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法治社会需要公民的理性和有序的实际参与，这是构造公民社会的必经环节。本着“坐而论道何如起来行动”的参与精神，我在人民网E政广场提交了下列提案。现在征集联署人，希望支持在中国设立陪审团制度的朋友鼎力支持，联署提案，推动我国司法改革和司法独立与公正的实现，也推动我国法治社会的社会发展水平日益进步。

联署该提案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动动鼠标和键盘而已。但是对法治进步而言，就是添砖加瓦、就是集合众人之力，共同参与推动我国法治进步的历史过程！

敬请愿意参加联署的朋友请点击下面的链接：

http://ezheng.people.com.cn/proposalPostDetail.do?boardId=1&view=1&id=154164

非常感谢！

编号：E政案第6246号

案由（提案主题）：建议在我国实行陪审团制度

提案类别：时政类

主办（上报部门）：中央政法委员会

协办：最高人民法院，各省高级人民法院

提案人： 天平与剑 政治面貌：民建会员

内容：2009年，我国河南省开始实施人民陪审团制度，至今试点已经一年多，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达到了“案结事了”、让人民满意的试点目的。据《法制日报》报道：试点陪审团制度一年多以来……河南省通过人民陪审团制度审理刑事案件107起，无一起出现信访告状现象，实现了服判息诉、案结事了的目的。其中的科学原理在于：在由陪审团参审的案件中，无论法庭最终如何判决，因对判决不服而“缠讼”或者实施涉诉信访者的数量都会远低于非陪审团参审的案件。导致出现这一现象的主观原因是心理因素：败诉方基于“是非已有公论”的心理认同而难以产生上诉、信访的内在动机——因对法院与法官的不信任而上访；导致出现这一现象的客观原因是政治风险转移——在陪审团参审的案件中，法官或者法院有效地转移了案件裁断的政治风险，使败诉方难以找到明确的“攻击目标”。但是，假如法庭不加说明地拒绝陪审团意见，将会导致涉诉上访的增加。 在我国，实行陪审团制度至少有以下好处： ——陪审团是随机组建的，这使得陪审团成员“来不及受贿”，从而可以防止腐败和司法不公。 ——经过陪审团裁断的案件是当庭宣判的，这又使得职业法官“来不及受贿”。 ——陪审团成员的组成是开放的、回避的，这保证了当事人对陪审团成员的“无利害关系”信任。 ——陪审团的成员一般都是“法盲”，这就构成了“同侪认同”（基于同等的平民身份、“法盲”身份而导致的认同），这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当事人对法律本身的不信任。 更加重要的是，陪审团对案件的裁断是建立在良心和道德基础之上的“自由心证”的，这更增加了当事人出于内心自省、忏悔等心理动因认同陪审团裁断的可能性。 在由陪审团审理的案件中，陪审团成员对证据的判断是基于自身的良知和生活经验的，换一句话说，陪审团中的“法盲”对于证据的判定基础是“自由心证”，而职业法官则主要倾向于“法定证据”。在这里，所谓“自由”，是指陪审团成员在审查判断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时，依据“良心”和“理性”的启示，不受任何限制和束缚——这种“良心”和“理性”与当事人的“良心”和“理性”是同步的。所谓“心证”，即指陪审团成员通过对证据的审查判断所形成的内心信念。而这种“心证”达到深信不疑或排除任何合理怀疑的程度，便成为“确信”。这种由自由判断证据所形成的“内心确信”被认为是一种理性状态，是陪审团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综上，通过上述论证，我的结论是：首先，从外在方面看，陪审团组建的随机性、裁断的当场性促进了当事人对陪审团和法庭的信任；其次，从内在方面看，陪审团的自由心证或者“论心定罪”促进了当事人的内省与忏悔。总之，在上述两种心理效应下，陪审团参审促进了当事人的心理认同，这一心理认同将决定当事人对案件审理结果的“心服口服”，直接决定当事人选择作出放弃上诉、缠讼和“信访”的决定。但是，假如法院不是当庭采纳陪审团意见、也不当庭裁断，将会加大当事人的不信任，有可能导致更大的“心理不认同”，从而加大当事人上诉、缠讼乃至信访的可能性。 另外，陪审团是转移司法政治风险的最好方式 首先，任何当事人都可以将自己案件的一切挫折和损失都归罪于法官，却无法将这种责任施加到陪审团的全体成员头上的。其中最主要原因就是，陪审团是基于良心和道德对他的案件进行裁断的——在任何社会中，道德和良心都对人的内心有着强大的影响和说服的能力。一个罪犯可以铤而走险、甚至杀人越货，但是他或者她还是有自己内心的道德考量的（盗亦有道），因此，一些社会公认的道德、良心对任何人的内心的制约性让理亏的败诉当事人不但“心服口服”，而且无从对陪审团产生敌视与仇恨。 其次，就中外陪审团裁断的事实来看，在刑事案件中，往往多数陪审团成员出于“同情弱者”的心态，倾向于作出有利于被告的裁断；在民事案件中，往往也能作出对遭受经济损失的当事人有利的判断。因此，多数当事人出于对自己作出有利裁判的陪审团的感激之情不会产生不满情绪。即使是少数对案件结果不满的当事人，也会受到陪审团的这种同情心的影响，从而表示尊重或者理解陪审团的裁断结论，他们选择上诉、缠讼乃至信访的概率也很低。 最后，更加重要的是，陪审团是随机性组建的，其成员是临时产生的，一旦作出裁定，陪审团就自动解散，成员星散四走。即使当事人对陪审团的裁断有所不满，也失去了“政治攻击”的靶子和目标。当事人完全有可能针对真名实姓的法官进行上访并要求追究法官的责任，但是，当事人是完全无法对随机组建的“平民陪审团”进行上访、要求追究普通平民的法律责任的。 总之，由陪审团参加的诉讼，在一定的程度上促进了民主进步，满足了参审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愿望和诉求，其民主化的程度要高于“法庭之外的民主”。在整个审判过程中，陪审团对案件的法官的实质性裁断产生了直接影响，这种影响也扩展到了案件的当事人，尤其是败诉的原告，使得原被告双方基本上都能理解并接受法院的判决，基本上能实现“案结事了”的效果和作用。 因此，我建议在我国实行陪审团审判制度

建议：一、尽快由中央政法委组织最高人民法院召集河南省高级法院、法学专家学者进行论证，在年内制定《关于对重大疑难案件试点陪审团审判的若干指导意见》，对即将推广的陪审团试点制定初步的规范。 二、由最高人民法院主办，在河南省召开陪审团审判现场经验交流暨《关于对重大疑难案件试点陪审团审判的若干指导意见》研讨会，由各省级法院领导参加，集思广益，形成被各地法院接受的《关于对重大疑难案件试点陪审团审判的若干指导意见》。 三、从2011年元旦开始，正式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推广试点陪审团审判。 四、在修订刑事诉讼法时优先考虑陪审团制度的相关规定的制定。

