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梦游到雅典的新月

     注明：如未特别说明此处”你“均指新月此人。阅读本文请参阅新月系列《常识能带我们走多远》《亲历雅典大革命》。

       如果中国真正发生了什么思想的或者暴力的革命之后，你把自己想象成丹东或许是合理的。当下中国除了仅仅一点自由民主的思潮刚刚象小嫩芽一样萌芽之外，既定的秩序既定的制度既定的思想一切在稳定运行，什么都没发生，大家本来就是在生活自己的山洞里，享受着自己肉体和精神的“快乐”。你在梦里变成了丹东，是不是在梦里中国发生了革命？是你自己活在一种虚幻的臆想梦游之中。人类的所谓革命总是在“矫枉过正”中展开，这是人类拥有理性和激情两面并时常碰撞的必然，“发生之后”才能后悔、反思、反省，这是人类和人类社会在“理性有限”下的必经进程。法国大革命之后的制度建设明显笼罩在激情之下，但革命带来的精神成果沉淀了下来。并为法国后来的制度建设提供基础。人类历史的螺旋发展，不是你一个梦就能把它做成跳跃式的直线的。

       不洞察“既定规则”之外的任何价值，是你的根本思想，享受“秩序”和洞内的一己之乐，并美其名曰是要大家“享受幸福”是你对你思想做出的美好比喻。大家说山洞内太暗，你就说做爱也不需要光，享受你们肉体的快乐吧，大家说洞内快没了空气，呼吸困难，你就说接吻吧两人用一张嘴一口气多美妙啊。洞外太危险，洞外是“尸横遍野妻离子散”，在洞内尽情接吻吧做爱吧。法国人冲出了洞外，我暂且承认之后是带来了所谓的“激情的杀戮和动荡”，但在罗、丹之后，在废墟上人们又用理性在“革命的精神成果”上创建了家园，这个家园是在洞外，有蓝天和河流，幕天席地，更加闪耀了人性的光辉。理性是有限的，但有限的理性也能发现在洞外盖所房子比住山洞好，你为什么不住山洞里呢？

      我反对暴力，我一直主张制度进化，但你确实是连任何法律和制度的进化都要否定。你摒弃任何价值，如一个冷血的动物一样，用你的嘴和尾巴来麻痹人们。如果说你对分析法学的偏爱是一种学术爱好，我很愿意和你展开讨论和学习。但此处你拿出法国大革命的丹东能说明什么？想说明什么？你是想来讨论中国的现状？思想还是政治的现状？你是想讨论中国的民主化？是觉得有些中国人在喊什么自由民主你必须要说点什么不同的这才是多元化？你是想说山洞真美真好让我们好好享受？中国人只是在清理山洞口的蛛网和藤蔓，清扫堵死洞口巨石缝隙中的瓦砾，想让进来山洞多一丝的光和空气，中国人还没有想走出山洞，你说早了，你说那么早干嘛呢？如果你说你梦见自己变成了战国时的刺客，杀身成仁，我可能还真想把你当英雄。但你说你梦见自己成了丹东，我只能问一句丹东是哪根葱他跟中国有嘛X关系（此处被绿坝过滤一字）？你想让大家都继续做爱享受人性，已经都在享受了，已经在做爱生更多的人了，中国很安静很和谐没革命你说丹东以及他的身后事谁能明白谁想明白关中国人屁事？不过可想的是那山洞迟早是要住不下的，中国人如果想真的走出山洞，你能阻止吗？不过你也不是真正关心中国人的事，住下住不下活了活不了，反正你不管，中国人在洞内打扫个卫生透个阳光漏点空气，你就拿个“多元化”牌大棒冲过来就是一棒子，人家不吭声，你倒来劲了连续多棒子，太急些了吧太狠些了吧。

       你不是在主张什么多元化，却故弄玄虚说反对什么专制化的一元的思维方式，说大家都没看出来，心里还乐说就知道这是一群SB。大家都没看出来吗？所谓的一元的思维方式确实在中国社会长期存在，但能不能从雅典的某些言论中，就引申出对这种一元的思维模式的批判？雅典上的和你辩论的言论是不是显示了一元思维模式的专制性？是不是就是一元化的思维模式本身呢？在知识交汇无比充沛的现代，多元化的思维方式，是一个现代理性公民最基本的素质。在雅典上，对你的观点，表示了一些“激情的反对”，就被你视为拥有了“一元的专制的思维方式”，并进而立即将之归为一个必须反对的派别，这就是你的思路。

