制定的，不过，该法明确规定了村委会的选举办法和职能界限。并且由于行政村的级别相当低，所以使得该法在实施过程中面临的外部压力特别大，因此该法往往能够得到相当程度的贯彻。一个村庄之中还有另一套班子，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基层党组织，同样经过多年的实践，基层党组织，即村党支部也已经形成一套非常成熟的产生办法，基于同样的原因这种选举办法往往也能够得到彻底的贯彻。就我所在的村庄而言，新世纪以来的每次选举表面上都能做到公正公平。

能够参加选举的人民，必定有相当程度的自由。人民的某些权利受制于人的话那是不可能的。人首先得有一定的独立性才有可能不受束缚的参与到政治活动中去。邓正来老师经常提所谓的市民社会，提倡市民意识，也就是人民主动参与政治活动的意识。事实上，农民也具有参与政治的良好条件，甚至有些方面已经比城市居民有优势。第一，如今农民几乎已经摆脱了人身依附性。农民和其生活的组织关系并不是特别紧密，几乎谈不上依附，而相比之下，城市居民对其所在单位的依附程度要大得多。第二，农民在经济上已经已经有了相当发展，基本解决了温饱，虽然做不到普遍有闲，但是绝大多数农民都有精力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第三，农民在经济上基本独立。作为市民很难摆脱自己原有单位的束缚，尤其是在国企，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绝大多数市民都不会舍得自己现有的工作另谋高就，所以市民的权利往往会受到单位领导的干涉，领导往往以扣发工资，保险，福利，医保等要挟市民就范。而农民的收入主要来自于土地和外出务工，因此较少受到当地势力干涉。这种情形之下，农民往往敢于凭自己的意志参与政治活动，大胆的说出自己的主张。最后，虽然农民文化程度较低，但即使是文盲也完全可以参与到公众事务之中。

对于绝大多数人（包括很多学者）来说，农民参与政治事务的积极性显然被低估了。自从村委会组织法出台以来，大多数农民都是积极主动的投入到政治事务中去。还是以我所在的村庄为例，在村委会组织法出台的次年举行的第一次“大选”之中，农民兄弟们已经显示出很高的参与度（由于没有调查，很遗憾我没有具体的数据可以提供）。事实上风暴早在之前就已经之前的一到两年就已经开始酝酿，各种各样的村民聚会不断发生，很多活动也显示出其性质是政治性的，比如，公开讨论村务的宴会，原任班子商讨对策的聚会，宗族的聚会，各种宣传各自主张的宣传单。另外这种选举是双轨的，一方面广大村民的选举，另一方面是作为精英的党员也有自己的活动。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参与的热情，仍然有越来越高的趋势，每一次选举都比前一次参与人数更多。而在第一次选举中，最终以原村委会班子的失败告终，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低估了村民自主参与选举的这种热情。

如果不用太严谨的比较的话，在得知要进行第一次“大选”的消息之后，村民迅速以宗族为基础组成了两个“政党”。分别以第一大姓氏马氏宗族为主组成的一派，姑且命名为第一党，还有以第二大姓氏赵氏宗族为主组成的一派，姑且命名为第二党。其他小的姓氏分别加入双方阵营，当然双方也都有不少背叛者。最重要的是双方各自有各自的政治主张，其中目前的第一党主张变低价卖集体产业，而另一方反对。第一党开始的地位相当于执政党，把持村委和党支部，第二党相当与在野党，这是在第一次大选之前的情况。而日后两个派别的发展则更加趋向于政治意义上组织。双方的阵营随着利益的分配不断变化，逐渐发展成各自代表一个利益集团，一方着力于巩固早期起步的大个体户的利益，一方着力于发展后起的个体户的利益。我是从从二者的组成人员和一些主张上得出的分类，当然我这种分类是直觉上的不够精确，但是这种斗争却一直在继续，双方的组成人员也逐渐趋于稳定。在农村尚且如此，我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预见，我国有实行多党制衡的条件，如果制度上允许，我们的环境能够孕育政党。

从权力制约的角度看，我国存在着一种先天的分权模型，党组织的领导决策权和政府机关的执行权。农村不存在政府机关，村委会能起到相关作用。在村支书和村主任不属于一个利益集团的时候，这种制衡表现得尤为明显。关于矛盾解决机制，也就是大概相当于司法权的东西，主要由人民法院承担，小的纠纷则由传统意义上的那些元老们负责调解，人们是不倾向于让村长式的人物来解决矛盾的，虽然一些影视作品是这样描写的。在此情况下，我们可以粗略的认为在农村存在一种比较原始的分权制衡。