各位同学：

首先祝贺你们跨入大学的校门，成为一名法学专业的本科新生。一周多来的新生军训是否让你们感受良多呢？当初对于大学的遥远而抽象的想象，比对于如今对大学生活的最初的近切的体验，你们又有怎样的新的体会呢？

无论你们是怀着怎样的心情进入这所学校、这个专业的，你们的大学生活都即将全面展开了。这意味着，你们将要在这个城市和这个大学经历四度的春秋轮换、砥砺洗礼，最后破茧成蝶，各自飞向新的事业和学业的领地。因此，这个坐落于大青山下的农大校园，对于你们而言，便是个挥洒青春、集结理想、孕育希望、准备飞翔的所在了。

我是你们的班主任老师，未来的四年，我们将作为一个新的集体共同度过。我是去年才从北京来到呼市，也是第一次当班主任，并没有什么管理和管制的经验，但请相信，我是真诚的。我真诚地希望我们的这个集体能够成为一个温馨的家庭、充实的学苑，以及战斗的团队。

和你们2009级的学长们一样，你们也是农大法学双语授课专业的同学，而我本人，则是去年新进的专责法学双语授课的老师。因此，未来的四年里，我既是你们的班主任老师，也是你们的专业老师。双语专业开设之初衷，在型构学生的国际视野，并在全球化的时代拥有与这个日渐开放的世界进行沟通的能力。因此，你们与非双语授课专业的学生在这样一个意义上来说是不同的。而这同时也意味着，你们要有更宏大的专业格局、更高远的学术理想、更开阔的认知视野以及更严苛的努力学习。如此，方才不负“双语授课专业”的称谓，也才有可能不让短短四年的大学生活留下太多的遗憾。

八年以前，我和现在的你们一样，在北京昌平的中国政法大学本科校区开始了属于我的大学生活。那时候的心情，一则以亢奋，一则以忐忑，一则以迷茫。法大的昌平校区坐落于燕山支脉的军都山下，因此校园里流传着这样的两句话：“四年四度军都春，一生一世法大人” （这个句式你们也可以套用一下，所谓“四年四度青山春，一生一世农大人”是也）。初进校园，对这样一句标语并没有太多的感触，虽然它对仗得很工整。那个时候，大家对即将开始的大学生活，是充满真诚的期待的，就像你们现在一样。然而我的大学毕竟已成往事，此刻，我已经从一个城市来到了另一个城市，从一个校园进入了另一个校园，场景转换之间，身份也从学生变成了老师。良多感怀，不待多言。

然而，作为班主任老师，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这个大学生活刚刚开始的时候去认真地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我的大学将如何度过？”！作为老师，我尊重你们每一个人的个性，因此我不会过分干涉你们的学业方向和进行路径的自我设计。这里，我仅从最一般的意义上提几点小小的希望，算是过来人的分享吧。

1，爱惜知识，敬畏学术；思考独立，盲从是忌。

2，作息规律，调适合理；专心学习，业荒于嬉

3，仰望星空，脚踏实地；理想明晰，守一不移。

4，健全身心，动静自律；惟善是从，远离暴力。

5，尊重规则，淡泊名利；平和友善，宽容异己。

6，爱与奉献，责任牢记；止于至善，良心真理。

这样的六句话，当然是提纲挈领甚至语焉不详的。因此，我同时还带了学友的两份文字，或者说两份关于大学生活的视角独特的陈述（许志永：《法理学第一课》，张抒涵《我在法大的信仰之路》），印发给你们，希望能对你们释解之于大学新生活的困惑有所助益。

我是80后，你们是90后，代沟很可能是存在的，沟通却必须是真诚的。大学里的班主任老师，不是操心你们日常一切生活的全职家长，而更像是一个提灯引路的行者，带领你们穿越大学生活的重重迷雾、浅滩险阻，直至你们这一段学业航程完结，登上新的彼岸。我尤其希望你们能够把我当成知心的朋友，无论是学习、生活甚至是情感上的任何的纠结与困惑、欢欣与幸福，我们都可以一起来分担分享。

未来四年，风雨兼程的路上，让我们携手同行，并且，一路走好！

你们的班主任：刘显刚老师

2010-09-01

青春时期那源源不绝的倾诉欲也跟荷尔蒙之类的物质一样，总有一天会以一种方式消亡。对文字的感觉处于休克状态，睡地深沉，也不忍再唤醒了。

走过了一段高地，然后回头看的时候，看到那些曾经和自己一样吃力攀爬的人，不免暗暗发笑，谁人不曾为青涩的无知挣扎？然后又开始自嘲，我们既会忍不住的鄙视过去的自己，又终将有一天可能成为自己曾经鄙视过的那类人，这也许就是人生的荒诞与可爱之处吧。

给朋友写下新开学所谓的鼓励和叮咛的话：“一个富有智识的厚重男人不仅要会表达，更重要的是会沉淀，不是让心绪浮于其表，而是让气度沉于丹田，如此前路会走地更加开阔稳健。”

我想这些话更大的价值是用以自勉的。于千万年之中，你不是科学家，不是法学家，不是音乐家，不是画家，不是作家，而是一个女人家！然后不得不说，这一年的硕鼠生活让太多属于女人家的感性细胞太过自由的释放，甚至是毫无节制地纵情肆虐，以至于有点沉溺于春花秋月的香薰火绕中，觉得人生可以就此停驻了，幸福的归路可以拐点了，然后忘乎自我地迟延一些之于理想的东西。

哦，这一年，我试图多么努力地过有理想的生活，可是生活的理想在物欲感官的挣扎与沦陷中被一点点戒掉。看看走过的路吧，那些行走的足迹，九溪烟树、六合塔、夜西湖、宋城、千岛湖、西塘、苏州、上海，还有那些溪海江河里的水、游船啊，高脚杯里的红酒。我知道，这一年，我喜欢上了密林绿荫中慢节奏的散步，我喜欢上了知心友人的欢愉相聊，我喜欢上了九溪农贸市场的清晨，那种浓郁的烟火人家的味道。我喜欢用美妙的早餐来唤醒心的味觉。我喜欢空无一人的草场上看着月亮挂上树梢，见证天边最美丽的晚霞，我可以如此富有的放眼占据整片天空。