        在和你的辩论中，某人坚持了某种观点，在和你的辩论关系中，他当然是一元化的。但此处你偷换了概念，你将这些人指称为“他们的思维模式是一元的垄断化的”，因此他们的所有言说和论点都是不可靠的，进而依此否定了他们在民主化问题上任何言论。中国民主化问题在你后来所谓“总结”中变成了论据，其实在你的“常识”一文中你根本的目的，是要以“多元化”为武器，来否定某些人关于中国民主化的言说和论点。那么如你所愿，退出和你的辩论关系，退回到一个更大的太极之内，退回到关于中国民主化问题的言说上，有基本理性的人们会清晰的发现，雅典上的那些言论恰恰是对中国一元化语境的突破，恰恰是中国土壤上的“破土之芽”，恰恰是中国当前历史阶段的“多元化”声音。

      更重要的是在中国民主化这个你立论的问题上，你从根本上忽略了这种“激情的反对”的声音的成长性，它在中国当前社会产生的根源，以及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而急迫要给其定性。这种因向往自由和民主制度而对你的观点产生的“激情的反对”，是当前中国社会人们对制度要发展改变的“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包含这一种对社会最基本的分配不公、正义不彰的愤怒，包含着一种在“一切不透明情况下”的强烈的质疑的感情。这种感性认识是自由、自尊、独立等理性认识发展的前奏，这种感性认识会随着阅历、思考和知识的积累，渐渐与理性认识结合，从而为中国市民社会的发展提供精神基础。

        如中国社会不透明的暗箱黑幕太多，而这又常常导致腐败和不公，因而制度把民众“弄”成一切都要质疑，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法院的判决没有法律权威性，法院笼在黑幕下，而又有那么多明显错误的判决，法院和判决已经失去了公信力，公信力懂吗？威权政治和司法不中立的公信力。这不怪民众脑袋一元又要垄断话语话，而是实在是没有，想要据理力争，争取那么一点点，却被一位叫新月的小哥，大声断喝，你们这些人伸着手是想要垄断吗？我的天啊，垄断？民众会在质疑中通过理性进行学习，如最近的29岁市长一事，人们质疑他有背景，在中国当前的制度语境下是如此合理，最后网友查出他没有背景，就透明了，很多人就能理性认识了，当然也有更多人开始深层次的质疑人事制度问题，而这难道不是关系腐败和民生的一个大问题吗？人们质疑有什么错吗？薄瓜瓜得到留英学生十大杰出青年，民众立即会想到他的背景，这怪民众思维一元吗？中国这种事不是太司空见惯太正常了吗？最后人们了解他之后透明了之后，知道了他的优秀，也会慢慢理性理解。不是中国人脑袋太较真太一元，想过制度对人的影响吗？想过这些从哪里来吗？看过一个嫩芽破土萌发时的状况吗？不过你这种人，看到之后，也会一声惊呼，啊我的天啊，这么大一棵树长在路中间，这不是碍事吗，赶快砍掉连根拔掉。

       你的根本是在美化一切既定制度和秩序，进而否定任何规则和制度的最低限度的改变和进化。研究法国文明史，法国革命史，多高级啊，都是法国造的，进口的，LV奢侈品啊。中国历史和现实研究好了吗？  如果没有就请继续研究你的法国，别来指点中国人好吗？我现在以这种口气和你“辩论”或者如你所说“围剿”你，让你很爽，因为我肯定被你冠以“一元化的专制的思维模式”，进而你又多了一个研究和证明国人多么愚昧的素材，不过站在其他人的角度上看，你是个受虐狂也说不定。你的“一元化”法宝简直就是杀手锏，“多元化”法宝又堪称万金油。凡和你“辩论”的、凡坚持点什么的都被你“一元”搞僵化，如还不噤声让你不爽，再搞个“派”啦“大革命”啦什么的一棒打个头晕。过来一群不明真相的看客，你说“你们都看到了，是他让我打的啊，没见过这么傻的”，“不过刚好有"多元化"牌印度神油，辩论必备杀人救命之良药，免费试用买一送十，看此晕倒之人抹上五秒钟见效，抢购从速”。真。。。真大仙也。