对于那些认为中国民智未开不可轻言宪政的人，我想说民主宪政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政治制度，最适合训练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4]当然农村的这种尝试是否成功，是否有利于农村的进步还有待于时间的检验。以上，是我所了解的农村的情况，而且这种情况并不是个别现象，这在广大农村是普遍存在的。毕竟村庄是个太小的圈子，只需要一点点外力就足以将这种制衡破坏无遗。但是我想农村的这些情况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黄文艺先生主张，当前信息不充分不能成为我们拒绝立法的借口。[5]我想宪政是个关乎百年甚至千年的大事，宪法也是相对稳定的，不存在时间不充足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收集信息的情况，而且与民商事法律所涉及的信息不同，关乎宪法的信息不会那么瞬息万变，希望我们有一天重构我们宪政体制的时候，我们能够真正理解中国国情。

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4日参加了香港组别《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分组讨论， 他说：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可以说从无到有，这是不可想象的奇迹。外国人也经常问我，“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只有中国能成功？”政协副主席董建华 回答了自己的提问，“其实中国的政治制度就是一种优势，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最后董建华副主席总结道，“中国民主是成功的，希望政协委员有所思 考”。像温家宝总理一样，董建华同志还向政协委员们推荐了一本书，是美国人约翰·奈斯比特写的书《中国大趋势》……

1997年7月1日，董建华先生出任香港特区第一任特首，一个月后我就离开了香港，所以，董特首没有领导过我，这是我不便评价他的最大原因。加上董先生素有政坛老好人之称，虽说两届特首任期内碰上经济危机，弄得最后黯然落台，但下台后的董先生以其从商和从政的经验，奔走国际之间，促进了世界各国对中国的了解，诸如此类，我就更不愿意对这样一位老同志指手划脚了。

不过，适逢两会，正好看到董建华先生坐在政协的主席台上，我这才意识到，他老人家卸下特首职务后不但没有告老还乡发挥余热，反而从香港到北京，从香港人的特首一下子变成位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政协副主席之职——现在，他也是领导14亿中国人民，包括老杨头在内的领导人了……

更有意思的是，就在董建华副主席从香港到北京之时，我正 好从大陆来到了香港。温家宝总理在董建华副主席发言后的第二天说过，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 我想，批评监督北京政府的最好条件无异于到香港来，这里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和法治保障。今天正好，能够和各位新老朋友聚会，我们就一起谈谈董建华先生的发 言，还有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

董建华先生说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几乎是从无到有，简直创造了奇迹。但董先生应该也记得，今年是我们建国60周年，不是30周年，而且，作为一名爱国爱港的老同志，更不应该忘记，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曾经创造了领先世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国的经济总量，早在清朝甚至更早的朝代就是世界第一了。所以，改革开放30年前，如果我们真像董先生说的“几乎是从无…… ”，那才是一个更大的“奇迹”，而且，我还想加一句：董先生，香港自古以来都是中国的一部分，而早在30年 前——这个一百多年前还是一个小渔村的地方——就是中国甚至是世界上的国际大都市之一，创造了中国国土上的奇迹。至于董先生引用外国人天真的质问“为什么 只有中国能成功”，如果说的是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其实很容易回答：因为外国大多数国家甚至包括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早就成功过，也仍然在继 续成功着……

那么，让我们来追究一下是什么原因让中国如此伟大的国家到了30年前的时候，几乎变成董先生口中的“一无所有”，又是什么原因促使过去30年，中国能够奋起直追，虽然至今中国人还是世界上人均最贫穷的族群之一，但至少已经在正确的道理上踽踽独行了？

其实，董建华副主席在讲话中给出了结论：“其实中国的政治制度就是一种优势，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那么，让我们看看1949年后的中国，到底“集中力量”办了什么大事：集中力量在1950到1952搞了土改运动，1955年夏季开始席卷全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还有1958年开始的董先生肯定没有经历过的“大跃进”以及接下来集中力量一下子就饿死了几千万人的“三年自然灾害”，当然，我出生那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几乎集中了世界爱好阶级斗争的同志们的所有力量……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到1976年 结束的时候，中国终于变成了“一穷二白”，几千年优秀文明残留下来的一些有益于人类的东西几乎也荡然无存。而恰恰是处在英国卵翼之下，没有被“集中”进来 的香港——这么一个昔日的小渔村——不但变成中国人羡慕的东方之珠，也培养出了董建华这种大富翁。试问，如果董先生不幸生在中国大陆，且不说你即便不在1958年被饿死，也很难幸免于文化大革命吧，而且，你的万贯家财肯定早就被伟大的祖国给“集中”起来办大事了！