什么事都有那第一次的用心，然后其情可耐？如他所言，重负了就自然烦了。和那些香港学生的相处可以说是一种意识状态的转折，我想认真地做好一件事。就如在上海某夜的出租车里他对我语重心长的话：“你的可塑性很强，关键是要认真和付出。”同样感谢那一场折心挠肝的翻译，一万多字的纠结，让我开始相信凡事如果可以坚持的话，总有顺产的时刻。也感谢MR HU给了我很多鼓励和安慰，我不想再辜负。

虽然这一年，有点不学无术的饥荒菜状，不曾写好一篇论文，没有任何可喜的飞跃，但毕竟我也曾干过几件事，总有几件是值得嘉赏和快慰的。对于林SIR，我有千分千亿的悔疚与无颜相对，但过往不可罚，不希求原谅，自己的人生只有自己能负责。我能从昨日的轻狂和虚无缥缈中走出来的不是吗？你会看到我下一个出发的状态，你会为明天的我骄傲的。

看到8月的南方末专版的《2010中国梦致敬盛典》，我有一个中国梦？一群追梦说梦人在歌舞升平里以“文化符号、政经地标”般的凝结神态出现在颁奖的戏台上，这是一出妙语连珠的好戏，各种气派之下的话语又丈量了一回历史文明的标尺。但愿，无论是哪一天，依然可以有很多很多的人坚定地说：“我有一个中国梦”。而不是“我有一个美国梦”。你知道的，那些属于中国头脑精尖的女人家好多都嫁给了美国人。像韩寒这样驻守“中国公民”良心的男人需要多努力守住那些剽悍可爱的虎妞呢？于是，想起了可怜遭殴的方舟子，这个被称为堂吉诃德的人物，不知道有没有人要悬赏多少钱买他的脑袋，估计这价位该不低，而且他的脑袋在中国这种和谐朦胧的背景下该被抬的更高才是！

香港的人质事件总是敲打着我那些“被害人”的种种意念，那些潜藏在内心的一种良知的自觉总会幡然悔悟，我该倾尽所能的发挥我可以释放的能量，我该做一些跟社会责任感相关的大我的事情。

女人家其实是最不可小看的，她的伸缩度与柔韧性很好，刚硬的时候可以坚强冷绝的锐不可挡，温婉的时候又可以柔情纤细润滑如油。所以就该用好这女人家的头脑。所有的智慧从头开始，从行动中转化成财富与社会安定的力量。作为女人家，你还担当着这个社会疗心工程建设的巨任。其实，诚如母系社会，你本是一个美好世界的作曲家和演奏家。你不仅创造，还在改造。

新开学了，山上盛开了一朵朵娇艳欲滴的花姑娘，嫉妒年轻美貌是我们永远的本能，只是我们也会喜迎自己所渴慕的温厚敛静，不再喜怒形于色，学会稀释情绪，学会转化，学会平衡，这样的必修一课为时不晚吧。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要遇见的人，这也许是一种爱情的遇见。于千万年之中你是一个女人家，你是一个平凡相忘于江湖而终将湮灭归于尘埃的女人家。

可你一定要记得，你曾经背着青春的行囊，带着一个女人家的梦想，在最好的时光里，尽心竭力地浪迹天涯！

    据媒体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25日分组审议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审议中的修正案将目前刑法中可判死刑的68个罪名减少13个，保留55个。

    减少死刑并逐步废除死刑是世界进步的潮流，我是个直接废除死刑者，对此我举双手赞成，但是我不主张在不修改刑罚体系的前提下大幅度减少死刑罪名。理由很简单：中国现行刑罚体系的威慑力主要是靠死刑支撑的，68个死刑罪名在全世界的刑法中都是少见的。如果不改变刑罚体系而大幅度削减死刑罪名乃至废除死刑，将抽掉现行刑罚体系威慑力的根基，从根本上削弱刑罚体系的威慑力。一个刑罚体系“阻却犯罪能力”不足将产生严重的社会后果。　

　　具体说来就是，我国刑罚中的自由刑刑期过短，与死刑之间的阶梯“太陡”，死刑一除则刑罚体系阻却犯罪的能力明显不足。之所以有此弊端，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国的数罪并罚制度。我国目前的数罪并罚制度是刑法第69条、70条、71条规定的，它的原则是“数罪并罚”，而不是“一罪一罚”。刑法第69条规定，“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这种刑罚制度存在的根本问题是，如果所犯数罪中有一罪足以判处无期徒刑以上的刑罚，则事实上法律对其他的数罪并没有处罚；如果一个罪犯犯了若干个足以判处1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则事实上“他罪”最多所受的惩罚是5年（20年减去15年）。如果采取一罪一罚的制度，情况就不同了。就可以对一个罪犯因多种罪而处以很长的自由刑。人们常见英美等国判处一个人有期徒刑超过一百年，就是这个原因。它使每一个恶行都受到处罚。在假释、赦免或者减刑的时候，也不至于出现“一减就出狱了”这种情况。

　　另一个问题是刑罚执行中的：无期徒刑的虚化。中国的无期徒刑其实都不是“无期”的，它迟早都要“有期化”，并且实际执行的刑期过短。

　　上述两个问题造成死刑的替代刑罚过轻，从而严重削弱刑罚体系阻却犯罪的能力。所以，我主张，在减少死刑罪名的同时，当对现行刑罚体系进行改造，具体的建议如下：

　　第一，变“数罪并罚”为“一罪一罚”；

　　第二，适当延长单罪的有期徒刑刑期，25年至30年是一个适当的选择。

　　第三，在保留现存可以减刑的无期徒刑的同时，建立一种不得减刑的无期徒刑，或者设立特别严格的减刑条件的无期徒刑，也可以在判决中规定“最低的执行年限”，这个年限是日后所不能变更的。以此特别的无期徒刑作为死刑的替代性刑罚。

　　不过，考虑到此次废除的死刑罪名都是不常用的，对刑罚体系的威慑力影响不大，我还是赞同本次的刑法修正案，建议在下次大幅度减少死刑之前或者同时，调整刑罚体系。

今夜花开

(2010-08-28 18:00:39)

  文/黛飞

一个即将死亡的年轻人对一个弥留之际的老人说：“先生，倘若你还能听见我说话，请问你为什么生存了那么久？”

老人一句话也不说，可眼角却渗出泪水。不久，他的灵魂就坐在年轻人的身边，等待他。

一会年轻人忽然如获重负，灵魂一跃从床上跳起，他一眼看见老人，吃了一惊问：“先生，你在这干什么？”

“我在等你！”

“为什么？”

“我活了那么久不是为了看你这样快的和我见面！”