        要想指导中国人，多元化的思考，是必需的，但这种必需是建立在中国事实和中国需要基础之上的。任何的多元化如果想单纯停留在学术层面，可以天马行空，梦游发癫，但是“这种多元化的思维模式”一旦想来指导和影响社会实践就必须在基本社会事实的这样一个基础之上展开。否则的话，“多元”也只是借口，再“多”会让人混乱。百花齐放也是先要有土壤，百花自然是好，但是花园里那些杂草却不属于“多”的一份子是必须除掉的。但现在花农把草锄掉，斜刺里猛杀出一人，冲到草的尸体旁，傍地痛哭啊，“小花，小花，小花你死的好惨啊，你是多么名贵的一颗花啊，我跟你相依为命这么多年，就靠卖了你发财了，你们这些专制的残暴的低级趣味的为什么杀死小花你们为什么不让她自由的幸福的活在这个花的世界里你们太卑鄙太没人性了你们赔我价格我定”。呵呵何其象也。花农真想一锄扛他头上。

        在回复你“常识”一文的第一篇评论的第二句话我即如是说，关于中国民主化道路需要多元化的思考和实践。但现在从你此文我发现你根本不是什么“多元化”或者你的“多元化”就是“遵守”这个一元化，你就是挂羊头卖狗肉的二道贩子，浪费了我宝贵时间还为你辩解，赞赏你的纯学术。你说你重生了，你要来用你的“多元化”指导实践了，其实在我看来你是又一次死了，在梦里你梦见自己肋生“多元化”肉翅飞的又高又爽，其实你很傻但却不天真，你想飞只是想看着地下走的人们，可是你只是在梦游，再不醒你会掉悬崖的你没翅膀。不过传说梦游中的人，不能被叫醒，一被叫醒就会发作心肌梗塞。我可不敢叫醒你，可是有人看到那夹在你胳膊下的肉鸡翅，跑来赞赏你，说“多元化”肉翅啊，看起来很肥，应该能飞吧，这些人其实只是想吃个烤鸡翅膀解解馋，但愿他们拿的时候别吵醒你。我知道你反对“任何看向洞外甚至想向洞外一点光亮”的任何动作，因为你根本不认为洞外那叫“光明”，咱不谈什么叫光明，但跟你这种忽略洞内阳光、空间、空气明显不足这样一个基本现实的人，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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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创刊号内容由 刺桐红 筛选编辑，在此特别表示感谢！）

法哲学*

［美］肯尼斯·E. 希玛** 著  于庆生*** 译

法哲学以法律与法律制度的一般性哲学分析为主要内容。从范围上看，法哲学的题域既包括法律与法律制度之性质的抽象概念性问题，也包括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不同法律制度之证成的规范性问题。与政治哲学和应用伦理学中的相关主题相比较，法哲学主题往往是更为抽象的。例如，关于如何正确解释美国宪法的问题，政治哲学认为其属于民主理论，而法哲学则关注于法律解释的分析。同样，关于死刑的问题，探讨死刑是否在道德上被允许的是应用伦理学，而探讨刑罚制度是否能够被证成的则是法哲学。法哲学中的论题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分析法学（analytic jurisprudence）、规范法学（normative jurisprudence）和法律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ies of law）。

一、分析法学

传统上，分析法学的主要目标一直是为作为一种规范体系的法律，如何区别于其它规范——例如道德规范——体系，提供一种解释。正如约翰•奥斯丁（John Austin）所言，分析法学探究的是，“所有名副其实的法律之共同的本质或性质”。[1]因此，分析法学关注的是，为与任何可能领域的非法律相区别的法律之存在提供必要的和充分的条件。