好，让我再谈一下过去30年中国的伟大成绩是如何取得的。当建国后30年以“集中力量”的方式（包括人民公社）把中国经济弄到“几乎是无”之后，安徽小岗村的18户 农民以冒坐牢和杀头的危险，在一份共同协议上按下了血淋淋的手印——他们冒死争取的只是要求包产到户啊，只是要求别再“集中他们的田地和力量”办大事啊， 而这些可怜的农民显然不会同意董建华副主席的结论，是他们而不是当时已经富可敌国的董建华先生开启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这件事始终标志着过去30年经济蓬勃发展的开始！

从小岗村的农民，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初如雨后 春笋般冒出的个体户，中国的经济发展不是从“集中力量”中得到力量，正是把每一个人从国家的控制和集体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发挥他们的优势，创造社会财 富……如果说计划经济是一个由扮演上帝式的政府来指定计划，集中社会，那么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市场经济，则是把羁绊经济发展的计划打破，逐渐实现市 场经济。

中国这种制度有没有优势？当然有，集中力量是否可以办大事？当然可以！例如，中国现在还有几千万人处于贫困线以下，中国人均收入排在世界100位以后，请问，这样的国家除了中国，有谁的卫星可以上天？有谁的领导人可以坐着世界上最豪华的波音747满世界飞？有哪一个国家的人民处于这种生活水平的时候，他们到首都开会的“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却能享受到远超香港议员和美国国会议员的尊贵待遇？

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个大事却是分好事和坏事的！ 如果集中力量的政府受到民众和舆论的监督，做一些大大的好事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这个整体体制是任人唯亲、贪污腐败和只说不做的，那么，集中力量办的大事 就可能是大大的坏事！大跃进和文革难道不是人类历上由国家出面集中力量造成的最大悲剧？

那么，我们不妨再深入一步探讨，什么体制可以集中力量办好事，什么时候集中力量却只能干出坏事呢？其实，董建华先生不愧是某些大学的名誉博士，他回答得很好：民主！

曾经创造了人类最优秀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中华民族为什么 在过去一百多年里落后了？其中最大的原因正是制度。在过去三百年里，人类创造了过去几千年未有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发现和完善了迄今为止最不坏的民主制 度。这种制度最糟糕的地方，可能就是在某些时候显得效率低下，需要集中力量办好事的时候拖拖拉拉；但她的最美好之处也正在于此：当一些人要集中力量残害同 类甚至折腾人类的时候，他们的效率也非常低——因为有了民主制度下的权利制衡与监督，民众把统治者“关进了笼子里”，至少迫使统治者不再拥有绝对的权力， 动不动就把他们不喜欢的人民关进笼子里……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年了，而只有在过去30年里，从开放开始，到逐渐改革，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提“民主”和“人权”就要受批评甚至坐牢，到今天温总理旗帜鲜明地高举民主和人权的大旗，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但这个进步只不过刚刚是刚刚起步，目标还远，路还长， 所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温总理才会斩钉截铁地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成功。”，而如果真如董建华先生所说“中国的民 主是成功的”，温家宝总理更不会在报告中强调：“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特别是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董建华副主席可 能没有好好学习温家宝总理的工作报告，我提醒一下，在温总理的这句话中，他第一次特别强调了：选举权！

中国离民主还有多远？这是中国有识之士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正如温总理引用毛泽东1949年 时的话，如果要避免重蹈覆辙，不想陷入中国历史的恶性循环中而不能自拔，一定要实行民主。只有这样，中国现在取得的一些经济建设成果才能够保障下来，中国 的经济建设才可以“持续发展”。否则，不但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会再一次创造奇迹——一夜之间烟消云散，而且，命运和中国大陆息息相关的香港也不一定能够长 期保持繁荣稳定。

当我站在香港这块真正可以称为“奇迹”的土地上，当我切身享受到大陆还没有完全得到的“法治”和“自由”的时候，我感觉到民主——离香港已经不那么遥远了，也许只有七年的距离？到那时，香港人民将会比大陆人民更早的享受到“选举权”，选出香港特区的领导人。

我很高兴，香港人，包括我的一些朋友正在为这个目标而努力。可就在这个时候，曾 经领导香港人民的董建华特首以及现在又加入到“党和国家领导人”行列的董建华副主席告诉香港的政协委员们： “中国民主是成功的，希望政协委员有所思考”。思考什么？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的作用就是到北京提建议，批评和监督政府，为民请命的，如果是去歌功颂德，是 去思考中国大陆的“民主制度”如何成功，那么，我不妨建议香港的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搞一个提案，呼吁把中国大陆成功的“民主制度”推广到香港，把香港的力 量也集中起来“办大事”，我想，这个提案一定会名留青史，同当初袁世凯的儿子搞的那个呼吁父亲恢复帝制的提案有得一比！