年轻人低下头说：“为什么我只做错一件事，就让我丢失了人格，并且命丧黄泉！”

老人说：“要修养被人尊敬的人格，需要一生的时间被信任！可人格的破产只需做错一件事！”

年轻人泪如泉涌，他试想活着时如果能宽以待人，那么他厄运的时候一定能得到援助。

老人又语重心长的说：“其实我们最不了解的是自己，敌人对我们的评价更真实！”

“原来活着意味着更多的复杂和艰辛！”年轻人叹了口气，离开了，在另一个灵魂世界他依然无法承受现实。

其实生命本身并不艰辛，艰辛的是自我的不满和无法填平的欲望。

注：作者声明，为保障作者版权，谢绝转载！纸媒应用请留言，邮箱bxff88@qq.com

今天发现河南政府出来发了个新闻，宣布撤销河南航空有限公司(河南航空)企业名称登记。

“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法制处处长翟小铁说，依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发布的《企业名称登记管理实施办法》，已经登记注册的企业名称，在使用中对公众造成欺骗或误解的，或者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应当认定为不适宜的企业名称予以纠正。据此，该局依法作出决定，撤销鲲鹏航空有限公司将企业名称变更为河南航空有限公司的登记行为，恢复其原有企业名称，即鲲鹏航空有限公司。”

查了一下依据，《企业名称登记管理实施办法》的第四十一条是：“已经登记注册的企业名称，在使用中对公众造成欺骗或者误解的，或者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应当认定为不适宜的企业名称予以纠正。”跟引用的一模一样，但是仍然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条文中写的是“予以纠正”，但是河南的结论是撤销登记。这两个概念是否相同呢？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对责令更名有关后续处罚问题的答复》中指出：“依据《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第五条的规定，上级登记主管机关有权纠正下级登记主管机关已登记注册的不适宜的企业名称，由于企业拒不办理名称变更登记，致使纠正决定执行受阻的，该企业的登记主管机关应按《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第二十八条进行处理。”

这么说来，如果是不适宜名称，程序上是应当先要求企业自行办理变更登记，如果拒不办理，那么登记主管机关则按照《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第二十八条进行处理。

再来看看《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第二十八条，二十八条有两款，第一款是：“对登记主管机关根据本规定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当事人可以在收到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登记主管机关申请复议。上级登记主管机关应当在收到复议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做出复议决定。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说明企业在被工商部门认为名称不适宜以后，是可以行政复议或者起诉的。而第二款则是：“逾期不申请复议，或者复议后拒不执行复议决定，又不起诉的，登记主管机关可以强制更改企业名称，扣缴企业营业执照，按照规定程序通知其开户银行划拨罚没款。”说明至少要等到期限已过，企业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起诉，工商部门才能强制更改名称。

这样来说，河南的行为向前大跃进两步，直接强行变更了企业的名称。于法无据。

另外，什么叫做“名称不适宜”呢？ 上文已引的《企业名称登记管理实施办法》的第四十一条规定，“在使用中对公众造成欺骗或者误解的”或者“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这两种情况认为不适宜。那么河南航空属于哪一种情况呢？后一种应该不属于，那么是不是前一种呢？

河南航空有限公司的名称由三部分组成，“河南”、“航空”和“有限公司”，看来后两个词都没什么不妥，大概是因为“河南”不妥吧。那为什么不妥呢？《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第十条规定：“企业有正当理由可以使用本地或者异地地名作字号，但不得使用县以上行政区划名称作字号。”《企业名称登记管理实施办法》第十四条规定：“行政区划不得用作字号，但县以上行政区划的地名具有其他含义的除外。”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其他含义”当年申请名称的时候通过了。可是的的确确工商部门也是批了的。而且全国到处都是“海南航空”、“四川航空”、“上海航空”、“深圳航空”、“天津航空”，这样来说的话，以地名为名称的航空公司，必定是有法律依据的。况且网上当年的一条消息，“河南省政府注资鲲鹏航空，更名为‘河南航空’”，原来这个牌子不是靠审批通过的，是送上门来的。早在当年，就应该签个协议，如果出了事故便立即改名，如果这样的话，倒是法律上说得过去，改名也顺理成章。可是当年笑容满脸的迎进来，现在却心急火燎的撇清关系，一如既往的战战兢兢鬼鬼祟祟，莫非换个马甲就真不认识你了？

法律方法的法本体意义

   [按 从上世纪末开始，法律方法逐渐成为法学中的显学，这是法理学渐趋成熟的标志，它表明法学日益摆脱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成为独立的法学分支学科。前几年我就在想，法律方法与法本体存在某种关联，在成熟的法治社会，法律方法具有重要的法本体意义，这是法律迈向“自主的知识体系”的重要一步。不成熟的思考放在这里供批判。文章发在《甘肃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一、小引

近年来法学方法研究的兴起是中国法理学的一大亮点，[1]对中国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虽然前一时期有些学者对这一研究趋向颇有微词，但是大部分学者对此持肯定态度。我也写过一些小文对此予以申论。上世纪初，西方法理学发生了实践转向，概念法学、利益法学、自由法学的兴盛及其相互间的论争是这一转向的开端，世纪中下叶的德国拉伦兹、阿列克西等对方法论的研究、特别是对法律方法的研究将这一转向推向高潮。这一方法狂飙背后的原因当然是复杂的，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法律方法在西方的兴盛与西方人的法本体观存在关联。在西方法学中，历来存在一种我称之为“二阶意志”的法本体观，这一观念始于古希腊城邦国家。古希腊城邦国家成立的基础是共同的宗教，共同体的成立、统治者的产生、统治行为的正当性（当然包括对其他所有人行为正当性的评价标准）的基础均来自宗教。这就开创了一个传统：统治者治理城邦的目的是外在于统治者的利益与偏好的。尽管统治者作为有欲望的个体在统治行为中有他自己的目的和意志，但是他的统治行为却不能凭自己的意志，他的个人意志必须服从外在的规则，这一规则构成统治行为的“二阶意志”。这个二阶意志最初是宗教，当城邦发展起来以后，公民创造的规则也被赋予了“二阶意志”的属性。这个高于统治者个人意志的二阶意志就是法律。在后期法治的城邦国家，法律成为统治行为正当性的排他性理由。在这一传统中，规则的权威是与统治者的权威相分离的，规则与统治行为是分离的，它是判断统治行为正当性的标准。如果我们把统治行为看作一种方法，一种“受托管理”的方法，那么，法律就具有统治行为的“正当方法”的含义。柏拉图说，法律本身是一个方法：管理共同体的方法，它与园艺手册之于园艺管理一样。这里的“方法”正是在二阶意志的意义上说的，它不是统治者达到自身目的的方法，而是达到城邦目的的方法，是委托者约束“受托人”管理委托事务的方法。[2]