虽然这一任务通常被解释为分析法律和法律制度之概念的尝试，但是关于法哲学中概念分析的价值和特性，确实存在着某些混淆。正如布莱恩•莱特（Brian Leiter）所指出的，法哲学是少数将概念分析作为其主要关注点的哲学学科之一；大多数其它的哲学领域已经转向了自然主义，并将科学的工具和方法包含在内。[2]为了澄清概念分析在法律中的作用，布莱恩•比克斯（Brian Bix）对概念主张所能服务的一些不同目的进行了区分：（1）追踪语言学的用法；（2）规定意义；（3）关于一类客体，解释什么是重要的或本质的；以及（4）为概念词建立一项评价标准（an evaluative test）。比克斯认为，法律中的概念分析主要关注（3）和（4）。[3]

无论如何富有争议，法律的概念分析在当代法律理论中都仍然是重要的。法律的概念理论可以被划分为两个主要的题项：那些坚称在法律和道德之间存在概念联系的，以及那些否认存在这种联系的。不过，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的观点往往被认为是第三种理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关于法律与道德之间是否存在概念联系的问题，他的立场是不太清楚的。

（一）自然法理论

所有的自然法理论形式都赞同叠合命题（the Overlap Thesis），该命题坚持，在法律与道德的概念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因此，根据这一观点，未能在一定程度上参考道德观念的话，法律的概念是无法充分阐明的。虽然看上去叠合命题似乎是清晰明确的，但是该命题却存在着多种不同的解释方式。

叠合命题的最强形式是以阿奎那（Aquinas）和布莱克斯通（Blackstone）的古典自然主义为基础的。布莱克斯通如此描述该命题，“这种与人类同在并由上帝亲自规定的自然法，理所当然地高于其它一切义务。它对整个世界都具有约束力，无论在哪个国家，什么时代：人类的法律若是与之抵触则归于无效；人法之所以有效，其所有的力量，所有的权威,不管是直接或者间接，都来自于这一源头”。[4]在这段话里，布莱克斯通阐明了构成古典自然主义理论核心的两项主张：（1）不存在与自然法相抵触的法律有效性标准；以及（2）所有有效的法律，其力量和权威都来自于自然法。关于这一观点，套用奥古斯丁（Augustine）的话说，不正义的法律根本不是法律。

与布莱克斯通的古典自然主义密切关联的，是约翰•菲尼斯（John Finnis）的新自然主义。菲尼斯认为，阿奎那和布莱克斯通的自然主义不应被理解为法律之存在条件的概念性阐述。按照菲尼斯的观点，古典自然主义者并不关注为法律有效性提供一种概念性阐述；毋宁说，他们关心的乃是解释法律的道德力量：“自然法原则解释了实在法的义务约束力（在‘义务”之最完全意义上），即使当那些法律难以从那些原则中推导出来时，亦是如此”。[5]按照菲尼斯的叠合命题观点，法律的主要功能便是为国家强制提供正当性。因此，一项不正义的法律可能在法律上是有效的，但不能为国家强制力的使用提供充足的正当性，因而不具有最完全意义上的义务性；因此，一项不正义的法律未能实现隐含在法律概念中的道德理想。按照这种观点，不正义的法律具有法律的约束力，但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法律。

朗•富勒（Lon Fuller）否认了法律的内容上存在着必要的道德限制的观念。按照富勒的观点，法律必然以由八项原则构成的程序道德为条件：（1）规则必须表现一般性条款；（2）规则必须被公开颁布；（3）规则在效力上必须可预期；（4）规则必须可以理解；（5）规则必须彼此相符；（6）规则不应要求当事人做出不可能做到的行为；（7）规则不应改变的如此频繁，以至于人们难以依赖；以及（8）规则必须以与其措辞相一致的方式来施行。

按照富勒的观点，未能在最低限度上满足这些合法性原则的规则体系，难以完成法律通过指导行为的规则之运用，实现社会秩序的根本目标。例如，一项未能满足（2）或（4）的规则体系，不能对行为进行指导，因为人们将无法确定规则要求的是什么。因此，富勒得出结论，鉴于它们能够构成法律的存在条件，这八项原则是“内在于”法律的：“这八个方向中任何一个的全面失败，都不仅仅会导致一种糟糕的法律制度；它所导致的是一种根本不能被恰当地称为法律制度的东西”（1964，第39页）。[6]