当然，新闻报道引用的董建华先生的发言可能不全面，但我不认为是断章取义，就从董建华先生向大家推荐的那本要理论没有理论要实践没有实践的《中国大趋势》来说，董先生有此自由言论不足为奇。我这里也不敢好为人师，但我想借花献佛，推荐一本温家宝总理推荐给大家阅读的书：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作为一名商人，董先生应该看这本书，作为一名领导我在内的14亿人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更应该阅读这本书。在这本书里，我们看到一个领导人应该具有什么样的道德情操，有了这种道德情操，董建华先生才能够像温总理一样，不但当一名党的好儿子，还可以争取做一名人民的好儿子……

但鉴于温总理推荐的书不一定所有的人都能读懂，我还是建议董建华先生和我一起认真学习温家宝总理的讲话，特别是他在董先生发言后的第二天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这里我引用一些温总理的金玉良言：

我提出“要让老百姓活得更有尊严”，主要指三个方面：第一，就是每个公民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都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自由和权利，国家要保护每个人的自由和人权。 无论是什么人在法律面前，都享有平等。第二，国家的发展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第三，整个社会的全面发 展必须以每个人的发展为前提，因此，我们要给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让他们的聪明才智竞相迸发。这就是我讲的尊严的含义。（温总理2010年两会前与网友在线交流）

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特别是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进一步扩大基层民主，健全基层自治组织和民主管理制度，让民众更好地参与管理基层公共事务。（温总理2010两会《政府工作报告》）

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温总理2007年人大会答记者问）

杨恒均 2010-3-7 于香港大学

附：

此文是3月7日在尖沙咀与部分香港朋友、网友会面时的聊天记录，谢谢Tracy 录 音整理，经我修改发表。欢迎香港媒体转载，不收稿费。感觉香港媒体的整体水平有所下降，不知道是他们退步了，还是我们进步了。特别是对大陆事务的报道和评 论上，十几年前，我在这里了解中国大陆的消息和吸收精神营养，现在则感觉到他们都快跟不上大陆互联网了。当然，这也难怪，坐在北京主席台上代表香港人民的 不是董建华先生，就是范太……转载这篇文章时有几个标题可供选择：

董建华，香港人喊你回家吃饭

和董建华一起学习温总理的讲话

和香港人一起学习温家宝总理讲话

张耀杰整理网络信息

总理昨天（2010年3月5日）在两会作官府报告时，大秀“尊严”，满以为会得到好评，不料，不仅网上一片质疑，连出席两会的代表也毫不客气地在讨论中尖锐批判所谓“尊严”。南方都市报今天整版刊登了全国政协常委、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张维庆的犀利批评。

针对总理在官府报告里许诺：“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要深入推进政务公开，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和行政复议制度，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张维庆在昨天下午小组讨论会上发言说：“现在官场零规则和潜规则双轨运行，给诚信造成了极大损害，大家说的和做的不一样，会上和会下不一样。”公开揭露“尊严论”是“尊严谎”，并且暗示，今天中国人只有最高领导人才有尊严——他举例说，“去年中央下发了一个文件，讲到中央领导同志到地方视察的陪同问题，规定每个省只能有一位领导陪同，但有些省份还是书记省长一起来了。”现在“主要领导去（视察），那跟过去是大不一样了，我不想说得太具体。”张维庆显然在指某九个代表下去视察既使用了极高的行政成本增加自己的尊严，又听不到真话，培养指鹿为马的谎言风。

曾为山西省副省长的张维庆最后叹息：“做高官20多年讲真话越来越难”，“目前官场任人唯亲、买官卖官愈演愈烈”，上梁不正下梁歪。

众多网民在网上支持张维庆痛斥“尊严谎”。有网民说，总理温今年的官府报告里通篇充斥着虚假数据和空话谎话。

许多人支持张维庆的建议：“开会应该先由大家讨论，领导在后面讲话。”希望今后的两会，应该先让代表发表意见后，再做官府报告。张维庆指出，因为“现在的干部，都有党性（奴性），领导同志一讲话，其他同志要保持一致，那我还讲什么呢，就别说了呗，说不好给自己带来政治风险，何苦呢？”张维庆举例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时，正式会议才三四天，但是之前的预备会议开了很长时间，大家放开讨论”，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比较接近民意。总理温及其他九个代表是否能接受张维庆和网民的批评，并且真正“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呢？！！