正因为实践中的法律具有二阶意志的属性，法律就成为社会可以改造并加以理性化的存在，它与统治行为构成一种“管理”意义上的互动：社会（主要是通过知识分子）可以对这一意志加以理性化，以此约束统治行为。既然作为规范的法律是约束统治者的“方法”，统治者当然无权随意使用这个“方法”，法律运作的方法就成为约束统治行为的“方法”（法律）的自然延伸，也即，法律方法是法律的延伸，成为法本体的一部分。

首先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法概念是广义的。判断何谓法律有两个不同的标准，一是立法标准，一是司法标准。立法标准是片面的，它的缺陷有两个。一是从法史的角度来看，它最多适合于现代法，而不适合于古代法。因为作为法生成的方式之一，立法只是晚近的事。在中国，如果从郑子产铸刑鼎开始，充其量也只有2500余年；即使在法律文明最早的两河流域，如果从苏美尔法典算起，也不过四千多年，而法律的历史起码已达数万年。[3]二是从法渊源的角度来看，制定法只是法渊源的一部分，在英美法系甚至不是最为重要的部分。因此，正确的识别法律的标准是司法的：实际上被法官适用的规范就是法律。[4]本文的法概念就是立足于司法的。

二、作为法律一部分的法律方法

 在西方法律传统中，法律与法学从来不是两分的。古希腊的自然法学思想其实是“实证法”与“理论法”合一这一社会现实的观念化与表现，古希腊的“法律”概念包含正义观念（法律理论）本身在内。至于古罗马，从一开始法律就与正义理论不可分离，[5]大名鼎鼎的《国法大全》的一部分——《学说汇纂》本身就是法理论。在中世纪，罗马法作为超越地域界线的普通法，它的效力源自理论而不是政治权威，它不是统治者的制定法，而是统治者被动接受的法。这一观念有利于人们从法律发展本身的角度来研究法律方法，因为既然理论本身是法律的一部分（当然不是全部），方法研究就不仅仅是理论本身的问题，而且是法律本体问题。

西方人将法律渊源分为主要渊源和次要渊源，次要渊源中的“权威理论”就包含法律方法。德国法学教授卜尔•恩吉施说：“法律与法学不是绝对两分的，”[6] 因为法学包含了法律方法，因而这一判断后面所表达的内容之一就是“法律与法律方法不是绝对两分的”。20世纪初的法国法学家就明确将法律方法作为法律的一部分，当时的法学家若斯兰认为，法律可分为成文法典及其实施或运用的方法，或所谓“法律警察” ( police juridique ) ，这种现象在凡已达到相当文明程度的国家里都是有的。[7]

法律中包含法律方法是法律作为实践理性的特质所决定的。作为实践理性的法律，离不开实践的方法，法律实践的方法与法本身是不可分离的。这一点即使在古代法律中也是很清楚的。中国古代正律中就有许多内容是具有规范法律实施行为的方法意义的。例如法律人熟知的《唐律疏议》，它的《疏议》部分是对《律》的解释，法律解释不可避免地含有技术性、方法性成分。久之，“律”和“疏议”成为统一的法律文本，即使按照严格的“立法标准”，“疏议”也已经成为法律。我国的《立法法》（2000）中所含的法律解释条文也具有方法的意义。例如，我国法律中原本没有关于解决法条冲突的条文，经过学者的努力，原本作为寻找法律的方法成为法律的一部分：法律位阶原则、特别法优先原则、新法优先原则，以及当这三个原则发生冲突的时候的解决方法。

现代西方法律中的方法内容更多。大凡重要的法律文本中都有类似“本法的解释”的内容以规范司法者如何解释法律。作为一般法律解释规则，更是内在地包含在法律之中，成为法律的一部分。例如，英国的法律解释规则中的语义规则、黄金规则和纠错规则已经成为英国法律的一部分。

“法律方法是法律的一部分”这一判断可以得到西方现代法学理论的佐证。现代西方法学三大流派的法概念中都包含了法律方法。社会法学派庞德的法律技术。庞德认为，法律这一概念有三种含义，律令、技术和理想。他所讲的法律技术指解释和适用法律规则、法律概念的方法和在权威性资料中寻找审理特殊案件的根据的方法。很显然，他的法律技术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法律方法，它是法律的一部分。规范法学派哈特的法概念中，法律由主要规则和次要规则组成，次要规则中包含承认规则、改变规则和审判规则。其中的审判规则就有法律方法的内容。自然法学派表面上看来似乎将法律本体与法律方法分开的，他们更重视法律本体的合理性，但是其实并非如此。自然法学派是将“应然的法律”本身作为法本体的一部分的，在这一理论中，法律方法是通过“应然法”这一途径进入法本体的——当“应然法”中包含了法律方法的内容的时候，方法事实上成为法律本体的一部分。

三、法律方法改变法本体

法律方法成为法本体的一部分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立法，二是通过司法。通过立法使法律方法成为法律的一部分很明显但却不常发生——因为立法毕竟不是常事，我国立法法（2000）第89条的规定是其适例；相对而言，通过司法使法律方法“法本体化”每天都发生，但却是常常被忽略了的事实。其具体途径主要有两个：

1、重要法律方法的变换，有时将迅速改变法律本身

这是指将什么性质的规范作为法律论证的权威依据这方面的方法。影响最大的可能要数中国的“以经决狱”或“经义决狱”或“春秋决狱”。“以经决狱”的实质是寻找规则的方法原则，是寻找法律论证最终依据的方法。在此之前，法官判决的方法是“法条主义”的，依据制定法断案。但是，以经决狱就不同了，它实际上赋予了儒家经典所确认的某些原则成为法律的一部分，在必要时甚至成为高于制定法的法律。从严格的法条主义方法向以经决狱的转变对于中国法律变革的意义，决不仅仅在于通常所讲的几条以经决狱原则成为法律的一部分，[8]其更大的变革在于法律精神的改变，它最终导致了中国法律的儒家化。“以经决狱”这一根本性的法律原则对法本体的意义起码在于：在法意识形态上，它将儒家经典作为“超级法”，儒家经典因而成为不断流向立法与司法的常青的法源；二是通过司法实践为中介，一些儒家伦理原则成为法律；第三，使儒家经典具备了影响司法的观念力量，对法律产生了“不经意”的、看不见的影响。当然，对这一影响的伦理评价是另外一个问题。