（二）法律实证主义

与所有自然主义形式相对的是法律实证主义，这大致是由三项理论命题构成的：社会事实命题（the Social Fact Thesis）、惯习命题（the Conventionality Thesis）和分离命题（the Separability Thesis）。社会事实命题［也称为谱系命题（the Pedigree Thesis）］坚持，法律有效性归根结蒂是某些类型的社会事实的功能，这是必然的真理。惯习命题强调法律的惯习性质，认为引起了法律有效性的社会事实凭借某种类型的社会惯习而获得了权威性。在最为一般的层面上，分离命题只是否认自然主义的叠合命题；根据分离命题，在法律与道德的概念之间并不存在任何概念上的叠合。

1．惯习命题。

根据惯习命题，法律有效性最终可以通过一种借助于社会惯习的权威性标准来加以解释，这乃是概念上的真理。因此，例如H.L.A. 哈特（H.L.A. Hart）认为，法律有效性的标准包含在承认规则当中，承认规则为法律的创立、变更和审判提出了规则。[7]按照哈特的观点，承认规则的权威性是凭借官员们将其标准作为其行为指导的惯习而获得的。虽然约瑟夫•拉兹（Joseph Raz）似乎并不赞同哈特关于包含着有效性标准的承认规则，但他也认为，有效性标准的权威性只有凭借官员当中的惯习才能获得。

2．社会事实命题。

社会事实命题坚称，法律有效性是某些社会事实的功能。约翰•奥斯丁从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那里借用了大量观点，他认为，法律制度的主要特色在于一个主权者的存在，该主权者习惯上受到社会中大多数人的服从，却不习惯服从于任何更具优势者。[8]按照奥斯丁的观点，一项规则R在社会S中有效（即是法律），当且仅当R是S中的主权者的命令，并以制裁的威胁为后盾。根据奥斯丁的观点，赋予有效性的相关社会事实，是由想要对不服从者施加制裁的主权者发布的。

哈特采用了不同的社会事实命题观念。哈特认为，奥斯丁的理论最多适用于一种规则：要求或禁止某种行为的初始规则（primary rules）。在哈特看来，奥斯丁忽视了赋予公民创建、修改和取消其他人的权利和义务之初始规则的存在。正如哈特所指出的，调整契约和遗嘱之订立的规则，并不能令人信服地描述为以制裁威胁为后盾的对自由的限制。

不过，最为重要的是，哈特认为奥斯丁忽视了二次元规则（secondary meta-rules）的存在，这种规则将初始规则自身作为它们的对象，并对完全成熟的法律体系与原始的法律体系进行了区分：

［第二性规则］与初始规则完全处于不同的层面上，它们是这些初始规则的规则；在这个意义上，初始规则涉及个体必须做或不做某行为，而第二性规则却是与初始规则本身相联系的。它们限定了初始规则获得决定性的确定、引入、取消、改变的方式，它们终局地决定了规则是否被违反。[9]

哈特区分了三种标志着从法律的原始形式向完全成熟的法律体系过渡的第二性规则的类型：（1）承认规则，它“确定某个或某些特征，如果一个规则具有这些或这个特征，人们就会终局性地把这些特征当作正面指示，确认此规则是该群体的规则，由社会施加的压力加以支持”；[10]（2）改变规则，它使得社会能够增加、移除和改变有效规则；以及（3）审判规则，它提供了一套判定有效的规则是否被违反的机制。因此，在哈特看来，每种有着完全成熟的法律体系的社会，都必然拥有一项承认规则，它阐明了包含着法律制定、修改和审判之规定的法律有效性的标准。用哈特的名言说，法律便是“初始规则和第二性规则之结合”。[11]

因此，按照哈特的社会事实命题观点，命题P在社会S中具有法律有效性，当且仅当它满足了包含在S内有约束力的承认规则中的有效性标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惯习命题意味着，承认规则在S中有约束力，当且仅当在官员中存在着将其视为官员行为之限定标准的社会惯习。因此，在哈特看来，“确定法律效力标准的承认规则、改变规则和审判规则必须是为该社会的官员所有效接受的指导官员行为的共同的公共标准”（哈特，1994，第113页）。[12]