已经没有人愿意再拭目以待了……

附：谁来批评官场歪风最有价值

作者：华商报社论。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70973

来源：华商报

　　两会迎来最犀利的言论。发言者是全国政协常委、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张维庆。他在分组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细数当前买官卖官愈演愈烈、官场零规则和潜规则双轨运行、领导视察难获真相、接待领导迎来送往负担沉重、开会官僚化讲话党八股等八大歪风;并以亲身经历发出感慨，“做高官20多年讲真话越来越难”。他希望高层领导带头做起，扭转这种不健康的局面。(3月6日《南方都市报》)

　　66岁的张维庆讲了真话，捅破了窗户纸，让人想起《皇帝的新装》里的那个小男孩。网民纷纷向他致敬，这不难理解，若假话空话盛行，真话自然弥足珍贵。所谓“八大歪风”，何尝不是社会上司空见惯的习气?何尝不是人民群众意见很大的积弊?当大家都默忍之、顺应之甚至乐在其中的时候，张维庆能罗列之、炮轰之甚至逐条提出应对建议，我们又怎能吝惜掌声呢?

　　“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这是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名言。但一句真话，显然还不足以让这个世界变得清新与干净。坦率地讲，我对张维庆“炮轰”之后会起到多大的实质作用，并不乐观。炮轰整个官场的积弊，进入的就如鲁迅笔下的“无物之阵”，当你手持长矛冲进来的时候，很难清楚地知道该扎向何方;人民听起来挺解气，却很难说社会的哪个末梢能产生痛感。针对很多人，结果很可能是谁也不在乎;最大的可能是，你说你的，他做他的，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太阳照常升起，歪风照常劲刮。

　　“放炮”的张维庆让我们想起这些年中国政坛上屡屡出现的“个性官员”，比如有“铁娘子”之称的吴仪、曾被称为“灭火部长”的李毅中、自称国家“看门狗”的李金华、怒斥教育乱收费的张保庆、数次刮起“环保风暴”的潘岳等等，他们都曾用激烈的言语挑战过官场陋习，难能可贵地讲过真话。但很多时候，真话还很难直接转化为“生产力”，被他们“炮轰”过的歪风积弊，仍然会顽固地生长。这让我们不敢盲目乐观，我们必须考虑，炮轰炸开沉疴，谁来殿后涤净?炮轰堪称导火索，如何引爆“驱逐力”?

　　张维庆希望高层领导“带头做起”，这的确重要，但基于买官卖官中的利益、“潜规则”运行的顽固、欺骗领导视察的遮蔽等等，高层领导“带头”能起到的作用也相当有限，尤其一些“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官，阳奉阴违，你再带头，架不住人家我行我素。想来想去，真正能够接下张维庆“话茬”、堪当重任的，只能是发扬民主——— 人民触角无处不在，只有让人民能够行使好知情权、监督权、批评权甚至问责权，这类积弊才有可能被批臭。比如我选出你这个代表，然后看到你在会场里光忙着拍马屁，回来我就联名罢免你;比如我看你在会场里讲话作报告，满嘴四六句、硬凑对比句，我要在媒体上公开批评你……当“人民高兴不高兴”很重要的时候，歪风岂敢不收敛?

　　这两天，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句话引发了舆论极大兴趣———“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同时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确实指向了权力的软肋：只有阳光才不会纵容丑态，关到黑箱子里难免要滋生腐朽。所以，要搞真批评，不搞假批评;要搞真监督，不搞假监督;要“创造条件”让人民说话，更要“用好条件”让人民大声说真话。只有民主之力充分挖掘，人人“起来负责”;只有对歪风邪气人人都有“炮轰权”，而不是提个意见都会被“跨省抓捕”，上个访都会遭到凶猛报复，杂七杂八的歪风积弊才会从人民眼前消失。

　　何以解忧?唯有民主。个性官员炮轰官场陋习，常被指 “代表中国政治的良心”——— 但政治良心不该是被偶发性代表的，而是要靠民主倒逼、用来办实事的。说两句真话就“感动中国”，这种感动虽然可贵，却显形单影只。正所谓：官员放炮诚可贵，发扬民主价更高;官轰不及百姓批，逼出歪风邪气抛。

一剪梅：

剑兵师兄：你用“管教管教”这样的词汇，一剪梅不太赞同。学术交流，最好能互补有无。桃李兄的论证虽然粗略（或许在博客世界，就适宜于表达一时的灵感，所以，我们每个人的论证在这里都未免粗略），但总是在想问题。所以，建议兄能心平气和地和桃李兄交流。和他们相比，我们毕竟是年长者。