在古罗马，这样的例子可能更多。例如，因为罗马人求稳定，他们不轻易变法，即使需要在内容上改变法律时，他们也尽量不改变形式上的法律，而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为此，他们创造出了“法律拟制”这一方法。例如，当时意大利的土地是不允许买卖的，就如同我们今天的国有土地，这是“政治”问题。但是，土地不准买卖显然使土地大大贬值，影响土地价值的实现。于是智慧的罗马人想出了“拟诉弃权”这一新的方法，他们用假装打败了官司的办法来实行土地权属的转移。

二战后西方国家（首先是原纳粹国家）对“一般法律原则”的认同，同中国的以经决狱具有类似的意义。告密者案的判决不仅是对法律标准的考问：恶法是否是法，它同时是一个法律方法问题：到那里去寻找法律？依据法条主义方法，告密者无罪，但是依据自然法学的方法，法律原则被吸收成为法律的一部分，告密者有罪。这事实上就改变了法律本身。

这方面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可能就在我们生活的年代。到法典中去找法律，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1949年废除“六法全书”以后，这一方法被彻底颠覆，起码在改革开放之前，找法律首先到党的政策中去找。1957年反右的时候，有些人主张“法律”（国家法）的权威而不幸成为右派。在学界的努力下，1980年代中期以后，“政策”至上的法律方法失去了合法性，法官找法律首先到国家制定法中去寻找。进入21世纪以后，这一方法又在不经意中起了某种细微的变化。

2、通过法律解释，改变法律概念的内容，从而改变法律

法律离不开原则与概念，同样，原则与概念的内容决定了法律的内容。法律方法改变法律的一个途径是通过法律解释改变法律原则和法律概念，并以此改变法律。这在重传统的国家是常见的。在这方面，美国法院对宪法原则的解释具有示范意义。例如：布朗案的判决。布朗案的判决取决于解释方法的改变：从历史主义、形式主义到现实主义方法的转变。

布朗是个与世无争的黑人牧师，他八岁的小女儿深受教育上的歧视之害，因而他将当地的教育管理委员会告上法庭。联邦地区法院开庭审理，三法官采取折衷立场，他们一方面认为隔离对黑人孩子造成心理伤害，但同时又拒绝推翻“隔离但平等”的原则，强调当地的黑人与白人学校的教育质量相差无几。案子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1951年12月，联邦最高法院决定将5个同类的案子一并审理，还叫布朗案。1952年12月9日，联邦最高法院开庭审理布朗案，辩论进行了三天。9名大法官中主张取消与保留隔离制度的各四人，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大法官一个举棋不定。他建议推迟判决，进行第二次辩论，并建议对三个问题作好准备：（1）用历史证据证明，第14修正案的制定者是否明确禁止教育种族隔离？（2）用历史证据证明，国会的其它法律是否有过明确禁止教育种族隔离的内容？（3）如果缺少这些证据，能否说明为什么必须要由最高法院来推翻教育种族隔离制度？这实际是一条在历史解释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寻找新的解释方法来发展法律的思路。

最高法院接受了法兰克福特大法官的建议，1953年12月8日，联邦最高法院再次开庭审理。首席大法官沃伦主张废止种族隔离制度，他与其它法官协商。1954年4月，他说服了最后一名法官，取得了一致意见。1954年5月17日（星期一），联邦最高法院在判决中宣布推翻“隔离但平等”的原则。沃伦大法官指出，双方律师所引用的资料都不能说明问题，因为当时的公立学校还不成气候，议员们不会去讨论不存在的问题。而且重要的不是过去如何，而是宁可根据20世纪社会科学的观点来衡量。华伦大法官说：“随着时代的进步，我们绝对不能开倒车，倒退到1868年增补条文第十四条的时代去；也不能倒退到1896年布雷西对弗格森一案判决的时代去……我们必须从公立教育已经充分发展及其目前在全国人民生活中的重要性这个角度来考虑公立教育。只有这样，才能判定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是否剥夺了原告享有的法律保护的权利……时至今日，公共教育已经成为政府提供的最重要的一项服务，并转化为任何人应该平等享有的权利。”[9]这一法解释的新方法引入后，美国教育平等的法律规则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

这一新方法理论的拓荒者首当数美国的霍姆斯大法官。在上世纪初，霍姆斯大法官在他的《普通法》和《法律的道路》中对传统的法律方法——形式主义与历史主义进行了批判，确立了法律现实主义法律方法在美国司法中的权威。这一法律方法的改变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美国法律本身。美国法律中非现代因子的祛除在相当程度上要归功于法律现实主义方法的胜利。卡多佐继承了这一新的法律方法，在推进美国宪法进步方面功劳不小。在《司法过程的性质》中卡多佐断言，在宪法领域，比起一般的普通法案件，法官可以更为大胆地运用公共政策理由。在宪法领域，先例的拘束力要小一些。他的意思是，美国宪法一成不变，这就需要法官以新的眼光看待先例与当前情况的改变，务必使宪法解释服务于宪法条款的根本宗旨。到了联邦最高法院，他亮明这一观点。因此，按照自己基本的民主倾向，尊重立法机关处理经济与社会问题的权力，不会使他不安。但他也懂得，宪法条款保护个人不受政府权力滥用的威胁，他也认真斟酌每个案子，尤其是与手段——用于实现明显的目标——有关的时候。[10]

通过法律解释改变法律概念的例子有：美国著名的兰赛姆诉威斯康星电力公司案，法院将“电力”确定为“人类能够制造或者生产、控制、输送的一种能源——一种可消费的产品”；在德国的一个案件中，将“硫酸”界定为“武器”。在对这些概念的解释中，解释方法从严格法条主义的解释走向目的性解释。这些目的带着我们寻找不同的方法，以使法律或扩张—“装进不同的酒”，或加以收缩——将旧洒倒掉。因此，决定概念内容的其实是不同的法概念后面隐藏的不同的法律解释方法。

四、法律方法与法律意识形态的勾连

法律方法向法本体浸润的另一和途径是以法律意识形态为介质。或者说，重要的法律方法本身是法律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它以法律意识形态的方式通过立法与司法影响法的本体。什么是法律意识形态？佩策尼克认为，法律意识形态是法律生存方式的公认出发点，法律意识形态包括必须、应当、可以渊源，以及渊源规范。它还包括判定某一规则是否是有效法律标准、基本规范以及从法律的角度指明宪法应当予以遵守的先决条件的基本规范。此外，它还包括解释规范、建构规范和冲突规范。[11]