3．分离命题。

构成法律实证主义之基础的最后一项命题是分离命题。按其最为一般的形式，分离命题坚持，法律与道德在概念上是有区别的。这一抽象的说法可以从许多角度进行解释。例如，克劳斯•福贝（Klaus Füber）将其解释为一种元层面的主张，即法律的定义必须完全独立于道德观念。[13]这一解释意味着，在界定相关的法律、法律有效性和法律体系的概念时，对于道德考量的任何参考都是与分离命题不相符的。

更为常见的是，分离命题被解释为仅仅是关于法律有效性存在的一种对象层面的主张。正如哈特所言，分离命题不过是“尽管实际上法律常常复制或满足道德的特定要求，但这决不是一个必然的真理这样一个简单的论点”。[14]就分离命题拒斥法律效力必然包含着道德约束这一对象层面解释来说，它意味法律效力不受道德约束的法律体系存在的可能性。

尽管所有的实证主义者都认同法律效力不受道德约束的法律体系存在的可能性，他们在受到道德约束的法律体系是否存在这个问题上却出现了分歧。按照包容性实证主义［（inclusive positivism），也称作结合主义（incorporationism）或柔性实证主义（soft positivism）］的观点，一项社会承认规则包含对法律内容的道德限制是可能的。著名的包容性实证主义者包括朱尔斯•科尔曼（Jules Coleman）和哈特，他们坚持，“承认规则可以将与道德原则或实在价值相符合的法律有效性标准纳入进来……例如美国宪法尊重宗教建立的第十六修正案，或限制投票权的第十九修正案”。[15]

与此相反，排他性实证主义［（exclusive positivism），也称为硬性实证主义（hard positivism）］否认法律体系能够纳入法律有效性的道德限制。类似拉兹（1979）这样的排他性实证主义者赞同渊源命题（the Source Thesis），根据这种命题，法律的存在和内容总是通过诉诸于其渊源，而不是诉诸于道德论断来确定。[16]按照这种观点，法律的渊源既包括其颁布的情势，也包括相关的解释性材料，例如可以建议利用的法院案例。

（三）罗纳德•德沃金的第三种理论

罗纳德•德沃金拒绝了实证主义的社会事实命题，其理由是，存在着某些不能根据社会事实来解释的法律标准的权威性。例如，在疑难案件中，法官往往援引道德原则，德沃金认为，这些道德原则的法律权威性并不能从包含在承认规则里的合法性社会标准中推导出来。[17]尽管如此，由于法官在相关之时必须考虑这些原则，所以它们必须被定性为法律。因此，德沃金得出结论，“如果我们把原则当作法律的话，我们必须拒绝实证主义者的第一个信条，即一个共同体的法律可以依靠某种根本尺度的测试而与其它社会标准相分离”。[18]

德沃金认为，裁决是且应当是解释性的：“法官通过解释共同体的政治结构来对疑难案件做出判决时，应当依照下面这种或许不无特殊的方式进行：基于这一结构的整体性，从最深刻的宪法规则与私法——比如侵权法或合同法的的细则中，尝试着寻找政治道德的原则之间的最佳证立”。[19]因此，存在着两项成功解释的要素。其一，只有当一个解释证立了该社会中的某种实践，这一解释才是成功的。这一解释必须在这种意义上符合这一社会的某种实践——它与现有的定义法律实践的材料相融贯。其二，由于某一解释为那些实践提供了一种道德上的证立，它必须尽可能满足最好的道德观点。因此，德沃金认为，法官应该努力大致以下列方式来解释案件：

有思想的法官可能会为他自己设定——例如——一种任何对材料的解释都需要达到的大致的“限度”，设定这样的限度可以令该当解释在符合社会实践这个层面上是“可接受”的。继而，假设对法律中某一部分内容的多个解释全部符合这个限度，那么在这多种假设之间进行的取舍，并非基于法官在这个层面上对这些解释进行更为深入地探究和更加精确地比较，而是选择一种在“实质上”更好的解释——也就是更好地促进法官所认为正确的政治理想。[20]