附：法家梁剑兵兄的回应：

谢谢梅兄提醒！借用秦人俗话说“一见怂人就拢不住火”。其实，一般的人我还真不愿意搭理他。见这个家伙有点那么个沾边的意思，只是有一股子邪火烧的，给他泼点冷水泻泻斜火。呵呵

一剪梅：

本文的论证、反驳比较到位。观点可以不赞同，批驳手法较高明。但一剪梅依然建议：抛开个人“恩怨”，专致学术争鸣。文中提到的法学家从政，或许存在很多问题，但两件事可能说明他们从政对法治的益处：夏勇从政以来，严格限定了保密范围，极大地扩大了国民的“知情权”，尽管还很不够；张文显去年针对最高院的滥指挥，据理力争，迫使最高法院收回成命。这些，在目前国情下，或许是其他法院院长难以做到的。桃李兄，“常识”确实重要，并且极其重要，但问题是，谁的常识？潘恩的常识？黑格尔的常识？卡西尔的常识？加达默尔的常识……农民的常识？市民的常识？当局的常识？罪犯的常识……还是我们每个人“感知”的常识？我想，常识不被如此细致地分类，可能常识和“正义”之类，一般抽象。兄从事商业活动，对这些细微处可能思考会更多。一剪梅期待兄的深入研究！这里的“嘴仗”，罢了、罢了！

附：桃李江湖兄的回应：

    回一剪梅老师：原本我不想与具体的个人继续缠斗、争吵下去的，您的建议我是慎重对待了的，也大部分都接受了您的建议。但是，法家先生的一些让我感觉俗不可耐的粗鄙回应实在是太不高明，也太流俗，所以我才写了这篇小文予以回应。当然，我也已经把其加入了我的黑名单，是自我接触网络以来的第一人，原因还不在于他的回应内容，而是我觉得其回应的方式和手段太粗俗、太小儿科了。我多少还是一个“尚智”的人。所以，他只好入了我的黑名单了。

    关于“法学家从政”，我本质上是认可老师的评述的，但在这里我是在一种极端的语境里使用的，因为我一直认为“偏激”有时是一种强调的策略——我们别有所激，见解当然会另有所偏——就是这个意指。我同意您的说法，对于夏勇先生和张文显先生我是很敬重的，何况夏勇先生还是我的校友并且与王老师更是同门。所以，这里也可以间接看出这更多是一种表达策略。

关于“常识”问题，我以前的确做过一些思考，待有时间我会整理出来请老师指教。这里可以用一句话表述我对常识的认识——农民进城为什么要进行户口隔离，这就是常识。下一步，我会抽空相对学术化的予以阐述。

莫须有兄的留言：

你这公平的老人不能拉偏架. 你那师兄也该好好回回炉. 

一剪梅的回应：

   莫须有兄：和你交往有年，坦率地说，一剪梅欣赏一个人行为光明磊落。两人有气，有纠纷，按国人的常理，是劝架说和，被劝者听不听是一回事，自己能做到劝架说和是另一回事。像兄在这里这般意图明显，想继续激化矛盾的做法，实在非“君子”之所为。一剪梅是否拉偏架，想必桃李还知悉。还有，方才看到有人在桃李这里留言时谈到“西北”什么的，让我才知道，以前化名不断在我那里污言秽语的，原来是此公——一向文质彬彬的嘛，唉，怎么也喜欢搞这一套？真让人大跌眼镜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先生：

       值此两会召开之际，向温先生提出一些简单问题，请予回答：

      一个运动员可以做自己的裁判员吗？？？比如刘翔，他是否可以在参加110米栏比赛的时候，由他判定自己的比赛过程是否符合规则、比赛成绩是否有效？很明显，答案否定：他如果这样玩，没有人跟他一起玩；如果有人跟他玩，应是小孩子游戏，一笑置之可也。

      现在，温先生既是国务院总理，又是负有监督国务院职责的全国人大代表，这符合基本的政治规律吗？？？

      全国人大代表温家宝，对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政府工作报告，准备投同意票、反对票还是弃权票？？？     

       根据《宪法》的规定，所有的国务院组成部门、地方各级政府都是国务院的下级。而在现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很多人都是你的下级公务员，这些人敢监督你吗？？？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当下贪腐之风无法遏制，贪污数额动辄百万、千万甚至上亿，民心尽失，这跟各级行政官员担任人大代表自己监督自己有着极大的关联，甚至这就是最核心的原因，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贪腐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遏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60年来，行政官员、司法官员同时担任人大代表，自己监督自己，就是各种错误政策出台、民众遭受苦难的根源所在。这种违背基本政治规律的制度设计，已经沦为世界的笑柄，再不纠正，必将制造更大的错误和苦难。     