法律意识形态由多种要素组成。一部分明确地表述于制定法和其他法律渊源中，另一部分则模糊不清，但却可以从法官、法律专家和律师的司法实践中得出。这一部分可以作为一套公认的渊源规范和论证规范，在理性商谈的理想状态下每个律师都将认可。第三部分包括在理性商谈的理想状态下一些律师将会认可的基础规范、渊源规范和论证规范。第四部分包括在理性商谈的非理想状态下一些律师将会认可的基本规范、渊源规范和论证规范。法律意识形态不是一个融贯的体系，而是一个人们尽力使之井然有序的合乎规范的、认知的、内心确信的集合体。意识形态由各种彼此不融贯的子系统组成。什么属于法律意识形态取决于公众。运用阿尔尼奥的术语，佩策尼克认为，什么应当看成法律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取决于法律共同体所属成员的生活方式．法律意识形态是为将律师和外行的行为及被内在化的规范转化为一个融贯的整体而设计的理论框架。律师和外行表现的就像他们都已经接受这种法律意识形态。然而，对法律意识形态理论概念的认同，并不意味着认同每种法律问题仅有唯一正确的回答。[12]一些重要的法律方法具有法律方法和法律意识形态的双重属性，例如，前面所论及的我国的“以经决狱”原则，西方的正当程序原则。它们一方面作为法律意识形态对立法和司法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也作为查找法律、判断法律“合法性”的一般方法而存在，是一些特殊案件的判决的“终极性”论证基础。

法律意识形态与法律本身是难以完全两分的，它们在逻辑上存在交叉；在功能上相互影响的。一方面，法律意识形态在法律实践的影响下会发生变化，不是一个静态存在物；另一方面，法律意识形态也会影响法律本身，这是不用我绕舌的。

五、法律理论将法律方法法律化

在成熟的法律体系中，法律方法是通过法律理论研究规范化并加以发展的，因此，法律理论在法律方法法律化方面担当着重要角色。在当代的主要理论谱系中，都或明或暗的有将法律方法法律化的理论努力。主要的努力可以归纳如下：

1、黑克的利益平衡方法构成法律的一部分

菲力普•黑克（Philipp Heck，1858—1943）认为，法律方法论的核心问题是司法审判中的“法律获得问题”。黑克说，在出现法律漏洞时，普通法的方法是通过法律概念的结构来填补：从各个命令（黑克认为法律是命令——引者注）中抽象出普通要素，再组成概念，人们对这些概念进行定义，再利用他们作为新的命令来源去填补法律漏洞。黑克称此为“倒置法”。他认为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法的原因是利益，他试图创造一种“利益说”：通过对利益的权衡而形成新的命令。他认为，利益是每种文化的“欲望倾向”，所有法律命令皆产生于利益冲突，是利益的产物。“法律是所有法的共同体中物质的、国民的、宗教的和伦理的各种利益相互对立、谋求承认而斗争的成果。”[13]当出现法律漏洞的时候，法官应当考虑是那些利益出现了对立，然后他必须将利益的状态与法律规定的利益权衡标准进行比较，如果他在法律中发现了一个命令，这个命令来自一个与某个具体情况相对应的利益冲突的权衡，那么，他就要受到法律上利益评价的约束。很显然，利益平衡方法成为法律的一部分。

2、诠释学理论的贡献

诠释学hermeneutics一词出自希腊神话中上帝的信使Hermes，他专司传递上帝指令之职，并对上帝指令进行解释，并将它翻译成人间语言，以便人能够理解。这一古典意义的诠释学发展成方法论意义上的诠释学理论经过了数百年。在诠释学史中，神学解释学和法律解释学产生较旱.至今存在的法律解释学是以萨维尼的学说为基础的，与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的诠释学同属方法论。法律诠释学只是至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受本体论诠释学的影响首先在德国兴起。[14]诠释学的兴起具有重要的法律方法意义，这一特殊的法律方法将法律文本与法律方法融合成统一的法律。

在传统的主客两分的哲学观下，法律或是一种命令，或是一种规范体系，它是外在于人的认识，并且外在于司法实践的。这一法观念建立的基础是双重二元对立的认识论：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法律）的对立、法律本体与法律实践的对立。在这一观念下的法律本体与作为法律实施过程的方法是两分的。诠释学打破了这一传统，将文本与待决案件的事实连贯起来认识，将它作为一个整体，将判决做出的过程视为一个诠释学循环的过程。这就将法律方法融入了法本体。

德沃金利用诠释学理论重新理解法律实施过程，通过对疑难案件最佳判决的分析，德沃金一方面批驳了法官无所作为的“因袭主义”，另一方面也批判了将法官作为不受原则束缚的、“最光明的未来的独立缔造者”的实用主义观点，提出了第三种法律概念——阐释性法律概念：“作为整体的法律是把法律理论与实际判决结合起来”的概念，他同时提倡对法律作整体性阐释。[15]通过整体性诠释，法官决定是不是、如何适用法律原则，因此，正是整体性诠释决定了原则在具体案件中是否具有“法性”。

3、拉伦兹：通过法律体系来吸纳法律方法

拉伦兹的法律方法论是人类追求正义的努力从立法领域扩展到司法领域的代表。在这个意义上，拉伦兹研究的法律方法本身就具有法本体的意义。拉伦兹法学中的体系其实就是“学术化的法律体系”，或“法学中的”法律体系。拉伦兹将法学的体系分为外部体系和内部体系。外部体系或称抽象概念式的体系，抽象概念是外部体系的基石。法体系的构成是法学家通过抽象形成基本概念，再将形成的基本概念通过“法律上的构想”而形成，外部体系的“基本构件”是法律规则，[16]外部体系的实质是法律原则的体系。法律原则必须被具体化。最高层的法律原则不区分构成要件，只是“一般法律思想”，例如，法治国原则、社会国原则、人性尊严原则、自主决定原则、个人负责原则等等。建构法律效果的第一层次的原则是相同案件的相同处理原则、信赖原则。这些原则还须进一步具体化，才能成为规则。这个任务由立法者或法官来完成。[17]内部体系的中心基准在于“‘开放的原则’以及原则中显现的评价基础。”[18]内部体系的形成必须以一种“交互澄清”的程序来达成。拉伦兹认为，法律原则虽然具有“主导性法律思想”的特质，但是不能直接用来裁判个案，它要依靠“法律或者司法裁判的具体化才能获得裁判基准；然而也有一些原则已经凝聚成可以直接适用的规则，其不仅是法律理由，毋宁已经是法律本身，”他称这些原则为“法条形式的原则”。[19]这类原则有：最轻微的手段原则、尽可能最少限制的原则。可见他的相当一部分法律原则是通过法律方法而成为法律的一部分的，而“内部体系”的核心则是法律方法。