因此，在德沃金看来，一项有约束力的原则的法律权威性源自于这样一种贡献，这种贡献为被看成是一个整体的法律实践提供了最佳的道德证立。因此，当且仅当满足以下两个条件时，特定法律原则就为这种道德证立作出了最大的贡献：（1）这一原则与现存的法律材料相融贯；（2）这一原则要在满足原则（1）的条件下取得最大化道德上的吸引力。正确的法律原则就是那些可以实现最佳道德的。

在后来的著作中，德沃金拓展了他的“建构主义”观点的范围，不仅仅探讨法律判决，而且囊括了法律理论的整个领域。德沃金将对话性解释（conversational interpretation）从艺术／创造性解释（artistic/creative interpretation）中区分开来，并认为，解释社会实践的任务是更类似于艺术性解释的：

我们对解释最熟悉得情况是对话。我们对另一个人的声音或符号进行解释，以便判断他说了些什么。但是艺术性解释则是另一码事：文艺批评家解释诗歌、戏剧与图画，为的是捍卫他们关于这些作品涵义、主题和观点的解读。而我们研究社会实践的解释活动也是以类似于艺术性解释的这种形式进行的：这两种解释的旨趣都在于解释人们创造的某些独立于他们自身的实体，而非解释他们在对话中表达了什么。[21]

与司法解释相类似，艺术性解释也受制于解释的妥帖程度和论点证立的程度：“建构性解释是一项这样的活动，它把目的加之于一个对象或实践之上，为的是让这个对象和实践成为它将要归属的那个形式和类别中的可能的范例”（德沃金，1986，第52页）。[22]

在德沃金看来，法的一般理论的目的就是解释一系列相当复杂的社会实践，这些社会实践是“人们创造的某些独立于他们自身的实体”；正是基于这个理由，德沃金坚信建立一种法的一般理论的课题，乃是内在地建构性的：

法的一般理论必定是抽象的，因为它的目标是解释法律实践的主要目的及结构，而不是法律实践的某个特定部分或部门。法的一般理论除了具有抽象性之外，还必须是一种建构性的解释：它们应当最佳地展示作为整体的法律实践，在实际的法律实践和最佳的证立之间寻求平衡。做到这些的话，法学与法庭判决和法律实践的其它方面就不存在清晰和生硬的界限了。[23]

德沃金眼中的法学和判决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以致于法学沦落为判决理论的主要部分；正是如此，德沃金才做出了以下概括：“任何法官的意见，就其本身来说即是法哲学的一部分”。[24]

由是，德沃金不但拒绝了实证主义者的事实论，也同时拒绝了实证主义者关于法律理论的基本假设。哈特区分了两种对待法律实践的观点，一种是法律实践的“内在”观点，持这种观点的人将法律实践作为为行动提供的正当指示加以接受；而另一种是“外在”观点，持这种观点的观察者试图理解法律实践，但是他不把法律实践作为权威的、正当的行为指示。

哈特认为他的法律理论是描述性的。同时，就其提供了所有法律体系的共同特征这一点上又是一般的，而这恰好就是一种对所有法律体系的外在观点。正是如此，哈特承认他的这个课题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德沃金的‘法律理论’（或是他常用的‘法学’概念）的事业，因为德沃金的法律理论在某些方面是评价性、正当化的，而且是作为‘献给特定的法文化’的——这是理论家自身所处的，对德沃金来说就是英美法系的——一种理论”（哈特，1994，第240页）。[25]

这段评论表明，哈特坚信德沃金的理论对象同实证主义存在着根本的区别，作为分析法学的实证主义，它总是着力于概念分析。就这一点来说，德沃金也把他的工作看成是概念性的，只不过他与哈特对“概念性”的理解大相径庭：

我们全部——至少是全部的法律家——共享着法律和法律权利的概念，同时，我们为了这个概念的不同观念相互辩难。实证主义者捍卫着一种观念，而我试图捍卫另一种观念。我们互不认可法律权利是什么，很大程度上，就如同我们这些哲学家，为了正义为何而争吵不休一样。我倾心于我所熟识的特定法律体系，并不是为了表明实证主义对这个法律体系的解释有多蹩脚，我只是想说明实证主义提供了很蹩脚的“法律权利”的观念。[26]

哈特与德沃金之间的差别引起了很多法哲学家——最晚近的就是比克斯[27]