      鲁叔孙豹倡导的所谓“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孔颖达对《左传》上述条目的解释说：“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后人对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各有所解，不必细论。温先生自出任总理以来，仰望星空吟诗流泪，废农业税、建农民合作医疗、四万亿大手笔等等，有褒有贬，众说纷纭，或云大功大德，或云作秀卖骚。不过，上述官员兼任人大代表之丑恶弊端，世人皆知，如能除之，必为真大功德一件。

 台湾的吴敦义在出任行政院长之后即辞去立法委员之职，温先生是否也应该辞去全国人大代表职务？？？

当然，温先生在自己辞去全国人大代表职务的同时，如能推动《宪法》的修改，禁止一府两院工作人员担任人大代表职务，则功莫大焉，必将名垂青史，万古流芳！！！

   朽或不朽，一念之间；泰山鸿毛，一步之遥。以上问题，请温先生慎重考虑。                                         

                 浙江思源昆仑律师事务所律师 王成 

                    公民身份证号码 420602197511070058 

                    手机：13738113180 邮编：310013  

                      博客：http://tian.fu.ren.quan.blog.163.com/  

                      邮箱：wangyichenlawyer@yahoo.com.cn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天目山路376号龙都大厦705室                 

                                                                2010年3月6日

   （一剪梅按：东行侠影和桃李江湖二位，皆是我在网络世界认识的青年才俊。前者曾在京城见过几面，我们共为甘肃天水人。其通英文、德文，并初识拉丁文，对罗马法和古典中国法钻研颇深，倘能持之以恒，必为中西法律文化比较方面的学术翘楚！后者则“认识”不久，很为其才华、见解所激动，也为其真诚所感动。他来信，居然将其两个博客的密码都交给我，尽管交给我其中有因，但这种真诚，典型地体现了山东人的豪爽透明。山东作为一剪梅真正的第二故乡，为能在这里结识桃李兄而自豪。如下对话，是这两周评阅学生论文休息时的一些学术心得，专门整理后贴在这里，以为存念。）

一、与东行侠影兄对谈《国法大全》和《周礼》

东行侠影：

没有罗马帝国时期的法学家，哪里来的国法大全？……没有法国的法学家，哪里来的法国民法典？……没有中国的法学家，那里来的周礼、唐律、《六法全书》和今天的各种法典？

呵呵，看来梁教授连《国法大全》的内容都没搞清楚；周礼都成了法律，估计中国法制史又要改写了。

一剪梅：

呵呵，侠影兄：弄清《国法大全》的内容，恐非一个人一生之功吧？况且即便它是查士丁尼在位期间和之后编订，但其内容，受诸法学家重大影响者似是公论吧？至于《周礼》从“治”的角度讲，说它是法，也可以理解。荀云：“治之经，礼与刑”嘛。当代法学家中主张礼属于法，或者“礼法”者，不乏其人吧？兄专研法史，或许更有发言权，一剪梅愿聆垂教！  

东行侠影：

呵呵，谢老师说得不无道理。

但是，只要肯坐冷板凳，要弄清《国法大全》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每次看欧美学者写的罗马法著作，那种历史功底让人叹服。至于国内，更多的只是期待。若论影响，《国法大全》确实深受法学家的影响，但罗马帝国历代皇帝的功绩不容抹杀。如果说没有法学家就没有国法大全，那么照样也可以说没有西罗马历代皇帝和拜占庭的优士丁尼，依旧没有《国法大全》。

《周礼》又名《周官》，依照现代历史学家的考证，先秦时期并无此书，其内容多为具有法家思想的儒家设计的一个理想国的蓝图。既是蓝图，岂能称其为“法”？现代的法史教科书在论及西周法律制度之时，多引此书，殊不知，未经确证的东西岂能当作历史事实。

一剪梅：

诚然，没有当局的行政作为，再伟大的法学家，只能留下一堆书本。《国法大全》的成功是如此，商鞅变法的成功也是如此……这里存在着一个值得关注的悖论：学术见解要登上庙堂，总需要依赖某种权力（除非当政者本身是学术家，但这又相当罕见），但任何学术见解又和权力之间总是存在种种张力的。

《周礼》作为一部作品何时产生的争论，和“礼”作为人们行为规范、甚至“政制”规范，当是两码事。还有，尽管在史学学术上，强调“信史”是至关重要的，但在诠释学上，所谓“信史”，不过是作者自己阐释的信史。不知这样理解可否？很遗憾，我们俩不能经常执手对谈！