4、考夫曼的类推与法律方法的本体化

考夫曼的法哲学是拉德布鲁赫法学的承继者，但考夫曼认为拉德布鲁赫法学的一个弱点是没有展开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他的法理学其实是从方法开始的。上世纪中叶，西方法学最明显的趋势就是“司法转向”，学者们通过不同的路径将研究聚焦于司法。在大陆法系，开始于黑克的利益法学将以往在大陆上占强势的法律的利益分析从立法领域推向司法领域，研究司法中的利益衡量问题。考夫曼则从大陆法系同样非常具有强势的“事物的本质”的概念来研究司法。[20]“事物的本质”本身是一个自然法的概念，“本质”与“自然”在英语中都是Nature。自然法其实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从自然之“非人为性”而生的自然法，在古希腊，这就是“习惯自然法”；一种是“事物之本质”的自然法，这就是将法与“事物的本质”起来的思想，符合“事物本质”的法律就是自然法。如果说“事物本质”视角的法学本来是属于法律本体研究的，考夫曼则应用诠释学的方法将它延伸到司法。这在考夫曼教授的早期著作《类推与事物本质——兼论类型理论》（1965）中说得非常清楚。他在这一重要的方法论著作的第一版序言中说，“‘事物本质’的难题指出了一连串的面向，其中有两个面向最为重要：一个系较为法律伦理学的——法律哲学的面向，另一个系较为法律理论的——方法论的面向。”他认为传统的研究倾向于第一个面向，而他的研究侧重方法论的研究。

考夫曼的方法论始于“说明的自然科学”与“理解的人文科学”的两分。他认为，自然科学的认识方法是主客两分的，但是这种两分的方法不适合理解的人文科学，因为“理解者并不处于诠释状态之外，而是包含于其中作为共同形成之因素。”[21]由此出发，“法律适用与法律发现不可理解为一种由当为纯粹进行演绎的推论，也不可理解为由存在纯粹进行的归纳，而是一种混合着演绎与归纳的过程”，他称此为“类推”。这一类推过程是一种在事实中对规范的再认识、在规范中对事实的再认识的过程。在规范与事实之间的“调和者就是‘法律理由’”。[22]选择什么样的“法律理由”主要取决于两方面因素：法观念和法律方法。通过这一论证过程，考夫曼将法律方法纳入到法概念当中。

六、结论

综上所述，法律方法是法律本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合理、公正的法律方法可以提高法律的合理性与公正性；同时，由于法律方法主要是在操作层面上存在的，发达的法律方法不仅可以提高法律的公正性与安定性，而且能够促进普适性公正与个案公正的统一；由于法律方法本身所具有的中立性，发达的法律方法有助于提高法律的权威和公民对法律的认同。

虽然法律方法在任何法律文化中都是法本体不可或缺的内容，但是法律方法在不同的法律文化中的分量与地位是不同的。一般来说，法本体中方法性成分的增加是法律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人治社会通常很少追求法律方法，因为法律方法会被统治者认为是束缚手脚的累赘；而在法治社会中，法律方法成为人民限制权力、特别是约束司法权的利器。方法可以在实践中不知不觉中形成，也可以通过专门的研究来发展。作为规范的法律方法，则更多是法学研究者的创造。

如果一般来说法律方法是重要的话，那么，对于当代中国，法律方法的进步就显得更加重要，个中的理由似乎不用多说。需要说明的是，法律方法的法本体意义主要体现在疑难案件的审判和宪法案件、特别是违宪审查案件的审判中：因为这三类案件通常表现为规则的不明或缺失，此时，法律方法对于规则的选择与创造就显得至关重要。我国现在没有宪法诉讼，也没有违宪审查，但是我相信建立这两种制度只是时间问题——如果我们坚持建设法治国家的话。我国时下疑难案件的审判几乎停留在“权力干预”的层面，这是审判“脱法”的乱象之一。因此，无论是为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及为宪法诉讼的开展未雨绸缪，还是为求得疑难案件中的公正，都应当加强法律方法的研究，并对法律方法给予必要的尊重。

《甘肃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迷茫

(2010-08-28 09:34:40)

 汉代时候王仁，娶了个老婆叫秦罗敷，是邯郸县的美女，一次罗敷在陌下采桑，太守看上了她，罗敷就作了《陌上桑》歌，拒绝了太守的挑逗和引诱，表白了自己对爱情的坚贞。

东汉人乐羊子，外出求学一年就回来了，老婆问他怎么呢，他说想老婆了，他老婆就将正在织的布剪了，吓得乐羊子捂了档就出去了，7年以后才回来，听说学业大进。

唐朝宣城令张路斯，他老婆姓石为“柔应夫人”，给他生了九个儿子，当时还被称为九龙。

晋朝吴猛的女儿彩鸾嫁给文箫，是个穷小子，吃饭都成问题，彩鸾就每天抄写一部韵书，卖了度日。

东汉时梁鸿，字伯鸾，有气节，博通书史，在上林苑牧猪，受当地人尊敬，娶同县孟光为妻，隐居灞陵山中，耕田织布为生。后出关过洛阳，看到当权者奢侈豪华，写《五噫歌》，汉章帝不高兴了，到处找他，他就改名换姓隐居在齐鲁之间，替人做长工舂米为生。他妻子孟光非常敬重他，吃饭时“举案齐眉”。

唐太宗时贾直言的父亲犯罪，皇帝赐毒酒给他喝，贾直言替他父亲把毒酒喝下，当场就死了，过些时候又活了过来，后来他和父亲一起都被流放到南海。出发前贾直言跟妻子诀别，觉得不应该连累妻子受苦，便对妻子董氏说：“生死不可期，我去你亟嫁”。董氏一言不发，那绳子挽了头发，再用头巾封住。

汉朝王章在太学读书做诸生时，一次生病了没有被子盖，用牛衣御寒，王章哭，他老婆喝住他。不让啼哭。后来王章当了京兆尹，想弹劾王凤，他妻子又劝他做人要知足，要记住牛衣对泣的时候，他不听，后来果然被王凤陷害而死。

战国齐人黔娄子，为著名隐士。其抱扑握素，安贫乐道，恬然自乐，德行高洁，口碑载道。卒而家无余衾，所余一衾，尺短难全身，盖首则露足，盖足则露首。曾子谏以斜衾而敛，妻颇不悦曰：“斜而有余，未若正而不足。”

陈定被楚王任为相，很高兴，对老婆说：今日为相，明日出则结驷连骑，食则肴馔满前。他老婆说：结驷连骑，所安不过立足之地，肴馔丰盛，所甘不过一腹之饱。今以立足之安，一腹之饱，而怀楚国之忧，恐先生不能保命。于是夫妻逃走了，去给人家灌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