东行侠影：

谢老师说得没错，“历史不是一个文本，可除了文本，历史无法企及”。看待过去，我们始终戴着一副有色眼镜，只是色彩的深重不同罢了。

 很想留在京城，跟随谢师左右，朝夕闻道，一起畅谈学术，只是福缘浅薄，难以遂愿。若能去北京，定去拜会！也希望谢老师有机会能来深大讲学。

 至于周礼，可能是我理解错误。我把周礼理解成了《周礼》，因为看到它与唐律、《六法全书》并列。如果是一般意义上的周礼，说它是法，我没任何异议。

二、和桃李江湖兄谈法理学的影响

桃李江湖：

回一剪梅老师：

老师，我赞同“每个人都适度谦逊些，或许才能有所得。”的见解，也深以为然。写这篇胡言乱语小文的初衷，可以说是源于近日的论战，源于“法理学是政治文明的第一推动力”这样让人惊赞的表述，源于如下的认知：我们生活中的每个人都要去思想，至于怎么去思想，这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情。我隐含的所有批判（如果可以被称之为批判的话），当然一定意味着接受所有博友对我的批判。至于破坏性和建设性之理解，我会抽时间再去仔细阅读您的推荐（《人类的破坏性分析》）。至于老师对我的“期许”（指写出一部法理学教材），那是学生万不能承当的。因为我不懂学术亦非“法学中人”，更不受所谓的学术规则的影响，但是学生愿意指出的是：作为一个所谓的法学的边缘人，确实有中国法学似乎存在着某种“阿克琉斯之踵”这样的强烈感受，这是这样书写的初衷。当然，老师也可以理解为我更阿Q，理解我有多么的不谦逊。其实，《易经》对此有一个精妙的解释：“谦，尊而光，卑而不可愈。君子之终也。”，而我对它的理解有所不同，我的理解是：“上帝第一，别人第二，你永远只是第三。”

一剪梅：

说“法理学是政治文明的第一推动力”，确实值得惊赞。看看商鞅及《商君书》是如何影响秦帝国的；看看儒、法是如何影响中华帝国的；看看亚里士多德是如何影响亚历山大、乃至罗马帝国的；看看《圣训》以及伊斯兰教法学家的解释是如何影响伊斯兰世界的；看看“塔姆德”和斐洛学派是如何影响犹太世界的；再看看孟德斯鸠、密尔、边沁、卢梭等是如何影响近、现代政治文明的；甚至还可以看看“法律治国论”、“权利本位论”、“法律文化论”、“本土资源论”等学说是如何深刻地影响当代中国的法制、民众的思维、甚至兄本人的见解的……人们可以在他们面前出言不逊，但必须拿出像样的活计来。我在如上帖子中只说“最有大志的做法，当是写一部超越它的出来。”目前兄的做法，属于我们私下通讯时我所说的“逞口舌之快”（我注意到兄已经把这一点公之于众，所以，我在这里也把这一节公开），而与“志”无所瓜葛了。我严厉批评新月的不冷静，自然，蒙你抬爱和信任，也会不太客气地表达我对你的文章的意见，请谅解。你如此崇信人博兄，但恕我直言，人博兄的豪爽你有，至于他的学问，还需要你认真学习。凭目前我了解的你的才华，假十年之功，兄会写出王人博“法治论”、“宪政的中国之道”以及“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这样比较优秀的作品来的。

桃李江湖：

自然是师生关系，这点毫无疑问，因为早些年真是读着谢老师、王老师、徐老师他们主编的那套《法理文库》过来的，之后才读了一些国外的著作。在此之前我是只读文学与“哲学”的，呵呵，记得印象最深的是罗素和卡西尔的作品，尤其是卡西尔的《人论》（甘阳翻译的）给了我巨大的影响。

柠檬的回复，是迄今为止我在雅典听到的最最舒服的一句话，谢谢，心情很愉快。呵呵

   一剪梅：

   二位（桃李和柠檬）愉快，一剪梅也很愉快！真正钟情于学问的人，有所为有所不为。可能他们在学术主张上都很冲，但在为人上一般较为谦和。在法律博客上被不少著名学者狠狠批评、甚至欲扫地出门的“酷吏”，却在我面前从来没“撒过野”，不但如此，还交往甚善。因为我比较理解他的为人和为学。但问题在于，在论战者之间并不熟悉、不了解时，文辞的尖酸刻薄，只能把双方推向“论敌”，而不是诤友。这正是我经常提醒新月、剑兵的地方。至于那些个根本就厌恶学术，还喜欢装腔作势、说三道四、指手画脚的人，就另当别论了。从事博客活动五年来，这类人我只见到过五、六位。对他们，我的基本态度要么是闭嘴，任他们恣意；要么是请出，不愿与之为伍。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